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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普遍获得是实现儿童生存权、健康权和发展权的基本可行能力。根据对中国五省（区）4400余个样本家庭进行的调查，不安全的饮用水、卫生设施状况差和能源获得贫困正威胁着儿童的健康。因此，需要建立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快速评估体系以及基于该体系的瞄准机制，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干预，改善儿童福利状况。
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儿童往往是一个社会最为脆弱的群体之一，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是政府的优先工作目标之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普遍获得是实现儿童生存权、健康权和发展权的基本可行能力。无论是基于即将发布的《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还是中国到202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都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基础。本文首先依据已有的文献，分析不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对儿童健康的威胁；其次，利用“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入户问卷数据，对中国五省（区）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情况进行描述统计分析；最后，提出一个让儿童普遍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政策框架。
不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对儿童健康的威胁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计划在2015年之前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消除疾病和营养不良现象，包括在初级保健范围内利用现有可得的技术和提供充足的营养食品和清洁饮水，要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危害”。然而，已有的文献表明，包括儿童在内的众多人口，在获得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和能源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不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正在威胁着全球儿童的健康。全球现有的证据表明，缺乏清洁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室内空气污染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两个主要风险因素，而受这两个风险因素影响的群体主要是贫困家庭的儿童和妇女。这充分表明，发展中国家需要制定和实施环境健康干预措施，以改善安全饮用水的获得，提供充足的卫生设施，改善室内外的空气质量。①在发展中国家，每天超过4000名儿童死亡，仅仅因不能获得清洁的饮用水。UNICEF（2010）《以均衡的手段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指出，2008年，全球仍有8.84亿人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84%生活在农村。其中，发展中国家16%的人口不能获得改善的饮用水，撤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比例高达40%。每年由污染水和恶劣卫生条件引发的腹泻病例达54亿例，死亡人数160万，其中大多数是5岁以下的儿童。②
亚行的研究报告表明，当前，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18亿人口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9.03亿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亚太地区，4.02亿农村人口和9300万城市人口缺乏充足的水，19亿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basic sanitation facilities），大约10亿人不能使用上电。③
根据《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中国尚有35%的人口不能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④据王五一、杨林生等研究，中国约有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饮用高砷水人口200多万；此外，还有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100多万人饮用水受到血吸虫病威胁。⑤目前，农村有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华北地区有50%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标。而南方许多地方和东部地区多以江河湖泊等地表水为饮用水源，由于工业污染和农业化学品的广泛使用，多数地表水已经丧失饮用水功能。在部分污染严重地区，已经出现癌症、新生儿缺陷等严重健康问题。⑥
能源获得贫困对儿童的健康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尽管普遍获得安全、可靠的能源没有列入千年发展目标，但它却是人类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需要。能源对人类实现诸如取暖、制冷、看电视、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电话、互联网等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健康状况方面的福利指标有重要影响。
能源获得贫困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不能够获得电、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另一层是一个家庭获得能源的费用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太高，从而影响了家庭对能源的有效利用。儿童能源贫困的直接结果是影响儿童的健康状况。Mark Kaiser and Allan Pulsipher的研究表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能源支出仅占家庭总收入的5%，而低收入家庭则需花费家庭收入的10%，对于特别穷的家庭，则高达20%。低收入家庭，难以适应石油价格的波动。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石油价格上涨十分迅速。最近发生在利比亚等北非和中东国家的冲突，加剧了石油价格的上涨，给全球贫困家庭特别是儿童获得能源带来更大的挑战。⑦Lauren Smith的研究指出，因支付不起家庭能源，美国马萨诸塞州40万以上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健康和福利受到潜在影响。低收入家庭必须在高能源支出和儿童健康支出之间进行权衡，往往能源负担高的家庭，会相应地减少食品和健康支出。当家庭面临高取暖成本时，往往选择危害儿童健康和安全的替代资源，如火炉来取暖，使得儿童暴露在一氧化碳的危害中。高的取暖成本，也使得部分家庭不采取取暖措施，从而危害儿童的健康。⑧
已有的研究表明，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的不利影响虽不及公共污染严重，但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道感染的死亡病例超过了150万，占到全球死亡病例的2.7%。在发展中国家，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吸烟和使用固体燃料做饭。据估计，世界上一半的人口使用固体燃料（柴草和煤）做饭和取暖，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燃烧劣质煤和生物燃料（秸秆、薪柴、柴草、风干牛羊粪等）是多数农村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⑨生物燃料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及烟尘、可吸入颗粒物等。这些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室内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发展中国家160万人死亡。中国农村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高，仅次于癌症、脑血管病的死亡率。中国还有部分地区的煤中含有较高的氟和砷，导致人发生燃煤型氟中毒和砷中毒。燃煤型地方性氟中毒在全国14个省市有不同程度的流行，有氟斑牙患者165万人、氟骨症患者108万人。⑩
中国五省（区）农村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的状况
本文的分析框架基于以下基本判断：（1）儿童贫困是对儿童可行能力的剥夺，儿童可行能力包括获得基础教育、公共卫生、营养、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能源等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儿童贫困实质上是对儿童上述福利的剥夺；（2）水、卫生设施和能源是儿童应该获得的普遍公共服务，这些普遍公共服务的缺失，将导致儿童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健康权利的不完整；（3）让儿童获得普遍的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服务，是消除儿童贫困、改善儿童福利的基本条件；（4）利于贫困儿童的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政策需要在用得上和用得起两方面做出制度创新。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由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入户问卷。问卷包括河南（上蔡、洛宁）、山西（闻喜、夏县）、四川（昭觉、金阳、布拖）、新疆（霍城、伊宁）和云南（瑞丽、陇川、盈江）5个省（区），有效问卷4462份。其中，河南742户，占16.63%；山西745户，占16.70%；四川982户，占22.01%；新疆771户，占17.28%；云南1222户，占27.39%。
从人口学特征来看，4462户样本中，18个家庭为空巢家庭，有1个孩子的家庭占41.91%，2个孩子的家庭占41.55%，3个孩子的家庭占12.33%（表1）。少数民族家庭占受访家庭比例55.65%（表2）。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用数据为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数据，是在开展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的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并不是随机抽样。本文的分析结论只适用于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区。
家中燃料以柴草和煤为主，威胁着儿童健康。根据五省（区）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入户调查数据，家中使用燃料这一观察值（表3），有效样本4462户，使用柴草作为主要燃料的比例高达67.79%。四川的样本户99.08%的家庭使用柴草做饭，只有0.51%的家庭能够使用电来做饭。云南使用柴草做饭的比例也高达87.15%。贫困户使用柴草做饭的比例占81.48%，非贫困户使用柴草做饭的比例为62.91%。
表4表明，四川省样本户（昭觉、金阳、布拖）仍有高达12.93%的家中没有通电。对于云南和河南，即使家中已经通电的比例高达99.75%和99.73%，但使用电来做饭的家庭比例仅有5.16%和4.72%。新疆被调查的771户，都不使用电做饭，主要用煤和柴草做饭。农户使用电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能否用上电；另一方面是在能用上电的条件下，是否用得起。在五省（区）调查中，通电的比例都很高，但用电来做饭的比例很低，说明农户使用电来做饭的成本较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户用电。
部分农村家庭不能获得清洁水源，儿童饮用水安全令人担忧。当我们把能够获得自来水和深度在5米以上的井水视为安全饮用水时，表5关于饮用水类型的统计表明，河南省、山西省、新疆自治区和云南省样本区的儿童基本能够获得安全饮用水。四川87.17%的儿童暴露在饮用水不安全的条件下（表5）。
彝族家庭和贫困户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困难。表6表明，彝族家庭儿童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在本次调查中，彝族家庭样本户980户，占21.96%。表6显示，藏族家庭100%使用其他水源，但样本只有1户，不具有代表性。贫困户获得安全饮用水的比例远低于非贫困户。贫困户使用其他水源（雨水收集、地表水与未受到保护的泉水和浅水井等）的比例为33.47%，非贫困户使用其他水源的比例为14.56%（表7）。
案例1 四川省昭觉县竹核乡案例
竹核乡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距县城13公里，总人口8000人。本次调查该乡265户，其中彝族264户，215户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竹核乡的儿童面临多重贫困风险，该乡不仅饮用水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多年来受艾滋病的打击非常沉重。
案例2 山西省闻喜县有效的农村饮用水干预
本次“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入户问卷，山西省调查县是闻喜县和夏县。闻喜县位于山西省晋南，水资源十分贫乏，而且饮用水水质严重超标。2005年初，闻喜县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高达18.2万人，占到全县农村人口的55%。闻喜县大量的农村儿童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吃水问题是长期以来困苦百姓的难题。
2005年以来，闻喜县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解决饮水安全工作机制。2005年到2009年，全县投入5771万元，建成饮水安全工程154处，解决了全县283个自然村，14.22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为了节省资金，提高项目的供水效率，经过广泛调查研究，通过集中连片供水工程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比每个村建设小型饮水工程，投资小、易管理。目前，全县已建成万人以上集中供水工程四处，解决的人口占到了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的80%。本次问卷调查中，闻喜县382户样本，饮用自来水的达356户，占93.2%。问卷调查结果也客观地验证了闻喜县农村饮用水干预政策的有效性。
卫生设施的获得普遍较差，需高度重视。本文根据厕所类型判断儿童是否能够获得基本卫生设施，把使用室内水冲式、室外冲水厕所和干式卫生厕所视为可以获得基本卫生设施，把使用粪桶、旱厕、无设施以及其他类型视为不能获得基本卫生设施。统计表明，四川省样本户儿童获得基本卫生设施的状态最差，97.41%的儿童不能获得基本卫生设施，其中，86.66%的儿童家庭无卫生设施，10.49%使用旱厕。河南、山西和新疆的状况也很差，96%～98%的儿童不能获得基本卫生设施，但相对四川省无卫生设施状况稍好，以使用旱厕为主。不同民族家庭在卫生设施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关于不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对儿童健康威胁的文献分析，以及中国五省（区）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区问卷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促进儿童普遍获得上述三类服务：
建立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快速评估体系。通过一个简单易行的快速调查和评估系统，准确快速而低成本地获得儿童在上述服务方面的数据，从而有效识别不能获得服务的儿童。
建立基于快速评估体系的瞄准机制，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干预。当前我国在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等多种农村发展项目中大多将安全饮用水列入了项目规划，但对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给予的重视程度却明显不够。建议将贫困县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集成到农村发展规划中，并与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以及其他相关项目进行有效整合，统一规划、设计和干预。
加强环境、健康和贫困的知识传播和教育，提高人们将三项服务纳入反贫困干预的认识。加强政府部门、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民间社会对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认识，推动将其纳入公共政策干预的优先领域。（作者分别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处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注释
①贫困—环境合作项目组：“环境健康为什么对减贫很重要”，吴忠主编：《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83～94页。
②UNICEF, Progress for Children: Achieving the MDGs with Equity, 2010.
③ADB, Attaining Access for All: Pro-Poor Policy and Regulation for Water and Energy Servic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0.
④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2页。
⑤⑩王五一、杨林生等：“中国的环境变化健康风险管理对策”，Jennifer Holdaway，王五一等主编：《环境与健康：跨学科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39页。
⑥胡四一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编：《中国水资源公报2005》，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
⑦Mark Kaiser and Allan Pulsipher, “Concerns Over the Allocation Methods Employed in the US Low-Income H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Interfaces 36 (4), 2006, 344-358.
⑧Lauren Smith, Unhealthy Consequences: Energy Costs and Child Health, Child Health Impact Working Group Boston, Massachusetts, 2007.
⑨Martens P., McMichael A. J. , Patz J., “Globalizatio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ealth”, Global Change and Human Health, 2000, 1: 4-8.
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儿童往往是一个社会最为脆弱的群体之一，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是政府的优先工作目标之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普遍获得是实现儿童生存权、健康权和发展权的基本可行能力。无论是基于即将发布的《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还是中国到202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都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基础。本文首先依据已有的文献，分析不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对儿童健康的威胁；其次，利用“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入户问卷数据，对中国五省（区）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情况进行描述统计分析；最后，提出一个让儿童普遍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政策框架。
不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对儿童健康的威胁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计划在2015年之前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消除疾病和营养不良现象，包括在初级保健范围内利用现有可得的技术和提供充足的营养食品和清洁饮水，要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危害”。然而，已有的文献表明，包括儿童在内的众多人口，在获得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和能源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不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正在威胁着全球儿童的健康。全球现有的证据表明，缺乏清洁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室内空气污染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两个主要风险因素，而受这两个风险因素影响的群体主要是贫困家庭的儿童和妇女。这充分表明，发展中国家需要制定和实施环境健康干预措施，以改善安全饮用水的获得，提供充足的卫生设施，改善室内外的空气质量。①在发展中国家，每天超过4000名儿童死亡，仅仅因不能获得清洁的饮用水。UNICEF（2010）《以均衡的手段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指出，2008年，全球仍有8.84亿人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84%生活在农村。其中，发展中国家16%的人口不能获得改善的饮用水，撤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比例高达40%。每年由污染水和恶劣卫生条件引发的腹泻病例达54亿例，死亡人数160万，其中大多数是5岁以下的儿童。②
亚行的研究报告表明，当前，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18亿人口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9.03亿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亚太地区，4.02亿农村人口和9300万城市人口缺乏充足的水，19亿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basic sanitation facilities），大约10亿人不能使用上电。③
根据《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中国尚有35%的人口不能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④据王五一、杨林生等研究，中国约有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饮用高砷水人口200多万；此外，还有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100多万人饮用水受到血吸虫病威胁。⑤目前，农村有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华北地区有50%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标。而南方许多地方和东部地区多以江河湖泊等地表水为饮用水源，由于工业污染和农业化学品的广泛使用，多数地表水已经丧失饮用水功能。在部分污染严重地区，已经出现癌症、新生儿缺陷等严重健康问题。⑥
能源获得贫困对儿童的健康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尽管普遍获得安全、可靠的能源没有列入千年发展目标，但它却是人类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需要。能源对人类实现诸如取暖、制冷、看电视、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电话、互联网等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健康状况方面的福利指标有重要影响。
能源获得贫困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不能够获得电、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另一层是一个家庭获得能源的费用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太高，从而影响了家庭对能源的有效利用。儿童能源贫困的直接结果是影响儿童的健康状况。Mark Kaiser and Allan Pulsipher的研究表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能源支出仅占家庭总收入的5%，而低收入家庭则需花费家庭收入的10%，对于特别穷的家庭，则高达20%。低收入家庭，难以适应石油价格的波动。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石油价格上涨十分迅速。最近发生在利比亚等北非和中东国家的冲突，加剧了石油价格的上涨，给全球贫困家庭特别是儿童获得能源带来更大的挑战。⑦Lauren Smith的研究指出，因支付不起家庭能源，美国马萨诸塞州40万以上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健康和福利受到潜在影响。低收入家庭必须在高能源支出和儿童健康支出之间进行权衡，往往能源负担高的家庭，会相应地减少食品和健康支出。当家庭面临高取暖成本时，往往选择危害儿童健康和安全的替代资源，如火炉来取暖，使得儿童暴露在一氧化碳的危害中。高的取暖成本，也使得部分家庭不采取取暖措施，从而危害儿童的健康。⑧
已有的研究表明，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的不利影响虽不及公共污染严重，但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道感染的死亡病例超过了150万，占到全球死亡病例的2.7%。在发展中国家，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吸烟和使用固体燃料做饭。据估计，世界上一半的人口使用固体燃料（柴草和煤）做饭和取暖，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燃烧劣质煤和生物燃料（秸秆、薪柴、柴草、风干牛羊粪等）是多数农村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⑨生物燃料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及烟尘、可吸入颗粒物等。这些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室内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发展中国家160万人死亡。中国农村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高，仅次于癌症、脑血管病的死亡率。中国还有部分地区的煤中含有较高的氟和砷，导致人发生燃煤型氟中毒和砷中毒。燃煤型地方性氟中毒在全国14个省市有不同程度的流行，有氟斑牙患者165万人、氟骨症患者108万人。⑩
中国五省（区）农村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的状况
本文的分析框架基于以下基本判断：（1）儿童贫困是对儿童可行能力的剥夺，儿童可行能力包括获得基础教育、公共卫生、营养、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能源等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儿童贫困实质上是对儿童上述福利的剥夺；（2）水、卫生设施和能源是儿童应该获得的普遍公共服务，这些普遍公共服务的缺失，将导致儿童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健康权利的不完整；（3）让儿童获得普遍的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服务，是消除儿童贫困、改善儿童福利的基本条件；（4）利于贫困儿童的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政策需要在用得上和用得起两方面做出制度创新。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由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入户问卷。问卷包括河南（上蔡、洛宁）、山西（闻喜、夏县）、四川（昭觉、金阳、布拖）、新疆（霍城、伊宁）和云南（瑞丽、陇川、盈江）5个省（区），有效问卷4462份。其中，河南742户，占16.63%；山西745户，占16.70%；四川982户，占22.01%；新疆771户，占17.28%；云南1222户，占27.39%。
从人口学特征来看，4462户样本中，18个家庭为空巢家庭，有1个孩子的家庭占41.91%，2个孩子的家庭占41.55%，3个孩子的家庭占12.33%（表1）。少数民族家庭占受访家庭比例55.65%（表2）。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用数据为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数据，是在开展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的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并不是随机抽样。本文的分析结论只适用于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区。
家中燃料以柴草和煤为主，威胁着儿童健康。根据五省（区）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入户调查数据，家中使用燃料这一观察值（表3），有效样本4462户，使用柴草作为主要燃料的比例高达67.79%。四川的样本户99.08%的家庭使用柴草做饭，只有0.51%的家庭能够使用电来做饭。云南使用柴草做饭的比例也高达87.15%。贫困户使用柴草做饭的比例占81.48%，非贫困户使用柴草做饭的比例为62.91%。
表4表明，四川省样本户（昭觉、金阳、布拖）仍有高达12.93%的家中没有通电。对于云南和河南，即使家中已经通电的比例高达99.75%和99.73%，但使用电来做饭的家庭比例仅有5.16%和4.72%。新疆被调查的771户，都不使用电做饭，主要用煤和柴草做饭。农户使用电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能否用上电；另一方面是在能用上电的条件下，是否用得起。在五省（区）调查中，通电的比例都很高，但用电来做饭的比例很低，说明农户使用电来做饭的成本较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户用电。
部分农村家庭不能获得清洁水源，儿童饮用水安全令人担忧。当我们把能够获得自来水和深度在5米以上的井水视为安全饮用水时，表5关于饮用水类型的统计表明，河南省、山西省、新疆自治区和云南省样本区的儿童基本能够获得安全饮用水。四川87.17%的儿童暴露在饮用水不安全的条件下（表5）。
彝族家庭和贫困户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困难。表6表明，彝族家庭儿童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在本次调查中，彝族家庭样本户980户，占21.96%。表6显示，藏族家庭100%使用其他水源，但样本只有1户，不具有代表性。贫困户获得安全饮用水的比例远低于非贫困户。贫困户使用其他水源（雨水收集、地表水与未受到保护的泉水和浅水井等）的比例为33.47%，非贫困户使用其他水源的比例为14.56%（表7）。
案例1 四川省昭觉县竹核乡案例
竹核乡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距县城13公里，总人口8000人。本次调查该乡265户，其中彝族264户，215户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竹核乡的儿童面临多重贫困风险，该乡不仅饮用水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多年来受艾滋病的打击非常沉重。
案例2 山西省闻喜县有效的农村饮用水干预
本次“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入户问卷，山西省调查县是闻喜县和夏县。闻喜县位于山西省晋南，水资源十分贫乏，而且饮用水水质严重超标。2005年初，闻喜县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高达18.2万人，占到全县农村人口的55%。闻喜县大量的农村儿童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吃水问题是长期以来困苦百姓的难题。
2005年以来，闻喜县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解决饮水安全工作机制。2005年到2009年，全县投入5771万元，建成饮水安全工程154处，解决了全县283个自然村，14.22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为了节省资金，提高项目的供水效率，经过广泛调查研究，通过集中连片供水工程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比每个村建设小型饮水工程，投资小、易管理。目前，全县已建成万人以上集中供水工程四处，解决的人口占到了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的80%。本次问卷调查中，闻喜县382户样本，饮用自来水的达356户，占93.2%。问卷调查结果也客观地验证了闻喜县农村饮用水干预政策的有效性。
卫生设施的获得普遍较差，需高度重视。本文根据厕所类型判断儿童是否能够获得基本卫生设施，把使用室内水冲式、室外冲水厕所和干式卫生厕所视为可以获得基本卫生设施，把使用粪桶、旱厕、无设施以及其他类型视为不能获得基本卫生设施。统计表明，四川省样本户儿童获得基本卫生设施的状态最差，97.41%的儿童不能获得基本卫生设施，其中，86.66%的儿童家庭无卫生设施，10.49%使用旱厕。河南、山西和新疆的状况也很差，96%～98%的儿童不能获得基本卫生设施，但相对四川省无卫生设施状况稍好，以使用旱厕为主。不同民族家庭在卫生设施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关于不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对儿童健康威胁的文献分析，以及中国五省（区）儿童福利服务示范项目区问卷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促进儿童普遍获得上述三类服务：
建立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快速评估体系。通过一个简单易行的快速调查和评估系统，准确快速而低成本地获得儿童在上述服务方面的数据，从而有效识别不能获得服务的儿童。
建立基于快速评估体系的瞄准机制，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干预。当前我国在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等多种农村发展项目中大多将安全饮用水列入了项目规划，但对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给予的重视程度却明显不够。建议将贫困县儿童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集成到农村发展规划中，并与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以及其他相关项目进行有效整合，统一规划、设计和干预。
加强环境、健康和贫困的知识传播和教育，提高人们将三项服务纳入反贫困干预的认识。加强政府部门、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民间社会对卫生设施和清洁能源的认识，推动将其纳入公共政策干预的优先领域。（作者分别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处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注释
①贫困—环境合作项目组：“环境健康为什么对减贫很重要”，吴忠主编：《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83～94页。
②UNICEF, Progress for Children: Achieving the MDGs with Equity, 2010.
③ADB, Attaining Access for All: Pro-Poor Policy and Regulation for Water and Energy Servic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0.
④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2页。
⑤⑩王五一、杨林生等：“中国的环境变化健康风险管理对策”，Jennifer Holdaway，王五一等主编：《环境与健康：跨学科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39页。
⑥胡四一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编：《中国水资源公报2005》，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
⑦Mark Kaiser and Allan Pulsipher, “Concerns Over the Allocation Methods Employed in the US Low-Income H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Interfaces 36 (4), 2006, 344-358.
⑧Lauren Smith, Unhealthy Consequences: Energy Costs and Child Health, Child Health Impact Working Group Boston, Massachusetts, 2007.
⑨Martens P., McMichael A. J. , Patz J., “Globalizatio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ealth”, Global Change and Human Health, 2000, 1: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