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儒雅总是在不愠不火中透溢着书卷的气息，浓厚的文化底蕴赐予的是与生俱来的矜持与严肃。而名士风骨有如一剑寒气袭人，虽隐于纸底却依然传递着传统文人超然隽永的孤傲。诗礼传家的刘一闻，其特有的人文气质，反映在其书法的风格上，简约、散淡、自然，透着一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心境。他的篆刻作品传递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冷峻与豪迈，将人拽回到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汉魏将军的率真与传统文人的优雅不可回避地遭遇了。
　　“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沦于唐宋。”明代朱简在《印经》中对玺印各个时期的起承转合作了上述揭示。学印者的第一堂课，几乎都是从“印学追秦汉”开始的。汉印者，亦工亦写，前者为铸印，徐徐图之，徐徐铸之，多为文官用印。后者为凿印，前线军情骤变，烽火连天，不可缓者，将军立马而待，多为武官用印。又这类将军用印一般称“章”而不称“印”，所以又名“急就章”。汉魏乃至两晋时期的“急就章”奇险不羁，错落跳荡，霸悍恣肆，有其独树一帜的艺术风貌，为明清两代流派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养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创新之路是有其始而无所终的。20世纪末，印苑有过一次“十大印人”的评定，其中上海的印人居然占其六七席。吴昌硕外，尚有王福庵、钱瘦铁、方介堪、陈巨来、来楚生等，可谓印坛之半壁江山。无论是王福庵在多字印处理上的高妙匀落，钱瘦铁在配篆、用刀上的虬苍天成，还是方介堪在鸟虫篆创作上的突破，陈巨来对元朱文印的更上一层楼，方去疾在秦篆入印、简体字人印上的突出建树，应该说，20世纪上海印坛人才迭现、风格多元、气势恢宏、成果骄人，是个让后辈求篆者心驰神往的传奇时代。
　　今日的海上印坛，领一时风气之先的大多是这些前辈大师们的衣钵传人，韩天衡、吴子建、刘一闻、陈茗屋、童衍方等人各具手腕，各擅其道。其中刘一闻的将军印极具特色。
　　世人作将军印，往往得于其野逸之趣，也往往失之于野逸太过。须知将军印之妙处，始于奇崛而旨于浑成。刘一闻治印力追两汉，浑然天成，深得将军印之奥妙。
　　举凡擅刻之书家，多可能斤斤于点画线条、位置经营，而少真实性情之流露，易落俗格。刘一闻的作品多乘兴使然，绝少雕琢痕迹，是简约的、安静的、干净的，却也夺人眼球。有幸看其执笔作书，其点画间顾盼生动、亦刀亦笔、巧拙相生、外柔内刚，笔墨融洽而气韵倍之。撇捺之间的潇洒随意，停顿有韵，让见者悦然。
　　读刘一闻的印，就如同见到了其本人。刘一闻祖籍山东日照，生得高大魁梧，可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而他又自幼生活在上海，幼秉家学，诗礼传承，耳濡目染，为海派文化所浸润，眉宇间和蔼亲切，宽厚的嘴唇一张一翕之间总带着点笑意。豪放与婉约就此相融相生，成就了刘一闻独树一帜的“将军”面貌：取‘急就章”杀伐决断、淋漓畅快的豪放之姿，在谋篇布局之间新意迭出，每每有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却不一味“急就”，用刀结字几近自苛，朱文细处如丝，若断还刚，白文悬针燕尾，一丝不苟，真正有斩钉截铁的金石意味。有一年，在上海的锦江小礼堂举办了纪念印坛耆宿方介堪诞生110周年、方去疾诞生90周年昆仲艺术展。开幕式上，我再一次见到了已是
　　头华发的刘一闻，他驻足于两位方老的篆刻书画之间，仿佛思绪万千，让人不忍上前打扰。
　　曾听刘一闻说，他与方介堪交往十多年，因为方先生居于温州，所以这种交往基本上都是通过书信的方式。但每一次方先生来到上海，总会叫上他，或喝几杯酒，或说说艺术，或聊聊国家大事。有一次，方先生對他说，希望他能在上海为其介绍一些“生意”。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如要请方先生刻一方印，只需两瓶“金奖白兰地”酒。说到这里，刘一闻的脸上满是痛惜与遗憾。他说，我了解方先生经济上的窘迫与困难，他又是喜欢喝上两杯的人。但在当时那个温饱不易的时代，又到哪里去为方先生找寻肯出两瓶“金奖白兰地”来刻一枚印章的人呢？于是他就在自己每月36元工资上下功夫，每年至少一次买了老酒，假称是接来了“生意”，请身在温州的方先生或书或刻，如此多年。赤子之心，让后来者动容。
　　海上著名篆刻家方去疾，同样是一位对刘一闻的篆刻艺术道路起到深远影响的老师。两人的师徒往来缘于东方红书画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前身）出版的部集体创作的以革命样板戏唱词为刻印内容的篆刻集。此集前后共出版三辑，第一辑未署名，主要作者是方去疾、单晓天、江成之三位。后两辑署名，又有刘沪生（刘一闻）、黄焕忠、茅子良等。刘一闻告诉我：“当时，我刚被分配到工厂上班。恰巧《新印谱》正向社会征稿。未出茅庐的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前去应征。大约过了一周的时间，一天上中班，传达室通知我接电话，孰料电话那头传来‘我是方去疾’的浑厚声音，那可是我倾慕已久的篆刻名家啊。方先生通知我第二天就去他办公室开碰头会确定印稿。我兴奋极了。”从刘一闻的笑容里，我仿佛能分享他当年的快乐。
　　近代印学，特别是海派篆刻的师徒传承，有别于其他门类，
　　向将“转益多师”奉为美谈。刘一闻同时列于方氏昆仲之门墙，可谓其中之典范，也可以想见先生之才情横溢，方能得以亲近、受之熏陶，使其扎实根本、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可叹大师们渐行渐远，如今印坛芸芸众生，似再无此机缘了。
　　与刘一闻交往廿余年的顾行伟告诉我：“近日观一闻先生耳顺之后作，知其仍在求变也。”我将这句话转告给刘一闻，他笑着说：“在创作上，我常常会有今是昨非的感觉。创作一件作品，很艰辛，但也很快乐，看了以后自己也蛮得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否定自己了，所以对创作的要求真是没有穷尽的时候。创作有时还会出现审美偏差，就是说，如果你的创作一旦陷入了‘审美偏差’的误区，那么你的作品一定不会走上坡路而只能走下坡路。所以，我是时时地警觉这一点，时时提醒自己，千万千万在创作上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我告诫自己，也告诫我的学生，如果我们的作品要提高，那么一定要遵循一个态度：面对古人，重新来疏理脉络，思考这条路到底应该如何去走。因为书画艺事是
　　门传承千载的传统艺术，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是要建立在充分认识古人的基础上。自明至清一共五百余年，我们现在回望，真真能让我们记住的印家能有几人？想要创作出一路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是极不容易的。创作中，技法上的难度还不是最主要的，真正可贵的是要有思想上的高度。取法乎上，这是最重要的。”
　　青衫一袭，笑对江湖。正如刘
　　闻自述，艺术上的求索如同荒山辟新途，一半靠仙人指路，一半靠自己上下求索。披荆斩棘的艰辛与舍得两难的抉择，旁观者恐怕很难体会—二。又如刘
　　闻刻的一方印文“道可道非常道”，此间之“道”，就是匠人与大家的分野吧。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