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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工业加快推进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发展环境条件下,要实现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居安思危,保持清醒,以战略的眼光认真审视未来中国工业发
展中面临的以下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区域产业同构引发的资源低效率配置
有研究表明,中国能够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基于就近资源和市场等方面的考虑,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有其合理性,然而,高度强调GDP增长的政绩考核机制使区域内的地方政府着力将资源集中投入那些能够快速拉动GDP增长的部分行业。各地都将能够迅速带动经济增长的行业作为其主导产业,早期主要是钢铁、石化、能源等,进入21世纪后又增加了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这在各地区制定的发展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各地区制定的“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来看,除了山西等资源富集的少数省份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将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行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
产业同构是要以牺牲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的。由于各地区都发展类似或者相同的产业,必然在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方面形成激烈的竞争,而大量的重复建设必然带来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具体说来,中国地区间产业同构带来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直接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企业规模不经济。低水平重复建设使有关行业产品产销率低,引发同类企业过度竞争,同时导致建设项目小型化,造成企业规模效率低下,无法形成产品竞争力。二是产业同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早在2005年底,国家发改委就明确表示,中国工业已有11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而以钢铁、电解铝、汽车等为代表的7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当前,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三是加剧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产业同构突出表现为各地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高度相似,由此引发了对资源产品的激烈竞争。四是各地区产业结构无法形成独特优势,削弱了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地区之间无法形成专业化分工,进而引起地区市场分割,割裂了地区的协同发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进而增加了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困难。
二、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引发的高能耗及高污染现象严重
1998年以来,中国工业结构出现了显著的重化工业化趋势。从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以重化工业加快发展为主的,这符合工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然而,中国重化工业化的推进方式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特点,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重化工业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负面影响被迅速放大。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不仅降低了增长的可持续性,还造成了经济与环境的严重冲突。就其本质而言,高能耗和高污染主要是由重化工业内部的落后产能引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注意轻重工业的比重,而且还要看重化工业的内部结构。重化工业中有一部分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部分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降低能耗和优化环境的作用,然而,重化工业中的落后产能却会使能源消耗增加,并带来环境的高污染。
(一)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使中国能源的保障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能源消费不断增加,目前能源消费总量占世界总能源消耗的10%左右,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分析表明,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以2007年中国能源消耗为例,在4类主要的能源产品中,94.8%的煤炭、67.7%的液体燃料、73.3%的天然气以及75.3%的电力都用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冶金、化工、建材和石化部门,其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对能源消耗严重依赖,而这些行业的落后产能,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更高。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重化工业发展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淘汰落后产能,不仅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是保障能源供应的需要。
(二)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使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一方面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对非清洁能源有着较大的依赖,这些能源在使用和消耗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引发了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硫形成的酸雨也对环境产生严重损害。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废旧物资处理还依然遵循单向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模式,对不可再生资源依赖性较大,再处理和回收力度不够,不仅带来巨大的浪费,也使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
三、信息化成本过高、“两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有待突破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这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战略举措。虽然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已经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信息产业也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促进生产自动化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广泛利用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设备,进而推进整个生产体系的智能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等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当前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和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信息化的成本相对过高;另一方面,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没有得到有效突破。
(一)信息化成本相对过高
不仅仅包括了制造成本,还包括了交易成本、使用成本。从制造成本来看,中国在国际分工深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中承担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使用的劳动力成本较为低廉,但是大量的核心技术都需要从国外引进,核心机器设备的使用需要相应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而核心的软件技术等也由于发达国家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大范围的扩散,这都使中国信息化的制造成本大幅度攀升。从交易成本来看,政府控制着较多的资源,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无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由此信息化的交易成本极高。从使用成本来看,一方面,信息化程度提高带来的企业客户关系管理(CRM)、供应链管理(SCM)、价值管理(VBM)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在信息化建设时往往自我封闭、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缺乏统一的网络平台。大量的产品信息、供求信息、技术数据等,都因为信息流通渠道不畅而无法实现企业间的共享。
(二)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没有得到有效突破,进而割裂了信息产业与工业化的产业关联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较为先进的信息产业引致的创新技术能够充分被传统工业部门所吸收,通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水平改造传统工业,进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然而中国的信息产业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超高速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基本上属于孤立地发展,与其他工业部门没有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四、“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长期以来,中国加入国际分工、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在于较低的要素成本,这其中包括了较低价格的劳动力、较低的资源环境成本等。然而,在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低等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的情况下,新的以技术为主导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中国战略性产业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其核心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突破。
(一)“中国制造”依然处于价值链低端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企业大多是加入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如服装、鞋类、家具等行业。企业以较低价格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嵌入加工组装环节,而技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则被国际大买家控制。权力的不对称决定了收益分配的不平等。跨国公司利用其自身的营销网络和品牌优势获得了较高附加值,而中国代工企业则赚取较低的加工费。二是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近年来,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超高速增长,然而,“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总体来说还是进口相对较高技术的产品,出口相对较低技术的产品。三是仔细区分出口产品的实际技术含量后可以发现,1992年以来,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甚至有所下降,表明出口产品的国内生产部分有低技术化倾向,中国越来越依靠国外的高技术投入来维持自身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由此可见,中国贸易量的增加并不能掩盖其技术低级化的本质,中国贸易大国态势仍旧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而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仍然具有“贸易小国”的特征。
(二)高技术产业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产品内分工的深入使中国高技术产业包含了大量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因此其产值的增加并不能代表高技术产业的真实发展水平。一是由于产品内分工的不断深入,高技术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些环节的技术含量往往并不高。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高技术产业中的“中国制造”,其实包含了其他发达国家先进制造的成分。二是就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的主体结构而言,中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国有和民营的本土企业所占份额相对较少,大多数都是外资企业。以新产品出口的销售收入为例,1995年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的比例为65.35%,到2007年,三资企业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的比例高达81%。从细分行业来看,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新产品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最高,1995年为95.95%,2004年甚至升至98.79%,虽然此后略有下降,但2007年依然有97.57%的新产品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
五、产业组织结构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在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进程中,产业组织结构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导致过高的市场集中度,迫使部分小企业退出市场竞争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十五大”以后,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大力推进企业组织的结构调整,利用市场力量引导企业重组,进而推动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成长,这些大企业逐渐成为行业中的主导企业。而一批中小企业则退出了市场。其中,一些小企业是因为经营不善、技术落后导致出现巨额亏损后的主动退出,或者被大企业兼并收购重组,成为大企业集团的一部分而重新具有竞争力;而另外一些企业,则是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甚至在出现垄断的情况下,被迫退出市场。
(二)小企业不仅没有形成对相关大企业的零部件提供和配套服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与大企业进行恶性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阻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小企业的发展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价值创造和解决就业问题方面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大型企业都有相当数量的配套小企业,提供零部件及配套服务,进而形成以某个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而目前在中国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中,这种以大企业为核心、相关配套产业的小企业积聚其周围而形成的产业集群相对较少,大多是传统类型的产业集群。在这类产业集群中,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同类竞争性商品,小企业在产品质量、价格等方面与大企业进行恶性竞争,不仅扰乱市场,而且对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没有形成协同发展机制
作为制造业的高级投入要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最终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然而,中国并没有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机制。“世界工厂”的定位使中国制造业发展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出现了“逆服务化”趋势。
从需求来看,中国制造企业无法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目前中国本土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代工生产环节,因而只需要低端服务投入,从而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极为有限,由此直接导致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失去市场需求的支撑。外资代工制造业中,跨国公司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网络生产体系,从而割裂了制造业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这也意味着制造业增加值中很大一部分是由FDI企业创造的,在封闭网络体系下,制造业的繁荣并没有形成本土高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
从供给来看,企业缺乏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动力机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其核心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工具,不会轻易向中国本土企业转移。跨国公司主要选择了以服务业FDI的形式进入中国,从而满足其高端制造业FDI的需求,并且加强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中国本土企业任何向研发、品牌、设计等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行为,都会受到跨国公司不给订单等方式的威胁,服务化进程严重受阻。
国际代工模式下制造业和服务业FDI形成了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双重挤压。服务业FDI的进入不仅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本土生产性服务企业形成竞争,而且还抢占了国内市场。制造业FDI在诸如资金、高素质人才等生产要素方面与服务业形成激烈的竞争。国际代工模式下,中国企业无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此外,较低的绝对利润也导致企业没有能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国际代工模式下,制造业发展越快,则对生产性服务产生更多的挤出效应,从而导致服务业发展成本更高,制造业越具有比较优势,生产性服务发展就越受影响。
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然而,当前政府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表现在前瞻性技术资金投入不足、资本市场对战略性产业升级和发展支持不够、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不完善等。
(一)前瞻性技术资金投入不足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创新导向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对前瞻性技术进行攻关。这是一项风险较大的资金投入,在私人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但当前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以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为例,筹集资金总额中的政府筹集部分比例逐年下降,1999年约为32.38%,到2007年下降为22.14%。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用途来看,2009年用于科学技术的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3.40%。政府资金的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支持不够
产业升级不仅仅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还需要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实现科技成果迅速产业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资本市场的中小企业创业板以及风险投资基金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创业板虽然已经启动,但是目前通过IPO的企业只有少数几十家,远远不能满足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需要;此外,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还远不成熟。
(三)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不够完善
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资金的投入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和突破。当前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体现在每隔5年编制一次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从近15年编制的规划纲要中不难发现,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将新能源、汽车、信息产业、生物医药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然而,这些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政策保障和落实。
八、现有人力资本结构无法满足产业升级需要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结构对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变起着本质的影响。人力资本可以区分为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三个层次。其中,一般人力资本主要是指普通的劳动者,专业性人力资本则主要是在技术、知识、管理等方面具有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企业家人力资本则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融入国际分工中开始越来越偏离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个比较优势,进而走上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发展路径。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的利润再投资,也加速了中国资本的深化程度。一方面资本深化会降低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率,使得较高的资本投资率并不能相应地带来较高的工业劳动力需求增长率,造成社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对现有人力资本的吸纳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资本深化导致企业对人力资本的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量缺乏技能的一般性人力资本无法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这就使现有的人力资本结构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产业升级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结构不匹配。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是一般人力资本较为充裕,因此,中国能够依靠这些价格低廉的一般人力资本迅速融入全球化,承担全球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而专业性人力资本则相对较少,因此价值链中的研发设计和品牌研发、金融服务、法律咨询等高端环节,则往往无法由本国人力资本承担,进而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此外,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中国则严重匮乏,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受到限制。
(李平,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铁,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鹏飞,博士)
展中面临的以下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区域产业同构引发的资源低效率配置
有研究表明,中国能够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基于就近资源和市场等方面的考虑,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有其合理性,然而,高度强调GDP增长的政绩考核机制使区域内的地方政府着力将资源集中投入那些能够快速拉动GDP增长的部分行业。各地都将能够迅速带动经济增长的行业作为其主导产业,早期主要是钢铁、石化、能源等,进入21世纪后又增加了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这在各地区制定的发展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各地区制定的“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来看,除了山西等资源富集的少数省份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将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行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
产业同构是要以牺牲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的。由于各地区都发展类似或者相同的产业,必然在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方面形成激烈的竞争,而大量的重复建设必然带来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具体说来,中国地区间产业同构带来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直接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企业规模不经济。低水平重复建设使有关行业产品产销率低,引发同类企业过度竞争,同时导致建设项目小型化,造成企业规模效率低下,无法形成产品竞争力。二是产业同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早在2005年底,国家发改委就明确表示,中国工业已有11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而以钢铁、电解铝、汽车等为代表的7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当前,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三是加剧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产业同构突出表现为各地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高度相似,由此引发了对资源产品的激烈竞争。四是各地区产业结构无法形成独特优势,削弱了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地区之间无法形成专业化分工,进而引起地区市场分割,割裂了地区的协同发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进而增加了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困难。
二、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引发的高能耗及高污染现象严重
1998年以来,中国工业结构出现了显著的重化工业化趋势。从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以重化工业加快发展为主的,这符合工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然而,中国重化工业化的推进方式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特点,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重化工业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负面影响被迅速放大。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不仅降低了增长的可持续性,还造成了经济与环境的严重冲突。就其本质而言,高能耗和高污染主要是由重化工业内部的落后产能引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注意轻重工业的比重,而且还要看重化工业的内部结构。重化工业中有一部分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部分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降低能耗和优化环境的作用,然而,重化工业中的落后产能却会使能源消耗增加,并带来环境的高污染。
(一)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使中国能源的保障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能源消费不断增加,目前能源消费总量占世界总能源消耗的10%左右,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分析表明,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以2007年中国能源消耗为例,在4类主要的能源产品中,94.8%的煤炭、67.7%的液体燃料、73.3%的天然气以及75.3%的电力都用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冶金、化工、建材和石化部门,其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对能源消耗严重依赖,而这些行业的落后产能,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更高。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重化工业发展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淘汰落后产能,不仅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是保障能源供应的需要。
(二)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使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一方面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对非清洁能源有着较大的依赖,这些能源在使用和消耗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引发了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硫形成的酸雨也对环境产生严重损害。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废旧物资处理还依然遵循单向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模式,对不可再生资源依赖性较大,再处理和回收力度不够,不仅带来巨大的浪费,也使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
三、信息化成本过高、“两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有待突破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这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战略举措。虽然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已经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信息产业也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促进生产自动化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广泛利用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设备,进而推进整个生产体系的智能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等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当前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和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信息化的成本相对过高;另一方面,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没有得到有效突破。
(一)信息化成本相对过高
不仅仅包括了制造成本,还包括了交易成本、使用成本。从制造成本来看,中国在国际分工深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中承担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使用的劳动力成本较为低廉,但是大量的核心技术都需要从国外引进,核心机器设备的使用需要相应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而核心的软件技术等也由于发达国家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大范围的扩散,这都使中国信息化的制造成本大幅度攀升。从交易成本来看,政府控制着较多的资源,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无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由此信息化的交易成本极高。从使用成本来看,一方面,信息化程度提高带来的企业客户关系管理(CRM)、供应链管理(SCM)、价值管理(VBM)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在信息化建设时往往自我封闭、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缺乏统一的网络平台。大量的产品信息、供求信息、技术数据等,都因为信息流通渠道不畅而无法实现企业间的共享。
(二)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没有得到有效突破,进而割裂了信息产业与工业化的产业关联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较为先进的信息产业引致的创新技术能够充分被传统工业部门所吸收,通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水平改造传统工业,进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然而中国的信息产业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超高速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基本上属于孤立地发展,与其他工业部门没有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四、“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长期以来,中国加入国际分工、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在于较低的要素成本,这其中包括了较低价格的劳动力、较低的资源环境成本等。然而,在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低等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的情况下,新的以技术为主导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中国战略性产业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其核心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突破。
(一)“中国制造”依然处于价值链低端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企业大多是加入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如服装、鞋类、家具等行业。企业以较低价格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嵌入加工组装环节,而技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则被国际大买家控制。权力的不对称决定了收益分配的不平等。跨国公司利用其自身的营销网络和品牌优势获得了较高附加值,而中国代工企业则赚取较低的加工费。二是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近年来,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超高速增长,然而,“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总体来说还是进口相对较高技术的产品,出口相对较低技术的产品。三是仔细区分出口产品的实际技术含量后可以发现,1992年以来,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甚至有所下降,表明出口产品的国内生产部分有低技术化倾向,中国越来越依靠国外的高技术投入来维持自身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由此可见,中国贸易量的增加并不能掩盖其技术低级化的本质,中国贸易大国态势仍旧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而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仍然具有“贸易小国”的特征。
(二)高技术产业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产品内分工的深入使中国高技术产业包含了大量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因此其产值的增加并不能代表高技术产业的真实发展水平。一是由于产品内分工的不断深入,高技术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些环节的技术含量往往并不高。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高技术产业中的“中国制造”,其实包含了其他发达国家先进制造的成分。二是就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的主体结构而言,中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国有和民营的本土企业所占份额相对较少,大多数都是外资企业。以新产品出口的销售收入为例,1995年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的比例为65.35%,到2007年,三资企业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的比例高达81%。从细分行业来看,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新产品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最高,1995年为95.95%,2004年甚至升至98.79%,虽然此后略有下降,但2007年依然有97.57%的新产品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
五、产业组织结构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在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进程中,产业组织结构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导致过高的市场集中度,迫使部分小企业退出市场竞争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十五大”以后,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大力推进企业组织的结构调整,利用市场力量引导企业重组,进而推动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成长,这些大企业逐渐成为行业中的主导企业。而一批中小企业则退出了市场。其中,一些小企业是因为经营不善、技术落后导致出现巨额亏损后的主动退出,或者被大企业兼并收购重组,成为大企业集团的一部分而重新具有竞争力;而另外一些企业,则是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甚至在出现垄断的情况下,被迫退出市场。
(二)小企业不仅没有形成对相关大企业的零部件提供和配套服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与大企业进行恶性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阻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小企业的发展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价值创造和解决就业问题方面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大型企业都有相当数量的配套小企业,提供零部件及配套服务,进而形成以某个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而目前在中国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中,这种以大企业为核心、相关配套产业的小企业积聚其周围而形成的产业集群相对较少,大多是传统类型的产业集群。在这类产业集群中,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同类竞争性商品,小企业在产品质量、价格等方面与大企业进行恶性竞争,不仅扰乱市场,而且对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没有形成协同发展机制
作为制造业的高级投入要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最终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然而,中国并没有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机制。“世界工厂”的定位使中国制造业发展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出现了“逆服务化”趋势。
从需求来看,中国制造企业无法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目前中国本土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代工生产环节,因而只需要低端服务投入,从而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极为有限,由此直接导致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失去市场需求的支撑。外资代工制造业中,跨国公司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网络生产体系,从而割裂了制造业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这也意味着制造业增加值中很大一部分是由FDI企业创造的,在封闭网络体系下,制造业的繁荣并没有形成本土高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
从供给来看,企业缺乏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动力机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其核心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工具,不会轻易向中国本土企业转移。跨国公司主要选择了以服务业FDI的形式进入中国,从而满足其高端制造业FDI的需求,并且加强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中国本土企业任何向研发、品牌、设计等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行为,都会受到跨国公司不给订单等方式的威胁,服务化进程严重受阻。
国际代工模式下制造业和服务业FDI形成了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双重挤压。服务业FDI的进入不仅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本土生产性服务企业形成竞争,而且还抢占了国内市场。制造业FDI在诸如资金、高素质人才等生产要素方面与服务业形成激烈的竞争。国际代工模式下,中国企业无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此外,较低的绝对利润也导致企业没有能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国际代工模式下,制造业发展越快,则对生产性服务产生更多的挤出效应,从而导致服务业发展成本更高,制造业越具有比较优势,生产性服务发展就越受影响。
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然而,当前政府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表现在前瞻性技术资金投入不足、资本市场对战略性产业升级和发展支持不够、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不完善等。
(一)前瞻性技术资金投入不足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创新导向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对前瞻性技术进行攻关。这是一项风险较大的资金投入,在私人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但当前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以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为例,筹集资金总额中的政府筹集部分比例逐年下降,1999年约为32.38%,到2007年下降为22.14%。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用途来看,2009年用于科学技术的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3.40%。政府资金的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支持不够
产业升级不仅仅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还需要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实现科技成果迅速产业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资本市场的中小企业创业板以及风险投资基金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创业板虽然已经启动,但是目前通过IPO的企业只有少数几十家,远远不能满足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需要;此外,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还远不成熟。
(三)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不够完善
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资金的投入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和突破。当前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体现在每隔5年编制一次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从近15年编制的规划纲要中不难发现,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将新能源、汽车、信息产业、生物医药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然而,这些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政策保障和落实。
八、现有人力资本结构无法满足产业升级需要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结构对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变起着本质的影响。人力资本可以区分为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三个层次。其中,一般人力资本主要是指普通的劳动者,专业性人力资本则主要是在技术、知识、管理等方面具有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企业家人力资本则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融入国际分工中开始越来越偏离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个比较优势,进而走上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发展路径。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的利润再投资,也加速了中国资本的深化程度。一方面资本深化会降低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率,使得较高的资本投资率并不能相应地带来较高的工业劳动力需求增长率,造成社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对现有人力资本的吸纳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资本深化导致企业对人力资本的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量缺乏技能的一般性人力资本无法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这就使现有的人力资本结构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产业升级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结构不匹配。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是一般人力资本较为充裕,因此,中国能够依靠这些价格低廉的一般人力资本迅速融入全球化,承担全球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而专业性人力资本则相对较少,因此价值链中的研发设计和品牌研发、金融服务、法律咨询等高端环节,则往往无法由本国人力资本承担,进而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此外,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中国则严重匮乏,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受到限制。
(李平,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铁,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鹏飞,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