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精英的群体性选择

　　今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了四个新说法：一是学史明理。要明白三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二是学史增信。要增加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三是学史崇德。就是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100年积累起来的伟大精神和红色基因。四是学史力行。就是要实践，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党史要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我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精神气象也蕴含了这四个方面。
　　中国政党政治是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的，经历了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两次建党高潮。在这两次建党高潮中，中国出现了包括社团在内的共372个政党，其中绝大部分已经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唯独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经历五四运动的一批知识分子，成为建党的主要组成人员。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代表了早期党组织的58名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不在这58名党员之中的几人也应被视为建党群体中的重要成员，比如蔡和森、恽代英等。
　　蔡和森是第一个提出党的名字是“中国共产党”的人。1920年9月，还在法国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6000余字的信，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的必要性，还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尽管蔡和森没有参加一大，也不在58个党员的名单之中，而且在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里也没有他，但是，在建党成员中，他的地位与贡献和58位党员是不相上下的。
　　再如恽代英。他虽然也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也不在58位党员之中，但他在1920年夏组建了一个被称为“波社”的布尔什维克党，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的党。
　　还有，在四川的吴玉章、杨闇公等。因为当时位置、信息等较为闭塞，直到1924年1月，他们都还不知道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他们自己也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还与共产国际一直联系紧密。到中共二大召开时，他们得知有了中国共产党，就立即把中国青年共产党解散，全体人员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此外还有张太雷。他是属于58位党员中的第一批党员。1920年张太雷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次年春他受李大钊委派，先后赴苏联工作、学习，任共产国际远东处中国科书记，并且于1921年6月以中国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谈到了中国国内共产党的组建情况，他的发言还被收录到《张太雷文集》中。其后，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除这些人之外，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先进知识分子选择社会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主义，这说明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也在当时先进精英中是一个大趋势，有其必然性和趋同性。

组成特点与精神气象

　　中共一大之前，入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叫做建党群体；中共一大以后到大革命失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叫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而这两批人也都可以叫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的三大特点，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早期共产党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理念，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让知识分子接受，知识分子掌握了这一思想武装才能去动员、发动工人和农民。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而小资产阶级在那时是分散的，各行各业都有，自然还没有形成很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要创立一个政党，代表谁的利益呢？这就涉及建党初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代表的是别人的利益。
　　那么，在这批知识分子身上呈现了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选择新颖的事物是经过各种理论思想比较的，所以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基本上都有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
　　比如毛泽东选择共产党。1921年元旦，28岁的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就请与会的20多人讨论，要选择怎样的信仰。最后他指出，摆在他们面前的有5种选择：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并对此作了对比评价，而且明确表示最宜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后来毛泽东还谈到，这不是放着很好的路不走，而是无计可施，只能选择共产主义这条路。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自觉与政治自觉，这也是他们的信念。
　　第二个特点，他们大多具有文化艺术气质，而且很方便、有渠道把他们的政治信念转化成一种文化自信，这是其他政党很少有的特点。他们把信仰转化成文化自信的可能性或途径有很多，早期建党的知识分子中，有做出版工作的，有的人是编辑，还有的人是记者等，对建党的贡献很大，即使陈独秀、李大钊也都是宣传大家。如陈独秀研究的是文字学，李大钊是学法律的而且诗歌写得好，留下的散文也很多；瞿秋白是作家、翻译家，印章刻得很好，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人。这种文化气质对他们坚定信念有什么作用呢？就拿瞿秋白为例，他是首个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在他牺牲的时候，坦然走向刑场，迎着刽子手的屠刀走去，并说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过去忙于革命，很少大休息，現在我可以大休息了。这种信念、这种境界、这种气象，是这代共产党人所独具的文化气质所带来的，他们对政治信念的自信感、对革命事业的崇高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再如陈毅。他早期写过小说，后来写诗，如《梅岭三章》，他通过诗歌把自己坚定的信念和理想传达了出来。

　　毛泽东更是不必多说，他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生诗篇众多，越是逆境、危急之时，他的诗情越是恣肆张扬。他的很多诗歌都是经典之作，至今仍被人们吟诵、品评。
　　周恩来的诗虽然不是很多，但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也可以充分感觉到。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写的是新诗，也写一些旧体诗。甚至到了晚年，他还跟他的侄子们说，我年龄大了，早晚有退休的一天，退下来以后我就写长篇小说，还让他的侄子们帮他收集素材。他说，巴金写过一部小说叫《家》，很有名；自己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写他们周氏家族。可见，他荡漾在内心深处的文化气息弥漫在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信念和理性思维之中。
　　因此，早期的共产党人是被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越到关键时候、曲折艰难时刻，他们越不会灰心丧气。
　　第三个特点，是中等家庭出身。早期共产党人大部分是中等家庭出身，他们家庭的命运是可上可下。从他们个人角度来讲，经过奋斗都会有一个较好的前途，但是他们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共产主义，这基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对待家庭、对待财产的概念。
　　就如张太雷，1920年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当时他的毕业证都刻印完毕，他本人却没有参加毕业典礼。这张毕业证至今还留在天津大学，成为其档案馆的镇馆之宝。当时的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毕业的学生，是有一个美好的前途的，但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还有彭湃，他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裕家庭，当时坊间用“鸦飞不过的田产”来形容彭家的丰厚家产。但是后来，他把田契都烧了，把自己的田地分给了当地农民。这都说明，他们不是为了谋求个人出路而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不管就他们自己而言，还是对其他人而论，他们都具有较高的道德标准。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以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道德感带来两个好处：一是为了别人。在处理自己和集体关系时，为了集体能够付出自己；二是同志内部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纽带关系。这一文化纽带关系，讓我们也能深刻理解什么是同志关系。
　　1920年，瞿秋白以记者的身份赴苏俄采访并写下了两本书：《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在此期间，因苏联经济困难，他就把自己的金壳表赠给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为答谢他，又回赠了一块钢制怀表。瞿秋白就带着这块钢制怀表工作。1931年，沈泽民从苏联回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受党中央的派遣到鄂豫皖任省委书记。临走之时，瞿秋白就把自己的钢制怀表送给了沈泽民，理由是：你到苏区可能要指挥打仗，需要怀表。沈泽民就带着这块怀表到了鄂豫皖，指挥红军打了几场仗。其中有一场跟徐海东发生了矛盾，意见达不成一致，结果证明是沈泽民错了。后来沈泽民就主动找徐海东承认错误，临走的时候，他看到徐海东没了手表，就问：你的手表呢？徐海东说不小心摔坏了。沈泽民就又把怀表送给了徐海东，并说，我身体不好，要在后方养身体，你在前方打仗不能没有怀表，把怀表送给你。徐海东就带着这块怀表参与了鄂豫皖战斗、长征以及陕北转战。

　　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徐海东任八路军115师一个旅的旅长。后来受到指派，要到苏北新四军去，临走的时候，他去见彭德怀，并说抗战以来在你的领导下打了这么多仗，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就送你一块怀表吧，这个怀表是沈泽民送给我的，沈泽民说是瞿秋白送给他的。于是，彭德怀就收下了。彭德怀便拿着这块怀表指挥了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1946年，经历4年牢狱之灾的瞿秋白之妻杨之华从新疆被释放回到延安，彭德怀听说杨之华到了延安，才想到他的那块怀表最早的主人是瞿秋白的。后来彭德怀就找到杨之华，把怀表完璧归赵。如今，这块怀表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虽然怀表物归原主了，但瞿秋白却已经牺牲了，这就是同志关系，同志之间的感情是纯粹的，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最珍贵的和最需要的东西交付对方。可见，他们对财产、对道德的要求也是特殊的。
　　第四个特点，是富有年轻人朝气。100年前建党的那批人，除了极个别属于“80后”，基本上都是“90后”，还有少数是“00后”。当然，这个“80后”“90后”“00后”要比现在早一个世纪。当时建党的主体是“95后”，如今的“95后”正是风华正茂。回望百年，驻足脚下，中国共产党也依然朝气蓬勃，是个年轻的政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几乎难以复制，他们都是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再从年龄结构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除了陈独秀年长一点之外，其他都是20来岁、30多岁的人。大革命失败以后，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工作。瞿秋白当时28岁，李立三29岁。任弼时23岁被选入中央政治局、24岁入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这是一个年轻人组建的政党，它充满活力和朝气，乐观积极，着眼未来，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重要优势。

这是历史的选择

　　历经百年的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制度，各方面都已经非常成熟，我们要格外珍惜。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层尚不成熟。
　　邓小平同志讲过，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成熟的有能力的党中央。一群年轻人领导一个年轻的政党，带有不成熟的特点在所难免。原因在于，当时时局恶劣，中央领导层不稳定，选择中央领导人时，又经常要由共产国际来主导安排，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起自己的能够武装头脑的理论。所以在这种不成熟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高潮、两次低潮，直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才结束了这种不成熟的状态。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我想首先对比一下毛泽东之前的历任领导，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理论水平很高，但军事领导能力不高。在革命年代，一个政党要生存，领导人的军事统帅能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次，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不成熟、组织上不独立，很多事情需要共产国际的批准和认可，这就导致了只能照搬苏联经验，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所著理论和所经历的实践却不被认可，这也是毛泽东之前历任领导没有站住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为什么能脱颖而出？首先，他是军事领袖，长征、遵义会议复出以后，在军事上，毛泽东展现了杰出的能力和才华。其次，到了陕北以后，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刚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作为政治上的领袖来处理中国的问题。这样，他从一个军事领袖到了一个政治领袖。最后，通过延安整风等运动，毛泽东又成为理论上的领袖。从军事、政治到理论，毛泽东完成了作为被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选择的领袖过程。
　　这里着重讲述一下，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性。理论上的成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共产党走出早期的不成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军事上写出了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政治上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哲学上有《矛盾论》《实践论》，以及文化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济上写就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等一系列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论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地呈现出来，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吴玉章曾说过，《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赞许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他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所以，《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感到10多年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所以最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
　　（摘自3月22日《人民政协报》。演讲者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