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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皖南事变著名六英烈之一，虽身患重病，但坚决不愿提前撤离；他跟随部队一起行动，又不愿连累警卫战士；他在危急时刻从担架上爬起，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他，就是新四军宣教部的部长朱镜我！
留日归来，朱镜我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手
朱镜我原名朱德安，1901年出生在浙江鄞县金峨朱家峰村，父亲朱珠山是个教书先生。朱德安在四个兄弟中排行第三，聪敏勤奋且耿直倔强，读书时深受老师和长辈的喜爱和器重。10岁左右时，父母双亲、19岁的大哥、7岁的小弟及已经出嫁的姐姐相继去世，他和二哥朱德和一同被寄养在奉化吴江泾外祖母家。
朱德安的少年时代，恰逢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眼见国家动荡，民生凋敝，他一直苦闷求索。19岁那年，他考取了留日公费生，在日本，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从心底萌生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1919年5月7日，在东京的几千中国留学生举行勿忘国耻游行，遭到了日本军警的镇压。朱德安目睹日军暴行，心中大为悲愤，早日学成归国，改变祖国贫困落后状况的愿望愈加强烈。有一天，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列宁死了”的消息，朱德安看后悲恸不已，后来得知这条新闻纯属造谣，他兴奋得跳了起来，随即买了啤酒，与朋友一同庆贺。1921年，朱德安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次年11月，八高教授坂本公然在课堂上声称中国国民冥顽不化，断言中国极难强盛。朱德安义愤难当，几乎酿成冲突。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我们所受的侮辱，不止这些。在国外的人，大概人人都饱尝了不当的侮辱吧。”“我的最后的感想，就是我们中国非同日本一战不可。预备着死在沙场上，当然是我们的权利。”为此，朱德安抛弃了理、工、商、医等专业，毅然选择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在读书期间，他勤奋好学，逐渐精通了日、英、德、法、俄等五国文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为发展革命文学事业，到日本鼓励留日的爱国青年回国。朱德安毅然决定，在时代的洗礼中完成读书报国的宏愿，遂以家乡的金峨山为谐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朱镜我，与冯乃超、彭康等人于当年10月回国，随即加入创造社。朱镜我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中大力鼓吹“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当年1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刊载了朱镜我撰写的《科学的社会观》。中共中央领导人、著名文学家瞿秋白对此文赞赏有加，并约见朱镜我谈话。后经过郭沫若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周恩来，也会见了朱镜我等人，还向他们了解当时日本共产党的情况。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异常严厉，创造社便采取了“你攻我守，你守我攻”的战术：当一个进步书刊被查封后，他们就换个刊名，继续将进步思想传播出去。这一时期，朱镜我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同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学。由他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还纠正了当时其他译本的一些讹误，是中国出版的恩格斯这本名著的最早单行本，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作为“创造社”成员，凭借着丰富的学识与优秀的文笔，朱镜我常撰文驳斥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新月派”文人，这一行动得到了鲁迅的助阵。与此同时，鲁迅对朱镜我和创造社成员在文学运动中表现出的“左”倾幼稚病也提出了批评。在鲁迅的指导下，朱镜我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表现愈发成熟起来。
1928年5月，组织批准朱镜我与彭康等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他们在一家僻静的饭馆内聚餐悄悄庆祝。两年后，朱镜我成为成立“左联”的发起人之一，随后，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并担任社联第一任中共党团书记。作为文化战线上的战士，朱镜我此时撰写了大量文章，为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1年秋冬，朱镜我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夏秋，陈赓在上海秘密医治腿伤，朱镜我便请他介绍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中的情况。在受到红军战士英勇事迹的感染之后，朱镜我将这些材料整理好并油印，让冯雪峰转送鲁迅，希望鲁迅写成作品。鲁迅看后非常兴奋，并让冯雪峰约朱镜我和陈赓在家中吃饭、叙谈。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迟迟没有写成，但鲁迅对朱镜我的这份油印材料异常珍惜，在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之下，还郑重地将材料藏好。
在国民党监狱中，朱镜我三次严词拒绝“自首”
1934年初夏，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朱镜我闻讯后，果断并迅速地安排好工作，以防不测。他每天早出晚归，不停地和人接头，深夜时分，他一边抽烟，一边写文章，并编辑《捷报》。同年10月，继任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被捕叛变。接二连三的变故令朱镜我处事异常谨慎，在这一段如履薄冰的日子里，朱镜我时常沉思寡言，在他的屋子里，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
1935年2月，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上海中央局领导干部。19日中午，朱镜我迅速销毁一批文件，又令通讯员将重要文件带回秘书处。晚饭时分，在得知国民党当局要对中央局机关动手后，朱镜我带上准备发给陕北红军的密写信，同罗晓红一起离开福煦路住所，前往法租界古拔路的許涤新家。他们出发后不久，特务便跟了上来。在发现特务跟踪后，朱镜我将文件迅速交给罗晓红，同时与其他人跳上黄包车，故意让车夫多转几次弯，在蒲石路停下，下车后迅速离开。不曾想，此时特务已经追赶上来。经过一番反抗，朱镜我等人最终被关押进法租界巡捕房。此时，上海中央局遭受到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重破坏，这期间，被捕的共30余人，包括中央局书记黄文杰，文委田汉、阳翰笙、许涤新等人。
由于叛徒秦曼云的指认，朱镜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3月6日被法巡捕房“引渡”至国民党上海南市公安局，18日深夜又被悄悄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朱镜我化名朱子明，被关在乙所。每到夜深之时，朱镜我总设法向被捕同志传口信，要大家坚守党的秘密，除非到刑场上，再喊共产党万岁。
在狱中，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因与朱镜我是同乡、亲戚，首先受命写信劝其“自首”，承诺只要愿意自首便可以保释，朱镜我接信后不予理睬。紧接着，朱镜我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的同学、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又劝其“自新”。在接见室里，朱镜我用日语与之进行激烈辩论，慷慨陈词地声明自己“无罪”，对方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归。不久之后，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与蒋介石过从甚密的赵次胜出面保释，此人是朱镜我妻子的叔父。但凭赵次胜磨破嘴皮，朱镜我依旧不为所动，做说客的赵次胜也不得不称其为“很有骨气的人”。三次劝降不成，国民党当局并未放弃攻势，监狱的“教诲室”又屡次找他谈话，声称只要他在印好的自首书上签个名就可以获释，朱镜我意志如山，每次都将反动派大骂一顿。 由于朱镜我的“不合作”，当年9月，他被国民党当局判处12年徒刑。中央军人监狱的牢房终年不见阳光，囚徒们长期吃霉米饭、睡冰冷的水泥地，朱镜我一介书生，身体原本孱弱，牢狱生活更是将他折磨得瘦骨嶙峋，面无血色。但即便身陷囹圄，朱镜我依旧对中国革命满怀信心，他时常对狱友说：“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候，黑暗到了顶点，光明也就快来到了。正如雪莱说过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朱镜我的挚友江闻道被关在与他有一墙之隔的牢房中，两间牢房的隔墙上有个小洞，上面悬着一盏昏暗的电灯，二人时常靠着洞口交谈，相互勉励。虽患有胃病和肺病，但朱镜我时常忍着病痛教狱友学习日语，还悄悄地传播马列主义，鼓励狱友们一起与反动当局作斗争。一次，朱镜我指着监狱中散发的《转变》册子以及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對狱友们说：“这些东西对我们大有用处。”见狱友们不解，朱镜我笑了笑，说：“我们不是缺手纸吗？这些比草纸好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并释放政治犯。1937年6月，朱镜我在中共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此时他的胃病已经相当严重，只能吃很少的稀饭和一点面包，吐血时甚至要用脸盆接。在这种情况下，朱镜我却依旧为民族解放事业操劳奔走，毫不懈怠。他在鄞县、宁波、上海、杭州等地屡经辗转，恢复了许多同志中断的党组织关系，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新的党支部。
朱镜我的表兄吴嵎曾任国民党中山舰舰长，一次，见朱镜我穿一身旧长衫，身体瘦弱，惋惜他的才干学问，劝他回去稳坐国民党的官，不要再为共产党冒险。朱镜我听后淡淡一笑，说道：“我要是为了做官，十年前就不走这条路了。”那时，中共活动经费困难，而朱镜我并无社会职业，生活拮据，便将朱家峰老家的土地、家产或抵押或变卖，作为活动经费，如有剩余钱款，还悉数分给穷人。曾经有穷苦人问他：“什么时候天下太平？”他回答说：“等到十年以后，穿草鞋的人进了村子，分不出哪是官，哪是兵，天下就太平了。”
在皖南军部，朱镜我宵衣旰食，抱病工作
1938年秋，朱镜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宣教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主编，并动员妻子赵独步（亦名赵霞君）和长子、长女参加新四军。宣教部既要指导各支队、各团的宣传教育工作，又要领导军直有关单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繁重。后来，朱镜我又负责主管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工作。
虽是著名学者、高级干部，但朱镜我不摆架子，不搞特殊，常穿士兵服装和草鞋，与战士们同吃同住。《抗敌》里刊登了朱镜我撰写的许多富有战斗性和教育意义的好文章，对鼓舞士气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朱镜我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在一次军部召开的高干会议中，他积极主动地向上级建议，让新四军中的文化人与广大干部战士相互学习，扬长避短，并将知识分子调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中发挥作用，听了朱镜我的发言，陈毅高兴地说：“党中央调你来这儿当部长，要得。”
在宣教部，朱镜我废寝忘食，抱病工作，为报刊的选题、组稿、写稿、审稿、定稿耗费了大量心血。除此之外，教导总队时常请他去讲课。前方送来日俘，敌工部便请他帮忙做翻译和日俘的思想工作。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来采访，他又要辅以翻译工作。繁重的工作任务使得朱镜我的病情一度加重，好在史沫特莱曾设法购来一盒进口的鹿茸精注射剂，才使他的病情一度好转。在皖南的两年，朱镜我异常忙碌，宣教部的老同志后来时常回忆说，大家夜间起来，总能见到朱部长屋子里的油灯还亮着。
1939年底，曾任中国红十字会交通股组长的乐时鸣在皖南汤村为朱镜我摄下一幅单人照。他高大的身材、和蔼的面容以及一口地道的宁波口音，给乐时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半个世纪后，乐时鸣深情回忆了当年与之会面的一幕：“他穿着一身军棉衣，脚上一双棉兔子鞋，显得很朴实”，“讲话嗓音较低，慢条斯理，态度和蔼，俨然长者和学者的风范。”照片中，朱镜我身着缴获来的军大衣，显得精神威武。而这张照片，也是朱镜我在皖南留下的唯一一张单人照。
1940年上半年，朱镜我的妻子赵独步在距离宣教部几里路远的教导总队工作。为了照顾朱镜我的饮食，常煮些粥或做点面条，做一些容易消化的主食送到宣教部。这一年，军部召开了军直纪念三八节大会，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会上说，军直单位有三对模范夫妇，朱镜我和赵独步就是其中的一对。是年夏起，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皖南军部决定将老、弱、病、妇等先期疏散。赵独步在当年初夏离开皖南军部。朱镜我牺牲后，她一人抚养5个孩子，毫无怨言。他们的长女朱伊伟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父母：父亲脾气有些急躁，而母亲性格温柔，是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二人自1923年结婚后，生活多年，从未红过脸。
皖南奇冤中，朱镜我为不连累战士，跳崖牺牲
朱镜我胃病严重，时常吐血，军部决定让他先行撤离，经上海去苏北根据地。朱镜我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动，他说：“我是宣教部长，怎么能走？”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泾县云岭。7日受到国民党顽军的阻击，部队行军时，突降的大雨致使浮桥倒塌。山路崎岖，连战马都难以行进，朱镜我无法步行，只得由警卫员和民夫搀扶着走，中午，朱镜我等人终于到达丕岭顶峰，当夜行至丕岭脚下待命。半夜11时，部队得到军部向后撤退的命令，此时必须重新翻越丕岭，再走回头路。第二天晚上，朱镜我旧病复发，躺在担架上大量吐血，却仍坚持随部队转移。
1月9日，新四军从拂晓战斗至下午，依旧不能阻挡敌人在茂林的围攻。军长叶挺见情势严峻，决定翻越东流山，穿过石井坑，向大康王方向突围。第二天清晨，叶挺托人看望在石井坑的朱镜我，希望他设法化装并到农民家暂时躲避。朱镜我听后眼圈泛红，随后只说了一句：“谢谢叶军长的好意，我们终究会成功的”，便虚弱地闭上了眼睛。不想，这句话竟成为朱镜我留给党组织的最后遗言。
1月11日，朱镜我经过一天的休息，精神略微好转，马上关心起战局的发展和各项工作的组织。孰料第二天，石井坑战斗已经异常激烈。傍晚，东流山制高点失守，局势已无可挽回。13日晨，朱镜我的担架历经险阻到达火云尖西侧的马鞍形山岗。因国民党顽军封锁严密，一行人行至火云山山腰的小树林旁被迫停下。朱镜我连续一星期没吃没睡，身体极度虚弱。见顽军在前方用机枪猛烈地扫射，又在后面放火烧山，朱镜我拒绝战士们背他下山突围，他用尽全身力气对战士们说：“你们自己快冲出去，不必为我送上几条性命。”见战士们不肯，朱镜我就去摸警卫员的枪，他说：“你们开枪吧，我不愿当俘虏，也不愿死在敌人手里。”警卫员含泪夺回枪，说道：“首长，枪里的子弹早就打光了。”紧接着，警卫员抡起山上的石头，将枪砸烂。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朱镜我呵斥战士们，说：“走，你们快走，我不能连累你们，突围出去就是胜利……”说罢，他咬紧牙关，纵身跳崖，为正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朱镜我牺牲后，一支电玉钢笔成为他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的唯一遗物。部队撤退皖南的前一天，朱镜我将长子朱庭光叫来谈话，并把史沫特莱赠送的电玉钢笔和5元钱交给朱庭光。不曾想，这次竟是父子两人的永诀。这支电玉钢笔，如今存放于鄞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以供后人缅怀瞻仰。它是朱镜我与史沫特莱友谊的见证，也是朱镜我用来为《抗敌》撰文的有力武器。就是这支电玉钢笔，还曾撰写过《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经著名音乐家何士德谱曲后被广为传唱。歌词里凝聚着朱镜我对新四军的赞颂，也是每一位华夏儿女在苦难中的怒吼与对胜利的希冀—
“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斗争中生长壮大，/千百次血战恶斗，/锻炼出无限伟大的力量。//我们有共产党坚强的领导，/我们有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决心，/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我们是坚无不摧的钢军……” （编辑：刘顺发）
留日归来，朱镜我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手
朱镜我原名朱德安，1901年出生在浙江鄞县金峨朱家峰村，父亲朱珠山是个教书先生。朱德安在四个兄弟中排行第三，聪敏勤奋且耿直倔强，读书时深受老师和长辈的喜爱和器重。10岁左右时，父母双亲、19岁的大哥、7岁的小弟及已经出嫁的姐姐相继去世，他和二哥朱德和一同被寄养在奉化吴江泾外祖母家。
朱德安的少年时代，恰逢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眼见国家动荡，民生凋敝，他一直苦闷求索。19岁那年，他考取了留日公费生，在日本，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从心底萌生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1919年5月7日，在东京的几千中国留学生举行勿忘国耻游行，遭到了日本军警的镇压。朱德安目睹日军暴行，心中大为悲愤，早日学成归国，改变祖国贫困落后状况的愿望愈加强烈。有一天，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列宁死了”的消息，朱德安看后悲恸不已，后来得知这条新闻纯属造谣，他兴奋得跳了起来，随即买了啤酒，与朋友一同庆贺。1921年，朱德安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次年11月，八高教授坂本公然在课堂上声称中国国民冥顽不化，断言中国极难强盛。朱德安义愤难当，几乎酿成冲突。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我们所受的侮辱，不止这些。在国外的人，大概人人都饱尝了不当的侮辱吧。”“我的最后的感想，就是我们中国非同日本一战不可。预备着死在沙场上，当然是我们的权利。”为此，朱德安抛弃了理、工、商、医等专业，毅然选择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在读书期间，他勤奋好学，逐渐精通了日、英、德、法、俄等五国文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为发展革命文学事业，到日本鼓励留日的爱国青年回国。朱德安毅然决定，在时代的洗礼中完成读书报国的宏愿，遂以家乡的金峨山为谐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朱镜我，与冯乃超、彭康等人于当年10月回国，随即加入创造社。朱镜我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中大力鼓吹“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当年1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刊载了朱镜我撰写的《科学的社会观》。中共中央领导人、著名文学家瞿秋白对此文赞赏有加，并约见朱镜我谈话。后经过郭沫若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周恩来，也会见了朱镜我等人，还向他们了解当时日本共产党的情况。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异常严厉，创造社便采取了“你攻我守，你守我攻”的战术：当一个进步书刊被查封后，他们就换个刊名，继续将进步思想传播出去。这一时期，朱镜我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同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学。由他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还纠正了当时其他译本的一些讹误，是中国出版的恩格斯这本名著的最早单行本，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作为“创造社”成员，凭借着丰富的学识与优秀的文笔，朱镜我常撰文驳斥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新月派”文人，这一行动得到了鲁迅的助阵。与此同时，鲁迅对朱镜我和创造社成员在文学运动中表现出的“左”倾幼稚病也提出了批评。在鲁迅的指导下，朱镜我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表现愈发成熟起来。
1928年5月，组织批准朱镜我与彭康等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他们在一家僻静的饭馆内聚餐悄悄庆祝。两年后，朱镜我成为成立“左联”的发起人之一，随后，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并担任社联第一任中共党团书记。作为文化战线上的战士，朱镜我此时撰写了大量文章，为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1年秋冬，朱镜我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夏秋，陈赓在上海秘密医治腿伤，朱镜我便请他介绍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中的情况。在受到红军战士英勇事迹的感染之后，朱镜我将这些材料整理好并油印，让冯雪峰转送鲁迅，希望鲁迅写成作品。鲁迅看后非常兴奋，并让冯雪峰约朱镜我和陈赓在家中吃饭、叙谈。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迟迟没有写成，但鲁迅对朱镜我的这份油印材料异常珍惜，在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之下，还郑重地将材料藏好。
在国民党监狱中，朱镜我三次严词拒绝“自首”
1934年初夏，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朱镜我闻讯后，果断并迅速地安排好工作，以防不测。他每天早出晚归，不停地和人接头，深夜时分，他一边抽烟，一边写文章，并编辑《捷报》。同年10月，继任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被捕叛变。接二连三的变故令朱镜我处事异常谨慎，在这一段如履薄冰的日子里，朱镜我时常沉思寡言，在他的屋子里，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
1935年2月，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上海中央局领导干部。19日中午，朱镜我迅速销毁一批文件，又令通讯员将重要文件带回秘书处。晚饭时分，在得知国民党当局要对中央局机关动手后，朱镜我带上准备发给陕北红军的密写信，同罗晓红一起离开福煦路住所，前往法租界古拔路的許涤新家。他们出发后不久，特务便跟了上来。在发现特务跟踪后，朱镜我将文件迅速交给罗晓红，同时与其他人跳上黄包车，故意让车夫多转几次弯，在蒲石路停下，下车后迅速离开。不曾想，此时特务已经追赶上来。经过一番反抗，朱镜我等人最终被关押进法租界巡捕房。此时，上海中央局遭受到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重破坏，这期间，被捕的共30余人，包括中央局书记黄文杰，文委田汉、阳翰笙、许涤新等人。
由于叛徒秦曼云的指认，朱镜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3月6日被法巡捕房“引渡”至国民党上海南市公安局，18日深夜又被悄悄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朱镜我化名朱子明，被关在乙所。每到夜深之时，朱镜我总设法向被捕同志传口信，要大家坚守党的秘密，除非到刑场上，再喊共产党万岁。
在狱中，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因与朱镜我是同乡、亲戚，首先受命写信劝其“自首”，承诺只要愿意自首便可以保释，朱镜我接信后不予理睬。紧接着，朱镜我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的同学、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又劝其“自新”。在接见室里，朱镜我用日语与之进行激烈辩论，慷慨陈词地声明自己“无罪”，对方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归。不久之后，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与蒋介石过从甚密的赵次胜出面保释，此人是朱镜我妻子的叔父。但凭赵次胜磨破嘴皮，朱镜我依旧不为所动，做说客的赵次胜也不得不称其为“很有骨气的人”。三次劝降不成，国民党当局并未放弃攻势，监狱的“教诲室”又屡次找他谈话，声称只要他在印好的自首书上签个名就可以获释，朱镜我意志如山，每次都将反动派大骂一顿。 由于朱镜我的“不合作”，当年9月，他被国民党当局判处12年徒刑。中央军人监狱的牢房终年不见阳光，囚徒们长期吃霉米饭、睡冰冷的水泥地，朱镜我一介书生，身体原本孱弱，牢狱生活更是将他折磨得瘦骨嶙峋，面无血色。但即便身陷囹圄，朱镜我依旧对中国革命满怀信心，他时常对狱友说：“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候，黑暗到了顶点，光明也就快来到了。正如雪莱说过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朱镜我的挚友江闻道被关在与他有一墙之隔的牢房中，两间牢房的隔墙上有个小洞，上面悬着一盏昏暗的电灯，二人时常靠着洞口交谈，相互勉励。虽患有胃病和肺病，但朱镜我时常忍着病痛教狱友学习日语，还悄悄地传播马列主义，鼓励狱友们一起与反动当局作斗争。一次，朱镜我指着监狱中散发的《转变》册子以及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對狱友们说：“这些东西对我们大有用处。”见狱友们不解，朱镜我笑了笑，说：“我们不是缺手纸吗？这些比草纸好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并释放政治犯。1937年6月，朱镜我在中共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此时他的胃病已经相当严重，只能吃很少的稀饭和一点面包，吐血时甚至要用脸盆接。在这种情况下，朱镜我却依旧为民族解放事业操劳奔走，毫不懈怠。他在鄞县、宁波、上海、杭州等地屡经辗转，恢复了许多同志中断的党组织关系，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新的党支部。
朱镜我的表兄吴嵎曾任国民党中山舰舰长，一次，见朱镜我穿一身旧长衫，身体瘦弱，惋惜他的才干学问，劝他回去稳坐国民党的官，不要再为共产党冒险。朱镜我听后淡淡一笑，说道：“我要是为了做官，十年前就不走这条路了。”那时，中共活动经费困难，而朱镜我并无社会职业，生活拮据，便将朱家峰老家的土地、家产或抵押或变卖，作为活动经费，如有剩余钱款，还悉数分给穷人。曾经有穷苦人问他：“什么时候天下太平？”他回答说：“等到十年以后，穿草鞋的人进了村子，分不出哪是官，哪是兵，天下就太平了。”
在皖南军部，朱镜我宵衣旰食，抱病工作
1938年秋，朱镜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宣教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主编，并动员妻子赵独步（亦名赵霞君）和长子、长女参加新四军。宣教部既要指导各支队、各团的宣传教育工作，又要领导军直有关单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繁重。后来，朱镜我又负责主管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工作。
虽是著名学者、高级干部，但朱镜我不摆架子，不搞特殊，常穿士兵服装和草鞋，与战士们同吃同住。《抗敌》里刊登了朱镜我撰写的许多富有战斗性和教育意义的好文章，对鼓舞士气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朱镜我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在一次军部召开的高干会议中，他积极主动地向上级建议，让新四军中的文化人与广大干部战士相互学习，扬长避短，并将知识分子调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中发挥作用，听了朱镜我的发言，陈毅高兴地说：“党中央调你来这儿当部长，要得。”
在宣教部，朱镜我废寝忘食，抱病工作，为报刊的选题、组稿、写稿、审稿、定稿耗费了大量心血。除此之外，教导总队时常请他去讲课。前方送来日俘，敌工部便请他帮忙做翻译和日俘的思想工作。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来采访，他又要辅以翻译工作。繁重的工作任务使得朱镜我的病情一度加重，好在史沫特莱曾设法购来一盒进口的鹿茸精注射剂，才使他的病情一度好转。在皖南的两年，朱镜我异常忙碌，宣教部的老同志后来时常回忆说，大家夜间起来，总能见到朱部长屋子里的油灯还亮着。
1939年底，曾任中国红十字会交通股组长的乐时鸣在皖南汤村为朱镜我摄下一幅单人照。他高大的身材、和蔼的面容以及一口地道的宁波口音，给乐时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半个世纪后，乐时鸣深情回忆了当年与之会面的一幕：“他穿着一身军棉衣，脚上一双棉兔子鞋，显得很朴实”，“讲话嗓音较低，慢条斯理，态度和蔼，俨然长者和学者的风范。”照片中，朱镜我身着缴获来的军大衣，显得精神威武。而这张照片，也是朱镜我在皖南留下的唯一一张单人照。
1940年上半年，朱镜我的妻子赵独步在距离宣教部几里路远的教导总队工作。为了照顾朱镜我的饮食，常煮些粥或做点面条，做一些容易消化的主食送到宣教部。这一年，军部召开了军直纪念三八节大会，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会上说，军直单位有三对模范夫妇，朱镜我和赵独步就是其中的一对。是年夏起，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皖南军部决定将老、弱、病、妇等先期疏散。赵独步在当年初夏离开皖南军部。朱镜我牺牲后，她一人抚养5个孩子，毫无怨言。他们的长女朱伊伟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父母：父亲脾气有些急躁，而母亲性格温柔，是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二人自1923年结婚后，生活多年，从未红过脸。
皖南奇冤中，朱镜我为不连累战士，跳崖牺牲
朱镜我胃病严重，时常吐血，军部决定让他先行撤离，经上海去苏北根据地。朱镜我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动，他说：“我是宣教部长，怎么能走？”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泾县云岭。7日受到国民党顽军的阻击，部队行军时，突降的大雨致使浮桥倒塌。山路崎岖，连战马都难以行进，朱镜我无法步行，只得由警卫员和民夫搀扶着走，中午，朱镜我等人终于到达丕岭顶峰，当夜行至丕岭脚下待命。半夜11时，部队得到军部向后撤退的命令，此时必须重新翻越丕岭，再走回头路。第二天晚上，朱镜我旧病复发，躺在担架上大量吐血，却仍坚持随部队转移。
1月9日，新四军从拂晓战斗至下午，依旧不能阻挡敌人在茂林的围攻。军长叶挺见情势严峻，决定翻越东流山，穿过石井坑，向大康王方向突围。第二天清晨，叶挺托人看望在石井坑的朱镜我，希望他设法化装并到农民家暂时躲避。朱镜我听后眼圈泛红，随后只说了一句：“谢谢叶军长的好意，我们终究会成功的”，便虚弱地闭上了眼睛。不想，这句话竟成为朱镜我留给党组织的最后遗言。
1月11日，朱镜我经过一天的休息，精神略微好转，马上关心起战局的发展和各项工作的组织。孰料第二天，石井坑战斗已经异常激烈。傍晚，东流山制高点失守，局势已无可挽回。13日晨，朱镜我的担架历经险阻到达火云尖西侧的马鞍形山岗。因国民党顽军封锁严密，一行人行至火云山山腰的小树林旁被迫停下。朱镜我连续一星期没吃没睡，身体极度虚弱。见顽军在前方用机枪猛烈地扫射，又在后面放火烧山，朱镜我拒绝战士们背他下山突围，他用尽全身力气对战士们说：“你们自己快冲出去，不必为我送上几条性命。”见战士们不肯，朱镜我就去摸警卫员的枪，他说：“你们开枪吧，我不愿当俘虏，也不愿死在敌人手里。”警卫员含泪夺回枪，说道：“首长，枪里的子弹早就打光了。”紧接着，警卫员抡起山上的石头，将枪砸烂。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朱镜我呵斥战士们，说：“走，你们快走，我不能连累你们，突围出去就是胜利……”说罢，他咬紧牙关，纵身跳崖，为正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朱镜我牺牲后，一支电玉钢笔成为他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的唯一遗物。部队撤退皖南的前一天，朱镜我将长子朱庭光叫来谈话，并把史沫特莱赠送的电玉钢笔和5元钱交给朱庭光。不曾想，这次竟是父子两人的永诀。这支电玉钢笔，如今存放于鄞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以供后人缅怀瞻仰。它是朱镜我与史沫特莱友谊的见证，也是朱镜我用来为《抗敌》撰文的有力武器。就是这支电玉钢笔，还曾撰写过《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经著名音乐家何士德谱曲后被广为传唱。歌词里凝聚着朱镜我对新四军的赞颂，也是每一位华夏儿女在苦难中的怒吼与对胜利的希冀—
“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斗争中生长壮大，/千百次血战恶斗，/锻炼出无限伟大的力量。//我们有共产党坚强的领导，/我们有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决心，/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我们是坚无不摧的钢军……” （编辑：刘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