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面临加工贸易产业的萎缩，香港狭窄的税基难以应付经济波动，澳门对博彩业的过分倚重也存在风险，在此种情况下，三者的更深度合作便不可避免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粤港澳三地可能设立特别合作区”
　　两会期间，香港媒体率先传出消息称，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功能将与自由贸易区相似，为实现该合作区的有效运作，中央还有望给予该合作区下放部分经济管理许可权、社会管理许可权以及金融创新试验权。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急于建设超级都市圈，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全球化带来的某些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是为了增强国家的发言权和竞争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学者表示：建立粤港澳特别合作区应该是一个国家战略而不仅仅是地区合作的构想。按照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到2030年，中国要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时候，国家要掌握在全球物流、人流、资金流上的主动权，就必须在最有条件的地方建设起自己的超级都市圈。
　　来自广东省外经贸厅的消息称，有关部门将在5月份就成立特别合作区事项向国务院提交一份初步方案。
　　
　　三地求解“全流通”
　　
　　至今，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无形屏障，那便是体制差异。
　　“体制不同是粤港澳融合的最大问题，这里面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等，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何在两个不同体制下达到深度融合，将是一个长期命题。”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所长杨汝万建议：可以把河套地区列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试点地区之一，尝试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自由流动。
　　杨汝万所说的河套地区是指目前深圳河以南约100万平方米的地域，据国务院1997年7月1日颁发的第221号令，该区域的业权属于深圳，管理权属香港。
　　


　　对于澳门，澳门大学校长高级顾问兼澳门研究中心主任杨允中表示：“澳门是微型经济体，弹丸之地，能够扩充新兴产业的空间、资源都十分缺乏。所以，即使澳门有资本，也只能在境外寻求扩充。澳门可以利用未来的粤港澳特别合作区，借助内地的资源，寻找可以依赖的非博彩产业。”现实问题是，目前澳门政府还没有寻找到一种可以依赖的非博彩产业，即使是当前大力发展的会展，也同样依赖于博彩业。
　　“除了税基问题，香港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存在着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与美元挂钩的现实屏障。”有香港学者认为：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金融中心地位是绝对性的，但香港不是。中国主要的金融和保险机构的总部在北京，中国国内融资中心在上海，中国的国际融资中心才是香港。
　　
　　深圳之后大手笔
　　
　　在香港媒体报道中，粤港澳特别合作区被比喻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又一个意义不亚于当年设立深圳特区的伟大创举。
　　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已经明确提出：“要确立世界眼光，打造比肩纽约、东京大都会圈的世界级大经济区。”在众多公开场合，汪洋也已经把“加强粤港澳合作”的传统提法改成了“加强粤港澳融合”。该观点与香港政府施政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纽约式的国际大都市方向一致。
　　香港媒体结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期间明确提出要“扩大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广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再次“杀出一条血路”等观点，分析认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成功获批的可能非常大”。
　　当前种种迹象均在表明，粤港澳融合正在加速升温。（摘自：《中国经营报》2008年3月9日编辑：蔡文清）
　　
　　点评：突破体制差异而实现粤港澳“大特区”的构想，当是与深圳特区的设立一样意义重大的创举。以粤港澳形成国际都市圈，在该地区打造深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就可以成为整个21世纪中国和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意义不可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