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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晚晴》与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同打造“党史”专栏，讲述和传播贵州省丰富的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
解放战争后期，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人民解放军由战略进攻逐渐转入战略决战，全国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主力节节败退，大部被歼，随着百万雄狮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台湾、福建、四川、贵州等地撤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负责追歼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以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动作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贵州作为西南地区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最后防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决定由第5兵团，秘出湘西，速占贵阳，割裂白崇禧、胡宗南两大集团之间的联系，截断西南诸敌向云南逃窜的退路，迅捷解放贵州，经营贵州。
1948年5月，蒋介石派宪兵司令谷正伦回黔担任省主席，次年，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加强对贵州的统治，企图通过控制贵州进而掌控整个西南。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第二野战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在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下，进军西南，解放西南诸省。
1949年7月中旬，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对部队进军西南作了全面研究。7月18日，二野前委下达《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7月25日，第5兵团在江西上饶召开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二野前委的指示，下达各项任务，布置准备工作。8月，部队转入进军动员，在思想上为胜利地完成进军西南、建设西南打下巩固的基础。同时部队还针对西南的军事地理特点，深入开展山地、河川、水网稻田等战斗的适应性训练。配合第5兵团进行战略迂回任务的第3兵团第10军，于7月上旬北移安庆地区备战整训，8月上旬开始进军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
7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二野主力于9月隐蔽地向湘西集结，执行向西南进军的任务。8月19日，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9月初，由第16军、第17军和直属部队隐蔽地向湘西开进。为不暴露部队位置，所有电台一律关闭，通信联络通过四野传达。经月余行军，各部队于10月上旬到达湖南湘潭地区待命。
第5兵团和第10军集结湘西后，积极备战进军川黔作战任务。1949年10月20日至22日，第5兵团在邵阳召开各军首长会议，部署入黔作战。随之下达《关于部队入黔作战与工作的指示》《向贵州进军的命令》。决定三路进击贵州，以第17军附兵团野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攻占贵阳;以第16军为左路，向天柱、三穗、镇远进击，协同17军作战;以第10军为右路，向松桃、铜仁方向推进;以第18军为第二梯队，视情况参加战斗。兵团指挥所尾随17军第一步进到芷江，第二步到镇远。
1949年11月1日，川湘鄂边作战和川黔作战同时发起，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会同第3兵团第10军，兵分三路直取贵州，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敌人精心部署的“黔东防线”，长驱直入占领贵阳。11月15日，贵阳宣告解放。随后，部队日行百里追歼残敌，至年底，基本解放贵州全省，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贵州的反动力量，击溃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偏安西南”、以四川为中心“持久作战”的梦想。
随着贵阳解放，人民解放军的全线进击和步步紧逼，在黔国民党军队已兵无斗志，全线西退，组织不起新的防线，但对人民解放军主要力量入川后的贵州稳定仍有较大威胁，据此，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组织及开明人士等，以政治解决为主，多管齐下，策动争取国民党军起义。
在多方政治攻势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驻遵义的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贵州第二绥靖公署司令吴剑平等，当人民解放军解放遵义时，他们率部734人首举义旗。随后又利用自身关系，策动第275师师长陈德明带两个团于11月23日在金沙起义。
12月7日，89军1万余人在普安起义，并由张涛领衔，全军团以上军官联合签发第89军起义通电。12月10日，经谭本良提议，由第19兵团副司令王伯勋领衔，第49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第49军第249师师长陈永思、黔西北绥靖司令兼第271师师长刘鹤鸣等签署起义通电，宣布率部起义。12月31日，由万式炯领衔，安龙指挥所参谋长凌孟南、第234师师长谢可澄联名发出起义通电。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过程中，争取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约4.3万人。策动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加速了贵州全境的解放，减少了城市的破坏，实现了有限军事力量在贵州全境的扩大发展，从而保障了主力入川会战后贵州局势的稳定，为西进部队解除了后顾之忧，也为分化瓦解西南诸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解放贵州，随之接管。接管贵州的主力是西进支队，其前身是南下支队。南下支队是由冀鲁豫边区抽调干部组成。为了接管贵州，后组成西进支队，目的是到贵州建立人民政权，完成接管贵州之任务。
当时的贵州省共有8个行政专署（市）79个县，接管建政需要大批干部。为支援贵州解放，第5兵团党委决定，在赣东北军区动员原冀鲁豫军区党委抽组的随军南下支队，及其所属4个军分区大多数干部，共3400多人入黔工作。9月中旬，以南下支队为基础，包括原冀鲁豫军区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原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各级干校的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其中干部5771人，战士和公勤人员3560人，正式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西进支队”（简称西进支队），隶属二野5兵团。傅家选任支队长，徐运北任政治委员，汪乃贵任副支队长，申云浦任副政治委员，胡超伦任参谋长，郭超任政治部主任。
支队西进至湖南湘潭时，全支队的干部增加到7401人、战士和勤杂人员为4300人，共11580人，下辖9个大队、70多个中队。到达湖南邵阳、芷江期间，先后又从5兵团直属部门和16军、17军调来干部940人，军大5分校分来学员1500人，至此，西进支队干部总数达到9841人，战士和勤杂人员4400多人。再加上支队从上饶出发前奉命到南京迎接二野南京军大分来贵州工作的学员875人，战士300人，参加接管贵州的干部总数为10719人，加上勤杂人员，共15000余人，隨军进入贵州。
1949年11月20日，第一批接管干部入城。11月22日，奉二野首长电令，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军管会领导成员为杨勇、苏振华、徐运北、陈曾固、赵健民、刘星、秦天真。苏振华任主任，陈曾固、赵健民任副主任，刘星任秘书长。
由于贵州情况复杂，全省的接管工作由中心向边沿逐步展开，区别对待，根据占领情况及部队、地方干部不足的实际，采取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争取主动稳步前进，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全面占领与全面控制的地区，主要是贵阳、遵义、安顺及其周围地区，以及川黔、湘黔公路沿线两侧的县份，对这类地区实行全面接管。第二类为相继占领地区，根据情况逐步扩展。第三类为边远县及大山区，这类地区暂不接管。
全省的接管工作到1950年3月基本结束，共接收旧职员3.6万余人，教职人员4万多人，均安排了工作妥善处理。接收省级物资企业58个，工贸、交通部门28个，大学3所，医院61个，以及邮政、电讯部门等等。逐步建立起县（区）、乡人民政权，贵州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贵州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解放战争后期，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人民解放军由战略进攻逐渐转入战略决战，全国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主力节节败退，大部被歼，随着百万雄狮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台湾、福建、四川、贵州等地撤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负责追歼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以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动作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贵州作为西南地区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最后防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决定由第5兵团，秘出湘西，速占贵阳，割裂白崇禧、胡宗南两大集团之间的联系，截断西南诸敌向云南逃窜的退路，迅捷解放贵州，经营贵州。
1948年5月，蒋介石派宪兵司令谷正伦回黔担任省主席，次年，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加强对贵州的统治，企图通过控制贵州进而掌控整个西南。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第二野战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在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下，进军西南，解放西南诸省。
1949年7月中旬，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对部队进军西南作了全面研究。7月18日，二野前委下达《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7月25日，第5兵团在江西上饶召开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二野前委的指示，下达各项任务，布置准备工作。8月，部队转入进军动员，在思想上为胜利地完成进军西南、建设西南打下巩固的基础。同时部队还针对西南的军事地理特点，深入开展山地、河川、水网稻田等战斗的适应性训练。配合第5兵团进行战略迂回任务的第3兵团第10军，于7月上旬北移安庆地区备战整训，8月上旬开始进军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
7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二野主力于9月隐蔽地向湘西集结，执行向西南进军的任务。8月19日，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9月初，由第16军、第17军和直属部队隐蔽地向湘西开进。为不暴露部队位置，所有电台一律关闭，通信联络通过四野传达。经月余行军，各部队于10月上旬到达湖南湘潭地区待命。
第5兵团和第10军集结湘西后，积极备战进军川黔作战任务。1949年10月20日至22日，第5兵团在邵阳召开各军首长会议，部署入黔作战。随之下达《关于部队入黔作战与工作的指示》《向贵州进军的命令》。决定三路进击贵州，以第17军附兵团野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攻占贵阳;以第16军为左路，向天柱、三穗、镇远进击，协同17军作战;以第10军为右路，向松桃、铜仁方向推进;以第18军为第二梯队，视情况参加战斗。兵团指挥所尾随17军第一步进到芷江，第二步到镇远。
1949年11月1日，川湘鄂边作战和川黔作战同时发起，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会同第3兵团第10军，兵分三路直取贵州，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敌人精心部署的“黔东防线”，长驱直入占领贵阳。11月15日，贵阳宣告解放。随后，部队日行百里追歼残敌，至年底，基本解放贵州全省，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贵州的反动力量，击溃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偏安西南”、以四川为中心“持久作战”的梦想。
随着贵阳解放，人民解放军的全线进击和步步紧逼，在黔国民党军队已兵无斗志，全线西退，组织不起新的防线，但对人民解放军主要力量入川后的贵州稳定仍有较大威胁，据此，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组织及开明人士等，以政治解决为主，多管齐下，策动争取国民党军起义。
在多方政治攻势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驻遵义的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贵州第二绥靖公署司令吴剑平等，当人民解放军解放遵义时，他们率部734人首举义旗。随后又利用自身关系，策动第275师师长陈德明带两个团于11月23日在金沙起义。
12月7日，89军1万余人在普安起义，并由张涛领衔，全军团以上军官联合签发第89军起义通电。12月10日，经谭本良提议，由第19兵团副司令王伯勋领衔，第49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第49军第249师师长陈永思、黔西北绥靖司令兼第271师师长刘鹤鸣等签署起义通电，宣布率部起义。12月31日，由万式炯领衔，安龙指挥所参谋长凌孟南、第234师师长谢可澄联名发出起义通电。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过程中，争取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约4.3万人。策动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加速了贵州全境的解放，减少了城市的破坏，实现了有限军事力量在贵州全境的扩大发展，从而保障了主力入川会战后贵州局势的稳定，为西进部队解除了后顾之忧，也为分化瓦解西南诸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解放贵州，随之接管。接管贵州的主力是西进支队，其前身是南下支队。南下支队是由冀鲁豫边区抽调干部组成。为了接管贵州，后组成西进支队，目的是到贵州建立人民政权，完成接管贵州之任务。
当时的贵州省共有8个行政专署（市）79个县，接管建政需要大批干部。为支援贵州解放，第5兵团党委决定，在赣东北军区动员原冀鲁豫军区党委抽组的随军南下支队，及其所属4个军分区大多数干部，共3400多人入黔工作。9月中旬，以南下支队为基础，包括原冀鲁豫军区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原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各级干校的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其中干部5771人，战士和公勤人员3560人，正式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西进支队”（简称西进支队），隶属二野5兵团。傅家选任支队长，徐运北任政治委员，汪乃贵任副支队长，申云浦任副政治委员，胡超伦任参谋长，郭超任政治部主任。
支队西进至湖南湘潭时，全支队的干部增加到7401人、战士和勤杂人员为4300人，共11580人，下辖9个大队、70多个中队。到达湖南邵阳、芷江期间，先后又从5兵团直属部门和16军、17军调来干部940人，军大5分校分来学员1500人，至此，西进支队干部总数达到9841人，战士和勤杂人员4400多人。再加上支队从上饶出发前奉命到南京迎接二野南京军大分来贵州工作的学员875人，战士300人，参加接管贵州的干部总数为10719人，加上勤杂人员，共15000余人，隨军进入贵州。
1949年11月20日，第一批接管干部入城。11月22日，奉二野首长电令，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军管会领导成员为杨勇、苏振华、徐运北、陈曾固、赵健民、刘星、秦天真。苏振华任主任，陈曾固、赵健民任副主任，刘星任秘书长。
由于贵州情况复杂，全省的接管工作由中心向边沿逐步展开，区别对待，根据占领情况及部队、地方干部不足的实际，采取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争取主动稳步前进，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全面占领与全面控制的地区，主要是贵阳、遵义、安顺及其周围地区，以及川黔、湘黔公路沿线两侧的县份，对这类地区实行全面接管。第二类为相继占领地区，根据情况逐步扩展。第三类为边远县及大山区，这类地区暂不接管。
全省的接管工作到1950年3月基本结束，共接收旧职员3.6万余人，教职人员4万多人，均安排了工作妥善处理。接收省级物资企业58个，工贸、交通部门28个，大学3所，医院61个，以及邮政、电讯部门等等。逐步建立起县（区）、乡人民政权，贵州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贵州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