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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互设联络处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双方求同存异携手“跨越鸿沟”的一个创举。中美互设的联络处是双方原有联络渠道的发展，是中美建立战略关系的产物，是两国领导人外交智慧的创造。
[关键词]中美；联络处；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2－0048－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然而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美双方突然打破僵局，在后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从双方深刻的分歧到外交关系的建立，这一“不合常规”[1)(470)的事情经历了一个“不合常规”的步骤。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1973年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联络处的设立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2)(193)，正如毛泽东所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3)(331)。中美互设联络处是在双方需要保持经常性官方接触，但又由于各种因素未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中间步骤，也是双方基于本身核心利益求同存异的一个外交创举。
一、中美联络处是双方原有联络渠道的发展
中美都是世界大国，即使在对立之中，也不能不进行接触和联系。在中美关系的各个阶段，相应都存在着联系的渠道。而当这些交往渠道随着时局的发展不能再发挥作用时，又会产生新的联系渠道和方式。这些联系渠道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通过协商建立起来的。通过这些交往渠道，双方都可以对信息的发出和反馈有相对的把握，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信息沟通和感情互动。
在中美互设联络处之前，中美之间先后存在大使级会谈、“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以及“联合国渠道”等联系方式。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成为中美之间长期联系和沟通的重要方式。但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双方缺乏基本的互信，中美“接触”并非实质性的外交谈判，而是出自“揣摩”对方意图和传达“信息”的需要。中美联络外交前夕建立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以及“联合国渠道”等，有了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比较明确的目标，但这些联络渠道带有很强的秘密性，双方往往是通过特使秘密会谈，或由第三方转交信函与口信的方式进行间接的秘密联络。这些渠道除了上述所言的缺点外，还都没有固定的机构承担日常联络的任务，只是一种根椐需要而进行联络的一种机制安排。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中美关系得到了较大发展。双方在外交、贸易、文化、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不断增加，使得需要商讨和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建立一个公开而固定的联系机构就成为了双方共同的愿望。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向前迈出一大步，双方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这样一个经常性的机构。
中国方面选派曾担任“巴黎渠道”中方联络员的驻法大使黄镇担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美方选派曾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体现了双方联络处工作与原来联络渠道在人事上的延续性。黄镇和布鲁斯都是双方著名的大使，确保了联络处的规格高于（至少不低于）原有的联络渠道。联络处建立以后，全面承担起了双方的交流和沟通工作，“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相继取消。但联合国渠道仍在秘密发挥作用，当涉及重大的、敏感的机密问题时，中美之间还要通过这条渠道秘密接触，成为中美之间公开联络渠道的一个补充。
二、联络处是中美建立战略关系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陷入越战“泥塘”，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了挑战，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美国迫切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而中国面临着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也迫切希望改变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中美两国都希望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台湾问题横在两国关系之间很难处理。中美双方在内外交困的急迫情况下，采取了设立联络处这一措施，以建立和维持双方的战略关系。
实际上，中美关系最初就是以一种战略关系开始发展的。在以前的国际格局中，美国一直在两极争霸中占据优势，不需要在亚洲有一个较强伙伴维持对苏战略制衡。而且那时中国刚刚成立，并实行了全面倒向苏联的政策，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较小，那时美中两国并不是战略关系，也没有显出战略关系的必要。但随着两极格局中美苏力量对比的改变，中国的逐渐发展和稳固，使中美两国获得了一种战略关系。在中美战略关系突显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要求变得非常迫切。但当时中美关系面临着迫切的国际时局与深刻的历史矛盾的两难困境。对美国而言，一方面需要与中国结盟对付苏联，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国际的因素又不能与台湾脱离关系。在中国国内也面临两难，一方面需要与美国结盟对付苏联，另一方面，在美国与台湾脱离外交关系之前，绝对不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双方对联络处的设置都是十分看重的。联络处起到了解决第一个困难的作用，双方建立某种较为稳定的战略关系，但同时双方又对尚未解决的台湾问题保持相当的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尤其是中国方面坚持认为，“联络处是中美关系中临时但又是独特的一种形式”[4]。
联络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标志和保证。作为一种标志，在国际上向苏联表明中美两国间关系的稳定；作为双方各自向对方的一种保证，把双方在进行的交往用机构的形式固定下来。美国需要保持与中国来往和交流的姿态，以向苏联表示美中双方的战略关系。这是联络处区别于一般大使馆的显著特征，即在于它的象征意义。在美国和中国联络处建立时，双方关系尚处于坚冰初融阶段，两国接触和交往都是对对方初步的了解，这些交往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交往的本身，而在于由此保持双方的接触和交流。因此，所有交往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双方的互相确认和肯定，不断地表明愿意将双方关系推向正的方向，以威慑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
三、中美联络处是两国领导人外交智慧的创造
美国不得不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选择发展联络外交并最终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除了中国本身作为大国所具有的实力外，中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美国外交界叱咤风云的基辛格在给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中，对周恩来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周恩来是中国人这些品质的最杰出的体现。”他称赞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两人将会组成真正让人难忘而又令人敬畏的一对搭档。”[5]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这些杰出人物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才导演了“联络处外交”的创举。
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但又是一个一时不能解决的难题。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说，“贵国总统和你可以来华，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所关注的只有一个美国。但是，我不能去美国，因为那里有所谓的蒋介石大使。”[6]在蒋介石的大使没有离开美国之前，中国不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关系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但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强大威胁，中国又迫切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在这样的矛盾中，中国领导人选择了联络外交的方式，既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又与美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公开联系，以此为桥梁加强中美之间的交流，最终促使美国在“三原则”（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这“跨越鸿沟”的历史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外交艺术。
基辛格是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一个主要成员，又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实践者，他在中美联络外交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当时的美国，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但基辛格认为，“一致同意只会出现在不值得做的事情上”[6]，他排除种种非议，利用自己的外交资源积极地推动中美联络处的建立。尼克松面对美国的艰难时局，大胆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也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他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说：“在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7)(255)尼克松回国后说：“由于这次旅行，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个鸿沟上搭起一座桥的漫长过程……我们已经表明，有着很深的和基本的分歧的国家可以学会在不放弃各自原则的情况下，心平气和地、理智地、坦率地讨论这些分歧。”[8)(336)通过会谈，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必须先开辟一个过程，在过程中逐步解决分歧[7)(243-254)。正是联络处开启了两个大国求同存异携手“跨越鸿沟”的过程，中美关系史上这光辉的一页，为当今“和谐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诠释。
[参 考 文 献]
(1)董保存. 风起钓鱼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2)宫力. 跨越鸿沟：1969—1979中美关系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3)朱洪. 黄镇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0.
(4)A private letter from Charles T. Cross to Winston Lord. NND97952D(B). Declassified materials.
(5)基辛格致尼克松, “总统与中国人的会面”. 1972年2月5日(B) . NSC files, HAK Office Files, Box13, China,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Ⅱ.
(6)基辛格与周恩来、姬鹏飞、章文晋、王海容等会谈. 1971年10月21日(B) . NSC files, Box 1034, Polo II -HAK China Trip 1971 Transcript of Meeting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Ⅱ.
(7)尼克松.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8)宫力.毛泽东与美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张振华)
[关键词]中美；联络处；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2－0048－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然而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美双方突然打破僵局，在后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从双方深刻的分歧到外交关系的建立，这一“不合常规”[1)(470)的事情经历了一个“不合常规”的步骤。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1973年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联络处的设立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2)(193)，正如毛泽东所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3)(331)。中美互设联络处是在双方需要保持经常性官方接触，但又由于各种因素未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中间步骤，也是双方基于本身核心利益求同存异的一个外交创举。
一、中美联络处是双方原有联络渠道的发展
中美都是世界大国，即使在对立之中，也不能不进行接触和联系。在中美关系的各个阶段，相应都存在着联系的渠道。而当这些交往渠道随着时局的发展不能再发挥作用时，又会产生新的联系渠道和方式。这些联系渠道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通过协商建立起来的。通过这些交往渠道，双方都可以对信息的发出和反馈有相对的把握，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信息沟通和感情互动。
在中美互设联络处之前，中美之间先后存在大使级会谈、“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以及“联合国渠道”等联系方式。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成为中美之间长期联系和沟通的重要方式。但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双方缺乏基本的互信，中美“接触”并非实质性的外交谈判，而是出自“揣摩”对方意图和传达“信息”的需要。中美联络外交前夕建立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以及“联合国渠道”等，有了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比较明确的目标，但这些联络渠道带有很强的秘密性，双方往往是通过特使秘密会谈，或由第三方转交信函与口信的方式进行间接的秘密联络。这些渠道除了上述所言的缺点外，还都没有固定的机构承担日常联络的任务，只是一种根椐需要而进行联络的一种机制安排。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中美关系得到了较大发展。双方在外交、贸易、文化、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不断增加，使得需要商讨和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建立一个公开而固定的联系机构就成为了双方共同的愿望。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向前迈出一大步，双方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这样一个经常性的机构。
中国方面选派曾担任“巴黎渠道”中方联络员的驻法大使黄镇担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美方选派曾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体现了双方联络处工作与原来联络渠道在人事上的延续性。黄镇和布鲁斯都是双方著名的大使，确保了联络处的规格高于（至少不低于）原有的联络渠道。联络处建立以后，全面承担起了双方的交流和沟通工作，“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相继取消。但联合国渠道仍在秘密发挥作用，当涉及重大的、敏感的机密问题时，中美之间还要通过这条渠道秘密接触，成为中美之间公开联络渠道的一个补充。
二、联络处是中美建立战略关系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陷入越战“泥塘”，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了挑战，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美国迫切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而中国面临着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也迫切希望改变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中美两国都希望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台湾问题横在两国关系之间很难处理。中美双方在内外交困的急迫情况下，采取了设立联络处这一措施，以建立和维持双方的战略关系。
实际上，中美关系最初就是以一种战略关系开始发展的。在以前的国际格局中，美国一直在两极争霸中占据优势，不需要在亚洲有一个较强伙伴维持对苏战略制衡。而且那时中国刚刚成立，并实行了全面倒向苏联的政策，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较小，那时美中两国并不是战略关系，也没有显出战略关系的必要。但随着两极格局中美苏力量对比的改变，中国的逐渐发展和稳固，使中美两国获得了一种战略关系。在中美战略关系突显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要求变得非常迫切。但当时中美关系面临着迫切的国际时局与深刻的历史矛盾的两难困境。对美国而言，一方面需要与中国结盟对付苏联，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国际的因素又不能与台湾脱离关系。在中国国内也面临两难，一方面需要与美国结盟对付苏联，另一方面，在美国与台湾脱离外交关系之前，绝对不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双方对联络处的设置都是十分看重的。联络处起到了解决第一个困难的作用，双方建立某种较为稳定的战略关系，但同时双方又对尚未解决的台湾问题保持相当的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尤其是中国方面坚持认为，“联络处是中美关系中临时但又是独特的一种形式”[4]。
联络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标志和保证。作为一种标志，在国际上向苏联表明中美两国间关系的稳定；作为双方各自向对方的一种保证，把双方在进行的交往用机构的形式固定下来。美国需要保持与中国来往和交流的姿态，以向苏联表示美中双方的战略关系。这是联络处区别于一般大使馆的显著特征，即在于它的象征意义。在美国和中国联络处建立时，双方关系尚处于坚冰初融阶段，两国接触和交往都是对对方初步的了解，这些交往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交往的本身，而在于由此保持双方的接触和交流。因此，所有交往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双方的互相确认和肯定，不断地表明愿意将双方关系推向正的方向，以威慑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
三、中美联络处是两国领导人外交智慧的创造
美国不得不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选择发展联络外交并最终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除了中国本身作为大国所具有的实力外，中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美国外交界叱咤风云的基辛格在给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中，对周恩来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周恩来是中国人这些品质的最杰出的体现。”他称赞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两人将会组成真正让人难忘而又令人敬畏的一对搭档。”[5]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这些杰出人物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才导演了“联络处外交”的创举。
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但又是一个一时不能解决的难题。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说，“贵国总统和你可以来华，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所关注的只有一个美国。但是，我不能去美国，因为那里有所谓的蒋介石大使。”[6]在蒋介石的大使没有离开美国之前，中国不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关系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但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强大威胁，中国又迫切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在这样的矛盾中，中国领导人选择了联络外交的方式，既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又与美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公开联系，以此为桥梁加强中美之间的交流，最终促使美国在“三原则”（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这“跨越鸿沟”的历史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外交艺术。
基辛格是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一个主要成员，又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实践者，他在中美联络外交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当时的美国，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但基辛格认为，“一致同意只会出现在不值得做的事情上”[6]，他排除种种非议，利用自己的外交资源积极地推动中美联络处的建立。尼克松面对美国的艰难时局，大胆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也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他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说：“在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7)(255)尼克松回国后说：“由于这次旅行，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个鸿沟上搭起一座桥的漫长过程……我们已经表明，有着很深的和基本的分歧的国家可以学会在不放弃各自原则的情况下，心平气和地、理智地、坦率地讨论这些分歧。”[8)(336)通过会谈，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必须先开辟一个过程，在过程中逐步解决分歧[7)(243-254)。正是联络处开启了两个大国求同存异携手“跨越鸿沟”的过程，中美关系史上这光辉的一页，为当今“和谐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诠释。
[参 考 文 献]
(1)董保存. 风起钓鱼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2)宫力. 跨越鸿沟：1969—1979中美关系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3)朱洪. 黄镇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0.
(4)A private letter from Charles T. Cross to Winston Lord. NND97952D(B). Declassified materials.
(5)基辛格致尼克松, “总统与中国人的会面”. 1972年2月5日(B) . NSC files, HAK Office Files, Box13, China,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Ⅱ.
(6)基辛格与周恩来、姬鹏飞、章文晋、王海容等会谈. 1971年10月21日(B) . NSC files, Box 1034, Polo II -HAK China Trip 1971 Transcript of Meeting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Ⅱ.
(7)尼克松.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8)宫力.毛泽东与美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张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