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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随着高质量增长的概念和“不以GDP论英雄”的新要求下，对于经济的看法在悄然改变。
一场有关“中国经济是L型、U型还是W型走势”的讨论至今没有得到结论。回望来时路，跌跌撞撞走过的2019年还历历在目。不过，随着高质量增长的概念和“不以GDP论英雄”的新要求下，对于经济的看法在悄然改变。
这一年，全球经济普遍低迷，单边主义、贸易摩擦、负利率等正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此时，有关经济走势的讨论已经逐渐远去，更多的探讨聚集在未来应该怎么办。
2030年前中国经济具备每年8%的增长潜力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这个成绩跟中国推行渐进式的改革，并且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有关。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在未来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每年有可能实现6%左右的增长，中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并且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将超过30%。中国过去依靠后来者优势，经济增长迅速，这种后来者优势到底还有多大？后来者优势不在于已经用了多少年，而在于跟发达国家还有多少的技术差距。怎么样衡量技术差距？最好的衡量指标是看人均GDP，人均GDP代表平均技术水平和平均的产业附加值水平。
展望未来，中国可以维持一个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有就业家庭收入就会增加，家庭收入增加以后，消费就会增加。从供给侧的技术角度看，2030年前中国应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最终实现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侧，这与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经贸关系有关，或有所调整。我相信，2020年到2030年间，中国经济应可实现6%左右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在30%左右。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可以助推高质量增长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实现这一群体数量倍增将能够极大地释放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未来一段时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主体是尚未城市化的农业人口，尤其是已经在一、二线城市工作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翻倍，通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大和收入增加，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通过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最大程度地释放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发展潜力，解决增长所需的内生动力不足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有序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债务是经济的推力而非“猛兽”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的困局是从债务恐惧开始的，中国的债务是经济的推力而非“猛兽”。我们要客观看待中国的债务，第一，我们外债规模很小，占整.个债务总水平大概也就10%，在全球来讲可以忽略不计;第二，我们资本没有开放，资本账户没有开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一段时间里信贷扩张快一点，可以做大量的战略性投资，这对今后的经济发展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外移效应。
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困局，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经济政策造成的冲击，本来经济是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但是由于2013年对债务有恐惧，我们采取了收缩信贷的政策，最后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果中国没有影子银行，前些年民营企业不会那么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不会接近两位数，现在影子银行基本上全没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困境的核心。这些年我们的政策跟过去有很大的改变，已经不再是扩内需的政策，而演变成了托底的政策。
如果能够把这些限制性的羁绊都拿掉，货币政策上能够实行适度宽松的政策，把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基本的基调，中国经济不应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局。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希望中国的经济政策能够及时地加以调整，这才是正道。
中国经济处于突围状态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经济这两年，也许还包括未来的几年，基本处在一个突围的状态。
是什么围住了中国经济？其一，是全球格局正发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当其中，故而被围住了;其二，是我们自己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内经济的一些变化，困住了我们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次突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晋升到现代化强国的行列，同时也对全球经济走向会产生一些外延式的影响。
如何突围？第一，还是得靠改革;第二，是“应对的突围”，要继续坚持开放;第三，是创新突围。突围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的抉择——政府怎么做，企业怎么做，还有高校怎么做。总体看，中国经济要更多依靠内需，要在连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让内需在引导经济持续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实现這样的转型，就要落实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启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将更多依靠内需来支持增长。
三大变化影响复兴之路
——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我们要适应中国走向高质量、现代化、全球化，推动科学、法治和开放。当下，国际环境主要有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全球化倒退和保护主义泛起;第二个变化是大国关系，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面临的较量;第三个变化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本轮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颠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基本格局。
这三个变化都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关于当下中国经济，其前景就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但是，如何继.续用旧的动能、旧的结构、旧的模式推动发展，就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就会出现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转变为第一动力，走向新的动能、新的结构和新的模式，决定中国今后在世界中的位置。
中国经济正在一个比较大的箱体里调整
——秦朔（《南风窗》原总编辑）
如果回看过去200年中国经济的变迁，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发展规律：1820年，按照经济史大家的统计，当时中国GDP在全球占比大约32.9%;1920年，中国经历了上个世纪第一次所谓的“黄金周期”，从1912年到1920年，以及从1927年到1936年，这两个时间段里，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当前。所谓的“经济下行”中“下行”这个词本身很不准确。经济规模每年都在增长，只是经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接近两位数，到现在下了一个台阶。但是，从提质增效意义上说，经济增速还是会很快。所以中国经济本身不存在下行问题，只是存在增长速度下台阶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机会在哪里？很大一部分在衣食住行，上。以出行为例，当前，国内全年的旅游消费大约5万亿规模。平均下来，每个人只是一个季度出行一次。中国目前约有80万家酒店，连锁品牌化率约为17%，同比欧洲的39%、美国的70%，中国酒店的品牌化，品质化、专业化、连锁化只是刚刚开始。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从“粗”时代，走向“精”时代。当前，中国经济正在一个比较大的箱体里调整一如果能够跨越箱体，那么中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的现代化的经济体;如果不能超越，则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实现这样的跨越，根本出路在企业创新。
“保6”还需打好政策牌
——管清友（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未来5年中国经济托底增速要“保6”。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三四十年以后，必然要有一个缓冲平稳期。适度调整速度和高度是可以的，但是调整过多，就会造成短期内经济面临一些冲击。
在“保6”方面，中国可打的牌很多。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财政政策空间比货币政策空间要大，赤字率可以提高，至少从2.8提高到3，专项债对于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兴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可以再加大;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農地的市场化是方向，因此能否实现各地成立农村土地流转公司，由公司代表农民，农民以土地作为股份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农地流转公司，由流转公司进行农地流转和资源配置很关键。此外，在一些受管制的领域，可以通过适度“松绑”。比如文化娱乐业，如果在这些领域稍微松动，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出现大量的创新，出现更多优秀的作品。
（本刊记者宋佳综合整理）
随着高质量增长的概念和“不以GDP论英雄”的新要求下，对于经济的看法在悄然改变。
一场有关“中国经济是L型、U型还是W型走势”的讨论至今没有得到结论。回望来时路，跌跌撞撞走过的2019年还历历在目。不过，随着高质量增长的概念和“不以GDP论英雄”的新要求下，对于经济的看法在悄然改变。
这一年，全球经济普遍低迷，单边主义、贸易摩擦、负利率等正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此时，有关经济走势的讨论已经逐渐远去，更多的探讨聚集在未来应该怎么办。
2030年前中国经济具备每年8%的增长潜力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这个成绩跟中国推行渐进式的改革，并且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有关。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在未来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每年有可能实现6%左右的增长，中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并且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将超过30%。中国过去依靠后来者优势，经济增长迅速，这种后来者优势到底还有多大？后来者优势不在于已经用了多少年，而在于跟发达国家还有多少的技术差距。怎么样衡量技术差距？最好的衡量指标是看人均GDP，人均GDP代表平均技术水平和平均的产业附加值水平。
展望未来，中国可以维持一个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有就业家庭收入就会增加，家庭收入增加以后，消费就会增加。从供给侧的技术角度看，2030年前中国应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最终实现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侧，这与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经贸关系有关，或有所调整。我相信，2020年到2030年间，中国经济应可实现6%左右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在30%左右。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可以助推高质量增长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实现这一群体数量倍增将能够极大地释放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未来一段时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主体是尚未城市化的农业人口，尤其是已经在一、二线城市工作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翻倍，通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大和收入增加，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通过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最大程度地释放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发展潜力，解决增长所需的内生动力不足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有序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债务是经济的推力而非“猛兽”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的困局是从债务恐惧开始的，中国的债务是经济的推力而非“猛兽”。我们要客观看待中国的债务，第一，我们外债规模很小，占整.个债务总水平大概也就10%，在全球来讲可以忽略不计;第二，我们资本没有开放，资本账户没有开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一段时间里信贷扩张快一点，可以做大量的战略性投资，这对今后的经济发展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外移效应。
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困局，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经济政策造成的冲击，本来经济是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但是由于2013年对债务有恐惧，我们采取了收缩信贷的政策，最后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果中国没有影子银行，前些年民营企业不会那么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不会接近两位数，现在影子银行基本上全没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困境的核心。这些年我们的政策跟过去有很大的改变，已经不再是扩内需的政策，而演变成了托底的政策。
如果能够把这些限制性的羁绊都拿掉，货币政策上能够实行适度宽松的政策，把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基本的基调，中国经济不应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局。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希望中国的经济政策能够及时地加以调整，这才是正道。
中国经济处于突围状态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经济这两年，也许还包括未来的几年，基本处在一个突围的状态。
是什么围住了中国经济？其一，是全球格局正发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当其中，故而被围住了;其二，是我们自己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内经济的一些变化，困住了我们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次突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晋升到现代化强国的行列，同时也对全球经济走向会产生一些外延式的影响。
如何突围？第一，还是得靠改革;第二，是“应对的突围”，要继续坚持开放;第三，是创新突围。突围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的抉择——政府怎么做，企业怎么做，还有高校怎么做。总体看，中国经济要更多依靠内需，要在连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让内需在引导经济持续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实现這样的转型，就要落实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启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将更多依靠内需来支持增长。
三大变化影响复兴之路
——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我们要适应中国走向高质量、现代化、全球化，推动科学、法治和开放。当下，国际环境主要有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全球化倒退和保护主义泛起;第二个变化是大国关系，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面临的较量;第三个变化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本轮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颠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基本格局。
这三个变化都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关于当下中国经济，其前景就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但是，如何继.续用旧的动能、旧的结构、旧的模式推动发展，就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就会出现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转变为第一动力，走向新的动能、新的结构和新的模式，决定中国今后在世界中的位置。
中国经济正在一个比较大的箱体里调整
——秦朔（《南风窗》原总编辑）
如果回看过去200年中国经济的变迁，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发展规律：1820年，按照经济史大家的统计，当时中国GDP在全球占比大约32.9%;1920年，中国经历了上个世纪第一次所谓的“黄金周期”，从1912年到1920年，以及从1927年到1936年，这两个时间段里，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当前。所谓的“经济下行”中“下行”这个词本身很不准确。经济规模每年都在增长，只是经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接近两位数，到现在下了一个台阶。但是，从提质增效意义上说，经济增速还是会很快。所以中国经济本身不存在下行问题，只是存在增长速度下台阶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机会在哪里？很大一部分在衣食住行，上。以出行为例，当前，国内全年的旅游消费大约5万亿规模。平均下来，每个人只是一个季度出行一次。中国目前约有80万家酒店，连锁品牌化率约为17%，同比欧洲的39%、美国的70%，中国酒店的品牌化，品质化、专业化、连锁化只是刚刚开始。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从“粗”时代，走向“精”时代。当前，中国经济正在一个比较大的箱体里调整一如果能够跨越箱体，那么中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的现代化的经济体;如果不能超越，则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实现这样的跨越，根本出路在企业创新。
“保6”还需打好政策牌
——管清友（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未来5年中国经济托底增速要“保6”。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三四十年以后，必然要有一个缓冲平稳期。适度调整速度和高度是可以的，但是调整过多，就会造成短期内经济面临一些冲击。
在“保6”方面，中国可打的牌很多。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财政政策空间比货币政策空间要大，赤字率可以提高，至少从2.8提高到3，专项债对于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兴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可以再加大;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農地的市场化是方向，因此能否实现各地成立农村土地流转公司，由公司代表农民，农民以土地作为股份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农地流转公司，由流转公司进行农地流转和资源配置很关键。此外，在一些受管制的领域，可以通过适度“松绑”。比如文化娱乐业，如果在这些领域稍微松动，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出现大量的创新，出现更多优秀的作品。
（本刊记者宋佳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