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公民教育运动，这就是新生活运动。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从根本上革除陋习，达到“复兴民族”的目标。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同年7月1日，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
　　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是“礼义廉耻”，“礼”即规规矩矩的态度，“义”即正正当当的行为，“廉”即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即切切实实的觉悟。蒋介石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
　　蒋介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实现“三化”，即“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
　　“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
　　“生产化”，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军事化”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体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则是以冷水洗脸、不吸烟、不擦香水、不歪戴帽子、不蓬着头发、不拖着鞋子、纽扣不能不扣、养成不随地吐痰等爱好清洁卫生的习惯，等等。
　　新生活运动总会对人民的生活方式作了详尽规定，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也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她要铁道部部长特制了一列火车车厢，名为“轮上新生活”，火车上备有当时最新颖的电影设备等宣传工具，宣传“新生活运动”。
　　然而，新生活运动的推广很不容易。宋美龄说：“一些轻薄的批评家，把警察的热心纠察，作为嘲笑资料，有的觉得新生活运动强迫他们负起启导群众的责任来，简直是干涉了他们的自己。有的根本没有把握住提倡四种旧道德的理由，武断地斥新生活为复古。”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
　　……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蒋介石虽然要人民推行“新生活运动”，而军政人员却依旧在封建和保守的思想中混日子。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节节败退，1949年新运15周年前夕，蒋介石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