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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新近有幸接触孔飞力先生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此书并非长篇，正文124页的B5纸，但这124页包含的资料却太过丰富。《亚洲研究杂志》对此书的评价说，“这本书的篇幅不大，但却精深博广，充满睿智。孔飞力是驾驭史料和史论的大师，书中每一页都透露出了他的弘大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智慧。诚如斯言，孔飞力作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虽然其历史著作不多，但其历史写作却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历史底蕴可见一斑。
何为现代国家，他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孔飞力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所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在本书的开篇，孔飞力提出：“这些政治活动家们涉及中国内部的一种持续存在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正是这一议程，将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联接到了一起。在这里，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可以看到，在此处已经涉及到国家设立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现代的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着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帝制晚期的这些两难问题当时是否已经达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以至于即便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必定会发生的？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利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临近清朝末年，出现了帝制时期的经济大繁华，即史家推崇的康乾盛世。然而，这确实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的盛世”，在康乾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各种问题正渐次浮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从便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的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涵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确实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通知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在此种情况下，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地址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
一、根本性议程的参与者是谁？
白哲特在描述19世纪的英国人民时，称他们“富有睿智并具有政治头脑”，他的意思是，尽管只有少数人能够投身于公共事务，但英国人仍然保持了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我们是否能够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中国的文化精英阶层呢？在中国文人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中，当然存在着使得他们—用白哲特的话来说—具有政治头脑的倾向。在这方面，将他们联为一体的因素超过了使得他们分开的因素。不论地位高低，文人们都有过诵读诗书的经历，而渗透在诗书文本的字里行间的，则是公民法则和善政良治的基本精神。因此，对那些不再官场的文人来说，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同为官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学问与见识的高下，而在于环境与机会的不同，而我们对此也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
虽然在现在的中国，推行普选制，但是在封建王朝末期，下层的贫苦百姓，也就是广大的农民以及商人阶层是没有机会参与政治的。但是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文人也并非都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在本书中，孔飞力将文人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文化精英”，一部分是“官僚精英”。所谓文化经营，即通晓经典的文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阅读、解释甚至背诵将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经典文本；不管最终是否得以登科及第，他们终生以所学为本赋诗撰文。而所谓的官僚经营，是指文化经营中那部分人数很少，经过京考殿试而获受官职的文人。虽然官僚经营出身于文化经营，但其进化为官僚经营时，其狭小的官僚精英阶层与文化精英阶层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就更为重要。
在清代，一般来说，通过省级乡试着本来是不能获得为官资格的，但是，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他们获得了参与处理全国性事物的实践机会。举人们可以以一种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身份，进入省级官员身边的圈子，在重要事务中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这些举人们虽然胸怀大志，但是却无法通过传统科举的途径进入到官僚精英阶层去。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在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初，其也面临参与政治的人群应当是全体民众还是精英团体的问题。最终美国选择了精英政治，引导美国走向自由、民主、富强之路。美国的地域与中国一样辽阔，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清朝末年四万万的人口也不是那么好管理的，由狭小的官僚机构统治庞大的社会是否是可行的？ 清末时期人口增长，对不能再扩大的官僚机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人口翻了一番以上，但县级单位的数目却几乎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其结果，则是县级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同负有控制社会并收取赋税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不成比例。（根据施坚雅 《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一书，11世纪后，尽管中国人口从地域分布和数目上不断扩大，但中国县级单位的数目保持在一种令人称奇的稳定水平之上）。
国家没有扩大官僚行政机构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传统的信念是，政府应当借鉴，这也是一个王朝是否受到上天佑护的表征。其次，现存的州县制有其固定性质，并深深地根治于中国官僚行政机构的攒通知中。最后还有官员们的双重身份问题—他们及时国家的行政人员，又是文化经营阶层的成员。要让官僚机构的扩展能够跟上地方政府工作量不断增加的速度，就必定会使得文人身份的专尊性质收到削弱，文人士大夫对于自身的认识和定位，同官僚行政队伍的广泛扩张是格格不入的。
二、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封建时期，直接与民众相关的是税收制度。将税收体系重新置于国家的行政控制之下，是旧体制关于国家建设的议程中根基最牢固的一部分，国家在为掌控农村剩余产品、不使其落入中介掮客腰包做了不懈努力。19世纪因税赋问题而引发的叛乱的故事，揭示了清代税赋体系在县一级所在成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头十年发生的宪政改革，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了地方性的税收基础，地方自治运动的商人和生员，争取到了在自己的社区为建立诸如西方式的警察和学校之类的项目而收税的权利。直到20世纪中期，为了解决中国治国之道中所面临的农村税收这个问题上，新政府采取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但是，农业集体化也是存在弊端的。费孝通以其所见认为农村的丝绸工业已经凋零。市场体系的瓦解，同毛泽东所推行的农村社区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结合在一起，使得每家每户的实际收入下降了。近两百多年来，中国农村盘根错节的市场体系的存在，使中国社会得以应对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的压力。对于千千万万缺乏足够土地的中国国家来说，因地制宜的耕作，市场化生产以及劳务输出，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而不至于陷入赤贫的原因之所在。关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农村社区的看法，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颇为常见，但是，这同现代社会的现实却是格格不入的。
遗憾的是，本书最后也没有提及取消农业税的问题个人观点而言，在取消农业税之后，不仅将农民从税赋的重担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彻底的解决了农村税收的问题，对农村的治理不再注重于征收，而是转变为如何引导农村走向城镇化。
三、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
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时，孔飞力教授观点倾向于章炳麟的意见。章炳麟坚定地认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途径不在于使得地方人士获得权力，而在于对常规的官僚行政机构实行改革。在当时的环境里，地方自治只会为土地赋税的大量流失打开大门，而这显然同建立一个强大和统一的国家的需要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在官僚们的腐败收到无情的镇压时，人民才会支持政府。而只有当人民看到他们所纳的税赋是被用来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被用来中饱私囊时，他们才会心甘情愿的缴纳税赋。
在中国，如果实行社区自治的话，就只会造成地方精英势力的繁殖，并将他们自己的专横统治强加于各个村庄的头上。中国所应该做的，必须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的严格的几率约束。
章炳麟关于在司法权利平等和公民平等的同时对官僚行政机构予以密切监督的设想，则又碰上了如何才能将政府置于法律之下的老问题。正如梁启超在谈到清朝的情况时所说，“然国家有宪令，官吏且勿守，无论民氓也”。
一直到20世纪头十年，中国所有的政治阵营都会同意，中央政府必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发展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尽管人们在政府应由谁来控制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没有人会对上述国家建设的目标提出诘难。在本书的最后，孔飞力先生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能否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实现，这是需要时间的证明的。
作者简介：王晓兴（1990.7-），男，河北邯郸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
新近有幸接触孔飞力先生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此书并非长篇，正文124页的B5纸，但这124页包含的资料却太过丰富。《亚洲研究杂志》对此书的评价说，“这本书的篇幅不大，但却精深博广，充满睿智。孔飞力是驾驭史料和史论的大师，书中每一页都透露出了他的弘大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智慧。诚如斯言，孔飞力作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虽然其历史著作不多，但其历史写作却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历史底蕴可见一斑。
何为现代国家，他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孔飞力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所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在本书的开篇，孔飞力提出：“这些政治活动家们涉及中国内部的一种持续存在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正是这一议程，将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联接到了一起。在这里，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可以看到，在此处已经涉及到国家设立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现代的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着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帝制晚期的这些两难问题当时是否已经达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以至于即便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必定会发生的？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利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临近清朝末年，出现了帝制时期的经济大繁华，即史家推崇的康乾盛世。然而，这确实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的盛世”，在康乾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各种问题正渐次浮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从便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的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涵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确实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通知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在此种情况下，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地址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
一、根本性议程的参与者是谁？
白哲特在描述19世纪的英国人民时，称他们“富有睿智并具有政治头脑”，他的意思是，尽管只有少数人能够投身于公共事务，但英国人仍然保持了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我们是否能够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中国的文化精英阶层呢？在中国文人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中，当然存在着使得他们—用白哲特的话来说—具有政治头脑的倾向。在这方面，将他们联为一体的因素超过了使得他们分开的因素。不论地位高低，文人们都有过诵读诗书的经历，而渗透在诗书文本的字里行间的，则是公民法则和善政良治的基本精神。因此，对那些不再官场的文人来说，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同为官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学问与见识的高下，而在于环境与机会的不同，而我们对此也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
虽然在现在的中国，推行普选制，但是在封建王朝末期，下层的贫苦百姓，也就是广大的农民以及商人阶层是没有机会参与政治的。但是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文人也并非都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在本书中，孔飞力将文人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文化精英”，一部分是“官僚精英”。所谓文化经营，即通晓经典的文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阅读、解释甚至背诵将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经典文本；不管最终是否得以登科及第，他们终生以所学为本赋诗撰文。而所谓的官僚经营，是指文化经营中那部分人数很少，经过京考殿试而获受官职的文人。虽然官僚经营出身于文化经营，但其进化为官僚经营时，其狭小的官僚精英阶层与文化精英阶层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就更为重要。
在清代，一般来说，通过省级乡试着本来是不能获得为官资格的，但是，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他们获得了参与处理全国性事物的实践机会。举人们可以以一种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身份，进入省级官员身边的圈子，在重要事务中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这些举人们虽然胸怀大志，但是却无法通过传统科举的途径进入到官僚精英阶层去。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在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初，其也面临参与政治的人群应当是全体民众还是精英团体的问题。最终美国选择了精英政治，引导美国走向自由、民主、富强之路。美国的地域与中国一样辽阔，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清朝末年四万万的人口也不是那么好管理的，由狭小的官僚机构统治庞大的社会是否是可行的？ 清末时期人口增长，对不能再扩大的官僚机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人口翻了一番以上，但县级单位的数目却几乎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其结果，则是县级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同负有控制社会并收取赋税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不成比例。（根据施坚雅 《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一书，11世纪后，尽管中国人口从地域分布和数目上不断扩大，但中国县级单位的数目保持在一种令人称奇的稳定水平之上）。
国家没有扩大官僚行政机构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传统的信念是，政府应当借鉴，这也是一个王朝是否受到上天佑护的表征。其次，现存的州县制有其固定性质，并深深地根治于中国官僚行政机构的攒通知中。最后还有官员们的双重身份问题—他们及时国家的行政人员，又是文化经营阶层的成员。要让官僚机构的扩展能够跟上地方政府工作量不断增加的速度，就必定会使得文人身份的专尊性质收到削弱，文人士大夫对于自身的认识和定位，同官僚行政队伍的广泛扩张是格格不入的。
二、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封建时期，直接与民众相关的是税收制度。将税收体系重新置于国家的行政控制之下，是旧体制关于国家建设的议程中根基最牢固的一部分，国家在为掌控农村剩余产品、不使其落入中介掮客腰包做了不懈努力。19世纪因税赋问题而引发的叛乱的故事，揭示了清代税赋体系在县一级所在成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头十年发生的宪政改革，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了地方性的税收基础，地方自治运动的商人和生员，争取到了在自己的社区为建立诸如西方式的警察和学校之类的项目而收税的权利。直到20世纪中期，为了解决中国治国之道中所面临的农村税收这个问题上，新政府采取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但是，农业集体化也是存在弊端的。费孝通以其所见认为农村的丝绸工业已经凋零。市场体系的瓦解，同毛泽东所推行的农村社区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结合在一起，使得每家每户的实际收入下降了。近两百多年来，中国农村盘根错节的市场体系的存在，使中国社会得以应对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的压力。对于千千万万缺乏足够土地的中国国家来说，因地制宜的耕作，市场化生产以及劳务输出，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而不至于陷入赤贫的原因之所在。关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农村社区的看法，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颇为常见，但是，这同现代社会的现实却是格格不入的。
遗憾的是，本书最后也没有提及取消农业税的问题个人观点而言，在取消农业税之后，不仅将农民从税赋的重担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彻底的解决了农村税收的问题，对农村的治理不再注重于征收，而是转变为如何引导农村走向城镇化。
三、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
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时，孔飞力教授观点倾向于章炳麟的意见。章炳麟坚定地认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途径不在于使得地方人士获得权力，而在于对常规的官僚行政机构实行改革。在当时的环境里，地方自治只会为土地赋税的大量流失打开大门，而这显然同建立一个强大和统一的国家的需要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在官僚们的腐败收到无情的镇压时，人民才会支持政府。而只有当人民看到他们所纳的税赋是被用来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被用来中饱私囊时，他们才会心甘情愿的缴纳税赋。
在中国，如果实行社区自治的话，就只会造成地方精英势力的繁殖，并将他们自己的专横统治强加于各个村庄的头上。中国所应该做的，必须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的严格的几率约束。
章炳麟关于在司法权利平等和公民平等的同时对官僚行政机构予以密切监督的设想，则又碰上了如何才能将政府置于法律之下的老问题。正如梁启超在谈到清朝的情况时所说，“然国家有宪令，官吏且勿守，无论民氓也”。
一直到20世纪头十年，中国所有的政治阵营都会同意，中央政府必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发展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尽管人们在政府应由谁来控制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没有人会对上述国家建设的目标提出诘难。在本书的最后，孔飞力先生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能否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实现，这是需要时间的证明的。
作者简介：王晓兴（1990.7-），男，河北邯郸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