上幼儿园时我开始喜欢画画，纸上画不过瘾，就用蜡笔在客厅的白粉墙上涂鸦，踮脚站在凳子上，好像莫高窟里呕心沥血的画匠。爸军人出身，建议先揍我一顿，可妈说，让她画吧，客人可以在书房喝茶。
　　妈这么宽容并不是想把我培养成张大千或毕加索，她对我说：做你梦想的事，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只要不杀人放火卖国求荣，你快乐我也会快乐，而且，你要懂得为快乐付出代价。
　　最后这句话我是慢慢弄懂的。那次，巷子口新开家糖果铺，我天天跑去买薄荷糖吃，妈除了提醒我刷牙并不多说话。可几天后我要租小人书的钱，妈拒绝：钱已经给你了，你有支配的自由，但自由的限度是每天一毛，就这样。我知道妈一说“就这样”即意味着讨论结束。多说无益，权衡再三，我选择了精神食粮。
　　从小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进学校变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学生。有一阵，学校要求中午回家必须睡觉，还要家长写午睡条。但我天生觉少，躺在那里翻来覆去简直活受罪。跟妈商量用阅读代替午睡，她答应了：要是你能保证下午上课不瞌睡。啊，我现在还怀念那些美好的逃睡的夏天中午：窗帘如羞涩的睫毛低垂，电扇轻轻地吹，我躺在冰凉的席子上看唐诗、童话、外国游记、《本草纲目》，手边一碗冰糖绿豆汤。妈没说过开卷有益之类的话，但她不禁止我看任何课外书，对她来说，书就是书——也许可以用好不好看来区分，但没必要说是否跟学习有关。四年级我看《红楼梦》，妈远远瞄了一眼：“也许你现在还看不懂。”我闲闲翻一页：“懂——黛玉是个爱闹别扭的女孩，比我们班胡晴晴还小心眼，可她心里喜欢宝玉，宝玉也知道。”妈把最后一个饺子扔进锅里：“有道理。”
　　初中经常逃学，背了画夹去美丽湖写生，到图书馆翻旧杂志，或者干脆在家写诗。妈委婉提醒几次后放弃了说服的努力：“我不赞成你这样做，但我保留意見。我希望你有分寸感，而且，我不会替你向老师撒谎请假。”一定是“分寸感”三个字触动了我，我把逃学频率控制在每周两次，考试保持在十名之前。爸说以我的聪明应该考前三名，但妈说与考分相比，她更希望我有个宽松丰富的少年时代。“孔子说因材施教，”妈一边抹玻璃一边悄悄对爸说，“你得承认你女儿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妈以前当过老师，其实她常说的话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这是教育的前提，她说。
　　高中我开始有了点稿费，开始有男孩子到家里来找我——借书，还书，或者什么的。我买了一大堆美丽的画册，买了一个绿色的缎子蝴蝶结，配一条苔绿的丝绒芭蕾裙，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还有一次，我偷偷买了一支口红，妈妈看见没说话……我也就没用，后来她替我保存起来了。
　　十八岁进大学，先在经济系。当我和一大群女伴关起门听摇滚翻时装杂志时，妈会笑眯眯地敲门端来几碟自己做的绿草冰激凌，顶尖一粒樱桃。她从来没当众问过我的测验成绩。她笑着说：年轻真好。
　　那年我有了今生第一次约会，我告诉妈，他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可爱最英俊的男孩子（现在我已经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周末的夜晚，我兴高采烈地踩着舞步推开家门，看见爸正坐在客厅里开着电视打盹，我问他干嘛呢，他嘟哝说他喜欢那个侦探片。妈早就睡了。后来，男孩打电话来说对不起：他喜欢另外一个女孩——他只是把我看作一个小妹妹。我哭得枕头都漂了起来。爸摩拳擦掌，声称要去揍那个有眼无珠的小子。妈只是端来一碗汤：喝了就好啦！她微笑：相信吗？有一天你会连他长什么样儿都忘了。
　　大二那年我转系，转中文。当时经济专业热得像个走红大歌星，中文如式微的贵族小姐粗头乱服可怜巴巴。朋友劝我，喜欢写东西可以把它当业余爱好嘛，我说真喜欢就没法业余——就像真爱一个人，就不愿仅仅给他做情人一样。妈签字，我转了系。
　　毕业后，我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闲了自己画画插图，偶尔趁约稿外出旅游一番，薪水是当初经济系同学的三分之一。妈问我是否后悔——当时我正在比照同学刚买的一件对我而言太昂贵的晚装裙动手仿做。我想了想，低头画了一道粉线：不。
　　妈笑了：真是我的女儿。
　　这似乎是一种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