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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最新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在海外的矿产投资仅45亿美元，同比下降55％，只占全球矿业交易总额的7％。有分析认为，由于遇到种种困难，中国资金近年放缓了海外矿产收购的步伐。
海外买矿并非中字头大国企的独角戏，中国民企正不断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值得关注的是，这其中还包括非资源类企业的介入。这些民营企业在海外买矿时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否拖慢了企业的脚步?民企又将如何去跨越?
6月3日至4日，第七届亚洲矿业投资论坛在京召开，为了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本刊记者采访了与会的招金、紫金、宝贝、五矿等矿业公司老总，以及美、加、澳、法多家外国矿业公司。会议结束后，记者还专门约访了刚从蒙古考察途经北京的资深矿业从业者邓应渝先生。
搞矿很烧钱，实力不够伤不起
采访之前，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网易曾做了一个专题报道，结论是，中国流动资金有向矿业大规模移动的倾向。另有相当多的媒体报道也证实了，中国江浙企业因为“有钱无处投资”走出去寻找更好的投资渠道，最终锁定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材料供应来源，进而押注矿山等资源型产业。
而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专家总结认为，目前，中国民间资本正以三种形式进入矿产资源勘探领域。第一种就是以矿业起家的企业，他们此前从事小煤矿、小铁矿的开发利用，勘探、开采经验丰富。这种企业在发展壮大后，倾向于购买矿山实体，并进行实实在在地开发与经营。
第二种企业是从资金密集型行业转型而来，比如房地产开发企业。他们在为闲置资金寻找投资途径时盯上了矿产资源，将资金投向矿权市场及矿山开发。
第三种企业起源于国际贸易公司。国际贸易的经验与优势，对国际矿产品及矿权市场机会的敏感性和捕捉能力，促使这类民间资本涉足海外资源的投资与开发。
很多企业进入矿产领域之后的情况，用邓应渝的话说，“合同签完，才是麻烦的开始。”
宝贝集团总裁卞洪登的介绍较有代表性。这家早年掘金蒙古的矿企近几年发展不很顺利。6月3日的矿业论坛上，在提问环节卞洪登发声，抗议“中国银行系统对民营企业缺少融资扶持”，同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这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他的“呼声”，他也不是第一个“抗议”的民营矿企老板。
为什么曾经“不差钱”的矿老板对“钱”这么敏感?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矿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企业，投资回报慢，且影响因素众多，比起房地产或者其他行业来说，风险系数更高，需要更多的资金和其他实力才能撑到赢利，否则，就会以亏本收场。和大型国有企业相比，资金实力的不足，再融资难问题一直是钳制民营矿企发展的硬伤之一。在动辄以亿元计算的石油行业投资，问题就更突出。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表示，民营石油企业在扩张方面主要通过两大渠道获得资金支持，一是内源融资，以自身的经营利润以及资本的积累为基础；二是外源融资，包括发行债券、股票，民间借贷、银行借贷等。
“民营企业获得贷款的门槛远远高于国有能源企业，为获取资金，民营企业一般都会采取挂靠国家对银行贷款的优惠政策。”卞洪登说。
事实上，民营企业在申请银行贷款过程中大多会利用节能环保、新能源、绿色等概念武装自身，或寻找政府部门等有利资源作为中介以及担保，利用土地房产、品牌优势做抵押等获得贷款。
即便如此，大多数民营企业在申请银行贷款的过程中还是被拒之门外。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一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表示，国内民营石油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企业的自身规模和资源的掌控度都使其难以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
“在民营石油企业中，大部分都有自己建立起来的一套融资系统，包括银行、金融机构，这些融资行为都不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实现的，而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具有强烈的‘江湖色彩’。”上述全国工商联石油业负责人说。
邓应渝也表示，银行不肯轻易借贷给民企，“也怨不得银行，民企也要从自身找问题。上市公司都敢内外两本账，更别说一般企业。这让银行怎么放心借贷?”
可见，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往往回避对民间投资主体的放贷风险，民间通过贷款融资的渠道也受到了极大限制。
至于上市融资，邓应渝告诉记者，“这很难。”因为民间投资矿山的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小型企业和小矿，而我国主板市场的上市融资要求较高，多数民营企业难以符合条件，民间投资矿业基本上不能通过直接融资渠道筹集资金。
据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并购合伙人吴兴良介绍，“美国的海外并购中，往往是金融企业紧跟实业公司出海，为实业公司在收购地的运营提供金融支持”。而我国民间投资矿山企业以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缺乏投资基金和机构投资者的介入，民间投资矿业缺少资金供给大户。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建议，要推动我国矿业资本市场的建设，一是加快场外有形交易市场的建设，建立和发展股权交易市场和矿权交易市场；二是推动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市场板块的建设。他建议政府管理部门将建立和发展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和场外交易市场纳入正式日程，确立其发展目标和步骤以及相关制度改革与政策研究的调整。
机会与陷阱同在，人才储备“有木有”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还不得不面临门槛高、风险大、成本高、寻保难的多重问题。
在民企海外买矿中，一般采用两类形式，即直接购买矿山和收购矿业公司。考虑到很多风险以及复杂要素，有实力的企业选择后者。而这种收购，往往埋下很大隐患。用邓应渝的话说，“人家公司如果真的那么好，怎么会出售?即使要出售，为什么不出售给文化背景一样的本国企业，反而会卖给中国企业?”
原普华永道中国并购服务合伙人王晓刚曾表示，一些中国非能源企业在并购海外资源企业时，往往更关注商业条款，而忽略财务、法律风险。而且，它们基本是依靠当地企业开展运营，所以如何留住原有管理层，让其帮助中国企业管理好被收购的资产，显得至关重要。
普华永道中国并购服务合伙人李明提醒说，日本曾经历过海外并购潮，当时一般的日本企业往往先在海外设立办事处，运营数十年后，随着对当地业务的熟悉，再着手开展并购，“与之相比，很多中国企业却是直接进行并购，风险较大。”
而直接买矿，金融地产投资人张捷曾经吃过亏。他打算购买非洲某国的一个铁矿山，该矿品位高、运输简单(铁路已经建好)，出于前觉得十拿九稳。等到了该国，经过一番调查后他发现，当地矿业极其发达，在欧洲殖民时代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矿业体系，相关法律规定有几百万页。
法律的复杂就意味着可以设置陷阱的地方很多。那里的矿业法不光要有矿山的归属，还有地上的土地使用权，否则不让你开采；还有地下的土地所有权，没有这个所有权矿不是你的；还有毗邻权，你开采要周边的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同意；还有环境保护要求， 严格规定了采矿对于地下水等等的影响要承担的责任等等；矿山开采完毕，还有恢复环境的具体要求和承诺等等，每一条都可以成为陷阱，而且那里实行的是案例法。
为此当地的矿业律师成为一个非常吃香的职业，每小时的收费要在2000美元以上，最好的律师要10000美元以上。而且，让张捷后怕的是，最初自己和对方草拟的合同实在太简单太草率了，必须要熟悉当地法律的律师来帮助重新草拟。但是当地华人告诉他，即使请当地律师，当地商业间谍商业贿赂横行，那—万美金一小时的律师也会被买通的，别看律师收费一小时—万美金，这和多少亿美金价值的矿山交易来比就不算什么了。因此必须多请几个彼此不了解的律师，以避免被出卖。
考虑到费用，张捷想在国内找相关律师，但是失望地发现，国内根本没有熟悉该国法律的律师，加上语言问题，完全无法站在一个平台上沟通。
不仅是律师，即使在海外勘探、商业谈判、资本运营、国际化管理方式，中国企业的人才都极其短缺。其中地质勘探领域，按说中国方面技术已经非常先进。无奈的是，这些高精尖人才多数外语不过关，很难胜任国外环境。
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请当地的华侨或者华人商协会帮忙?邓应渝告诉记者，“大多数华侨在当地都还没有能力跻身上层社会。况且即使有，你也不一定有渠道认识。”
如果中高管理层可以通过延揽海归人才来克服的话，那么海外一线员工，就很难找到有国际背景的人20来自万宝盛华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民企走不出国门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人才匮乏所致。调查显示，41％的民企在国际化进程中难以吸引到国际化发展所需的人20调查发现，20％处于上市阶段的民企和19％处于国际化阶段的民企忍受着人才流动频繁带来的痛苦。
国际型人才的短缺，紫金矿业感受很深。该公司国际部总经理李志林告诉记者，紫金矿业一直饱受海外人才短缺困扰。“即使买下了矿，想找到合适的人在那里蹲点都很难。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大学毕业生扔到非洲某国三五年，耽误了找对象，又苦又累，人家爹妈都不答应。”
针对这个问题，邓应渝所在的千辉集团采用了人才国际化的办法来克服，即公司员工来自世界各个国家，通过项目外包给当地的方式，由这些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来管理，从而做到保证项目顺利进行。
而福州大学紫金矿业学院是校企合作培养专业人才的有益实践，于2007年由福州大学与紫金矿业集团合作创办，其主要职责是为当地培养稀缺地质矿业人才。
致胜法宝，三铁律七原则
为什么说矿业有门槛?那就是说，即使你资金足够、人才齐备，也不一定可以赢利。有一种尚未得到证实的说法：去海外买矿的中国企业，80％铩羽而归。
中国矿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刘益康对记者介绍说，境外购矿的首要风险，在于对实际矿储量的评估。一些企业在尽职调查阶段不够细致，缺乏专业人才，又急于圈地购矿，因而轻信一些地质调研机构的所谓勘查报告。“有的企业甚至聘请当地移民代理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因此，有的资产卖方一听是中国买家就拒绝再交易。”
去海外买矿想挣到钱，从业三十余年的邓应渝先生十分愿意和同行分享他的见解。他告诉记者，和房地产之类的行业不同，矿业投入周期往往短至两三年，长则几十年，中间充满了大量不可预见的干扰因素。“一切均有可能构成麻烦，比如政局更迭、自然灾害、战争、国际关系、法律变更、商业竞争等等。”
因此，他特别提出要为国企“说情”。众所周知，中国国企才是海外买矿的“大户”，但是常常买下的矿要价都很高，而且为了避免民企竞争引起“抬价”，会提前和民企“打招呼”，这都引起了民企同业的不满，认为不给民企“活路”。
邓应渝认为，国企“求稳”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国企立项必须有可行性方案，才能通过审批拿到资金。这就迫使在项目选择时，宁可选择与政府关系稳固、品位好的矿山而且保证一定比例的利润回报。这和甘冒巨大风险“抄底”的民企做法大有不同。
邓应渝先生反复强调三个铁律：第一，没有直接的上层政府关系的不要做；第二，矿品位不高不要做；第三，即使品位很好，但是无法保证利润的不要做。很多基建很差的矿山，会让投资者在铁路和港口上投入大量成本，工期旷日持久，投入庞大，以至于最后利润无法保证。
邓应渝总结了在落后国家投资矿业必须谨记的七项原则：
第一，没有利润或利润太低、没有前景的项目，千万不要考虑。如果要花7－10年时间和大量投资而无利可图，不如放弃。比如像战争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别去。频繁有政变发生的国家，尽量别去。不稳定的国家暂时不去，否则会把风险推到最高。
第二，在取得较好利润的前提下，应该多参与当地的慈善事业，照顾、培养年轻一代，展示中国并非是新殖民主义者的现象。
第三，建议中国企业要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尊重当地生活方式，但同时要懂得保护自己，避免产生不必要矛盾。
第四，建议中国企业要充分了解当地社会状况、融入当地社会，在经商、赚钱的目标下多承担点社会责任。
第五，在合理范围内尽量配合当地政府的需要，在不影响投资计划的条件下，满足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第六、不要把自己习惯的一套强加于人。一定要把规章制度、管理模式本地化，减低冲突、减少误区。
第七，要懂得当地政治，但千万不要参与政治。要与各党派保持表面良好关系，买好政治保险。在一个国家，企业要和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保持良好关系。民企，国企联手，抱团就是力量
矿业“走出去”，可以说民企、国企各有优势。民企决策灵活、操作低调、没有身份难题，机会来时比较容易把握；国企背靠国家，资金实力雄厚，人才资源充足，政治因素可以以政府关系去保证。民企、国企可不可以优势互补?
近日，一桩加拿大钾盐收购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6月10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川国际矿业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加拿大钾盐矿区KP－488，建设300万吨／年的钾盐基地。这场国有企业(盐湖股份)与民营企业(中川矿业)在农资领域的合作，预计投入32亿美元。
2010年7月，中川矿业获得了KP－488的钾矿采矿权。这也是目前我国在海外唯一可控的大型优质钾矿床。“就如同打进去一个楔子。”国务院参事、中国地质大学原副校长蔡克勤对此评价说。2010年2月，加拿大北环勘控咨询公司(North Rim)出具的北美太业通用的43－101报告评定，KP－488区块氯化钾量9.03亿吨。但地下矿产资源要想变成真正的钾盐，还要靠后续的开发建设。
与开采磷肥和氮肥不同，开发钾矿相对时间更长，技术要求高，资金需求较大，开发难度相对较大。“钾肥从动工建设到产出产品，一般需要5年时间，而氮肥和磷肥的生产只用2年时间。”中国化肥网行情总编杜双江指出。
虽然中川矿业拿到了采矿权，但仅靠自身实力显然是有问题的。因此，与盐湖股份的合作，能够为该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让民企先出去打前站，拿到资源后再联合国企开发，应该是一条优势互补的好路70
邓应渝先生所在的公司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公司打前站，然后和中国国企成立合资公司，投资非洲某国的一个矿山，目前进展顺利。
他认为，民营资本大多希望与政府积极合作，在政府指导下进行投资，国家应该利用民营资本较为灵活、在国外收购过程中不过多牵扯政治考量的优势，有效引导利用这些资金，在政府做好民营资本走出去服务平台的基础上，使其积极参与到这些海外项目中，并能在国家监督的框架下协助中国政府完成这些项目，从而达到双赢目的。
资源为王，路人皆知。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对全球资源的布局，世界前8大矿企控制着全球矿业供给近50％的市场份额，西方跨国公司牢牢掌握着全球矿产资源的定价权。因此，民营矿山企业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分一杯羹，最好抱团经营。澳洲华人陈春风就是这么做的，他通过老乡、亲戚筹集资金成立基金，合作拿矿，而更多的企业则通过自身的资本经营和产业重组，向公司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提高自身规模、资金、技术等硬件水平。
“几乎所有国家在转型崛起过程中，对资源的吸纳都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就曾支持大型财团赴海外收购，如今，轮到中国，仅仅在买矿这一步，比起在市场经济里浸淫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企业，我们仍处在青春期。”业内人士说。
海外买矿并非中字头大国企的独角戏，中国民企正不断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值得关注的是，这其中还包括非资源类企业的介入。这些民营企业在海外买矿时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否拖慢了企业的脚步?民企又将如何去跨越?
6月3日至4日，第七届亚洲矿业投资论坛在京召开，为了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本刊记者采访了与会的招金、紫金、宝贝、五矿等矿业公司老总，以及美、加、澳、法多家外国矿业公司。会议结束后，记者还专门约访了刚从蒙古考察途经北京的资深矿业从业者邓应渝先生。
搞矿很烧钱，实力不够伤不起
采访之前，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网易曾做了一个专题报道，结论是，中国流动资金有向矿业大规模移动的倾向。另有相当多的媒体报道也证实了，中国江浙企业因为“有钱无处投资”走出去寻找更好的投资渠道，最终锁定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材料供应来源，进而押注矿山等资源型产业。
而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专家总结认为，目前，中国民间资本正以三种形式进入矿产资源勘探领域。第一种就是以矿业起家的企业，他们此前从事小煤矿、小铁矿的开发利用，勘探、开采经验丰富。这种企业在发展壮大后，倾向于购买矿山实体，并进行实实在在地开发与经营。
第二种企业是从资金密集型行业转型而来，比如房地产开发企业。他们在为闲置资金寻找投资途径时盯上了矿产资源，将资金投向矿权市场及矿山开发。
第三种企业起源于国际贸易公司。国际贸易的经验与优势，对国际矿产品及矿权市场机会的敏感性和捕捉能力，促使这类民间资本涉足海外资源的投资与开发。
很多企业进入矿产领域之后的情况，用邓应渝的话说，“合同签完，才是麻烦的开始。”
宝贝集团总裁卞洪登的介绍较有代表性。这家早年掘金蒙古的矿企近几年发展不很顺利。6月3日的矿业论坛上，在提问环节卞洪登发声，抗议“中国银行系统对民营企业缺少融资扶持”，同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这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他的“呼声”，他也不是第一个“抗议”的民营矿企老板。
为什么曾经“不差钱”的矿老板对“钱”这么敏感?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矿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企业，投资回报慢，且影响因素众多，比起房地产或者其他行业来说，风险系数更高，需要更多的资金和其他实力才能撑到赢利，否则，就会以亏本收场。和大型国有企业相比，资金实力的不足，再融资难问题一直是钳制民营矿企发展的硬伤之一。在动辄以亿元计算的石油行业投资，问题就更突出。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表示，民营石油企业在扩张方面主要通过两大渠道获得资金支持，一是内源融资，以自身的经营利润以及资本的积累为基础；二是外源融资，包括发行债券、股票，民间借贷、银行借贷等。
“民营企业获得贷款的门槛远远高于国有能源企业，为获取资金，民营企业一般都会采取挂靠国家对银行贷款的优惠政策。”卞洪登说。
事实上，民营企业在申请银行贷款过程中大多会利用节能环保、新能源、绿色等概念武装自身，或寻找政府部门等有利资源作为中介以及担保，利用土地房产、品牌优势做抵押等获得贷款。
即便如此，大多数民营企业在申请银行贷款的过程中还是被拒之门外。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一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表示，国内民营石油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企业的自身规模和资源的掌控度都使其难以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
“在民营石油企业中，大部分都有自己建立起来的一套融资系统，包括银行、金融机构，这些融资行为都不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实现的，而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具有强烈的‘江湖色彩’。”上述全国工商联石油业负责人说。
邓应渝也表示，银行不肯轻易借贷给民企，“也怨不得银行，民企也要从自身找问题。上市公司都敢内外两本账，更别说一般企业。这让银行怎么放心借贷?”
可见，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往往回避对民间投资主体的放贷风险，民间通过贷款融资的渠道也受到了极大限制。
至于上市融资，邓应渝告诉记者，“这很难。”因为民间投资矿山的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小型企业和小矿，而我国主板市场的上市融资要求较高，多数民营企业难以符合条件，民间投资矿业基本上不能通过直接融资渠道筹集资金。
据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并购合伙人吴兴良介绍，“美国的海外并购中，往往是金融企业紧跟实业公司出海，为实业公司在收购地的运营提供金融支持”。而我国民间投资矿山企业以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缺乏投资基金和机构投资者的介入，民间投资矿业缺少资金供给大户。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建议，要推动我国矿业资本市场的建设，一是加快场外有形交易市场的建设，建立和发展股权交易市场和矿权交易市场；二是推动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市场板块的建设。他建议政府管理部门将建立和发展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和场外交易市场纳入正式日程，确立其发展目标和步骤以及相关制度改革与政策研究的调整。
机会与陷阱同在，人才储备“有木有”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还不得不面临门槛高、风险大、成本高、寻保难的多重问题。
在民企海外买矿中，一般采用两类形式，即直接购买矿山和收购矿业公司。考虑到很多风险以及复杂要素，有实力的企业选择后者。而这种收购，往往埋下很大隐患。用邓应渝的话说，“人家公司如果真的那么好，怎么会出售?即使要出售，为什么不出售给文化背景一样的本国企业，反而会卖给中国企业?”
原普华永道中国并购服务合伙人王晓刚曾表示，一些中国非能源企业在并购海外资源企业时，往往更关注商业条款，而忽略财务、法律风险。而且，它们基本是依靠当地企业开展运营，所以如何留住原有管理层，让其帮助中国企业管理好被收购的资产，显得至关重要。
普华永道中国并购服务合伙人李明提醒说，日本曾经历过海外并购潮，当时一般的日本企业往往先在海外设立办事处，运营数十年后，随着对当地业务的熟悉，再着手开展并购，“与之相比，很多中国企业却是直接进行并购，风险较大。”
而直接买矿，金融地产投资人张捷曾经吃过亏。他打算购买非洲某国的一个铁矿山，该矿品位高、运输简单(铁路已经建好)，出于前觉得十拿九稳。等到了该国，经过一番调查后他发现，当地矿业极其发达，在欧洲殖民时代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矿业体系，相关法律规定有几百万页。
法律的复杂就意味着可以设置陷阱的地方很多。那里的矿业法不光要有矿山的归属，还有地上的土地使用权，否则不让你开采；还有地下的土地所有权，没有这个所有权矿不是你的；还有毗邻权，你开采要周边的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同意；还有环境保护要求， 严格规定了采矿对于地下水等等的影响要承担的责任等等；矿山开采完毕，还有恢复环境的具体要求和承诺等等，每一条都可以成为陷阱，而且那里实行的是案例法。
为此当地的矿业律师成为一个非常吃香的职业，每小时的收费要在2000美元以上，最好的律师要10000美元以上。而且，让张捷后怕的是，最初自己和对方草拟的合同实在太简单太草率了，必须要熟悉当地法律的律师来帮助重新草拟。但是当地华人告诉他，即使请当地律师，当地商业间谍商业贿赂横行，那—万美金一小时的律师也会被买通的，别看律师收费一小时—万美金，这和多少亿美金价值的矿山交易来比就不算什么了。因此必须多请几个彼此不了解的律师，以避免被出卖。
考虑到费用，张捷想在国内找相关律师，但是失望地发现，国内根本没有熟悉该国法律的律师，加上语言问题，完全无法站在一个平台上沟通。
不仅是律师，即使在海外勘探、商业谈判、资本运营、国际化管理方式，中国企业的人才都极其短缺。其中地质勘探领域，按说中国方面技术已经非常先进。无奈的是，这些高精尖人才多数外语不过关，很难胜任国外环境。
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请当地的华侨或者华人商协会帮忙?邓应渝告诉记者，“大多数华侨在当地都还没有能力跻身上层社会。况且即使有，你也不一定有渠道认识。”
如果中高管理层可以通过延揽海归人才来克服的话，那么海外一线员工，就很难找到有国际背景的人20来自万宝盛华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民企走不出国门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人才匮乏所致。调查显示，41％的民企在国际化进程中难以吸引到国际化发展所需的人20调查发现，20％处于上市阶段的民企和19％处于国际化阶段的民企忍受着人才流动频繁带来的痛苦。
国际型人才的短缺，紫金矿业感受很深。该公司国际部总经理李志林告诉记者，紫金矿业一直饱受海外人才短缺困扰。“即使买下了矿，想找到合适的人在那里蹲点都很难。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大学毕业生扔到非洲某国三五年，耽误了找对象，又苦又累，人家爹妈都不答应。”
针对这个问题，邓应渝所在的千辉集团采用了人才国际化的办法来克服，即公司员工来自世界各个国家，通过项目外包给当地的方式，由这些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来管理，从而做到保证项目顺利进行。
而福州大学紫金矿业学院是校企合作培养专业人才的有益实践，于2007年由福州大学与紫金矿业集团合作创办，其主要职责是为当地培养稀缺地质矿业人才。
致胜法宝，三铁律七原则
为什么说矿业有门槛?那就是说，即使你资金足够、人才齐备，也不一定可以赢利。有一种尚未得到证实的说法：去海外买矿的中国企业，80％铩羽而归。
中国矿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刘益康对记者介绍说，境外购矿的首要风险，在于对实际矿储量的评估。一些企业在尽职调查阶段不够细致，缺乏专业人才，又急于圈地购矿，因而轻信一些地质调研机构的所谓勘查报告。“有的企业甚至聘请当地移民代理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因此，有的资产卖方一听是中国买家就拒绝再交易。”
去海外买矿想挣到钱，从业三十余年的邓应渝先生十分愿意和同行分享他的见解。他告诉记者，和房地产之类的行业不同，矿业投入周期往往短至两三年，长则几十年，中间充满了大量不可预见的干扰因素。“一切均有可能构成麻烦，比如政局更迭、自然灾害、战争、国际关系、法律变更、商业竞争等等。”
因此，他特别提出要为国企“说情”。众所周知，中国国企才是海外买矿的“大户”，但是常常买下的矿要价都很高，而且为了避免民企竞争引起“抬价”，会提前和民企“打招呼”，这都引起了民企同业的不满，认为不给民企“活路”。
邓应渝认为，国企“求稳”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国企立项必须有可行性方案，才能通过审批拿到资金。这就迫使在项目选择时，宁可选择与政府关系稳固、品位好的矿山而且保证一定比例的利润回报。这和甘冒巨大风险“抄底”的民企做法大有不同。
邓应渝先生反复强调三个铁律：第一，没有直接的上层政府关系的不要做；第二，矿品位不高不要做；第三，即使品位很好，但是无法保证利润的不要做。很多基建很差的矿山，会让投资者在铁路和港口上投入大量成本，工期旷日持久，投入庞大，以至于最后利润无法保证。
邓应渝总结了在落后国家投资矿业必须谨记的七项原则：
第一，没有利润或利润太低、没有前景的项目，千万不要考虑。如果要花7－10年时间和大量投资而无利可图，不如放弃。比如像战争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别去。频繁有政变发生的国家，尽量别去。不稳定的国家暂时不去，否则会把风险推到最高。
第二，在取得较好利润的前提下，应该多参与当地的慈善事业，照顾、培养年轻一代，展示中国并非是新殖民主义者的现象。
第三，建议中国企业要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尊重当地生活方式，但同时要懂得保护自己，避免产生不必要矛盾。
第四，建议中国企业要充分了解当地社会状况、融入当地社会，在经商、赚钱的目标下多承担点社会责任。
第五，在合理范围内尽量配合当地政府的需要，在不影响投资计划的条件下，满足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第六、不要把自己习惯的一套强加于人。一定要把规章制度、管理模式本地化，减低冲突、减少误区。
第七，要懂得当地政治，但千万不要参与政治。要与各党派保持表面良好关系，买好政治保险。在一个国家，企业要和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保持良好关系。民企，国企联手，抱团就是力量
矿业“走出去”，可以说民企、国企各有优势。民企决策灵活、操作低调、没有身份难题，机会来时比较容易把握；国企背靠国家，资金实力雄厚，人才资源充足，政治因素可以以政府关系去保证。民企、国企可不可以优势互补?
近日，一桩加拿大钾盐收购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6月10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川国际矿业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加拿大钾盐矿区KP－488，建设300万吨／年的钾盐基地。这场国有企业(盐湖股份)与民营企业(中川矿业)在农资领域的合作，预计投入32亿美元。
2010年7月，中川矿业获得了KP－488的钾矿采矿权。这也是目前我国在海外唯一可控的大型优质钾矿床。“就如同打进去一个楔子。”国务院参事、中国地质大学原副校长蔡克勤对此评价说。2010年2月，加拿大北环勘控咨询公司(North Rim)出具的北美太业通用的43－101报告评定，KP－488区块氯化钾量9.03亿吨。但地下矿产资源要想变成真正的钾盐，还要靠后续的开发建设。
与开采磷肥和氮肥不同，开发钾矿相对时间更长，技术要求高，资金需求较大，开发难度相对较大。“钾肥从动工建设到产出产品，一般需要5年时间，而氮肥和磷肥的生产只用2年时间。”中国化肥网行情总编杜双江指出。
虽然中川矿业拿到了采矿权，但仅靠自身实力显然是有问题的。因此，与盐湖股份的合作，能够为该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让民企先出去打前站，拿到资源后再联合国企开发，应该是一条优势互补的好路70
邓应渝先生所在的公司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公司打前站，然后和中国国企成立合资公司，投资非洲某国的一个矿山，目前进展顺利。
他认为，民营资本大多希望与政府积极合作，在政府指导下进行投资，国家应该利用民营资本较为灵活、在国外收购过程中不过多牵扯政治考量的优势，有效引导利用这些资金，在政府做好民营资本走出去服务平台的基础上，使其积极参与到这些海外项目中，并能在国家监督的框架下协助中国政府完成这些项目，从而达到双赢目的。
资源为王，路人皆知。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对全球资源的布局，世界前8大矿企控制着全球矿业供给近50％的市场份额，西方跨国公司牢牢掌握着全球矿产资源的定价权。因此，民营矿山企业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分一杯羹，最好抱团经营。澳洲华人陈春风就是这么做的，他通过老乡、亲戚筹集资金成立基金，合作拿矿，而更多的企业则通过自身的资本经营和产业重组，向公司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提高自身规模、资金、技术等硬件水平。
“几乎所有国家在转型崛起过程中，对资源的吸纳都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就曾支持大型财团赴海外收购，如今，轮到中国，仅仅在买矿这一步，比起在市场经济里浸淫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企业，我们仍处在青春期。”业内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