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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徐方所著《干校札记》是南方出版社出版的一册并不厚的书，大约就十多万字吧，但我讀后内心感动得久久不能平静，竟在几个月中反复通读了好几遍，总感觉有话要说。
历史往往会制造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迹，其中最大的奇迹莫过于在特殊时代中产生出的人性之美。而我所感动的正是书中所描述的在艰难的时代中，发生在实际生活人际交往中（主要是作者母女与顾准交往）的人性之美和人文之光。
杨绛出版于1981年的《干校六记》三十多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她的先生钱锺书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小引》中，开首就说，“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因为“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却漏记了参加政治运动的感受，真希望有那么一天，“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时隔三十多年，当年才十几岁的小姑娘，如今的学者徐方以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出版了十多万字的《干校札记》。当年与作者母亲张纯音及顾准同在一个干校的吴敬琏在为徐方所著《干校札记》撰写的序言中说，当他读到《干校札记》书稿时，感到十分欣慰，“因为终于又有了一部关于学部干校的新著，记录了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事变，可供后世追索研究”。“这本书既不是从‘五七战士’的视角，也不是从政治运动参加者的视角去描述干校生活，而是用一个少年人的眼光去观察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成年人的活动，常常能够在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异于常理之处，因而弥足珍贵。”
顾准是标准意义上的老革命，20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战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文委副书记。1949年，他作为南下接管部队第三纵队队长，带队进入上海，主持上海的财经工作，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
徐方，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因为年龄小，没有机会参加“文革”，但却用自己眼睛和脑子观察了“文革”，甚至可以说是以某种方式介入了其中的一些人和事。
徐方15岁那年，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张纯音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在那里长达两年多的生活，让她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了一大批中国顶尖的经济学者：顾准、骆耕漠、巫宝三、吴敬琏、董辅礽等。但在书中，作者母女和顾准的近距离交往最频繁密切也是最动人的。
《干校札记》最大的特点是直观和感性，作者描述的基本上都是生活中和顾准直接交往的细节和直观印象感受，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些都是一手材料。
如今阅读书中当年的往事，其中的历史信息含量非常丰富，除了作者作为一个天真善良、涉世未深的少女在与顾准伯伯的交往中得到了知识和为人之道的指点，更多的是在人生价值观上受到的巨大影响。
/贰/
徐方经常听她母亲张纯音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
书中写道：
一次妈妈指着坐在对面的一个人低声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先后两次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可怜啊。
当时，食堂里每天除了萝卜熬白菜，还是萝卜熬白菜，不但见不到肉，甚至见不到一点油星儿，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她想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但顾伯伯是监管对象，处境极为恶劣，经常挨斗，没人敢和他说话，更别提给他送东西了，于是母亲就让我去送。
我趁大人出工时，悄悄溜进棉花仓库，把奶粉等食品塞在顾伯伯的被子里。这时一个“老左”突然回宿舍取工具，看见我，满脸狐疑地问：“你在这儿做什么？”我怕他发现藏在被子里的东西，赶紧坐在顾伯伯的床上，说自己在等一个小朋友，他这才走掉。
我怕伯伯不知情，打开被子时抖搂那些食品被人发现，得想办法告诉他。我看到他在一处干活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跟他擦身而过时低声说了一句：“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他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做这件事时我紧张得要命，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完成任务后异常兴奋，感觉像是地下党在接头。
也许是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父母对她从小的影响，徐方不仅没有对像顾准这样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另眼看待，相反对他充满了同情，并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以至一生都深受他的影响。
从那次以后，慢慢地顾准就和她熟了，没有人的时候他们就经常聊天。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十几岁的小徐方生性爱玩，觉得从此以后可以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准却对她说：“你千万别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可当时怎么学呢？顾准建议她自学，对她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过去我没有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她就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准耐心地告诉她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徐方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在与顾准的交往中，顾准那种狷介傲骨的性格和他渊博的学问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书中记了两件事：一是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徐方说：“别看我前面头都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二是一次顾准正在读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被刚好路过的军宣队吴参谋看见了。他大声训斥：“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顾准只好把书收起。过了几天，顾准拿了一本《“左派”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吴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吴参谋傻了眼，回答不出来。顾准当众说：“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代表后来知道这个人不好惹，只要一看见他，就远远地绕着走。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徐方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小姑娘逐渐成熟起来，人生慢慢定型。作者写道：“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作用。”这就是人格魅力和思想的力量。
1972年，他们已经离开干校回到北京，两家还是邻居。那年徐方18岁了。她写道：
我虽然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但在我心目中，他是个极有学问的师长，无论问到什么问题总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时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学历，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点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之后，再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道出了他的人生观。
徐方那时求知欲极强，囫囵吞枣地读书。可顾准却告诫她：“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今天读顾准的遗著就不难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絕不盲从于任何人。
当时，他完全处于一无所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困顿之极的境地，但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理论探索。可悲可叹的是不久以后，顾准就被查出身患绝症晚期。
/叁/
《干校札记》这本书只有十几万字，信息量却非常大。不仅有关于顾准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生活和坚持探索思考国家前途的许多细节，还有作者在多年密切交往中感受到的顾准人格和思想品格上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独特魅力。
作者写道：
在一次在聊天中，顾伯伯回忆起过去的一些经历：“1940年，我一边在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著书立说，一边在之江、圣约翰等几所大学教书。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月已经可以挣到300多块大洋了。那年我才25岁。可是为了革命理想，舍弃了已经到手的优越的物质生活，徒步走到苏北去参加了新四军。”顾伯伯问我母亲：“你知道那时300多大洋是什么概念吗？”母亲说：“我当然知道，那时我家该雇个佣人，每月只要两块大洋。300多大洋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了！”
即便是在“文革”如此残酷的环境下，顾准还是孜孜不倦探索中国与世界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等一系列问题。
看看他从1966年9月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时的读书清单吧：
1.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2.系统地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的其他作家的著作，并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3.系统地阅读资产阶级经济学；4.为了读懂这些书，花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5.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
1969年，经济所全部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
1969—1972年，顾准开始了艰苦的干校生活。徐方所写《干校札记》正是那段时间里发生的难忘故事。
在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干校札记》的价值不仅在于对顾准这个历史人物在生活中的直观的真实描述，更在于生动展示了在那个特殊年代中一个刚正不阿的独立思想者和一对同样正直善良的知识母女之间充满温馨之情而可歌可泣的人间友谊篇章，这本身就是对那一时代的反思。
（作者系作家、资深报人。）
徐方所著《干校札记》是南方出版社出版的一册并不厚的书，大约就十多万字吧，但我讀后内心感动得久久不能平静，竟在几个月中反复通读了好几遍，总感觉有话要说。
历史往往会制造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迹，其中最大的奇迹莫过于在特殊时代中产生出的人性之美。而我所感动的正是书中所描述的在艰难的时代中，发生在实际生活人际交往中（主要是作者母女与顾准交往）的人性之美和人文之光。
杨绛出版于1981年的《干校六记》三十多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她的先生钱锺书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小引》中，开首就说，“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因为“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却漏记了参加政治运动的感受，真希望有那么一天，“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时隔三十多年，当年才十几岁的小姑娘，如今的学者徐方以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出版了十多万字的《干校札记》。当年与作者母亲张纯音及顾准同在一个干校的吴敬琏在为徐方所著《干校札记》撰写的序言中说，当他读到《干校札记》书稿时，感到十分欣慰，“因为终于又有了一部关于学部干校的新著，记录了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事变，可供后世追索研究”。“这本书既不是从‘五七战士’的视角，也不是从政治运动参加者的视角去描述干校生活，而是用一个少年人的眼光去观察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成年人的活动，常常能够在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异于常理之处，因而弥足珍贵。”
顾准是标准意义上的老革命，20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战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文委副书记。1949年，他作为南下接管部队第三纵队队长，带队进入上海，主持上海的财经工作，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
徐方，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因为年龄小，没有机会参加“文革”，但却用自己眼睛和脑子观察了“文革”，甚至可以说是以某种方式介入了其中的一些人和事。
徐方15岁那年，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张纯音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在那里长达两年多的生活，让她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了一大批中国顶尖的经济学者：顾准、骆耕漠、巫宝三、吴敬琏、董辅礽等。但在书中，作者母女和顾准的近距离交往最频繁密切也是最动人的。
《干校札记》最大的特点是直观和感性，作者描述的基本上都是生活中和顾准直接交往的细节和直观印象感受，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些都是一手材料。
如今阅读书中当年的往事，其中的历史信息含量非常丰富，除了作者作为一个天真善良、涉世未深的少女在与顾准伯伯的交往中得到了知识和为人之道的指点，更多的是在人生价值观上受到的巨大影响。
/贰/
徐方经常听她母亲张纯音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
书中写道：
一次妈妈指着坐在对面的一个人低声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先后两次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可怜啊。
当时，食堂里每天除了萝卜熬白菜，还是萝卜熬白菜，不但见不到肉，甚至见不到一点油星儿，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她想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但顾伯伯是监管对象，处境极为恶劣，经常挨斗，没人敢和他说话，更别提给他送东西了，于是母亲就让我去送。
我趁大人出工时，悄悄溜进棉花仓库，把奶粉等食品塞在顾伯伯的被子里。这时一个“老左”突然回宿舍取工具，看见我，满脸狐疑地问：“你在这儿做什么？”我怕他发现藏在被子里的东西，赶紧坐在顾伯伯的床上，说自己在等一个小朋友，他这才走掉。
我怕伯伯不知情，打开被子时抖搂那些食品被人发现，得想办法告诉他。我看到他在一处干活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跟他擦身而过时低声说了一句：“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他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做这件事时我紧张得要命，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完成任务后异常兴奋，感觉像是地下党在接头。
也许是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父母对她从小的影响，徐方不仅没有对像顾准这样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另眼看待，相反对他充满了同情，并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以至一生都深受他的影响。
从那次以后，慢慢地顾准就和她熟了，没有人的时候他们就经常聊天。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十几岁的小徐方生性爱玩，觉得从此以后可以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准却对她说：“你千万别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可当时怎么学呢？顾准建议她自学，对她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过去我没有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她就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准耐心地告诉她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徐方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在与顾准的交往中，顾准那种狷介傲骨的性格和他渊博的学问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书中记了两件事：一是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徐方说：“别看我前面头都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二是一次顾准正在读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被刚好路过的军宣队吴参谋看见了。他大声训斥：“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顾准只好把书收起。过了几天，顾准拿了一本《“左派”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吴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吴参谋傻了眼，回答不出来。顾准当众说：“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代表后来知道这个人不好惹，只要一看见他，就远远地绕着走。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徐方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小姑娘逐渐成熟起来，人生慢慢定型。作者写道：“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作用。”这就是人格魅力和思想的力量。
1972年，他们已经离开干校回到北京，两家还是邻居。那年徐方18岁了。她写道：
我虽然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但在我心目中，他是个极有学问的师长，无论问到什么问题总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时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学历，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点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之后，再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道出了他的人生观。
徐方那时求知欲极强，囫囵吞枣地读书。可顾准却告诫她：“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今天读顾准的遗著就不难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絕不盲从于任何人。
当时，他完全处于一无所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困顿之极的境地，但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理论探索。可悲可叹的是不久以后，顾准就被查出身患绝症晚期。
/叁/
《干校札记》这本书只有十几万字，信息量却非常大。不仅有关于顾准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生活和坚持探索思考国家前途的许多细节，还有作者在多年密切交往中感受到的顾准人格和思想品格上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独特魅力。
作者写道：
在一次在聊天中，顾伯伯回忆起过去的一些经历：“1940年，我一边在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著书立说，一边在之江、圣约翰等几所大学教书。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月已经可以挣到300多块大洋了。那年我才25岁。可是为了革命理想，舍弃了已经到手的优越的物质生活，徒步走到苏北去参加了新四军。”顾伯伯问我母亲：“你知道那时300多大洋是什么概念吗？”母亲说：“我当然知道，那时我家该雇个佣人，每月只要两块大洋。300多大洋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了！”
即便是在“文革”如此残酷的环境下，顾准还是孜孜不倦探索中国与世界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等一系列问题。
看看他从1966年9月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时的读书清单吧：
1.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2.系统地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的其他作家的著作，并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3.系统地阅读资产阶级经济学；4.为了读懂这些书，花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5.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
1969年，经济所全部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
1969—1972年，顾准开始了艰苦的干校生活。徐方所写《干校札记》正是那段时间里发生的难忘故事。
在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干校札记》的价值不仅在于对顾准这个历史人物在生活中的直观的真实描述，更在于生动展示了在那个特殊年代中一个刚正不阿的独立思想者和一对同样正直善良的知识母女之间充满温馨之情而可歌可泣的人间友谊篇章，这本身就是对那一时代的反思。
（作者系作家、资深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