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错位”现象,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效能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全球中国”方法论对国际传播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和重点渠道,媒体应该如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开展实践呢?本文提出,应从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策略、传播范围等六个主要环节进行核心要素的调整和升级.在“全球新闻→全球记者→全球媒体→全球受众→全球本土→全球传播”六大新核心要素循环往复形成的传播闭环推动下,改变固有的对外传播定式,创新国际传播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错位”现象,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效能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全球中国”方法论对国际传播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和重点渠道,媒体应该如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开展实践呢?本文提出,应从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策略、传播范围等六个主要环节进行核心要素的调整和升级.在“全球新闻→全球记者→全球媒体→全球受众→全球本土→全球传播”六大新核心要素循环往复形成的传播闭环推动下,改变固有的对外传播定式,创新国际传播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效能,从而塑造国际社会期待的、学界和业界呼吁的、具有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全球中国”形象.
其他文献
传播学的学科发展正处在“范式革命”的主要节点上.本文深入探讨了作为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核心概念“媒介”与“新媒介”,分析了媒介形式演变中的核心逻辑;文章阐释了社会的“微粒化”与“媒介化”,指出新媒介正在以新的连接、新的标准和新的尺度重新构造新的社会;文章分析了传播领域的新生态,强调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是当下传播生态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改变.最后,文章指出,新的传播逻辑是对于“以人为本”的回归——人的尺度、人的需求、人的发展、人的实践半径的扩张成为未来传播发展的核心逻辑.
战略传播是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之一,但学界对于从国际传播到战略传播的语境适配与路径转型的探讨不够及时和深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加强战略传播研究的要求迫在眉睫.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5·31讲话精神为指引,在回溯战略传播理念演进的基础上绘制该领域的知识图谱,并基于“四全”媒体等本土化模式梳理和分析该领域所聚焦的四对辩证关系,探索平台媒体时代推进国际传播转型升级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创新路径.
目前的新闻学研究正处在激烈变革的开端.学术界正日益凝聚对变革本身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应尽快从开端出发,深入探索数字时代广义的新闻活动规律、阐释异质多元的数字新闻主体、厘清数字社会与新闻系统的复杂机制,并在更大层面上发扬新闻学的“理想主义”色彩.本文所做的一点抛砖引玉的努力是,在新闻本体、主体、方法和价值四个方面分别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新闻学职业取向的新问题,期望用“新问”激发对未来充满可能性的新闻研究学术园地的想象.
中国特色的全球话语权建构是我国国家战略实现的过程,也是我国全球传播实践和学术话语创新的过程.本文提出中国特色共通话语范式,以期能从理论视角阐释我国面临的全球传播话语格局.文章首先从全球传播的“西强东弱”现状、美西方国家启动涉华全面舆论战两方面论证了建构中国特色共通话语范式的必要性.本文认为共通话语范式既可作为全球传播的目标,也可以作为全球传播的实现手段,因此其理论内涵不仅体现我国的共同体学术理念、消解西方二元对立的理论范式,还可以用中国特色的话语来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同时还能推动我国全球多元话语的和谐共存
中国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构建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其实质和基点是自我认知和主体性建构问题,必须从自身开始,立足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归纳总结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形成在国际传播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表达.无论是国家形象的问题、话语权的问题都应该从这一基点出发进行思考和认知.
本文从物质性理论出发,认为新闻生产流程正是媒介技术中介下的数据流动过程.数据在其中作为物的存在,将人与作为装置的新闻平台连接起来,构成一张以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物质”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尽管新闻生产的内容逻辑与技术逻辑发生着众多的碰撞,但人与物之间最终通过媒介网络而凝结成稳定的媒介系统,实现人与技术、思想与机器之间的协同运作.基于物质性视角下媒介的中介性特质,本文还建构出符合数字时代新闻传播特征的中介社会传播模式,将人与物共同建构出的中介系统视为传播的中心,数据在传播者和目标对象中流动并伴随着新闻生产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