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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关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内工业尚在其次，这决定了南洋烟草与英美烟草竞争中的悲剧命运。
美国历史学家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在《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开篇即称：“同不断扩展中的跨国大公司进行竞争是可能的吗?任何组织，甚至观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能否限制总部设在西方和日本的跨国大公司的发展?”这个问题孜在全球化如火如荼，资本并购成风的今天，依然是沉甸甸的。
英美烟草与南洋兄弟
近代中国，无论是英国鸦片商人，还是美国烟草制造商，一想到中国庞大的市场就会兴奋。也难怪，传统中国人本就有着强烈的吸烟嗜好。
20世纪初，英美烟草公司是烟草业托拉斯巨头，由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帝国烟草公司于1902年联合而成。英美烟草公司甫一建立，就大力拓展在中国的业务。1905年，英美烟草驻华分公司初始资本为250万美元。这一年，简氏兄弟刚在香港建立卷烟小厂，取名“南洋”。
简氏兄弟1870年代生于广州，兄长简照南，二弟简玉阶。1902年，简照南来到日本，学到香烟生产技术，对英美烟草对日本市场的渗透印象深刻。可以说，简照南在日本获得了宝贵的财富、资本和技术，他甚至聘请到了日本技师，但日本并没有提供给他成功的必要条件。
简照南在华南和东南亚的几个老乡中筹到10万港元，在香港建厂后，开始生产香烟。正如公司名字所示，1912年为例，南洋烟草生产的香烟18％在香港就地销售，7％销往泰国，75％销往新加坡。在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政府关税的限制，也没有英美烟草公司的控制。
有时候，国货并非是企业家主观意愿选择的标签，但当中国内地外交或政治事件触发抵制外货运动时，南洋烟草在香港和东南亚的销售额就会上升；当抗议声音微弱之时，南洋烟草的销售额随之下降。这些事件包括190～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1908年的“二辰丸号”船事件和191～1912年的辛亥革命。在这种周期性循环中，简氏兄弟的工厂起起落落，停停开开。
烟草战争：南主遭遇英美
虽然生意起伏不断，但南洋烟草公司形成了有效的生产和销售系统。1915年，简氏兄弟断定，从广州开始打入中国烟草市场的时机已到来。他们乐观地认为，一战的爆发使西方的航运和工业无暇东顾；依靠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制造和销售基地，南洋产品可以在中国内地市场获得利润。事实证明，他们过于乐观了，英美烟草公司对于南洋烟草坚决抵制，开始价格战。
英美烟草的中国代理商使用更恶毒的手段，将南洋在市场上的香烟买下，储藏起来，等到香烟霉坏后再大批抛售给顾客，损坏南洋的信誉。英美烟草公司派出小贩收购南洋的香烟出售，宣称这是日本人生产的香烟。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员更精明地选择了简照南的国籍问题，利用中日签订“二十一条”的时机，讽刺南洋爱国华人兄弟的中国外表后面，隐藏着日本资金和技术支持，这触及了简照南颇为头疼的敏感问题。
对于竞争对手的蓄意破坏，简氏兄弟在法庭上并无多少招数，但对于广告宣传策略，简氏学习得很快。他们救济洪灾，在飞行表演的天空中占领广告版面。更重要的是，他们首先加入抵制外货运动，进行广泛的“调查”，证明了南洋烟草是一个真正的华人公司。南洋烟草提出一个深入人心的商业口号：“中国人应抽中国烟。”
南洋烟草即便在广州取得了些许成功，但在1916～1918年进军长三角的过程中，它的所有部门——从生产、销售到烟草采购等方面，仍受到英美烟草公司的限制。简照南垂头丧气地说：“空山(即英美烟草公司)又出抵抗，跌价最易诱人也。”
为了寻求资金，简照南1916、1917年分别与北洋政府、英美烟草公司谈判，但最终转向第三种选择，成立南洋合股公司。在资金上，简氏兄弟得到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民族主义成了双刃剑，简照南宣布放弃日本国籍，抛弃了这个授^以柄的麻烦。6年后，五卅运动期间，南洋烟草公司会为这个决定感到庆幸，南洋烟草公司在全国展开了抵制外贷(英美烟草)活动，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出现灾难性下降，在南洋烟草公司暗中支持下，英美烟草公司上海的工厂罢工长达124天之长。
鹬蚌相争谁得利
尽管简氏曾与国民党合作，支持北伐，但他们对政府实施高额的烟草税表示不满。国民政府要求所有烟草公司从1927年7月1日起，在中国出售的香烟上一律贴上印花税票，税率高达50％，英美烟公司也同样拒绝。1926～1927年，英美烟公司生产体系由于罢工而基本处于停顿，而南洋兄弟烟草也好不到哪去，1927年后的三年中，南洋烟草被迫削减一半产量，关闭上海的工厂。
1928年，宋子文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宋与英美烟公司的美国律师达成协议，协议停止了罢工，并将税率降低到27.5％英美烟草公司解脱了，国民政府也感到满意。在摆脱了罢工和捐税的干扰后，英美烟公司在1928～1929年重新占领市场，创历史最高纪录，每年售出香烟800亿支。
讽刺的是，宋子文与英美烟公司达成的协议，名义上是为中国公司提供机会。但南洋兄弟知道，国民政府豁免了英美烟草公司进口产品所要缴纳的其他捐税，这些税收却使中国公司税负增加了10％。国民政府在防止英美烟草公司的中国竞争者垮台方面做得太少，也太迟了。1928年，国民政府与西方国家达成关税自主协议，但中国领导人却仍未对英美烟草的卷烟提高关税。
正如研究者所说，这是因为“(国民政府)中国关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内工业尚在其次”。在缺乏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南洋烟草公司对外竞争的能力极为脆弱，更没一家中国公司能像南洋在1927年以前那样成功地与英美烟草公司进行竞争，烟草工业中外对峙的时代结束了。
美国历史学家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在《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开篇即称：“同不断扩展中的跨国大公司进行竞争是可能的吗?任何组织，甚至观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能否限制总部设在西方和日本的跨国大公司的发展?”这个问题孜在全球化如火如荼，资本并购成风的今天，依然是沉甸甸的。
英美烟草与南洋兄弟
近代中国，无论是英国鸦片商人，还是美国烟草制造商，一想到中国庞大的市场就会兴奋。也难怪，传统中国人本就有着强烈的吸烟嗜好。
20世纪初，英美烟草公司是烟草业托拉斯巨头，由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帝国烟草公司于1902年联合而成。英美烟草公司甫一建立，就大力拓展在中国的业务。1905年，英美烟草驻华分公司初始资本为250万美元。这一年，简氏兄弟刚在香港建立卷烟小厂，取名“南洋”。
简氏兄弟1870年代生于广州，兄长简照南，二弟简玉阶。1902年，简照南来到日本，学到香烟生产技术，对英美烟草对日本市场的渗透印象深刻。可以说，简照南在日本获得了宝贵的财富、资本和技术，他甚至聘请到了日本技师，但日本并没有提供给他成功的必要条件。
简照南在华南和东南亚的几个老乡中筹到10万港元，在香港建厂后，开始生产香烟。正如公司名字所示，1912年为例，南洋烟草生产的香烟18％在香港就地销售，7％销往泰国，75％销往新加坡。在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政府关税的限制，也没有英美烟草公司的控制。
有时候，国货并非是企业家主观意愿选择的标签，但当中国内地外交或政治事件触发抵制外货运动时，南洋烟草在香港和东南亚的销售额就会上升；当抗议声音微弱之时，南洋烟草的销售额随之下降。这些事件包括190～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1908年的“二辰丸号”船事件和191～1912年的辛亥革命。在这种周期性循环中，简氏兄弟的工厂起起落落，停停开开。
烟草战争：南主遭遇英美
虽然生意起伏不断，但南洋烟草公司形成了有效的生产和销售系统。1915年，简氏兄弟断定，从广州开始打入中国烟草市场的时机已到来。他们乐观地认为，一战的爆发使西方的航运和工业无暇东顾；依靠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制造和销售基地，南洋产品可以在中国内地市场获得利润。事实证明，他们过于乐观了，英美烟草公司对于南洋烟草坚决抵制，开始价格战。
英美烟草的中国代理商使用更恶毒的手段，将南洋在市场上的香烟买下，储藏起来，等到香烟霉坏后再大批抛售给顾客，损坏南洋的信誉。英美烟草公司派出小贩收购南洋的香烟出售，宣称这是日本人生产的香烟。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员更精明地选择了简照南的国籍问题，利用中日签订“二十一条”的时机，讽刺南洋爱国华人兄弟的中国外表后面，隐藏着日本资金和技术支持，这触及了简照南颇为头疼的敏感问题。
对于竞争对手的蓄意破坏，简氏兄弟在法庭上并无多少招数，但对于广告宣传策略，简氏学习得很快。他们救济洪灾，在飞行表演的天空中占领广告版面。更重要的是，他们首先加入抵制外货运动，进行广泛的“调查”，证明了南洋烟草是一个真正的华人公司。南洋烟草提出一个深入人心的商业口号：“中国人应抽中国烟。”
南洋烟草即便在广州取得了些许成功，但在1916～1918年进军长三角的过程中，它的所有部门——从生产、销售到烟草采购等方面，仍受到英美烟草公司的限制。简照南垂头丧气地说：“空山(即英美烟草公司)又出抵抗，跌价最易诱人也。”
为了寻求资金，简照南1916、1917年分别与北洋政府、英美烟草公司谈判，但最终转向第三种选择，成立南洋合股公司。在资金上，简氏兄弟得到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民族主义成了双刃剑，简照南宣布放弃日本国籍，抛弃了这个授^以柄的麻烦。6年后，五卅运动期间，南洋烟草公司会为这个决定感到庆幸，南洋烟草公司在全国展开了抵制外贷(英美烟草)活动，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出现灾难性下降，在南洋烟草公司暗中支持下，英美烟草公司上海的工厂罢工长达124天之长。
鹬蚌相争谁得利
尽管简氏曾与国民党合作，支持北伐，但他们对政府实施高额的烟草税表示不满。国民政府要求所有烟草公司从1927年7月1日起，在中国出售的香烟上一律贴上印花税票，税率高达50％，英美烟公司也同样拒绝。1926～1927年，英美烟公司生产体系由于罢工而基本处于停顿，而南洋兄弟烟草也好不到哪去，1927年后的三年中，南洋烟草被迫削减一半产量，关闭上海的工厂。
1928年，宋子文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宋与英美烟公司的美国律师达成协议，协议停止了罢工，并将税率降低到27.5％英美烟草公司解脱了，国民政府也感到满意。在摆脱了罢工和捐税的干扰后，英美烟公司在1928～1929年重新占领市场，创历史最高纪录，每年售出香烟800亿支。
讽刺的是，宋子文与英美烟公司达成的协议，名义上是为中国公司提供机会。但南洋兄弟知道，国民政府豁免了英美烟草公司进口产品所要缴纳的其他捐税，这些税收却使中国公司税负增加了10％。国民政府在防止英美烟草公司的中国竞争者垮台方面做得太少，也太迟了。1928年，国民政府与西方国家达成关税自主协议，但中国领导人却仍未对英美烟草的卷烟提高关税。
正如研究者所说，这是因为“(国民政府)中国关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内工业尚在其次”。在缺乏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南洋烟草公司对外竞争的能力极为脆弱，更没一家中国公司能像南洋在1927年以前那样成功地与英美烟草公司进行竞争，烟草工业中外对峙的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