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出自人教版必修二新闻单元，作为一篇报告文学，它以翔实而生动的内容，展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东洋纺织厂里劳作的中国女工的血泪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盘剥中国、虐待中国人民的罪恶。这是一篇震撼人心的纪实文章，人们不会忘记“芦柴棒”枯瘦的身躯，不会忘记“小福子”遭受的殴打，不会忘记包身工们生存的恶劣环境和随时被奴役致死的悲剧。作者愤怒地控诉了不人道的黑暗现实，并预言人们必将反抗，黎明必将到来。
　　在这篇文章教学中，我们往往会集中关注包身工的形象和命运，从而对全文思想进行解读分析。但是，这篇文章产生极大影响、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因不止于此，包身工周围的人会让我们发现这篇文章更为深远的主旨。包身工身边有这样一些人：欺骗她们签下包身契的带工、带工的老板、老板娘、打杂的、外头工人、红头鬼（印度门警）、拿莫温（工头）、小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东洋婆（日本人）。她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欺压包身工的罪魁祸首，当我们仔细观察，便会惊觉这些人中除了东洋婆和红头鬼是外国人之外，其他人都是中国人，而且全部参与对包身工直接性的虐待行动中。作者对包身工所代表的底层劳动者充满深切的同情，体现着博爱的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这与作者幼年贫苦、亲身体验过与包身工们同样遭遇的农民破产的悲惨生活有关，这种经历强化了他对劳苦大众悲悯关爱的感性认识。
　　但是《包身工》还要撞击出理性反思的火焰，作者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婪和罪恶：即便自己本身已是受害者，却仍然要在欺凌他人的过程中渔利或得以宣泄。包身工身边的那些中国人都受到日本人的压迫，但是他们或者如带工那样欺骗并卷走工人的大洋，或者如老板娘那样提供像猪食一样的恶劣食物，或者像打杂的流氓不由分说直接拳打脚踢，或者更丑陋的，像拿莫温一样哈巴狗似的在东洋婆面前尽力表现自己多么善于欺压包身工，摇尾取得“主人”的夸赞。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欺压奴隶的奴隶。至于“外头工人”这个群体，她们与包身工一样同为女工，只是有一点“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就歧视脏乱土气的包身工，这是让人倍感悲哀的麻木不仁的人。可怕的现实正是《包身工》揭露的重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固然可恨，但是中国人之间的手足相残和“闲人”看客心态才是最让人憎恨的足以摧毁中华民族的危机。
　　中国人民如何求得解放与自由，让人们耗费近半个世纪去探索与实践并付出了血的代价。作为先觉者的知识分子们往往可以预先看到问题的实质和肯綮，他们可以将笔纸铸成击杀敌人的戈矛，从而引导人们走向光明。夏衍无疑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其中的巨擘必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他写到弃医从文的理由便是看到了麻木的示众中国人，于是决定要医治国人的灵魂。他看到了愚弱的民族之所以被人欺凌的原因——人们以弱者为食的卑劣心理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态。鲁迅笔下的阿Q本身是个备受欺凌的悲惨角色，但是他却欺负比他更可怜的小尼姑。阿Q在唾骂小尼姑是“秃儿”时宣泄被别人辱骂“秃儿驴”的气愤，丝毫没有意识到两人同是悲哀的人，这与《包身工》中“外头工人”的自高自傲如此相像。阿Q对小尼姑动手动脚引来酒店里人们大笑，他却“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般“愈加兴高采烈”，“更得意地”、“再用力”地拧尼姑的脸，这和《包身工》中的拿莫温一样是丑态毕露的“哈巴狗”。当《祝福》里的祥林嫂向他人倾诉孩子被狼叼走时，别人只是饶有兴味地玩赏着她的苦痛，当《药》中的革命者夏瑜被砍头时，他渴望解救并愿为之牺牲的民众竟然毫不悲痛地伸长颈项围观甚至“收获许多幸福”般地准备吃下浸透英雄鲜血的馒头。“闲人”们认为夏瑜这样的先觉者都是“疯子”，连夏瑜的母亲也现出“羞愧”的神色，不能理解儿子的行为。《药》的意义和价值是高于提出普通民众被压迫这一事实的《包身工》的，因为他在小说中直接展现了愿意改变现实、解决问题的先觉者的悲哀。如果《包身工》是提出问题，那么《药》就是在探讨解决问题时出现的难点。那就是先觉者即使牺牲了生命，其价值也得不到社会的体认。鲁迅先生对那些麻木的看客痛心疾首，尤其看到先觉者先驱者被大众误解、抛弃、伤害时，他自己也陷入无助的彷徨和极大的孤独，因为先觉者的命运的问题是鲁迅自己的问题。
　　在《铸剑》这篇小说中，眉间尺的复仇超越了时空，摒弃了善恶，横跨了生死，但最终复仇者和被复仇者混淆了彼此，在一群看客的眼里没有了区别。复仇成了看客眼中的滑稽剧，变得毫无意义。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展现看客与先觉者的对立关系，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鲁迅先生有没有给出答案呢？
　　有的。鲁迅在这些小说中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在于先觉者不被了解的事实。在鲁迅看来，中国的革命或改革要成功，关键在于普通老百姓怎么接受。要了解百姓的心理，获得百姓的认同，正视这是“先觉者——革命——民众”的三维关系，而不只是“革命——先觉者”的“二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