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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戏曲家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从初入欧洲被节译、被改写到被全文翻译，可以说《赵》剧代表中国文学由东向西做了一次完整而成功的文化旅行。马若瑟、伏尔泰、儒莲的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在这段旅行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三个译本在文化语境、译本特点及译本接受等方面存在相互关联，译者恰当把握各种因素，促成该剧在不同时期均为目标语受众广泛接受。探讨《赵》剧的译介历程，对我们今天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赵氏孤儿》；节译；改写；全译；文化“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58—04
在全球化日渐加剧和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当下，世界关注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中华文化走出去步履加快，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文学肩负着重要使命。探讨《赵氏孤儿》的译介历程对今天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无裨益，而马若瑟、伏尔泰、儒莲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在这段旅行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本文以这三个译本为研究标本，从文化语境、译本特点、译本接受及其相互关联等方面，探讨其进入西方文化的途径，以期获得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一、纪君祥之《赵氏孤儿》
元代戏曲家纪君祥的五折本杂剧《赵氏孤儿》主要取材于《史记》。故事将时间定位在春秋晋灵公时。由于晋灵公昏聩无能，武将屠岸贾专权，将大臣赵盾一家诛绝，其子驸马赵朔也被逼自杀。赵朔妻在幽禁中生下赵氏孤儿，被义士程婴偷带出宫。屠岸贾得知后，为追杀孤儿下令屠杀全国婴儿。程婴与归隐老臣公孙杵臼商议，将自己的孩子送给公孙杵臼，顶替赵氏孤儿去死，然后自首，揭发公孙柞臼收藏赵氏孤儿。结果程婴之子被杀，公孙杵臼自杀。屠岸贾收程婴为门客，认赵氏孤儿为义子。孤儿赵武长大后，得知真相，遂杀屠岸贾复仇。
《赵氏孤儿》是一部杰出的悲剧，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戏剧冲突扣人心弦，悲剧气氛激越慷慨。它立足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观念，以弘扬崇高的舍生取义精神和弃恶扬善的伦理观为主题，全剧充斥着“道”与“义”的中国文化内核理念。
元杂剧主要由宾白、唱词、科介三部分构成，三者交相配合，推动剧情的发展，刻画人物的性格。纪君祥五折本《赵》剧唱词洗练，科白齐全，十分出色，在元杂剧中属上乘之作。
二、节译——马若瑟之割舍与文化传播
《赵氏孤儿》最早走出国门是由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于18世纪初译介的。马若瑟精通汉文，“汉语知识无人能及”①，《汉语札记》是他最具代表性
的一部作品。文中介绍“自己穷三十年心力研究中文”，后人评价他“成就了一部中文和中国文学的复杂著作”，可见马若瑟对中国文学了解之深、之透彻。是什么原因让他首选纪君祥的《赵》剧翻译呢？马若瑟翻译《赵》剧的动机与其索隐派神学观点密切相关。法国耶稣会士中一部分人宣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发现了基督教传统的踪迹，并对此做索隐式和象征式解释。马若瑟认为，让中国人皈依天主教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向他们解释中国经典的真谛，因此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语言和经典，并想方设法在欧洲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虽然《赵》剧与索隐派毫无关系，但马若瑟认为找到了让欧洲学者了解中国古代经典价值的途径。他自信法国人会对此感兴趣。因为当时的西方社会正萌动着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和对中国政治理想及道德规范的向往，而耶稣会也一贯主张用悲剧人物的英雄品格教化世道人心，并且18世纪的欧洲文学理论家也提倡希腊“命运悲剧”的文学主题，《赵》剧正合乎这种悲剧观。当时的法国正进行着一场“戏剧是伤风败俗还是可以弘扬道德”的论争，耶稣会一直是戏剧最忠实的捍卫者。综上所述，马若瑟选译这部作品一定是成竹在胸，而此后傅尔蒙同杜阿尔德多年的笔墨官司②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马若瑟是在极恰当的时候选译了一部极恰当的作品。
那么，译本何以如此赢得众多读者，甚至“在整个欧洲也不胫而走”？这还要看译者的翻译策略。
马若瑟把《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取名《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5年发表在杜阿尔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上。马若瑟对该剧做了相当大的剪裁。元杂剧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比较单一，主要以歌唱为主，兼有说白，故曰宾白。而马若瑟翻译时统统删去原作中的词曲，使该剧以对白为主。词曲是元曲的审美价值所在，剧情发展、角色表演都要借助演唱；更重要的是剧中人物的强烈感情也要通过演唱来抒发。王国维说“元剧之精髓，全在曲辞”，若“以科白取元剧，其智去买椟还珠者有几”③！马若瑟“取白去辞”无异于买椟还珠。他对中国文化、文学、戏曲之深厚理解，对中国经典文化之无比钟爱，他怎忍心割舍《赵》剧中的精髓，而只取其“椟”呢？
马若瑟的割舍正是为了传播。接受美学认为，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的“合法偏见”综合形成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读者总是带着他们特有的“期待视野”理解作品。符合“期待视野”的作品容易被接受；不符合，甚至发生冲突时，就会受到抵触。马若瑟充分考虑了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中国人的悲剧和喜剧中都掺和一些唱词。……有些戏剧中的唱词很难听懂，尤其是对欧洲人来说更为困难。因为其中充斥着我们根本不习惯的隐喻和矫揉造作的内容。④
这表明马若瑟是以西方文化，或是西方戏剧美学来解读中国戏剧的。他站在文化他者的立场，采取迎合目的语读者“合法偏见”的态度翻译《赵》剧。
在文体结构上，马若瑟也充分考虑了当时读者对悲剧观点的“合法偏见”：要基本符合古希腊戏曲时间、地点和情节一致的三一律；主题来自古代历史，题材涉及国家大事；主人公属于王公贵人；文体高雅，用语不俗；悲剧用诗体表现。以这样的“偏见”衡量，《赵》剧除了时间上不合三一律、不是诗体（但元剧至少唱词和韵白是诗体）外，大体上是合乎法国悲剧要求、切合当时法国读者期待的。所以，马若瑟在处理该剧的文体结构和故事主题时，保留了原剧故事框架、剧情脉络以及惩恶扬善的基本精神。 马若瑟的翻译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尽量使译本贴近法国人的戏剧规范，引导读者关注东方文化。他取“迎合口味者”以飨读者，毫不留情地舍弃“佶屈聱牙者”。这种选择性的取舍，尽管有“买椟还珠”之嫌，但效果却是惊人地“轰动了欧洲”。
三、改写——伏尔泰之变通与文化调试
如果说马若瑟的翻译策略是投其所好式的有选择的节译，那么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则是有目的的主动文化改写。
18世纪对法国来说是哲学的世纪，戏剧也成了某种哲学思想的载体。与西方传统文化迥异的孔子哲学传入欧洲，顿使人们耳目一新，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和创作欲。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父”。他认为孔子和儒家思想不仅是道德典范也是自然宗教典范，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看到马若瑟的译本，他激赞“胜过我们同时代的作品”⑤。在他看来，儒家道德准则是珍贵的古典丰碑，《赵》剧是展示中国人心理及整个中国概貌的珍贵文献。于是，他决定改编这部中国戏曲，“用孔子的思想轰开欧洲”，并以此表达他对中国古代道德观的景仰，实现他对文明终将战胜野蛮的信念。他说这是“批判欧洲黑暗封建专制，领导启蒙运动战斗的需要”，于是把该剧定名为《中国孤儿：五幕孔子道德剧》。
但是他不满《赵》剧的情节和旨意，觉得“血腥味太浓，缺乏人文关怀，对人性压制表现太过冷酷，毫无温情”⑥；同时还认为《赵》剧不合法国观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根本就是“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没有时间一致和动作一致，没有风土习俗描绘，没有情绪发展，没有词采、理智和热情”⑦。于是，他对马译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剧情发展的时间从20多年缩短到一昼夜；故事情节由春秋时期晋国两贵族家族的复仇改为宋元时期蒙古统治者与宋朝旧臣遗孤之间的抗争；袭用流行的“英雄剧”，增加了一条爱情线索；故事结尾处，成吉思汗作为征服者，在道义的感召下幡然悔悟，最终臣服于赞提和伊达美所代表的中国文明的美德与智慧。
伏尔泰把《赵》剧改写得面目全非，给故事定位为“用高尚的道德和发自本心的爱拯救人的灵魂”。在这个维度上，他偏离了原剧的故事内核，有目的地表现出民族文明融合、民族精髓重塑的主观愿望。该剧与原剧情节差异巨大，但剧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内核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升华：家族之争上升为文明与野蛮之争；“善恶有报”上升为“扬善融恶”，全剧突出仁爱，强调和解⑧。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获得巨大成功。卢梭盛赞该剧“提升了古老文明的道德”，伏尔泰则认为自己的改写将这部中国戏剧由稚嫩推向成熟。
伏尔泰的改写本是在马若瑟节译本基础上完成的。他没有接触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原本，抑或他当时根本无心问津原本，因为他的“悲剧的意义不在戏剧艺术本身的改革，而在进步的思想启蒙”⑨。伏尔泰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中国孤儿》中加以抒发，所以他更关注如何让他的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恰如其分地把握观众的期待视野，巧妙地利用观众喜欢的“口味”“调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理念以实现他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其说他在改写，不如说是在创作。这种巧妙改写让西方观众既享受了似曾相识的温馨，又感受了遥远东方中国那种忠君报国、理智、仁义、宽容、谦和的道德信仰，当然，更为奇妙的是两种文化融合后带给他们的震撼，仿佛改进后的中国美食舞蹈于欧洲人的舌尖上，这是超越单一文化的、带给西方观众的新的价值体验。
四、全译——儒莲之忠实追求与文化敬仰
马若瑟的“买椟还珠式”的节译“预热”了欧洲的“中国热”，伏尔泰“调汁调味”式的改写“西传”了东方文化的精髓。当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断积累，期待视野持续放大的时候，回归本源、寻求原汁原味的心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此时，法国汉学家斯坦尼斯拉斯·儒莲翻译的忠实原作的《赵氏孤儿》应运而生。
儒莲对马若瑟删除诗词的肢解译法甚为不满，认为删除剧中唱段，必然使剧情上下脱节，使全剧失却真韵。他认为剧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均以风格高雅的诗体表现，马若瑟缺译实属憾事。他要让这部对欧洲产生广泛影响的元曲“以其本来面目流传于西方”。1834年，《赵氏孤儿》全译本问世，译文达到很高水平，近乎原汁原味地呈献给西方读者。
儒莲忠实追求《赵》剧原文本，除了他的汉学情节，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欧洲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期待已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时候。18世纪末，虽然旷日持久的中华礼仪之争导致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耶稣会士的消隐，但在法国思想界、文化界，中国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依然牢牢存在于法国人心目中。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在打通东方关系方面较之封建阶级似乎表现出更多的热忱，中法交流在进行着更实在的“对话”。很多人已认识到，大量的传说、演义、奇闻中包含了中国社会和历史方面内容极为丰富的社会习俗细节描述。⑩儒莲也坚持认为，研究中国文明，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应该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正确地了解他们涉猎的主题、蕴含的精神。这个时期的汉学研究层次进一步深入、领域也不断扩大，许多文学翻译的选题标准、审视重心和审美指向，也都以探求中国文化的奥秘为最终目的。儒莲的翻译取向正迎合了那个时代的潮流。
五、中国文学之“走出去”
《赵氏孤儿》进入西方引起的中外文化碰撞有其特殊意义。在整个事件中，文化利用的成分或许远远多于对中国戏剧及中国文化价值的理解和认识，但这种特殊经历实际上也促使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由“节译”到“改写”再到“全译”，《赵》剧成功的西进旅程对我们今天文学“走出去”有如下启发：
第一，提高译者的文化素养。马若瑟、伏尔泰和儒莲都有很深的中西文化积累，他们对文本、目标语读者以及历史、文化语境有非常理性的认识和准确判断力，这种素养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译作的成功与传世。在新的“中国热”到来之际，译者一方面应不断完善和丰富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民族文化历史的能力，一方面还要置身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经验和长处，掌握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培养文化自觉意识，全面提高文化素养。 第二，允许译本多样化。“节译”、“改写”、“全译”是《赵》剧成功西游的三段经历。我国的传统译论受传统美学文论的影响，强调“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一味追求译作与原作全方位契合，以原汁原味呈现给异域读者，仿佛唯有如此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真实面貌才能一展无余，这显然违背认识的发展规律。文学“走出去”不应一味追求“原汁原味”，读者水平不同，期待视野也不同，要允许译本多样化。
第三，文化走出去，不应急于求成。“节译”、“改写”、“全译”理应在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中有序进行。任何一部作品在被另一民族最初接受时，都有可能遭遇或多或少的删改。随着视域不断扩大，读者会越来越期待译文靠近原文。伏尔泰的改写本《赵》剧横扫欧洲之后，也开始遭受指责，“急就之作”、“缺乏艺术酝酿”、“缺乏典型形象”等评价不绝于耳，无不暗示当时读者期待原文的诉求心理。可见，儒莲全译是时代的呼唤。如果放在马若瑟年代或让马若瑟在初译《赵》本时全译，很难想象法国民众能够顺利接受，因为当时的法国才刚刚开始认识中国。
第四，正确看待中国文学的改写。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状况，不难发现，由外国翻译家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普遍存在以本土需求为旨归的“改写”。这种译介模式大多迎合西方主流价值观，也因此引起一些学者对祖国文学纯洁性的担忧，“曲意逢迎”、“暴力改写”、“削足适履”等说法时有所闻。比如吴赟、顾忆青撰文举例说：“姜戎的《狼图腾》中描述额仑草原地理位置的段落原在小说的第16页，却在译文中被剪贴到了开头部分。刘震云的《手机》原有的时间结构在译文中被译者完全重置，通篇转化为回忆式的倒叙手法。译者如此大的改动，并非为了完善叙事方式，而是让这本书更好卖一些。……此外，作品标题也有明显置换痕迹……散发着‘曲意逢迎’的味道。”但是笔者认为，就连我们自己的经典作品每次搬上银幕都要有很多改动，何况置身域外呢？“接受异域作品的每一过程，都是主体依凭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作品进行的民族性再创造活动，也是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和文化涵义的过程。”只要改写后的作品依然保持原作的精神，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理解异域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解读，尊重异域民族的审美体验，摆脱“国粹”心态的束缚，敢于舍弃和变通，少些枝节得失的计较，保持积极的外向心态，从宏观层面把握中国文学美学价值的再现，互通有无，共同发展，这样才更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
第五，肩负起双重责任。并非所有来自外国翻译家的译介都能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有时，出于政治目的，中国的文学资源可能会被某些强势文化“寄生”，任意篡改，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本国形象，贬低或扭曲中国形象：如美国迪斯尼以“美国口味”包装《花木兰》，把一个勤劳善良、孝顺美丽的中国传统女性变成疯狂打杀、崇尚个人主义的女汉子，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内核悄然被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所替代；日本拍摄的《西游记》也有意丑化剧中的主要人物，中国文学塑造的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被严重“他塑”和篡改。由此看来，中国译者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活动中应时刻承担起翻译与维护国家形象的双重责任。
注释
①⑩G·梅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的观念1840—1876》，杨德山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37、217页。②马若瑟托人把这篇译文稿件的发表权交给当时皇家铭文美文学院的院士傅尔蒙，但杜阿尔德先得其稿，未经同意就编辑进《中华帝国志》，于是两人打了多年笔墨官司。③王国维：《译本〈琵琶记〉序》，《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45页。④⑧吕世生：《元剧〈赵氏孤儿〉翻译与改写的文化调适》，《中国翻译》2012年第4期。⑤⑥张海涛：《现代性的重述：〈赵氏孤儿〉在西方和现代中国的解读》，《戏剧理论纵横》2012第3期。⑦⑨陈旋波：《十八世纪法国观众对〈中国孤儿〉的接受》，《国外文学》1991年第2期。吴赟、顾忆青：《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探讨》，《中国外语》2012年第5期。杨健平：《从〈赵氏孤儿〉在欧洲看艺术接受中的民族变异》，《文艺评论》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行健
关键词：《赵氏孤儿》；节译；改写；全译；文化“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58—04
在全球化日渐加剧和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当下，世界关注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中华文化走出去步履加快，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文学肩负着重要使命。探讨《赵氏孤儿》的译介历程对今天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无裨益，而马若瑟、伏尔泰、儒莲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在这段旅行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本文以这三个译本为研究标本，从文化语境、译本特点、译本接受及其相互关联等方面，探讨其进入西方文化的途径，以期获得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一、纪君祥之《赵氏孤儿》
元代戏曲家纪君祥的五折本杂剧《赵氏孤儿》主要取材于《史记》。故事将时间定位在春秋晋灵公时。由于晋灵公昏聩无能，武将屠岸贾专权，将大臣赵盾一家诛绝，其子驸马赵朔也被逼自杀。赵朔妻在幽禁中生下赵氏孤儿，被义士程婴偷带出宫。屠岸贾得知后，为追杀孤儿下令屠杀全国婴儿。程婴与归隐老臣公孙杵臼商议，将自己的孩子送给公孙杵臼，顶替赵氏孤儿去死，然后自首，揭发公孙柞臼收藏赵氏孤儿。结果程婴之子被杀，公孙杵臼自杀。屠岸贾收程婴为门客，认赵氏孤儿为义子。孤儿赵武长大后，得知真相，遂杀屠岸贾复仇。
《赵氏孤儿》是一部杰出的悲剧，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戏剧冲突扣人心弦，悲剧气氛激越慷慨。它立足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观念，以弘扬崇高的舍生取义精神和弃恶扬善的伦理观为主题，全剧充斥着“道”与“义”的中国文化内核理念。
元杂剧主要由宾白、唱词、科介三部分构成，三者交相配合，推动剧情的发展，刻画人物的性格。纪君祥五折本《赵》剧唱词洗练，科白齐全，十分出色，在元杂剧中属上乘之作。
二、节译——马若瑟之割舍与文化传播
《赵氏孤儿》最早走出国门是由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于18世纪初译介的。马若瑟精通汉文，“汉语知识无人能及”①，《汉语札记》是他最具代表性
的一部作品。文中介绍“自己穷三十年心力研究中文”，后人评价他“成就了一部中文和中国文学的复杂著作”，可见马若瑟对中国文学了解之深、之透彻。是什么原因让他首选纪君祥的《赵》剧翻译呢？马若瑟翻译《赵》剧的动机与其索隐派神学观点密切相关。法国耶稣会士中一部分人宣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发现了基督教传统的踪迹，并对此做索隐式和象征式解释。马若瑟认为，让中国人皈依天主教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向他们解释中国经典的真谛，因此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语言和经典，并想方设法在欧洲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虽然《赵》剧与索隐派毫无关系，但马若瑟认为找到了让欧洲学者了解中国古代经典价值的途径。他自信法国人会对此感兴趣。因为当时的西方社会正萌动着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和对中国政治理想及道德规范的向往，而耶稣会也一贯主张用悲剧人物的英雄品格教化世道人心，并且18世纪的欧洲文学理论家也提倡希腊“命运悲剧”的文学主题，《赵》剧正合乎这种悲剧观。当时的法国正进行着一场“戏剧是伤风败俗还是可以弘扬道德”的论争，耶稣会一直是戏剧最忠实的捍卫者。综上所述，马若瑟选译这部作品一定是成竹在胸，而此后傅尔蒙同杜阿尔德多年的笔墨官司②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马若瑟是在极恰当的时候选译了一部极恰当的作品。
那么，译本何以如此赢得众多读者，甚至“在整个欧洲也不胫而走”？这还要看译者的翻译策略。
马若瑟把《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取名《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5年发表在杜阿尔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上。马若瑟对该剧做了相当大的剪裁。元杂剧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比较单一，主要以歌唱为主，兼有说白，故曰宾白。而马若瑟翻译时统统删去原作中的词曲，使该剧以对白为主。词曲是元曲的审美价值所在，剧情发展、角色表演都要借助演唱；更重要的是剧中人物的强烈感情也要通过演唱来抒发。王国维说“元剧之精髓，全在曲辞”，若“以科白取元剧，其智去买椟还珠者有几”③！马若瑟“取白去辞”无异于买椟还珠。他对中国文化、文学、戏曲之深厚理解，对中国经典文化之无比钟爱，他怎忍心割舍《赵》剧中的精髓，而只取其“椟”呢？
马若瑟的割舍正是为了传播。接受美学认为，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的“合法偏见”综合形成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读者总是带着他们特有的“期待视野”理解作品。符合“期待视野”的作品容易被接受；不符合，甚至发生冲突时，就会受到抵触。马若瑟充分考虑了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中国人的悲剧和喜剧中都掺和一些唱词。……有些戏剧中的唱词很难听懂，尤其是对欧洲人来说更为困难。因为其中充斥着我们根本不习惯的隐喻和矫揉造作的内容。④
这表明马若瑟是以西方文化，或是西方戏剧美学来解读中国戏剧的。他站在文化他者的立场，采取迎合目的语读者“合法偏见”的态度翻译《赵》剧。
在文体结构上，马若瑟也充分考虑了当时读者对悲剧观点的“合法偏见”：要基本符合古希腊戏曲时间、地点和情节一致的三一律；主题来自古代历史，题材涉及国家大事；主人公属于王公贵人；文体高雅，用语不俗；悲剧用诗体表现。以这样的“偏见”衡量，《赵》剧除了时间上不合三一律、不是诗体（但元剧至少唱词和韵白是诗体）外，大体上是合乎法国悲剧要求、切合当时法国读者期待的。所以，马若瑟在处理该剧的文体结构和故事主题时，保留了原剧故事框架、剧情脉络以及惩恶扬善的基本精神。 马若瑟的翻译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尽量使译本贴近法国人的戏剧规范，引导读者关注东方文化。他取“迎合口味者”以飨读者，毫不留情地舍弃“佶屈聱牙者”。这种选择性的取舍，尽管有“买椟还珠”之嫌，但效果却是惊人地“轰动了欧洲”。
三、改写——伏尔泰之变通与文化调试
如果说马若瑟的翻译策略是投其所好式的有选择的节译，那么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则是有目的的主动文化改写。
18世纪对法国来说是哲学的世纪，戏剧也成了某种哲学思想的载体。与西方传统文化迥异的孔子哲学传入欧洲，顿使人们耳目一新，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和创作欲。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父”。他认为孔子和儒家思想不仅是道德典范也是自然宗教典范，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看到马若瑟的译本，他激赞“胜过我们同时代的作品”⑤。在他看来，儒家道德准则是珍贵的古典丰碑，《赵》剧是展示中国人心理及整个中国概貌的珍贵文献。于是，他决定改编这部中国戏曲，“用孔子的思想轰开欧洲”，并以此表达他对中国古代道德观的景仰，实现他对文明终将战胜野蛮的信念。他说这是“批判欧洲黑暗封建专制，领导启蒙运动战斗的需要”，于是把该剧定名为《中国孤儿：五幕孔子道德剧》。
但是他不满《赵》剧的情节和旨意，觉得“血腥味太浓，缺乏人文关怀，对人性压制表现太过冷酷，毫无温情”⑥；同时还认为《赵》剧不合法国观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根本就是“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没有时间一致和动作一致，没有风土习俗描绘，没有情绪发展，没有词采、理智和热情”⑦。于是，他对马译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剧情发展的时间从20多年缩短到一昼夜；故事情节由春秋时期晋国两贵族家族的复仇改为宋元时期蒙古统治者与宋朝旧臣遗孤之间的抗争；袭用流行的“英雄剧”，增加了一条爱情线索；故事结尾处，成吉思汗作为征服者，在道义的感召下幡然悔悟，最终臣服于赞提和伊达美所代表的中国文明的美德与智慧。
伏尔泰把《赵》剧改写得面目全非，给故事定位为“用高尚的道德和发自本心的爱拯救人的灵魂”。在这个维度上，他偏离了原剧的故事内核，有目的地表现出民族文明融合、民族精髓重塑的主观愿望。该剧与原剧情节差异巨大，但剧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内核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升华：家族之争上升为文明与野蛮之争；“善恶有报”上升为“扬善融恶”，全剧突出仁爱，强调和解⑧。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获得巨大成功。卢梭盛赞该剧“提升了古老文明的道德”，伏尔泰则认为自己的改写将这部中国戏剧由稚嫩推向成熟。
伏尔泰的改写本是在马若瑟节译本基础上完成的。他没有接触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原本，抑或他当时根本无心问津原本，因为他的“悲剧的意义不在戏剧艺术本身的改革，而在进步的思想启蒙”⑨。伏尔泰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中国孤儿》中加以抒发，所以他更关注如何让他的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恰如其分地把握观众的期待视野，巧妙地利用观众喜欢的“口味”“调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理念以实现他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其说他在改写，不如说是在创作。这种巧妙改写让西方观众既享受了似曾相识的温馨，又感受了遥远东方中国那种忠君报国、理智、仁义、宽容、谦和的道德信仰，当然，更为奇妙的是两种文化融合后带给他们的震撼，仿佛改进后的中国美食舞蹈于欧洲人的舌尖上，这是超越单一文化的、带给西方观众的新的价值体验。
四、全译——儒莲之忠实追求与文化敬仰
马若瑟的“买椟还珠式”的节译“预热”了欧洲的“中国热”，伏尔泰“调汁调味”式的改写“西传”了东方文化的精髓。当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断积累，期待视野持续放大的时候，回归本源、寻求原汁原味的心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此时，法国汉学家斯坦尼斯拉斯·儒莲翻译的忠实原作的《赵氏孤儿》应运而生。
儒莲对马若瑟删除诗词的肢解译法甚为不满，认为删除剧中唱段，必然使剧情上下脱节，使全剧失却真韵。他认为剧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均以风格高雅的诗体表现，马若瑟缺译实属憾事。他要让这部对欧洲产生广泛影响的元曲“以其本来面目流传于西方”。1834年，《赵氏孤儿》全译本问世，译文达到很高水平，近乎原汁原味地呈献给西方读者。
儒莲忠实追求《赵》剧原文本，除了他的汉学情节，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欧洲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期待已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时候。18世纪末，虽然旷日持久的中华礼仪之争导致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耶稣会士的消隐，但在法国思想界、文化界，中国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依然牢牢存在于法国人心目中。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在打通东方关系方面较之封建阶级似乎表现出更多的热忱，中法交流在进行着更实在的“对话”。很多人已认识到，大量的传说、演义、奇闻中包含了中国社会和历史方面内容极为丰富的社会习俗细节描述。⑩儒莲也坚持认为，研究中国文明，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应该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正确地了解他们涉猎的主题、蕴含的精神。这个时期的汉学研究层次进一步深入、领域也不断扩大，许多文学翻译的选题标准、审视重心和审美指向，也都以探求中国文化的奥秘为最终目的。儒莲的翻译取向正迎合了那个时代的潮流。
五、中国文学之“走出去”
《赵氏孤儿》进入西方引起的中外文化碰撞有其特殊意义。在整个事件中，文化利用的成分或许远远多于对中国戏剧及中国文化价值的理解和认识，但这种特殊经历实际上也促使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由“节译”到“改写”再到“全译”，《赵》剧成功的西进旅程对我们今天文学“走出去”有如下启发：
第一，提高译者的文化素养。马若瑟、伏尔泰和儒莲都有很深的中西文化积累，他们对文本、目标语读者以及历史、文化语境有非常理性的认识和准确判断力，这种素养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译作的成功与传世。在新的“中国热”到来之际，译者一方面应不断完善和丰富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民族文化历史的能力，一方面还要置身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经验和长处，掌握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培养文化自觉意识，全面提高文化素养。 第二，允许译本多样化。“节译”、“改写”、“全译”是《赵》剧成功西游的三段经历。我国的传统译论受传统美学文论的影响，强调“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一味追求译作与原作全方位契合，以原汁原味呈现给异域读者，仿佛唯有如此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真实面貌才能一展无余，这显然违背认识的发展规律。文学“走出去”不应一味追求“原汁原味”，读者水平不同，期待视野也不同，要允许译本多样化。
第三，文化走出去，不应急于求成。“节译”、“改写”、“全译”理应在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中有序进行。任何一部作品在被另一民族最初接受时，都有可能遭遇或多或少的删改。随着视域不断扩大，读者会越来越期待译文靠近原文。伏尔泰的改写本《赵》剧横扫欧洲之后，也开始遭受指责，“急就之作”、“缺乏艺术酝酿”、“缺乏典型形象”等评价不绝于耳，无不暗示当时读者期待原文的诉求心理。可见，儒莲全译是时代的呼唤。如果放在马若瑟年代或让马若瑟在初译《赵》本时全译，很难想象法国民众能够顺利接受，因为当时的法国才刚刚开始认识中国。
第四，正确看待中国文学的改写。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状况，不难发现，由外国翻译家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普遍存在以本土需求为旨归的“改写”。这种译介模式大多迎合西方主流价值观，也因此引起一些学者对祖国文学纯洁性的担忧，“曲意逢迎”、“暴力改写”、“削足适履”等说法时有所闻。比如吴赟、顾忆青撰文举例说：“姜戎的《狼图腾》中描述额仑草原地理位置的段落原在小说的第16页，却在译文中被剪贴到了开头部分。刘震云的《手机》原有的时间结构在译文中被译者完全重置，通篇转化为回忆式的倒叙手法。译者如此大的改动，并非为了完善叙事方式，而是让这本书更好卖一些。……此外，作品标题也有明显置换痕迹……散发着‘曲意逢迎’的味道。”但是笔者认为，就连我们自己的经典作品每次搬上银幕都要有很多改动，何况置身域外呢？“接受异域作品的每一过程，都是主体依凭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作品进行的民族性再创造活动，也是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和文化涵义的过程。”只要改写后的作品依然保持原作的精神，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理解异域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解读，尊重异域民族的审美体验，摆脱“国粹”心态的束缚，敢于舍弃和变通，少些枝节得失的计较，保持积极的外向心态，从宏观层面把握中国文学美学价值的再现，互通有无，共同发展，这样才更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
第五，肩负起双重责任。并非所有来自外国翻译家的译介都能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有时，出于政治目的，中国的文学资源可能会被某些强势文化“寄生”，任意篡改，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本国形象，贬低或扭曲中国形象：如美国迪斯尼以“美国口味”包装《花木兰》，把一个勤劳善良、孝顺美丽的中国传统女性变成疯狂打杀、崇尚个人主义的女汉子，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内核悄然被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所替代；日本拍摄的《西游记》也有意丑化剧中的主要人物，中国文学塑造的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被严重“他塑”和篡改。由此看来，中国译者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活动中应时刻承担起翻译与维护国家形象的双重责任。
注释
①⑩G·梅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的观念1840—1876》，杨德山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37、217页。②马若瑟托人把这篇译文稿件的发表权交给当时皇家铭文美文学院的院士傅尔蒙，但杜阿尔德先得其稿，未经同意就编辑进《中华帝国志》，于是两人打了多年笔墨官司。③王国维：《译本〈琵琶记〉序》，《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45页。④⑧吕世生：《元剧〈赵氏孤儿〉翻译与改写的文化调适》，《中国翻译》2012年第4期。⑤⑥张海涛：《现代性的重述：〈赵氏孤儿〉在西方和现代中国的解读》，《戏剧理论纵横》2012第3期。⑦⑨陈旋波：《十八世纪法国观众对〈中国孤儿〉的接受》，《国外文学》1991年第2期。吴赟、顾忆青：《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探讨》，《中国外语》2012年第5期。杨健平：《从〈赵氏孤儿〉在欧洲看艺术接受中的民族变异》，《文艺评论》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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