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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就是“公共文化服务”。这说的是啥？也许一些白领们会想：这不是大爷大妈们的事吗？一些艺术家会想，这不就是送戏下社区吗？也对，也不全对。看看前不久刚“出炉”的上海市“十三五”规划吧。其中提到：“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活跃群众文化、倡导志愿文化、发展体育文化、培育创新文化，形成文明、健康、快乐的都市生活方式。满足群众文化旅游休闲需求，加快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这才是全面准确的表达。
近年来，作为上海城市发展规划中的一块重要内容，公共文化服务一直在现代化道路上探索行进。它碰到过哪些难题？已积累了哪些经验？如何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同步？带着问号，记者一一采访了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管理者、参与者、研究者等，逐步厘清了思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花架子”和“文化站”
2015年1月，中办和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同年9月，上海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有关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并提出“率先建成”的总目标。“率先建成”是需要底气的，好在上海有这个底气——在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到2010年底，上海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组成的网络已基本实现对市、区（县）、街镇、村（居委）的全覆盖;在服务半径上，基本达到了打造“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的“十一五”目标。从市区到郊区，已雨后春笋般出现大批崭新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一些远郊的乡镇甚至投入几千万，将社区文化中心建成该镇的标志建筑。
然而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高大上”的文化设施，如果没有后续服务内容跟上，就会成为“花架子”。政府相关部门意识到，光有硬件建设是不够的，必须解决运作体制机制的问题，让这些文化活动中心变成名副其实的“文化站”。近年来，搭建文化配送平台并逐步升级成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任务。目前“东方系列”公共文化配送的“升级版”有四项特点：一是坚持以市民需求为导向，定期开展调研和意见跟踪，不断调整配送内容，实施“选菜点单”按需配送;二是改变原来市级单向配送格局，全市17个区县全部建立了区级（二级）配送机构，部分街镇已启动三级配送，全年6500万元市级公共文化资源配送总额度以区域人口为基础进行分配，重点向远郊倾斜，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三是通过广发“英雄贴”、举办采购洽谈会、提高演出采购标准等方式，不仅有效提升了配送质量，也使一批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和服务项目首次进入配送菜单;四是制定、补充、完善了一系列制度，依托统一的配送服务平台建立起360度全方位评价反馈机制，将“拨款制”调整为“购买制”。由此，配送机构的服务意识和配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胡劲军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根据上海“十三五”规划，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还要做好这么几件事：“第一，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建设，我们已有的两百多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要继续进行社会化、专业化的管理和改革，同时，一大批或立项或建成或启动的公共文化设施，要有新的姿态，在更高层次上满足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也是上海的特点，既有对硬件的投入，还有对运营、对管理团队的要求。第二，上海的公共文化有法律保障。2012年市人大出台的《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是全国第一部关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法规。地方立法保护，这个理念不是约束，是重要保障。第三，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能级。尤其是‘文化上海云’，它综合运用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为市民提供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这不光是一朵文化服务云，也是文化政务的一部分，在上面我们会把文化政务晒给百姓看，与老百姓形成良好互动，这也是上海精神文明很重要的标志。第四，2016年开始，按市委宣传部要求，我们会在这几年的工作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市民文化素质提升工程。”
在探索实践中，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很快避免了“花架子”而成为货真价实的“文化站”，并进行着社会化、专业化管理，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引起全国关注。2015年中宣部、文化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的经验交流会，各地代表对上海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给予高度肯定。“大家肯定、推崇的并不是上海的物质基础有多雄厚，而是上海在公共文化建设的深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工作理念以及做法、效果，这些对未来的发展可能是一种引领。”胡劲军对本刊记者说。
“送果实”和“播种子”
第一个理念观念就是：不仅“送”艺术果实，还要“播”文化种子。
“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推动中，要注意‘送文化’与‘种文化’之间的关系。‘送文化’对于百姓而言更多地属于被动接受，‘种文化’则立足于更长远的考虑，有志于提高市民群体的内在文化表达以及欣赏能力。”？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说道，“上海市文联积极参与了一定量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这几年文联各个协会及有关事业单位，利用专家会员的资源以及组织一些体制外非会员专家，开展了一系列基层惠民文化活动，打造百姓身边流动的艺术殿堂。2015年全年，上海市文联和各协会、各单位，共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200多项，活动形式包括：演出、展览、比赛、讲座、辅导，深入军队、学校、工厂、企业、乡镇社区等基层。在‘送文化’的同时注重‘种文化’，培养当地文艺骨干，辅导社区文化活动，推动基层文艺发展，让基层百姓享受艺术、参与艺术。比如，支持虹口区小戏小品基地建设，支持会员到宝山区协助创作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剧目，与一些高校合作开设书法课程等等。在人民群众中开展音乐、民间艺术、曲艺、电影、翻译、美术、摄影、魔术等创作普及活动。2015年上海文联整合资源，改变了过去零打碎敲、各自为政的方式，设计了‘百姓赏艺’活动平台，扩大文联艺术家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影响。”
“送”艺术果实的同时“播”艺术种子，这样的“文化惠民”，对于百姓而言，很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相辅相成的是，也给文化艺术本身“播”下了发展、燎原的种子。 1995年底起，上海京剧院在北京海淀剧院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首都高校学生演出《曹操与杨修》等剧目，反响热烈，被媒体喻为“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个“京剧走向青年”活动的帷幕拉得热闹与漂亮，但事实上背后藏着鲜为人知的艰辛。
“当时还没有这些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我们只能到处拉社会赞助。”上海京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主任马博敏颇有感触地回忆道。当时她担任上海京剧院的院长，作为“京剧进校园”活动的推动者，她向我透露了当时的艰辛。“到了北京，我们找到了高校的学生会、共青团，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为了让学生珍惜戏票，当时我们提出2块钱一张票，卖掉的钱返还他们做宣传。料想不到的是，他们直接拒绝了，理由是看不懂，这是爷爷奶奶的艺术。当时可把带队的尚长荣老师气着了，当场用京剧唱了一首周恩来的诗。随后学生干部松了口，表示可以把学生组织进剧场，但是要求不要关门，学生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口答应。”当时第一场演出是《曹操与杨修》，北京京剧界的一些泰斗级人物也来了，他们心里也非常担忧，不知青年接不接受京剧，结果现场效果让他们很欣慰，甚至感动得掉眼泪——当时没有一个学生退场，全场响起几十次掌声，戏演完后，学生们冲上台跟尚长荣、言庆朋合影。第一场演出成功后，后面的演出场场爆满。
20年前，还没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为何上海京剧院已意识到要走进校园呢？这在于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若京剧院不主动迈出高雅殿堂，很难赢得年轻观众。早在1984年，上海京剧院就开始培养青年观众，成立了对外辅导部，在上海部分中小学开展京剧辅导工作，之后成立了被誉为“飞行学校”的业余艺校，在一系列普及教育工作的基础上，于1995年进入北京的高校，成功发射了“第一枪”。这场苦心“经营”的美丽邂逅，既让京剧界看到希望，也让年轻人体会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双方的关系从原来剧院方的“一厢情愿”变为两者的“心心相印”。1997年，原上海市文化局与上海市教委联合发起了“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教师走进经典”活动;2008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资助下，启动了“上海市政府扶持京昆公益演出项目任务”。在这一项目的影响下，上海大学生戏曲艺术实践基地和戏曲高校推广联盟相继成立。
“如果不通过强烈的公共文化意识去传播的话，传统艺术就会成为象牙塔中少数人关注的东西。二十年多年前，我们主要是靠自己推动，如今有了非常多的政府搭建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我们更加要投入其中。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不仅仅是简单的演出，更是要用你的资源，你对专业的深入理解，用一种非常浅近的方式向公众去传播文化艺术的魅力。”现任上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对本刊记者说。2015年，上海京剧院的演出场次达到235场，其中包括80多场的公益场。同年，上海昆剧团的演出达到226场，比去年演出场次增长了74%，其中公益性学生场106场、社区52场。
有一首歌叫《牛仔很忙》，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笑着用这首歌的歌名形容上昆人的状态。“我们是痛并快乐着，很累，但是很快乐，有目标，有奔头。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通过公益性演出，我们团大大增加了演出量。刚刚进团的年轻同志一年人均都有50场演出，这得益于校园、社区的平台以及昆团的‘周周演’平台。”昆剧团每年有很多样式的演出，如精品工程巡演等，但在谷好好看来，公益演出一定是剧团的主要抓手。“从1997年昆曲进校园至今，我们实实在在感觉到了普及推广昆曲、发展‘昆虫’对院团的重要性。像昆曲这样的高雅艺术需要接地气，需要走进百姓，而公共服务平台为高雅艺术打开了渠道。借助于这个平台，我们进行普及推广，提高了剧种的影响力，培育了观众和市场。与此同时，通过这个平台，演员们有了更多实践机会。尤其是昆四、昆五班的青年演员，通过公益性演出，提升了他们的基本功、知名度，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对于院团来讲，有利于培养人才。”
如果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对于大的国有院团来讲，是长足发展的有利抓手的话，那么对于一些小的民营院团而言，这个平台可能是解决发展难题的“跳板”。
12年前，相声演员赵松涛在上海创立了相声社团——田耘社，期间也面临诸多难题，包括经营的压力。“通过加入公共文化服务配送体系，我们团队的收入有了基本的保障。同时，对于我们团队来讲，各种公益性演出也是很好的锻炼。”面对来自不同区县、机构的“点单”， 赵松涛带着他的相声团队奔波于不同的场所，或是高大上的社区文化中心的剧场，或是白领办公楼宇里的多功能厅，或是学校，或是郊区的乡间稻田中。作为一门北方的艺术，相声在上海的发展土壤还有待开掘，因此田耘社要在上海立足、长期发展，不能只考虑自身，还要考虑上海相声的生态。“我们也借助政府的这个平台，为自己做宣传，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并积累相声观众。”赵松涛说道。
马博敏直言：“有些院团把公共服务当成负担或者是挣钱的机会，这就非常短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院团，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用好政府给予的政策，将之作为自身发展的机会、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延续性的效应。”
同样的平台，同样的政策，参与的文化机构的态度不同，送出的“文化”的质量也不同。若将之当作任务或者“摇钱树”，那么送出的文化就可能是“乏味的快餐”，其结果非但没有“惠民”，反而倒了群众“胃口”，产生反效果。若与自身院团发展、艺术门类发展相结合，那么参与者就会花心思下功夫，做详尽的预案和策划，针对不同的场合和观众，送不同的服务。
“我们会做一些分类化的安排。老艺术家在重大演出的时候偶尔出场，中青年艺术家包括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主要侧重于参与打造精品剧目。刚进团的年轻演员更需要实践，就大量进社区、进校园演出。除了政府帮忙推送外，我们还会主动出击与一些社区联系。”谷好好介绍道。
“我们并不希望演出太多，一个剧团的演出要有个度，演员资源是有限的，不能长期超负荷运转，演出的数量与质量上要达到一个平衡，同时以演出质量、观众的感受为上。要考虑看完戏后，观众的心里感受究竟是美好的难忘的，还是平庸的。”单跃进指出，作为国家事业单位，京剧院也承担着传播传统文化的使命，“国家为何养剧团？为何要搭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就是为了传播民族文化，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所以作为行业从业者，我们要明白自己的文化定位、市场地位”。 “免费”和“掏钱”
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推行中，有一个颇为普遍的看法，即公共文化服务就应该免费，免费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越多，就越能体现政府的服务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种看法失之偏颇。
不妨简单假设：如果市民们经常能免费看到精品演出的话，谁还会掏钱去买票看戏呢？由此，一腔热血“送戏上门”的院团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再扩展之，经过长期慢慢培育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演艺市场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对于院团来说，免费演出弄得好是培育市场，弄得不好就是争夺市场，所以要站在培育市场的立场上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不要只是单纯演戏，不要简单化地把很多新创作的作品推出去，更多的应该是知识性的普及，比如演员们直面观众，发表一下自己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追求，让观众看到舞台上看不到的那一面，让更多观众了解热爱戏剧，然后到剧场里去看戏，这样既为民众服务，又为推动文化市场的开拓服务。”马博敏指出。
“很早以前的人看戏看完后也会放下个鸡蛋什么的，他意识到看戏要付出成本，这是一种对艺术的尊重。公共文化服务不能直接跟免费看戏划等号。如果盲目地做，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单跃进认为，面对市场培育与免费送戏之间日益显现的矛盾，越要进入精细化的管理以及传播方式的改变。近年来，送戏只是上海京剧院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菜单中的一项，其他还有：专题讲座、明星公开课，吸引很多“两白”（即初次接触京剧的“白丁”和“白领”）的京剧follow me课堂，同时推出艺术推广品牌——“京继人”，鼓励和提倡青年粉丝团做京剧的继承人、京剧的“经纪人”。
“上海昆剧团进校园、进社区演出的大都是精彩的段落，且会根据对方提供的舞台条件做一些调整安排，这跟剧场的正式演出完全不同。而且同一个戏不同演员演也会不一样。2016年我们会加强对剧团整体公共文化服务演出的内容策划，以多元化、多样式的演出来打开市场。同时，继续以快速易懂的方式来介绍普及昆曲。比如，推的剧目不要太严肃，还是要以轻松的感觉为主。向大众介绍昆曲时，不要很着急地告诉他们，昆曲有多高雅、美好，而是先告诉他们，昆曲是什么，怎么看戏，你在戏中发现什么是跟你有关的，即用最生活化的方式介绍昆曲，引起他们的兴趣，并了解到昆曲是中国瑰宝。这样大家才愿意掏钱买票进剧场看原汁原味的《牡丹亭》《长生殿》等。”谷好好介绍经验道。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中，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处理好其与促进文化市场发育的关系。在追求更高端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并不等于白送。”宋妍同时认为，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推行中要处理好保基本和分类服务的关系。“上海是比较发达的城市，城市居民总体接受公共文化辐射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要考虑一个度，处理好配送和居民自主文化消费的关系。政府主要是保基本的文化权益，更高端的文化享受应该通过文化消费来实行，这样才能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持续性和整个城市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在选择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时候，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别，做一些合理的分类思考。”
原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改革办主任王锦萍还清晰地记得，2013年，她和几位学者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坎伯维尔社区调研时，问那里的负责人，有哪些项目是免费的。“为什么要免费？”对方一脸惊讶。在国内，提供更多“免费”服务往往是社区文化中心运营者炫耀的资本，但在国外，收费则显得理所当然。“那什么是收费的呢？”调研队问。对方回答：“比如居民学水彩画，画架、颜料这些材料费都要居民自己掏钱的，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基本权益。大家的钱若只是满足了部分人的需求，就会产生不公平。”此次调研也使王锦萍对满足居民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性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公民基本的文化权利，如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等，这些都应该是免费的。至于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可以进行不高于成本的公益性收费。如，华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经过专业的调查机制以及大数据分析，发现周边办公楼宇里很多年轻人午饭后有减肥的需求，由此社区开设了舞蹈班，并根据年轻人的意见调整课程。这个培训班进行市场化收费，白领们欣然接受，同时也与培训方建立了良好的契约关系。”
“白领有自己的品味，有自己的支付能力，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多元化的需求。他们要看喜欢的戏完全可以到市场上去购票，若他们想自娱自乐地演出一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就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剧场，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在相互彼此服务的过程中去得到满足。还有比如博物馆，可以允许一些私人收藏在这里展示，这又不用你掏钱，给他买点保险，给他提供场地，组织一下管理。这种服务通过公共设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公共文化项目来解决。”上海大学社学会系教授顾骏向本刊记者说。
“点菜者”和“掌勺者”
过去，社区文化活动往往是政府“包办”的，人力的缺乏、专业化的缺失，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投入不少，群众满意的不多，活动组织辛辛苦苦，但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大锅饭”兴致索然，活动现场冷冷清清。
面对这样的困局，社区文化活动建设就需要及时进行调整，转为“市民需求导向”：从市民切实需求出发，让居民“点菜吃”，这样就极大地丰富了“菜色”，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性与满意度。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一是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二是必须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是要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蒯大申指出，“上海的实践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参与文化建设的极大热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蓬勃的文化创造力。”
上海市民文化节就是激发市民文化创作力的极好证明。2013年，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举办，以百个社区大展示、万支团队大竞技、社会各界齐参与、千万市民共享为目标。活动结束后，产生100支优秀市民合唱队、100支优秀市民舞蹈队、100个优秀市民戏剧表演团、100个优秀活动运营团队等相关奖项。在这个崭新平台上，政府从台前退居幕后，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了舞台的“主角”，极大地发挥了积极性，绽放了艺术能量。 当然并非每个市民都能登上舞台，不过每个市民都能进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参与日常的文化活动。在活动中心，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工作人员到点下班了，但是社区居民尚未活动完毕，这时工作人员可能会直接说，我要下班了，你们好走了。这样的态度，在很多人眼里是敬业度和责任心的问题，但是在王锦萍看来，这完全是“主体观念”的认识问题，活动中心工作人员以“主人”自居，把真正的“主人”——居民赶走了，其实他完全可以把钥匙留给他们自行安排。
幸而，人民群众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群众满意是文化服务到位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意识越来越成为共识。目前，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管理模式上，主要有街道（镇）直接管理、全委托管理和部分委托管理三种。近年来，上海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从实践来看，委托社会专业机构承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运营与服务，体现出活力强、水平高的特点，得到广大市民和社会认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近期在上海调研时也对该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
上海华爱社区创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制度，由委托管理的主管基层政府代表、社区市民代表以及接受委托管理的机构代表组成，决策有关管理事宜。“在华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居民们可以自己组织团体活动，事先会设计方案，写明举办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让不太说话的人开口’等等。活动完了后，要对照方案，跟进看效果，若原来设计100个人中，2个人没来，要上门询问，如果设计的100个人来了之外，又多来了10个人，也要上门问候。”王锦萍谈到。
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中振对本刊记者说，原来的公共文化活动都是由政府直接来操办，既掌舵又划桨，在一个特定的阶段里有合理性。“但是随着文化参与的组织化成果不断提升，我们参与文化的方式慢慢地从‘被组织’变成‘自组织’。通常‘自组织’更有效率，更有活力，会把自己的资源都激发出来，大大降低组织的成本。另外，过去都是我们政府自己来确定一些项目、一些目标，往往可能会脱离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让公共文化服务的群体从客体变成主体，从被动走向主动，自己来表达需要，可能不仅对公共文化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的主体性培育、激发各方面的活力都很重要。由此也可以进行很好的自下而上的项目化运作，大众需要的是什么，规模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都由自己来确定，然后放在公共平台上进行考量，以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就能给予不同的支持。”
在“自组织”中，除了有专业水准的组织外，热情有活力的志愿者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例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的管理服务工作，建立了由社区居民组成的120人的文化服务志愿者队伍，志愿者队伍发挥团队优势，利用社交人际途径，较好地化解了街道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政府将部分职能让渡给社会组织，让社会力量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角”，此举不仅有效地缓解了政府部门的工作压力，也为公共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从“点菜者”到“掌勺者”，公共文化服务就进入了新境界。
“新挑战”和“新引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至今不过十年左右光阴，有很多收获，也存在不少需要探讨的问题。
顾骏认为，今天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最大的问题是，用了好多资源覆盖了小部分人群。所以如何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王锦萍问过单位里的年轻人，为何不去社区活动中心？对方回答：工作太累，就指望周末出去晒晒太阳。这让王锦萍一下子想到，除了室内的活动中心，还应该重视户外的公共文化空间，比如街头艺术、地铁文化、郊区公园。她建议上海的郊区可以搞一些民宿，这样既有利于市区居民周末休闲，也有利于当地的旅游资源开发。“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做公共文化服务时不能只拍脑袋，之前有人提出，要给每一个乡镇村造一个简易灯光篮球场，提议者认为村民肯定会喜欢，但事实情况是，村里都是体力劳动者，劳累了一天，谁还会去打篮球。”
蒯大申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了很多年，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第二，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多元化仍然薄弱。第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统筹整合不够。公共文化服务仍然存在多头管理、重复建设、资源分散的问题。第四，公共文化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仍然是发展瓶颈。上海制定颁布了《上海高层次公共文化人才认证标准和吸纳引进办法》，联手高校开展公共文化万人培养计划，建立公共文化人才资源库，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取得实效，但总体上，公共文化人才特别是基层公共文化人才与实际需求有一定距离。优秀人才易流失、专业人才难引进、文化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已经成为当前制约上海公共文化发展的瓶颈问题。
均衡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但是上海郊区的文化资源本就缺乏，一些文化服务项目因为路程太远不愿送下去，这更加剧了城乡差距，这时当地的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崇明县文联主席黄海盛介绍，崇明文联下设有七个协会，每年都会组织活动，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尤其是书法家春节免费送春联，在乡镇的集市上摆个摊子，从早上开始一直写，排队求春联的人络绎不绝。”
“金山本身比较大，十五分钟公共文化圈的要求确实比较难做到。怎样来弥补？就通过金山区文化馆的固定演出与文艺小分队流动配送相结合;选择一户自愿的家庭，在其家中建立流动书吧;设点放流动电影，这样覆盖点就比较多。郊区县的文化需求还是很强烈的，我们提倡每个村都有一个文化特色，在培育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指导员太少，我们也在整合资源，和专业队伍进行共建。金山区文联更多的作用是组织创作，为基层老百姓服务，同时发挥好指导作用，弥补我们指导员欠缺这块的不足。”金山区文联主席陆引娟介绍道。
嘉定区文联主席王漪介绍，由于交通轨道的便利，嘉定区的公共文化活动不仅惠及当地居民，还吸引了很多其他区的市民。同时，嘉定的“文化嘉定云”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同区的市民可以非常便捷地通过“文化云”查看到近期嘉定有哪些活动，并进行预约，还可以看到线上展览。“一般展览的展期可能是十四五天，进入‘文化云’后，就延长了展线。”上海市文广局公共文化处处长杨庆红表示：“互联网+的思维将助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虚拟空间的建设与实体空间如何相互助力、相得益彰，既要让市民最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咨询，又要让市民在实体空间亲身感受多样文化的体验，这是新形势下实体设施面临着的转型与思考。” 谈到市民文化时，戏剧人王景国不由地联想起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涌现的热闹的群众文化，那时的几个文化宫热闹非凡，而且出现了一批创作者，后来都走向了专业化道路，其中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涌现出的剧作家群成为不断被讨论研究的对象。如今时代不同了，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不过王景国认为当年的现象值得我们去回顾并总结经验，也希望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推出更多具有专业水准的作品与人才。
“在上海‘十三五’期间，政府既要做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还要积极探索如何满足老百姓多元化的文化的需求。特别是在公共文化设施中，如何通过公益性、多样性的文化服务方式，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身边的文化服务，这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需要探索的空间和方式。”杨庆红对本刊记者表示。
胡劲军也指出，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面临一些挑战：第一，城乡差距，上海市中心有很多国际一流的文化资源，而农村以及城乡结合部的文化资源稀缺，因此对郊区要强调通过专业化管理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第二，上海城市工作会议开了以后，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三，随着居住证政策的调整，会涌现越来越多的新上海人，如何为这批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需要思考的。第四，上海“十一五”期间，积累了很多公共文化建设的增量资源，“十三五”期间，除了要造好新存量，也要激活已有存量。很多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学校要打破围墙限制，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地向周边、向社会开放并提供服务。
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沈国明介绍：“我们每年会举办科普活动周、东方讲坛等，东方讲坛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养生等各方面，很受欢迎。东方讲坛还有广播版。同时我们对东方讲坛也做了一些改革，比如：与科协联合，进行科技和人文的对话，如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一同讲屠呦呦获得诺贝儿奖事件，还有人文和经济的对话，请了经济学家与人文领域的专家进行对话。2015年，社联又组织了两个平台，一个是学术演讲季，包括哲学演讲、史学演讲、文学演讲，请顶尖专家学者做讲座，合作方《文汇报》每次会出一个专版。第二个平台是‘望道讲读会’。我们会给街道社区的党员讲解中央精神，和新华社联手，每月公布一次市民关注时政指数，每次公布时都有专家解读，等等。我们的平台会主动设置话题，引导话题，一些老百姓抱怨比较多的话题，我们告诉他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个问题，这对于提高公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很有好处。”
徐中振指出，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可能和最广泛的群众的生活实践相联系。“那些社区学校、社区文体团队具有社会性，因此变成了一个公共品，而不是一个市场物品，也不是一个私人消费物品。文体团队的成员相互之间变成了伙伴，这就建立了一个社会联系，这种社会关系除了是他们兴趣爱好的纽带之外，还会延伸出新的功能：这个团队会变成社会支持系统来回应、帮助成员。另外，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结构，就是说，社会的组织化往往是由个体走向群体的这样一个过程，有互助的功能，很多小区的团队开始来讨论社区的事务，关心养宠物的问题，关心邻里照料的问题，小区停车问题，等等，由此越来越多的居民就会通过组织化的路径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承担某种公共服务的功能。”在收集社区案例的时候，徐中振无数次听到那些合唱队、舞蹈队的队员告诉他，他们自从参加队伍以后，情绪好了，心态好了，身体健康了，跑医院就少了。“所以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感受来认同这样一个公共文化组织的有效性。支持公共文化不是简单的投入，其实对于医疗资源的节约，对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组织化提升，都会有广泛的影响。”
由此可见，不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活力与辐射力，不仅为市民提供了精神家园，也为文化发展培育着肥沃土壤，还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引擎。既然如此重要，全社会需要群策群力，合力解决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让这个新引擎动力充沛。
近年来，作为上海城市发展规划中的一块重要内容，公共文化服务一直在现代化道路上探索行进。它碰到过哪些难题？已积累了哪些经验？如何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同步？带着问号，记者一一采访了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管理者、参与者、研究者等，逐步厘清了思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花架子”和“文化站”
2015年1月，中办和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同年9月，上海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有关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并提出“率先建成”的总目标。“率先建成”是需要底气的，好在上海有这个底气——在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到2010年底，上海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组成的网络已基本实现对市、区（县）、街镇、村（居委）的全覆盖;在服务半径上，基本达到了打造“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的“十一五”目标。从市区到郊区，已雨后春笋般出现大批崭新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一些远郊的乡镇甚至投入几千万，将社区文化中心建成该镇的标志建筑。
然而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高大上”的文化设施，如果没有后续服务内容跟上，就会成为“花架子”。政府相关部门意识到，光有硬件建设是不够的，必须解决运作体制机制的问题，让这些文化活动中心变成名副其实的“文化站”。近年来，搭建文化配送平台并逐步升级成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任务。目前“东方系列”公共文化配送的“升级版”有四项特点：一是坚持以市民需求为导向，定期开展调研和意见跟踪，不断调整配送内容，实施“选菜点单”按需配送;二是改变原来市级单向配送格局，全市17个区县全部建立了区级（二级）配送机构，部分街镇已启动三级配送，全年6500万元市级公共文化资源配送总额度以区域人口为基础进行分配，重点向远郊倾斜，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三是通过广发“英雄贴”、举办采购洽谈会、提高演出采购标准等方式，不仅有效提升了配送质量，也使一批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和服务项目首次进入配送菜单;四是制定、补充、完善了一系列制度，依托统一的配送服务平台建立起360度全方位评价反馈机制，将“拨款制”调整为“购买制”。由此，配送机构的服务意识和配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胡劲军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根据上海“十三五”规划，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还要做好这么几件事：“第一，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建设，我们已有的两百多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要继续进行社会化、专业化的管理和改革，同时，一大批或立项或建成或启动的公共文化设施，要有新的姿态，在更高层次上满足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也是上海的特点，既有对硬件的投入，还有对运营、对管理团队的要求。第二，上海的公共文化有法律保障。2012年市人大出台的《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是全国第一部关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法规。地方立法保护，这个理念不是约束，是重要保障。第三，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能级。尤其是‘文化上海云’，它综合运用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为市民提供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这不光是一朵文化服务云，也是文化政务的一部分，在上面我们会把文化政务晒给百姓看，与老百姓形成良好互动，这也是上海精神文明很重要的标志。第四，2016年开始，按市委宣传部要求，我们会在这几年的工作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市民文化素质提升工程。”
在探索实践中，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很快避免了“花架子”而成为货真价实的“文化站”，并进行着社会化、专业化管理，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引起全国关注。2015年中宣部、文化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的经验交流会，各地代表对上海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给予高度肯定。“大家肯定、推崇的并不是上海的物质基础有多雄厚，而是上海在公共文化建设的深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工作理念以及做法、效果，这些对未来的发展可能是一种引领。”胡劲军对本刊记者说。
“送果实”和“播种子”
第一个理念观念就是：不仅“送”艺术果实，还要“播”文化种子。
“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推动中，要注意‘送文化’与‘种文化’之间的关系。‘送文化’对于百姓而言更多地属于被动接受，‘种文化’则立足于更长远的考虑，有志于提高市民群体的内在文化表达以及欣赏能力。”？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说道，“上海市文联积极参与了一定量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这几年文联各个协会及有关事业单位，利用专家会员的资源以及组织一些体制外非会员专家，开展了一系列基层惠民文化活动，打造百姓身边流动的艺术殿堂。2015年全年，上海市文联和各协会、各单位，共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200多项，活动形式包括：演出、展览、比赛、讲座、辅导，深入军队、学校、工厂、企业、乡镇社区等基层。在‘送文化’的同时注重‘种文化’，培养当地文艺骨干，辅导社区文化活动，推动基层文艺发展，让基层百姓享受艺术、参与艺术。比如，支持虹口区小戏小品基地建设，支持会员到宝山区协助创作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剧目，与一些高校合作开设书法课程等等。在人民群众中开展音乐、民间艺术、曲艺、电影、翻译、美术、摄影、魔术等创作普及活动。2015年上海文联整合资源，改变了过去零打碎敲、各自为政的方式，设计了‘百姓赏艺’活动平台，扩大文联艺术家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影响。”
“送”艺术果实的同时“播”艺术种子，这样的“文化惠民”，对于百姓而言，很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相辅相成的是，也给文化艺术本身“播”下了发展、燎原的种子。 1995年底起，上海京剧院在北京海淀剧院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首都高校学生演出《曹操与杨修》等剧目，反响热烈，被媒体喻为“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个“京剧走向青年”活动的帷幕拉得热闹与漂亮，但事实上背后藏着鲜为人知的艰辛。
“当时还没有这些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我们只能到处拉社会赞助。”上海京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主任马博敏颇有感触地回忆道。当时她担任上海京剧院的院长，作为“京剧进校园”活动的推动者，她向我透露了当时的艰辛。“到了北京，我们找到了高校的学生会、共青团，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为了让学生珍惜戏票，当时我们提出2块钱一张票，卖掉的钱返还他们做宣传。料想不到的是，他们直接拒绝了，理由是看不懂，这是爷爷奶奶的艺术。当时可把带队的尚长荣老师气着了，当场用京剧唱了一首周恩来的诗。随后学生干部松了口，表示可以把学生组织进剧场，但是要求不要关门，学生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口答应。”当时第一场演出是《曹操与杨修》，北京京剧界的一些泰斗级人物也来了，他们心里也非常担忧，不知青年接不接受京剧，结果现场效果让他们很欣慰，甚至感动得掉眼泪——当时没有一个学生退场，全场响起几十次掌声，戏演完后，学生们冲上台跟尚长荣、言庆朋合影。第一场演出成功后，后面的演出场场爆满。
20年前，还没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为何上海京剧院已意识到要走进校园呢？这在于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若京剧院不主动迈出高雅殿堂，很难赢得年轻观众。早在1984年，上海京剧院就开始培养青年观众，成立了对外辅导部，在上海部分中小学开展京剧辅导工作，之后成立了被誉为“飞行学校”的业余艺校，在一系列普及教育工作的基础上，于1995年进入北京的高校，成功发射了“第一枪”。这场苦心“经营”的美丽邂逅，既让京剧界看到希望，也让年轻人体会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双方的关系从原来剧院方的“一厢情愿”变为两者的“心心相印”。1997年，原上海市文化局与上海市教委联合发起了“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教师走进经典”活动;2008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资助下，启动了“上海市政府扶持京昆公益演出项目任务”。在这一项目的影响下，上海大学生戏曲艺术实践基地和戏曲高校推广联盟相继成立。
“如果不通过强烈的公共文化意识去传播的话，传统艺术就会成为象牙塔中少数人关注的东西。二十年多年前，我们主要是靠自己推动，如今有了非常多的政府搭建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我们更加要投入其中。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不仅仅是简单的演出，更是要用你的资源，你对专业的深入理解，用一种非常浅近的方式向公众去传播文化艺术的魅力。”现任上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对本刊记者说。2015年，上海京剧院的演出场次达到235场，其中包括80多场的公益场。同年，上海昆剧团的演出达到226场，比去年演出场次增长了74%，其中公益性学生场106场、社区52场。
有一首歌叫《牛仔很忙》，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笑着用这首歌的歌名形容上昆人的状态。“我们是痛并快乐着，很累，但是很快乐，有目标，有奔头。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通过公益性演出，我们团大大增加了演出量。刚刚进团的年轻同志一年人均都有50场演出，这得益于校园、社区的平台以及昆团的‘周周演’平台。”昆剧团每年有很多样式的演出，如精品工程巡演等，但在谷好好看来，公益演出一定是剧团的主要抓手。“从1997年昆曲进校园至今，我们实实在在感觉到了普及推广昆曲、发展‘昆虫’对院团的重要性。像昆曲这样的高雅艺术需要接地气，需要走进百姓，而公共服务平台为高雅艺术打开了渠道。借助于这个平台，我们进行普及推广，提高了剧种的影响力，培育了观众和市场。与此同时，通过这个平台，演员们有了更多实践机会。尤其是昆四、昆五班的青年演员，通过公益性演出，提升了他们的基本功、知名度，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对于院团来讲，有利于培养人才。”
如果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对于大的国有院团来讲，是长足发展的有利抓手的话，那么对于一些小的民营院团而言，这个平台可能是解决发展难题的“跳板”。
12年前，相声演员赵松涛在上海创立了相声社团——田耘社，期间也面临诸多难题，包括经营的压力。“通过加入公共文化服务配送体系，我们团队的收入有了基本的保障。同时，对于我们团队来讲，各种公益性演出也是很好的锻炼。”面对来自不同区县、机构的“点单”， 赵松涛带着他的相声团队奔波于不同的场所，或是高大上的社区文化中心的剧场，或是白领办公楼宇里的多功能厅，或是学校，或是郊区的乡间稻田中。作为一门北方的艺术，相声在上海的发展土壤还有待开掘，因此田耘社要在上海立足、长期发展，不能只考虑自身，还要考虑上海相声的生态。“我们也借助政府的这个平台，为自己做宣传，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并积累相声观众。”赵松涛说道。
马博敏直言：“有些院团把公共服务当成负担或者是挣钱的机会，这就非常短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院团，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用好政府给予的政策，将之作为自身发展的机会、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延续性的效应。”
同样的平台，同样的政策，参与的文化机构的态度不同，送出的“文化”的质量也不同。若将之当作任务或者“摇钱树”，那么送出的文化就可能是“乏味的快餐”，其结果非但没有“惠民”，反而倒了群众“胃口”，产生反效果。若与自身院团发展、艺术门类发展相结合，那么参与者就会花心思下功夫，做详尽的预案和策划，针对不同的场合和观众，送不同的服务。
“我们会做一些分类化的安排。老艺术家在重大演出的时候偶尔出场，中青年艺术家包括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主要侧重于参与打造精品剧目。刚进团的年轻演员更需要实践，就大量进社区、进校园演出。除了政府帮忙推送外，我们还会主动出击与一些社区联系。”谷好好介绍道。
“我们并不希望演出太多，一个剧团的演出要有个度，演员资源是有限的，不能长期超负荷运转，演出的数量与质量上要达到一个平衡，同时以演出质量、观众的感受为上。要考虑看完戏后，观众的心里感受究竟是美好的难忘的，还是平庸的。”单跃进指出，作为国家事业单位，京剧院也承担着传播传统文化的使命，“国家为何养剧团？为何要搭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就是为了传播民族文化，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所以作为行业从业者，我们要明白自己的文化定位、市场地位”。 “免费”和“掏钱”
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推行中，有一个颇为普遍的看法，即公共文化服务就应该免费，免费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越多，就越能体现政府的服务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种看法失之偏颇。
不妨简单假设：如果市民们经常能免费看到精品演出的话，谁还会掏钱去买票看戏呢？由此，一腔热血“送戏上门”的院团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再扩展之，经过长期慢慢培育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演艺市场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对于院团来说，免费演出弄得好是培育市场，弄得不好就是争夺市场，所以要站在培育市场的立场上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不要只是单纯演戏，不要简单化地把很多新创作的作品推出去，更多的应该是知识性的普及，比如演员们直面观众，发表一下自己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追求，让观众看到舞台上看不到的那一面，让更多观众了解热爱戏剧，然后到剧场里去看戏，这样既为民众服务，又为推动文化市场的开拓服务。”马博敏指出。
“很早以前的人看戏看完后也会放下个鸡蛋什么的，他意识到看戏要付出成本，这是一种对艺术的尊重。公共文化服务不能直接跟免费看戏划等号。如果盲目地做，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单跃进认为，面对市场培育与免费送戏之间日益显现的矛盾，越要进入精细化的管理以及传播方式的改变。近年来，送戏只是上海京剧院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菜单中的一项，其他还有：专题讲座、明星公开课，吸引很多“两白”（即初次接触京剧的“白丁”和“白领”）的京剧follow me课堂，同时推出艺术推广品牌——“京继人”，鼓励和提倡青年粉丝团做京剧的继承人、京剧的“经纪人”。
“上海昆剧团进校园、进社区演出的大都是精彩的段落，且会根据对方提供的舞台条件做一些调整安排，这跟剧场的正式演出完全不同。而且同一个戏不同演员演也会不一样。2016年我们会加强对剧团整体公共文化服务演出的内容策划，以多元化、多样式的演出来打开市场。同时，继续以快速易懂的方式来介绍普及昆曲。比如，推的剧目不要太严肃，还是要以轻松的感觉为主。向大众介绍昆曲时，不要很着急地告诉他们，昆曲有多高雅、美好，而是先告诉他们，昆曲是什么，怎么看戏，你在戏中发现什么是跟你有关的，即用最生活化的方式介绍昆曲，引起他们的兴趣，并了解到昆曲是中国瑰宝。这样大家才愿意掏钱买票进剧场看原汁原味的《牡丹亭》《长生殿》等。”谷好好介绍经验道。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中，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处理好其与促进文化市场发育的关系。在追求更高端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并不等于白送。”宋妍同时认为，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推行中要处理好保基本和分类服务的关系。“上海是比较发达的城市，城市居民总体接受公共文化辐射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要考虑一个度，处理好配送和居民自主文化消费的关系。政府主要是保基本的文化权益，更高端的文化享受应该通过文化消费来实行，这样才能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持续性和整个城市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在选择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时候，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别，做一些合理的分类思考。”
原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改革办主任王锦萍还清晰地记得，2013年，她和几位学者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坎伯维尔社区调研时，问那里的负责人，有哪些项目是免费的。“为什么要免费？”对方一脸惊讶。在国内，提供更多“免费”服务往往是社区文化中心运营者炫耀的资本，但在国外，收费则显得理所当然。“那什么是收费的呢？”调研队问。对方回答：“比如居民学水彩画，画架、颜料这些材料费都要居民自己掏钱的，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基本权益。大家的钱若只是满足了部分人的需求，就会产生不公平。”此次调研也使王锦萍对满足居民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性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公民基本的文化权利，如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等，这些都应该是免费的。至于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可以进行不高于成本的公益性收费。如，华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经过专业的调查机制以及大数据分析，发现周边办公楼宇里很多年轻人午饭后有减肥的需求，由此社区开设了舞蹈班，并根据年轻人的意见调整课程。这个培训班进行市场化收费，白领们欣然接受，同时也与培训方建立了良好的契约关系。”
“白领有自己的品味，有自己的支付能力，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多元化的需求。他们要看喜欢的戏完全可以到市场上去购票，若他们想自娱自乐地演出一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就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剧场，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在相互彼此服务的过程中去得到满足。还有比如博物馆，可以允许一些私人收藏在这里展示，这又不用你掏钱，给他买点保险，给他提供场地，组织一下管理。这种服务通过公共设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公共文化项目来解决。”上海大学社学会系教授顾骏向本刊记者说。
“点菜者”和“掌勺者”
过去，社区文化活动往往是政府“包办”的，人力的缺乏、专业化的缺失，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投入不少，群众满意的不多，活动组织辛辛苦苦，但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大锅饭”兴致索然，活动现场冷冷清清。
面对这样的困局，社区文化活动建设就需要及时进行调整，转为“市民需求导向”：从市民切实需求出发，让居民“点菜吃”，这样就极大地丰富了“菜色”，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性与满意度。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一是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二是必须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是要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蒯大申指出，“上海的实践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参与文化建设的极大热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蓬勃的文化创造力。”
上海市民文化节就是激发市民文化创作力的极好证明。2013年，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举办，以百个社区大展示、万支团队大竞技、社会各界齐参与、千万市民共享为目标。活动结束后，产生100支优秀市民合唱队、100支优秀市民舞蹈队、100个优秀市民戏剧表演团、100个优秀活动运营团队等相关奖项。在这个崭新平台上，政府从台前退居幕后，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了舞台的“主角”，极大地发挥了积极性，绽放了艺术能量。 当然并非每个市民都能登上舞台，不过每个市民都能进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参与日常的文化活动。在活动中心，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工作人员到点下班了，但是社区居民尚未活动完毕，这时工作人员可能会直接说，我要下班了，你们好走了。这样的态度，在很多人眼里是敬业度和责任心的问题，但是在王锦萍看来，这完全是“主体观念”的认识问题，活动中心工作人员以“主人”自居，把真正的“主人”——居民赶走了，其实他完全可以把钥匙留给他们自行安排。
幸而，人民群众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群众满意是文化服务到位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意识越来越成为共识。目前，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管理模式上，主要有街道（镇）直接管理、全委托管理和部分委托管理三种。近年来，上海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从实践来看，委托社会专业机构承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运营与服务，体现出活力强、水平高的特点，得到广大市民和社会认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近期在上海调研时也对该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
上海华爱社区创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制度，由委托管理的主管基层政府代表、社区市民代表以及接受委托管理的机构代表组成，决策有关管理事宜。“在华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居民们可以自己组织团体活动，事先会设计方案，写明举办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让不太说话的人开口’等等。活动完了后，要对照方案，跟进看效果，若原来设计100个人中，2个人没来，要上门询问，如果设计的100个人来了之外，又多来了10个人，也要上门问候。”王锦萍谈到。
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中振对本刊记者说，原来的公共文化活动都是由政府直接来操办，既掌舵又划桨，在一个特定的阶段里有合理性。“但是随着文化参与的组织化成果不断提升，我们参与文化的方式慢慢地从‘被组织’变成‘自组织’。通常‘自组织’更有效率，更有活力，会把自己的资源都激发出来，大大降低组织的成本。另外，过去都是我们政府自己来确定一些项目、一些目标，往往可能会脱离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让公共文化服务的群体从客体变成主体，从被动走向主动，自己来表达需要，可能不仅对公共文化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的主体性培育、激发各方面的活力都很重要。由此也可以进行很好的自下而上的项目化运作，大众需要的是什么，规模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都由自己来确定，然后放在公共平台上进行考量，以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就能给予不同的支持。”
在“自组织”中，除了有专业水准的组织外，热情有活力的志愿者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例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的管理服务工作，建立了由社区居民组成的120人的文化服务志愿者队伍，志愿者队伍发挥团队优势，利用社交人际途径，较好地化解了街道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政府将部分职能让渡给社会组织，让社会力量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角”，此举不仅有效地缓解了政府部门的工作压力，也为公共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从“点菜者”到“掌勺者”，公共文化服务就进入了新境界。
“新挑战”和“新引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至今不过十年左右光阴，有很多收获，也存在不少需要探讨的问题。
顾骏认为，今天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最大的问题是，用了好多资源覆盖了小部分人群。所以如何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王锦萍问过单位里的年轻人，为何不去社区活动中心？对方回答：工作太累，就指望周末出去晒晒太阳。这让王锦萍一下子想到，除了室内的活动中心，还应该重视户外的公共文化空间，比如街头艺术、地铁文化、郊区公园。她建议上海的郊区可以搞一些民宿，这样既有利于市区居民周末休闲，也有利于当地的旅游资源开发。“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做公共文化服务时不能只拍脑袋，之前有人提出，要给每一个乡镇村造一个简易灯光篮球场，提议者认为村民肯定会喜欢，但事实情况是，村里都是体力劳动者，劳累了一天，谁还会去打篮球。”
蒯大申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了很多年，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第二，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多元化仍然薄弱。第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统筹整合不够。公共文化服务仍然存在多头管理、重复建设、资源分散的问题。第四，公共文化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仍然是发展瓶颈。上海制定颁布了《上海高层次公共文化人才认证标准和吸纳引进办法》，联手高校开展公共文化万人培养计划，建立公共文化人才资源库，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取得实效，但总体上，公共文化人才特别是基层公共文化人才与实际需求有一定距离。优秀人才易流失、专业人才难引进、文化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已经成为当前制约上海公共文化发展的瓶颈问题。
均衡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但是上海郊区的文化资源本就缺乏，一些文化服务项目因为路程太远不愿送下去，这更加剧了城乡差距，这时当地的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崇明县文联主席黄海盛介绍，崇明文联下设有七个协会，每年都会组织活动，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尤其是书法家春节免费送春联，在乡镇的集市上摆个摊子，从早上开始一直写，排队求春联的人络绎不绝。”
“金山本身比较大，十五分钟公共文化圈的要求确实比较难做到。怎样来弥补？就通过金山区文化馆的固定演出与文艺小分队流动配送相结合;选择一户自愿的家庭，在其家中建立流动书吧;设点放流动电影，这样覆盖点就比较多。郊区县的文化需求还是很强烈的，我们提倡每个村都有一个文化特色，在培育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指导员太少，我们也在整合资源，和专业队伍进行共建。金山区文联更多的作用是组织创作，为基层老百姓服务，同时发挥好指导作用，弥补我们指导员欠缺这块的不足。”金山区文联主席陆引娟介绍道。
嘉定区文联主席王漪介绍，由于交通轨道的便利，嘉定区的公共文化活动不仅惠及当地居民，还吸引了很多其他区的市民。同时，嘉定的“文化嘉定云”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同区的市民可以非常便捷地通过“文化云”查看到近期嘉定有哪些活动，并进行预约，还可以看到线上展览。“一般展览的展期可能是十四五天，进入‘文化云’后，就延长了展线。”上海市文广局公共文化处处长杨庆红表示：“互联网+的思维将助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虚拟空间的建设与实体空间如何相互助力、相得益彰，既要让市民最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咨询，又要让市民在实体空间亲身感受多样文化的体验，这是新形势下实体设施面临着的转型与思考。” 谈到市民文化时，戏剧人王景国不由地联想起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涌现的热闹的群众文化，那时的几个文化宫热闹非凡，而且出现了一批创作者，后来都走向了专业化道路，其中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涌现出的剧作家群成为不断被讨论研究的对象。如今时代不同了，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不过王景国认为当年的现象值得我们去回顾并总结经验，也希望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推出更多具有专业水准的作品与人才。
“在上海‘十三五’期间，政府既要做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还要积极探索如何满足老百姓多元化的文化的需求。特别是在公共文化设施中，如何通过公益性、多样性的文化服务方式，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身边的文化服务，这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需要探索的空间和方式。”杨庆红对本刊记者表示。
胡劲军也指出，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面临一些挑战：第一，城乡差距，上海市中心有很多国际一流的文化资源，而农村以及城乡结合部的文化资源稀缺，因此对郊区要强调通过专业化管理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第二，上海城市工作会议开了以后，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三，随着居住证政策的调整，会涌现越来越多的新上海人，如何为这批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需要思考的。第四，上海“十一五”期间，积累了很多公共文化建设的增量资源，“十三五”期间，除了要造好新存量，也要激活已有存量。很多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学校要打破围墙限制，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地向周边、向社会开放并提供服务。
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沈国明介绍：“我们每年会举办科普活动周、东方讲坛等，东方讲坛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养生等各方面，很受欢迎。东方讲坛还有广播版。同时我们对东方讲坛也做了一些改革，比如：与科协联合，进行科技和人文的对话，如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一同讲屠呦呦获得诺贝儿奖事件，还有人文和经济的对话，请了经济学家与人文领域的专家进行对话。2015年，社联又组织了两个平台，一个是学术演讲季，包括哲学演讲、史学演讲、文学演讲，请顶尖专家学者做讲座，合作方《文汇报》每次会出一个专版。第二个平台是‘望道讲读会’。我们会给街道社区的党员讲解中央精神，和新华社联手，每月公布一次市民关注时政指数，每次公布时都有专家解读，等等。我们的平台会主动设置话题，引导话题，一些老百姓抱怨比较多的话题，我们告诉他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个问题，这对于提高公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很有好处。”
徐中振指出，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可能和最广泛的群众的生活实践相联系。“那些社区学校、社区文体团队具有社会性，因此变成了一个公共品，而不是一个市场物品，也不是一个私人消费物品。文体团队的成员相互之间变成了伙伴，这就建立了一个社会联系，这种社会关系除了是他们兴趣爱好的纽带之外，还会延伸出新的功能：这个团队会变成社会支持系统来回应、帮助成员。另外，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结构，就是说，社会的组织化往往是由个体走向群体的这样一个过程，有互助的功能，很多小区的团队开始来讨论社区的事务，关心养宠物的问题，关心邻里照料的问题，小区停车问题，等等，由此越来越多的居民就会通过组织化的路径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承担某种公共服务的功能。”在收集社区案例的时候，徐中振无数次听到那些合唱队、舞蹈队的队员告诉他，他们自从参加队伍以后，情绪好了，心态好了，身体健康了，跑医院就少了。“所以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感受来认同这样一个公共文化组织的有效性。支持公共文化不是简单的投入，其实对于医疗资源的节约，对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组织化提升，都会有广泛的影响。”
由此可见，不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活力与辐射力，不仅为市民提供了精神家园，也为文化发展培育着肥沃土壤，还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引擎。既然如此重要，全社会需要群策群力，合力解决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让这个新引擎动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