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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香港今天的繁荣，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聪明勤奋的香港人的自身努力。马逢国就是这样的香港人——深爱着香港这片热土，把个人的命运和香港紧密相联，把智慧和勤劳积极奉献出来，与香港共同发展。
马逢国属于优秀的香港人，体现在对香港的透彻了解、对香港繁荣责无旁贷的责任心，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贡献和不息的奋斗。同时，他对中华民族有着高度的认同，对“一国两制”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上升到为中华复兴而“有一份力，发一份光”的自发境界，跳动着一颗炙热的赤子之心。
香港交融的城市特色
作为一个存在，也许只有“东方之珠”才是对香港最准确的称谓，不管“东方的纽约”，还是“东方的好莱坞”，来形容香港都有失偏颇。你可以在香港看到比肩巴黎的时装，比好莱坞毫不逊色的电影；也能看到浓郁侠义精神的武侠小说，吃到比广州还地道的粤菜。中西文化的全面交融，并由此而升华出来的香港特色，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所没有的。它们，将香港永远定格为“东方闪耀的明珠”。
“香港之所以特别，是她长达100年的殖民统治，在此过程中，她是全方位开放的，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包容的开放气氛，不同的思潮不同的意念都可以在这里融合、发挥。”马逢国说，“如果剔除了这些，将香港置于中国城市中，就不再有任何特别。”香港曾经并且仍然是西方登陆中国和中国沟通世界的窗口，但是，随着香港的回归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窗口”作用越来越不明显。这个微妙的变化，和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情况很相似。当西方不再以香港为跳板，涉足深圳，继而辐射中国之后，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具优势的香港，就泯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香港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马逢国强调说：“香港真正的与众不同，在于她交融的文化。除了西方人，这里还有东南亚人、南美人，甚至非洲人。那么多不同的族群，却在这里和睦相处。他们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激荡出新的文化成份。它们一直存在着，但是还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掘。因此，我觉得应该发掘出来，并将之变得更有特色。”
马逢国从人文角度定位香港，把人文上升到和经济同等重要的高度。
作为外向型经济，香港最重要的支柱是出口，其中包括很大比重的文化出口和创意出口。如果没有人文这个“本”，文化和创意就成了“无本之木”。有人说，美国发达因素很多，但 “三片”占有很大份量——以因特尔和AMD为代表的芯片、以麦当劳和肯德基为代表的薯片及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片，这“三片”渗透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片”上，都深深的烙着美国烙印——价值观、审美观、世界观——美国文化。是文化，赋予了它们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韩流”的侵袭可以作为佐证，以“韩剧”为代表的“韩流”席卷整个亚洲甚至世界，靠的依然是文化——虽然大部分所谓的“大韩文化”实际上是中国的。
“我正在考虑向特区政府提建议，比如香港那么多东南亚劳工，我们可以考虑搞这方面的文化交流。香港有20万菲律宾佣人，他们有的在这里定居了，有了第二代，还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南亚劳工和移民，我觉得都可以发掘出来。”马逢国说，“一旦整合成功，不但可以在文化交流层面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并创造效益，为香港的艺术和文艺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和空间，还可能产生新的艺术和创意，激荡出新的文化元素。”
艺术拓展的文化空间
艺术是需要空间的。尤其是商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一种艺术就可能消亡。但是，如果做得好，艺术不但可以发扬光大，还能带来经济效益。“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主要任务就是专责策划、推广及支持本港艺术以及艺术教育、艺术评论及艺术行政的发展。”马逢国说，“我们尽量利用香港创作自由和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促进国内外的专才和艺团来港交流，使香港成为艺文表演及创作发放与交流中心。”一方面，马逢国想引入更多的艺术元素，巩固香港作为亚洲文化艺术重镇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整合多方资源，拓展香港艺术家和艺术团体的发展空间。
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于1995年，是政府指定全方位发展香港艺术的法定机构。2003年，马逢国被委任为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影视业出身的他，目睹了香港电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九十年代的鼎盛及进入新世纪后的低迷，对于艺术（包括影视）需要文化的源、市场的根、空间的本，认识深刻，马主席秉承了艺术发展局一贯精神的同时，在提倡文化创意、拓展文艺空间方面，用功至深。
“艺术发展局之前比较重视的是经费上的支持，但我的理解是，不应该只是资金，还有艺术空间上的支持，包括艺术团体演唱的场所、展出作品的场地等，都需要支持。”马逢国说，“在香港，由于地价昂贵，几乎没有民间演艺场所，这大大限制了艺术的交流和传播。因此，我们想推动政府释放相关空间给艺术家演艺。没有空间，艺术家是很难展出作品和发挥才能的。我很想推动这方面的事宜，特别是表演艺术的空间。我觉得，应该有政策，让民间团体来经营一些演艺场地，促进艺术的发展。”如果没有舞台，舞蹈艺术就难以发挥；如果没有空间，艺术家就无从表达。随着公共财政的持续紧缩，政府投放于文艺发展的公共资源在可预见的将来将难有增长。如何协助香港文艺界开拓社会资源、减低对财政的依赖，促成政府、商界及文艺界缔结合作伙伴，成为香港文艺发展局的首要重点工作之一。马逢国说：“我们希望调动民间资源，让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如果光是政府财政支持，它需要考虑财务的公开和透明，决策周期比较长，难度也比较大，不容易操作。但如果是民间团体的话，就好办很多。”在拓展艺术空间方面，马逢国不遗余力。
随着大型文化发展项目“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的倡议和执行，社会资源以另一种形式对香港艺术文化做出了重要支持。艺术发展局和马逢国主席认为这在整合资源方面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信心。“另外，我们正着手参与把一个废旧工厂改造成艺术中心，这能够提供100多个创作室给艺术家们创作。这个项目花了近一个亿资金，由香港赛马会支持。”马逢国说，“我们希望能够开拓更多的空间给艺术家，让他们充分发挥。另外，我们希望把更多的企业资金引入到艺术中来，增加经费投入。越来越多企业都乐于参与，因为这能提升它们的形象。香港的艺术团体很蓬勃，注册的就有1000多个，我们不可能都照顾到。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政府废弃的建筑，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些古旧建筑，保持它们原貌的同时，改造成为艺术发展的场所，提供给艺术团体和艺术家。”
香港回归十年来，和内地的交流越来越广泛，广阔的内地市场和资源，为香港提供了发展机遇。作为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马逢国也早早的把目光投向了内地。近年来，香港在表演艺术方面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由于资源和场所的限制，很多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得不到足够的空间。为此，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的马逢国，在内地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收获颇多。他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场地环境，希望我们的艺术和艺术家，能够通过华南地区影响到整个中国。近年来，珠三角地区新修建了很多演艺场所，比如展览馆、图书馆、音乐厅剧院等。我们考察过，它们的硬件都很好，但是仍缺少软件方面的配套。我们正考虑能否成立一个架构来做这个事情——将香港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引入内地，利用内地的硬件设施，拓展他们的表演空间。”马逢国认为，香港的文化产业尤其是影视，曾经非常蓬勃，虽然出现了低谷，但元气仍在。在广告创意、动漫制作、印刷出版等方面，香港相当成熟，具有优势。“在文化艺术方面，牵涉到意识形态等问题，内地管得较严。但我觉得这些也在改变中，香港的电影演艺等文艺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探索空间。”作为资深电影人，马主席如是说。
电影社会的内涵载体
作为现任艺发局主席，马逢国是资深电影人。1979年，二十出头的他就涉足影视，次年，即到内地拍摄电影。此后，马逢国曾担任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内地影视界充分合作，1991年，张艺谋担任导演、马逢国担任监制，拍摄了《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影片。秋菊只想讨一个说法的奔波，和影片朴实的拍摄手法，加上偷拍的一些实际生活状态，成为中国当代电影中的优秀作品。这是一部采用纪实手法拍摄的电影，开始秋菊无论如何也要向村长讨个说法，最后不惜告到市里的法院，但在影片结尾村长和秋菊一家和好时，村长却被抓走了。对法律的思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本片广受好评的原因。担任监制的马逢国，功不可没。
1994年，马逢国创立了寰亚综艺集团，以投资方和制片人的身份，再次进军影视业。在马逢国创立并任执行董事的1994到1998年间，寰亚先后拍摄了50多部影片。陈嘉上导演、黄秋生主演、1998年上映的获香港第十八届（1999年）金像奖8项提名5个奖项的《野兽刑警》，成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本片在兵与贼之间的灰色地带加重笔墨，拍出了过去港产警匪片较少有人触及的敏感地带，黄秋生性格化的演出极具神采。另外，编导为加强兵与贼双方的戏剧性矛盾，将本片的故事框架故意放置在兵与贼均面临转变的动荡形势下。兵与贼的互动转换产生的讽喻，使本片跳出了黑白分明的传统警匪片模式。
“挂了马逢国的名字，我就希望影片除了商业外，还有多一点艺术和社会性的东西在里面。”马逢国说，“行内有句话，叫‘叫好又叫座’。没有哪个制片人想做烂片，但是并不是所有片子都能‘叫好叫座’。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先‘叫好’，然后才是‘叫座’。我希望做有内涵的电影，要有一些社会意义在里面。如果电影没有了社会意义，不能让人思考，那么很多人都可以做的，为什么我还要做呢？”以社会责任为电影的第一要素，这，才是个合格的电影制片人。1998年，当选香港立法委员后，马逢国售卖了寰亚，不过寰亚依然保持了马逢国“叫好优先”的作风，2002年拍出了盛极一时的《无间道》。而此时的马逢国，在人大的参政议政中，也卓有建树。
参政辨证的一国两制
2002年，马逢国当选第十届全国港区人大代表，政治舞台从香港放大到了整个中国。对于港区人大代表的身份，马逢国在参与国内政治的时候，持负责任的审慎态度。
“我当然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作为一个不长期在国内生活的人，我只能接受报纸、电视等报道的二手资料，对很多事情了解不深入，由于这个局限，参政议政的时候，我更关注文化和环保问题。”马逢国说，“另外就是农业问题。中国是农业国家，几千年都强调农业立国，有着数亿农民，他们中的很多都很穷，我比较关心。还有就是科技发展，我觉得科技能够改善‘三农’的状态。”马逢国的一席话，让笔者想起了《论语》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做人态度。对于参政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口号，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论语》有言“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一个不负责任的参政者的一句话，如果被稀里糊涂的采纳了，可能就会祸国殃民。罪莫大矣！
马逢国的参政水平除了正确的态度，还体现在其思想认识上，尤其是对“一国两制”的深刻了解。马逢国说：“我曾是香港立法会委员，香港的参政议政和内地是不同的，在香港更多是表现自我来赢得选举，内地人大的选举则不同。相对而言，我感觉压力不大。只是很多时候想提些意见，但由于了解不够多，觉得力不从心。另外，我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我很清楚香港的问题在哪里，很多时候想发表意见，出于避免干预两制的考虑又觉得不应该在全国人大发表。所以在参政中，我们一方面要参政议政，另一方面又不能干预香港的政策，显得进退两难。如何分别好‘一国’与‘两制’，是港区人大代表必须处理好的问题。之前，不少人注意到了两制，但忽略了一国。比如最近一些关于香港的热议如政制发展问题，其实更多是‘一国’的事情！新一届人大代表选举在即，也许，我不再是人大代表了，但我觉得，如何选取立足点，辨证统一的对待‘一国两制’，对于港区人大代表而言，至关重要。”
马逢国主席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香港文艺事业的建设、发展中。尤其是对于香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共存、交融，表现了很高的责任心。他说：“毫不夸张的说，香港存在着几乎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我觉得，可以考虑把它们和中华文化有机的融合起来，如果香港做好了，对整个国家都很重要的。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快30年了，一直都在处理如何融通中西的问题，我希望香港能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一颗鲜红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马逢国先生座右铭：
有一份力，发一份光
马逢国属于优秀的香港人，体现在对香港的透彻了解、对香港繁荣责无旁贷的责任心，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贡献和不息的奋斗。同时，他对中华民族有着高度的认同，对“一国两制”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上升到为中华复兴而“有一份力，发一份光”的自发境界，跳动着一颗炙热的赤子之心。
香港交融的城市特色
作为一个存在，也许只有“东方之珠”才是对香港最准确的称谓，不管“东方的纽约”，还是“东方的好莱坞”，来形容香港都有失偏颇。你可以在香港看到比肩巴黎的时装，比好莱坞毫不逊色的电影；也能看到浓郁侠义精神的武侠小说，吃到比广州还地道的粤菜。中西文化的全面交融，并由此而升华出来的香港特色，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所没有的。它们，将香港永远定格为“东方闪耀的明珠”。
“香港之所以特别，是她长达100年的殖民统治，在此过程中，她是全方位开放的，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包容的开放气氛，不同的思潮不同的意念都可以在这里融合、发挥。”马逢国说，“如果剔除了这些，将香港置于中国城市中，就不再有任何特别。”香港曾经并且仍然是西方登陆中国和中国沟通世界的窗口，但是，随着香港的回归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窗口”作用越来越不明显。这个微妙的变化，和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情况很相似。当西方不再以香港为跳板，涉足深圳，继而辐射中国之后，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具优势的香港，就泯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香港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马逢国强调说：“香港真正的与众不同，在于她交融的文化。除了西方人，这里还有东南亚人、南美人，甚至非洲人。那么多不同的族群，却在这里和睦相处。他们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激荡出新的文化成份。它们一直存在着，但是还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掘。因此，我觉得应该发掘出来，并将之变得更有特色。”
马逢国从人文角度定位香港，把人文上升到和经济同等重要的高度。
作为外向型经济，香港最重要的支柱是出口，其中包括很大比重的文化出口和创意出口。如果没有人文这个“本”，文化和创意就成了“无本之木”。有人说，美国发达因素很多，但 “三片”占有很大份量——以因特尔和AMD为代表的芯片、以麦当劳和肯德基为代表的薯片及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片，这“三片”渗透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片”上，都深深的烙着美国烙印——价值观、审美观、世界观——美国文化。是文化，赋予了它们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韩流”的侵袭可以作为佐证，以“韩剧”为代表的“韩流”席卷整个亚洲甚至世界，靠的依然是文化——虽然大部分所谓的“大韩文化”实际上是中国的。
“我正在考虑向特区政府提建议，比如香港那么多东南亚劳工，我们可以考虑搞这方面的文化交流。香港有20万菲律宾佣人，他们有的在这里定居了，有了第二代，还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南亚劳工和移民，我觉得都可以发掘出来。”马逢国说，“一旦整合成功，不但可以在文化交流层面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并创造效益，为香港的艺术和文艺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和空间，还可能产生新的艺术和创意，激荡出新的文化元素。”
艺术拓展的文化空间
艺术是需要空间的。尤其是商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一种艺术就可能消亡。但是，如果做得好，艺术不但可以发扬光大，还能带来经济效益。“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主要任务就是专责策划、推广及支持本港艺术以及艺术教育、艺术评论及艺术行政的发展。”马逢国说，“我们尽量利用香港创作自由和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促进国内外的专才和艺团来港交流，使香港成为艺文表演及创作发放与交流中心。”一方面，马逢国想引入更多的艺术元素，巩固香港作为亚洲文化艺术重镇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整合多方资源，拓展香港艺术家和艺术团体的发展空间。
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于1995年，是政府指定全方位发展香港艺术的法定机构。2003年，马逢国被委任为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影视业出身的他，目睹了香港电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九十年代的鼎盛及进入新世纪后的低迷，对于艺术（包括影视）需要文化的源、市场的根、空间的本，认识深刻，马主席秉承了艺术发展局一贯精神的同时，在提倡文化创意、拓展文艺空间方面，用功至深。
“艺术发展局之前比较重视的是经费上的支持，但我的理解是，不应该只是资金，还有艺术空间上的支持，包括艺术团体演唱的场所、展出作品的场地等，都需要支持。”马逢国说，“在香港，由于地价昂贵，几乎没有民间演艺场所，这大大限制了艺术的交流和传播。因此，我们想推动政府释放相关空间给艺术家演艺。没有空间，艺术家是很难展出作品和发挥才能的。我很想推动这方面的事宜，特别是表演艺术的空间。我觉得，应该有政策，让民间团体来经营一些演艺场地，促进艺术的发展。”如果没有舞台，舞蹈艺术就难以发挥；如果没有空间，艺术家就无从表达。随着公共财政的持续紧缩，政府投放于文艺发展的公共资源在可预见的将来将难有增长。如何协助香港文艺界开拓社会资源、减低对财政的依赖，促成政府、商界及文艺界缔结合作伙伴，成为香港文艺发展局的首要重点工作之一。马逢国说：“我们希望调动民间资源，让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如果光是政府财政支持，它需要考虑财务的公开和透明，决策周期比较长，难度也比较大，不容易操作。但如果是民间团体的话，就好办很多。”在拓展艺术空间方面，马逢国不遗余力。
随着大型文化发展项目“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的倡议和执行，社会资源以另一种形式对香港艺术文化做出了重要支持。艺术发展局和马逢国主席认为这在整合资源方面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信心。“另外，我们正着手参与把一个废旧工厂改造成艺术中心，这能够提供100多个创作室给艺术家们创作。这个项目花了近一个亿资金，由香港赛马会支持。”马逢国说，“我们希望能够开拓更多的空间给艺术家，让他们充分发挥。另外，我们希望把更多的企业资金引入到艺术中来，增加经费投入。越来越多企业都乐于参与，因为这能提升它们的形象。香港的艺术团体很蓬勃，注册的就有1000多个，我们不可能都照顾到。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政府废弃的建筑，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些古旧建筑，保持它们原貌的同时，改造成为艺术发展的场所，提供给艺术团体和艺术家。”
香港回归十年来，和内地的交流越来越广泛，广阔的内地市场和资源，为香港提供了发展机遇。作为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马逢国也早早的把目光投向了内地。近年来，香港在表演艺术方面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由于资源和场所的限制，很多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得不到足够的空间。为此，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的马逢国，在内地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收获颇多。他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场地环境，希望我们的艺术和艺术家，能够通过华南地区影响到整个中国。近年来，珠三角地区新修建了很多演艺场所，比如展览馆、图书馆、音乐厅剧院等。我们考察过，它们的硬件都很好，但是仍缺少软件方面的配套。我们正考虑能否成立一个架构来做这个事情——将香港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引入内地，利用内地的硬件设施，拓展他们的表演空间。”马逢国认为，香港的文化产业尤其是影视，曾经非常蓬勃，虽然出现了低谷，但元气仍在。在广告创意、动漫制作、印刷出版等方面，香港相当成熟，具有优势。“在文化艺术方面，牵涉到意识形态等问题，内地管得较严。但我觉得这些也在改变中，香港的电影演艺等文艺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探索空间。”作为资深电影人，马主席如是说。
电影社会的内涵载体
作为现任艺发局主席，马逢国是资深电影人。1979年，二十出头的他就涉足影视，次年，即到内地拍摄电影。此后，马逢国曾担任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内地影视界充分合作，1991年，张艺谋担任导演、马逢国担任监制，拍摄了《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影片。秋菊只想讨一个说法的奔波，和影片朴实的拍摄手法，加上偷拍的一些实际生活状态，成为中国当代电影中的优秀作品。这是一部采用纪实手法拍摄的电影，开始秋菊无论如何也要向村长讨个说法，最后不惜告到市里的法院，但在影片结尾村长和秋菊一家和好时，村长却被抓走了。对法律的思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本片广受好评的原因。担任监制的马逢国，功不可没。
1994年，马逢国创立了寰亚综艺集团，以投资方和制片人的身份，再次进军影视业。在马逢国创立并任执行董事的1994到1998年间，寰亚先后拍摄了50多部影片。陈嘉上导演、黄秋生主演、1998年上映的获香港第十八届（1999年）金像奖8项提名5个奖项的《野兽刑警》，成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本片在兵与贼之间的灰色地带加重笔墨，拍出了过去港产警匪片较少有人触及的敏感地带，黄秋生性格化的演出极具神采。另外，编导为加强兵与贼双方的戏剧性矛盾，将本片的故事框架故意放置在兵与贼均面临转变的动荡形势下。兵与贼的互动转换产生的讽喻，使本片跳出了黑白分明的传统警匪片模式。
“挂了马逢国的名字，我就希望影片除了商业外，还有多一点艺术和社会性的东西在里面。”马逢国说，“行内有句话，叫‘叫好又叫座’。没有哪个制片人想做烂片，但是并不是所有片子都能‘叫好叫座’。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先‘叫好’，然后才是‘叫座’。我希望做有内涵的电影，要有一些社会意义在里面。如果电影没有了社会意义，不能让人思考，那么很多人都可以做的，为什么我还要做呢？”以社会责任为电影的第一要素，这，才是个合格的电影制片人。1998年，当选香港立法委员后，马逢国售卖了寰亚，不过寰亚依然保持了马逢国“叫好优先”的作风，2002年拍出了盛极一时的《无间道》。而此时的马逢国，在人大的参政议政中，也卓有建树。
参政辨证的一国两制
2002年，马逢国当选第十届全国港区人大代表，政治舞台从香港放大到了整个中国。对于港区人大代表的身份，马逢国在参与国内政治的时候，持负责任的审慎态度。
“我当然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作为一个不长期在国内生活的人，我只能接受报纸、电视等报道的二手资料，对很多事情了解不深入，由于这个局限，参政议政的时候，我更关注文化和环保问题。”马逢国说，“另外就是农业问题。中国是农业国家，几千年都强调农业立国，有着数亿农民，他们中的很多都很穷，我比较关心。还有就是科技发展，我觉得科技能够改善‘三农’的状态。”马逢国的一席话，让笔者想起了《论语》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做人态度。对于参政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口号，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论语》有言“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一个不负责任的参政者的一句话，如果被稀里糊涂的采纳了，可能就会祸国殃民。罪莫大矣！
马逢国的参政水平除了正确的态度，还体现在其思想认识上，尤其是对“一国两制”的深刻了解。马逢国说：“我曾是香港立法会委员，香港的参政议政和内地是不同的，在香港更多是表现自我来赢得选举，内地人大的选举则不同。相对而言，我感觉压力不大。只是很多时候想提些意见，但由于了解不够多，觉得力不从心。另外，我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我很清楚香港的问题在哪里，很多时候想发表意见，出于避免干预两制的考虑又觉得不应该在全国人大发表。所以在参政中，我们一方面要参政议政，另一方面又不能干预香港的政策，显得进退两难。如何分别好‘一国’与‘两制’，是港区人大代表必须处理好的问题。之前，不少人注意到了两制，但忽略了一国。比如最近一些关于香港的热议如政制发展问题，其实更多是‘一国’的事情！新一届人大代表选举在即，也许，我不再是人大代表了，但我觉得，如何选取立足点，辨证统一的对待‘一国两制’，对于港区人大代表而言，至关重要。”
马逢国主席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香港文艺事业的建设、发展中。尤其是对于香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共存、交融，表现了很高的责任心。他说：“毫不夸张的说，香港存在着几乎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我觉得，可以考虑把它们和中华文化有机的融合起来，如果香港做好了，对整个国家都很重要的。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快30年了，一直都在处理如何融通中西的问题，我希望香港能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一颗鲜红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马逢国先生座右铭：
有一份力，发一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