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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坡梦传奇》是晚清戏曲中描写庚子国变的代表作，具有突出的自传性质，所附《续义和拳源流考》则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料，然其作者的真实身份一直未得到确认，原作署名及各家著录均为“支碧湖”。通过将《春坡梦》《续义和拳源续考》中的记述与现存史料比对，可确证支碧湖为晚清直隶知县郑崧生的化名。郑崧生为江西上饶人，道光己酉年（1849）二月二十日生，同治朝礼部员外郎郑秉醇之子;光绪己丑（1889）恩科举人，甲午（1894）科进士，历任直隶府吴桥、交河、定州、枣强、新城、元氏等地知县或知州，主张剿除义和拳;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日考察，著有《瀛洲客谈》，为晚清东游重要史料。《春坡梦传奇》实为郑崧生宣泄个人不平之气与忧国之思的剧作。
关键词：《春坡夢传奇》;支碧湖;郑崧生;庚子国变;义和拳
中图分类号：I206.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3-0152-009
《春坡梦传奇》是晚清戏曲中描写庚子国变的代表作，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行，有铅印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郭英德先生《明清传奇综录》著录有傅惜华旧藏光绪年间木活字本，藏于今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室，《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第109册收录。据蒋寅先生《东瀛读书记》一文，该传奇还有未署名刊本二册，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此外，《西谛书目》《中国曲学大辞典》《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等均有著录。传奇后附支碧湖所作《续义和拳源流考》，为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料，收录于《义和团文献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等汇编文献中。
关于《春坡梦》的作者，学界或以支碧湖为本名，或将其他未经深入考证的名号与之对应，一直未得到确认。作为一部自传性质突出的戏曲，《春坡梦》中提及的一些情节，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线索。本文拟由此入手，对支碧湖其人及其家世、著述情况作一考述，并在此基础上考辨《春坡梦》中所叙人物和部分情节，借以挖掘曲家创作意图。
一、“支碧湖”即郑崧生之化名
支碧湖是谁？梦生子虚氏为《春坡梦》所作序言透露了曲家的一些信息：
昔有妪见苏东坡曰：‘学士富贵，一场春梦’，遂名为春梦婆。春坡者，春婆之谐声也。支恩者，氏谱之等韵也。苏翁半甦，皆隐语也。支君历官畿辅，既出其死力以遏拳锋，又值优胜劣败，物竞人争之世，前后三季，备极险阻，功成而名不加显。回头往事，如梦初醒，而向之倚支君如长城，略分言情，相与共济艰危者，非南迁即薨逝，遂无有知支君者。支君不忍自没其劳，于是被诸管弦，托诸优孟，以发其抑塞不平之气，而拳祸之烈，外侮之强，胥见于此。是书全篇大意，以梦作结，未来之事，固属渺茫。然综支君生平所历，自寒素以及服官，无不可以一梦视之，不待黄粱饭熟时也。[1]229-231
据此可知，第一，曲家在剧中的名字支恩，或与其本人姓氏存在一定联系;第二，曲家在畿辅为官，对义和拳竭力遏制;第三，遏制义和拳历三季，名不显，其劳没，故借此传奇记录自己的功绩，抒抑郁不平之气。
附于传奇后的《续义和拳源流考》提供了更切实的信息：
是考作于光绪辛丑，距原考之作不过一年，而其祸益烈。原考为劳铨部玉初宰吴桥时所作，续其任者为予，羁糜缚束，躬际其艰，较劳君尤甚，作《续源流考》。[1]441
此处明确指出《续义和拳源流考》的写作时间，而自己是吴桥知县劳玉初（劳乃宣）的继任者。根据《续考》署“中山刺史”，以及《春坡梦》首出《开宗》有“捧檄到吴川”“转瞬宰官作郡牧中山”的曲词，梁淑安、姚柯夫二位先生在《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做出如下推断：“支碧湖，河南洛阳人。约同治、光绪间在世。光绪进士，官广东吴川县令。后以镇压义和拳有功，擢升中山刺史。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2]不过，从戏曲中提供的作者履历信息可知，所谓中山，实为定州的代称（1）;而吴川，则是历史上吴桥县的别名（2）。据康熙十九年（1680）《吴桥县志》记载，吴桥历史上有三个别名：“澜阳，古黄河汇流其南，故以此名邑。吴川，在县城南门外古黄河堤南，金始于此置县，川上有桥，县以名。北吴，大学士范质公、邑侯王思侗皆有《北吴歌》，因南有吴下，故名北吴。”[3]故广东吴川县和中山知州的推测，均为未看全本戏曲而导致的讹误。
蒋寅先生据新编《吴桥县志》考证，“劳玉初即劳乃宣，他在光绪间曾两任吴桥知县，前任为光绪十年（1884）至十二年（1886），继任者王兆琪;后任为光绪十九年（1893）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继任者张风名”[4]。由于事涉义和团，故判定支碧湖为张风名。但蒋先生的考证有以下待商榷之处：首先，对劳乃宣任吴桥知县的时间判定有误。据劳乃宣自订年谱，其第一次任吴桥知县为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3）至二十二年丙申（1896）（4）;第二次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五月返回吴桥任（5），二十五年己亥（1899）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6），二十六年庚子（1900）六月离任（7）。其次，翻阅1992年新编《吴桥县志》，未见劳乃宣继任者的名号，只有大事记中提及知县张凤台：“光绪二十九年（1903），知县张凤台改澜阳书院为高等小学堂。为吴桥县第一所新式学校。”[5]“凤台”与“风名”形似，不知是否系误认。且《吴桥县志》所载与袁世凯奏折等资料不符（8），恐有讹误，故蒋寅先生将张风台判定为支碧湖，证据不足。而《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中所说的张凤名，疑是张凤台（9）的误写。
由于《春坡梦》的纪实特征和自传性质，剧本中透露了更多支碧湖的生平履历，现以表格做一梳理如下。
根据表格信息，可以大致勾勒出曲家在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1899—1906）的任职情况：
河间谳局问官（1899）——吴桥知县（1900）——交河知县——定州知州（1901）——磁州承办（1901）——直隶大学堂监督（1904）——枣强知县（1904）——直隶大学堂监督（1906） 据民国《定县志》卷九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定州知州先后为郑崧生、王忠荫（无锡）。[6]而《春坡梦》序言云“支恩者，氏谱之等韵也”，以等韵来观照，“支”与“郑”同为齿音，且“支恩”所切之字与“郑”音近，则郑崧生或即是支碧湖。又，郑崧生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作《重建天津万寿宫记》：“光绪庚子，邪拳肆毒，火及通衢。……国家维新伊始，百废俱兴。……是邦自庚辛乱后，连年被兵，联军入□（10），名城堕坏，一□之市化而为墟。其服官如南金、如崧生类，皆各保疆土，出其万死一生之力，或羁縻于临事，或消弭于无形，曲尽其心，始无他害……赐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历任吴桥、交河知县、前定州知州郑崧生谨撰。”[7]从该记落款可知，郑崧生曾历任吴桥、交河知县、定州知州，与《春坡梦》中以支恩自喻的支碧湖履历完全吻合。其中“或羈縻于临事，或消弭于无形”，又与支碧湖所作《续义和拳源流考》中“羁糜缚束，躬际其艰”的情形一致。
此外，《春坡梦》中支恩曾任直隶大学堂监督与枣强知县，亦于史有征。据严修《自订年谱》载，严修主持直隶学校司期间（始于1904年5月9日），曾增设大学堂、农务学堂、师范学堂、东文学堂、校仕馆、查学馆等机构，其中大学堂监督即郑崧生（候补知府）[8]，与《春坡梦》第十六出的记叙契合。1905年第4期《教育杂志》的《文牍》中收录了一份由直隶学务处开列的名单，记述了直隶办理新式学堂较为得力的州县官员及其兴学情形，其中就有郑崧生：
枣强县郑崧生：该令素谙学务，到任未久，即添招学生近二十名，劝立初等小学二十处，设研究所，请颁初等小学教科书，送师范生八人。百废具举，大见起色，洵属热心教育者。[9]
可证郑崧生在1905年已担任枣强知县，与支碧湖担任枣强知县的时间也吻合。
综上，郑崧生的履历与《春坡梦》所记支恩高度一致，可断定支碧湖即郑崧生之化名。
二、郑崧生的家世、生平与著述
在确定支碧湖为郑崧生化名之后，其家世和更丰富的生平得以挖掘出来。
郑崧生系光绪十五年（1889）乙丑恩科举人，二十年（1894）甲午科进士。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收有郑崧生的乡试试卷，详载其生平与家世：“（崧生）原名维岳，派光峻，号少甫，一号筱圃，行二。道光己酉年二月二十日吉时生。江西广信府上饶县廪贡生，民籍……父秉醇，原名钧，甲午举人，庚子进士，钦点主事，补吏部仪制、祀祭、清吏司，历官员外正郎，充顺天乡试外帘官，诰授中宪大夫。宦业详府县志，有传。……妻万氏……继娶熊氏……子人瑞，应童试，娶兴邑恩贡生姜公邦元女;清瑞，业儒;桂瑞，初授句读。”[10]另有五女，彼时长女和三女已经嫁人。其中虽号称“行二”，然据《上饶县志·郑秉醇传》（13）及郑崧生乡试试卷，郑崧生应是家中独子。
试卷上的家世、生平信息恰好能与《春坡梦》提供的信息对应。第一出支恩自述“身登黄甲，门少白丁”[1]237-238，从其父子二人均为进士，且其父官至礼部员外郎来看，并非虚言。郑崧生道光己酉年（1849）二月二十日生，到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时五十七岁，与戏曲第十七出记叙过生日时所说“甲子”接近。该出支恩又自述：“况三儿在省，诸子在南。旧日糟糠不能觌面，仅有半子追随。”[1]397光绪十五年第三子初授句读，至三十一年确乎已到可以独自在省城生活的年龄。（14）
虽然郑崧生抗击义和团的事迹鲜见于历史记载，但其赴日经历及考察见闻却屡见于后世的研究。创作《春坡梦》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时任准补直隶新城县知县的郑崧生得到了赴日考察的机会。这次考察自九月初起航，至十二月初八返回上海，历时三个月。郑崧生以游记的形式，逐日记载在日本参观的见闻，写成《瀛洲客谈》一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同乡胡献琳为该书作序，六月《瀛洲客谈》由北洋官报总局印刷，封面书名由李家驹题写，并附有照片。同年七月，天津商务印书馆、直隶保定官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瀛洲客谈》序言提及：
溯自乙巳之岁，项城宫保以州县职任綦重，必先扩张见识，凡牧令中新选、新补者，咸谕令请咨赴东游历数月，盖将借镜于彼邦之政教、法制，以为异日实行振兴地方要政之资。嗣是得缺人员后先相望，络绎于途，回国后各抒其见闻所及，著为一编……吾乡绍甫先生负经济长才，历任繁剧，政绩卓然。丁未岁循例赴东考查，一切其平日所极心研究而未得其要领者，至是乃悉餍其搜求，故于其学校、工艺、裁判、监狱、警察、水利诸大端均能深得其条理，洞烛其规模，择精语详厘，然而各当。又复增益图册以便参稽是非，独致力之勤，盖亦有心得焉……[11]907
郑崧生的赴日考察，与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委派有关。“‘新政’期间，各地总督巡抚为开地方风气而纷纷派知州知县赴日游历，有些省份还专门制定条文，规定凡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不便离开职守者外，在上任前均应先赴日游历3个月”[12]，“且要呈交日记，以征心得”[13]。而郑崧生的《瀛洲客谈》可视为他访日的工作总结。在考察期间，他的记录可谓翔实。参观日本王子造纸厂时，郑崧生为造纸的机械流程所震撼，作七古以咏其事，不妨节引如下：
历世生逢二十纪，哲学如林发新理。东模西范作胚胎，何物蔡伦真小子。
浴日曈曚出扶桑，制造乃为天地始。望之无可测端倪，凿窍不嫌浑沌死。
机关高屋首建瓴，脉道分支臂使指。电光下挚激流湍，蒸汽旁轮突桶底。
一室列桶压辘轳，一室絪缊酿渣滓。更有一室引长机，大轮小轮齐转徙。
糟粕吐弃剩精华，变态百呈穷目视。初焉腐浸入方槽，造质先从前室起。
少焉挟质付轮回，牢贴钢帘溢石乳。若潜若浮上下行，奔走双丸日千里。
…………
吁嗟造化本洪炉，陶熔万象超巨梓。双目一洗万古尘，巨制洋洋叹观止。[11]916
到劝业银行参观时，该行的接待人员对他说，“贵国来调查银行者，凡几辈，第博一览而去，从未有详细至此而询及簿记者”[11]937。在序言中，胡献琳提及郑崧生“于调查各类，不厌求详，则所谓实行振兴地方要政者，知必有成竹在胸，举而措之，裕如也”[11]907，其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可见一斑。郑崧生自日返回后，索稿者众，于是爰付排印，其所撰《瀛洲客谈》得以留存至今。 又据民国二十年（1931）修《元氏县志·行政》载，郑崧生赴日考察归来，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河北元氏知县;其“自治局之沿革”条载光绪三十三年秋元氏县奉令设自治局，“知县郑崧生委康景昌、李维辅为筹备员”[14];其《艺术》“方技”条载民国“县长郑崧生”曾向大夫王春和奖以“训迪有方”[14]的匾额，似表明进入民国后郑崧生曾任元氏县长。
此外，同治癸酉年（1873），时年二十五的郑崧生与徐有培一起，编校了同乡乾隆诸生毛福臣的文集，名为《毛虚水文稿》[15]，该文稿现藏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郑崧生还以书法见称，但未见其有书法作品存留。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上文提及的郑崧生担任直隶各县知县时的频繁调动，还是有机会以地方官员的身份赴日考察，都可以视作晚清直隶官员极有代表性的履历。光绪末年，直隶地方官的工作不仅烦琐繁重，且屡有调动，而此种调动，往往是朝廷对列强或义和拳应对无力后的无奈之举。《春坡梦》中作者自述调定州任的原因，是前任知州与法军有隙，上官无法可弭，只得改派。这并非个案，当时有一批地方官员，因为“袒护拳匪”，成为清廷应付列强的替罪羊。（15）身处外侮、清廷与拳匪之间，直隶地方官多进退两难，自身难保。永清小吏任植曾感叹自己所处的困境：“拳匪既倡乱于前，官军乃肆毒其后，终则联军迭逞其凶残，教党横施其需索。出生入死于枪戟之林，受尽蜂虿之毒。千磨万折，干戈队里逃生。虎口之余，寝食不遑。”[16]郑崧生在《春坡梦》中也提及：“身入虎口，九死一生，留此残生，已为万幸。”[1]397故许多直隶官员已对仕宦不抱期待，而选择引退。永清知县高绍陈就以“羸惫不堪，力行衰吁”而屡次请求派人继任，景州知州洪复、保定容城知县俞明府、郑崧生在吴桥的前任知县劳乃宣均曾力辞解任，所以像郑崧生这样具有丰富经验且任劳任怨的官员，面临着更多的临危受命和临时补缺。从郑崧生的生平经历，我们不仅可以管窥光绪末年直隶地方官员的遭际，甚至可以借此捕捉晚清内外的政治环境。
三、《春坡梦传奇》所涉史实与作者身份互证
有鉴于郑崧生在《春坡梦》中所述仕宦经历颇为翔实，将剧中所涉相关事件与史料互证，则可进一步探求郑崧生的创作意图，进而了解其人。
曲家在传奇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以下几个事件：第一，在河间期间，被委派暗访商家林义和拳聚众演拳事;第二，向直隶藩司请兵弹压义和拳;第三，拳匪刘长祥持直隶总督所赐令箭沿途讹索，支恩禀告臬司廷某;第四，拳匪张德成混迹难民之中，被戮;第五，捉拿拳匪孙墨林、侯春、程玉章、武举王国良等人，并前往仲举庄平定劫囚拳匪;第六，在定州与法军争夺库款作为公用;第七，为委员赵振鸿献策，助其调回洋兵，重订合约;第八，德法两军西犯，遇刘光才军队阻挠而返;第九，直隶学堂演讲。而《春坡梦》最着重描摹的，则是他在首出《开宗》【汉宫春】概括的两个经历：“……向薇省剖名义乱，捧檄到吴川。转瞬宰官作郡牧，中山西犯兵联。幸遇刘遵方略，赵策征鞭。与支公合计塞天门，力果回天。”[1]235-236本文即以向直隶藩司请兵与助赵振鸿稳住洋兵二事为例，征引相关史料对其进行考辨。
第五出作者详述了自己赴直隶藩司请兵的情况。剧中末扮人物自述：“吾乃直隶藩司是也。藉藉滿洲，出身词馆，为八旗之世仆，作三辅之屏藩。”[1]277所谓直隶藩司，即直隶布政使。根据曲家仍在河间任职，可推测二人相见时间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六月前，时任直隶藩司乃是廷杰。廷杰是满洲正白旗人，恰对应曲中“八旗之世仆”。当直隶藩司听罢支恩对义和拳的见解后云：“听吾兄言，本司如梦方醒，这才明白。待我行知各属不要听信拳民邪说，一面电禀制军发兵便了。”[1]281虽有作者自夸功绩之嫌，却也与廷杰对义和拳主剿的态度相吻合。剧中第五出末云：“昨日接到河间府吴桥、故城、阜城三县来禀告急，据称拳民作梗，群小嚣张，大有张皇畏葸之意。本司当时批了此禀，放心不下，且待河间来员，再行问个明白。”[1]277-278在《续义和拳源流考》中，作者也提及：
时某令需次河间，见事剧，说其本管太守乞师于津，自捧府牍驰省，抗言于行省使者之前，论其是乱民，非义民状。使者为之动，转达于制府，缴梅军门一军来河弹压，称伪冬防兵，示无剿匪意。而阜城廪生刘荫梧、景州附生魏书香援拳负固，屡与官军抗，为梅军击散。[17]
直隶三县告急，事有所本。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1899年12月9日），阜城、景州、故城、吴桥、东光梧州县会衔禀请直隶总督派重兵驻扎各地，梅东益一军派三营驻扎于五州县所属地区。（16）据《臬司廷雍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申刻到）：“昨奉宪批，由两司刷印《源流考》，并会衔示禁……梅分统三营已赴河间等处，择要分扎。其南三府冀州一带，似应酌添马步，借冬防，量为分布。”[18]这恰好印证了作者所说，“称伪冬防兵，示无剿匪意”。虽然作者写直隶诸县告急，梅军进驻直隶弹压义和拳一事，皆为属实，但据现存史料，未见作者亲赴游说请兵之事。对照《续考》和《春坡梦》就会发现，传奇中曲家将自己抗言的对象由行省使者改为直隶藩司;由《续考》中使者“转达于制府”请梅军一门来河弹压，改为直隶藩司听罢支恩对义和拳的见解后“如梦方醒，这才明白”，于是“行知各属不要听信拳民邪说，一面电禀制军发兵”。如此改动，不仅抬升了自己的地位，且直接提高了曲家在直隶请兵剿匪问题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十三、十四、十五出主要演述德法两军过定州境，支恩为委员赵振鸿出谋划策，助其稳住洋兵，重订合约之事。剧中详述了赵振鸿在与大同总兵刘光才相遇前，与曲家商议的过程;又写法军进攻中了刘光才的埋伏，正当德军欲再起兵时，和约已有转机，两军作罢。《春坡梦》中，刘光才的官兵扮作农夫撒灰，又扮樵夫堆山石，这些埋伏轻而易举使法军退兵。如此描写，多是曲家臆测。据王燿焕《晋东防军纪略》，在被要求退兵前，刘光才的防守已经是“修筑石壕，安设地雷”[19]317，清军的武器也有大炮军火。据刘光才自己所作《防堵晋东敌兵记》，每次法军进攻，也都有“车炮多尊”，甚至“子弹如雨”[20]549。刘光才的阻击并非如剧中所写这般容易，据《井陉县志料》，法军于十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九日相继进攻，三月初三至初五与德军再次进攻。在受命撤兵后，刘光才军却被德法两军突袭，逃跑颇显狼狈。据王燿焕《晋东防军纪略》，“兵士及固关后路各营相继溃奔，枪炮军装尽失，营哨官弁涣然四散”，刘军不知“敌军实早于初六日退赴正定”，听信传言，又“比夜复走百里”[19]318-319。比照相关史料记载，基本可以断定，时任定州知州的曲家，对当时山西娘子关一带激烈的战况并不了解。 据《春坡梦传奇》，李鸿章派赵振鸿“随后赶向他前，着刘镇退兵，稳住巴尧、葛德禄，候信召还”[1]350。但曲中所写赵振鸿与曲家商议，并到法军营中劝说情节，全然不见于史料记载。据《井陉县志料》，井陉县知县赵振鸿确实奔走于天津与保定之间，为全权大臣李鸿章和大同总兵刘光才传递重要信息：
二十七年二月，和议成。刘光才奉札，退师谷关等处。光才檄井陉县知事赵振鸿，赴津拜谒李中堂，探询联军议和，是否有诚意。中堂告以洋人信实不欺。及赵令回至保定，见洋兵束装秣马，匆迫非常，知其有变，即用电线言状。中堂急视客馆，果如赵令言。乃以大义责联军代表。联军代表诡言带领小队，西觇我军退否，非有他意。[20]547
此处赵振鸿“知其有变，即用电线言状”，与曲中支恩为赵振鸿所出“一面电禀中堂求他复电”的计策能够对应。但赵令既有传递消息的任务，电禀中堂便在情理之中，所以史料所记并不能说明赵是按照支恩的建议行事。另据《太原赵令振鸿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到）：
初二在正公禀，晚接复电示，催晋撤井防，当又公禀。时德、法均赴井，卑职至井，为法兵官欧贝阻，竟夜绕抵固关，拟电禀，奈线已断。初五娘子关被德收入，直超固关，后卑职越险绕至平定。初七德、法兵渐退井东。初九大队退获，正知系中堂极力挽回。现晋防全退，晋境百数十里内驿滞，故赴太原电禀。晤岑抚，甚感谢中堂，仍盼一切指示恪遵，留卑职稍停，便询各事，仿直筹办。赵振鸿咸禀。[21]
由赵振鸿被法兵阻挠来看，他并无如剧中所说稳住，甚至调回德法二军的可能，且直到在山西看到德法退兵，才得知李鸿章与德法的议和已有转机。这直接证明了《春坡梦》所述有关赵振鸿的经历并非全部属实。
在《春坡梦》中，曲家借法军之口述及自己在撤军中的作用：“葛兄不用追了，清国李中堂遣了委员赵振鸿和那定州牧合计到我营中说道，你国哇帅见定州州官布置已定，和约已渐有转机……”[1]367定州牧、定州州官即为时任知州的曲家。然曲家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颇可存疑：首先，曲家所写刘光才退兵之事与史料存在差异，可见对山西娘子关一带的攻防情况并不熟悉;其次，赵振鸿被法兵阻挠，根本达不到李鸿章期待的稳住德法二军的目的，遑论进法军军营劝说。因此，剧中支恩转赠德帅护旗一面给赵当作证物，不是无用，就是杜撰。曲家将赵振鸿以及为其出谋划策的支恩的功绩夸大，当是为了凸显自身在此事中的重要性。
与相关史料比对后可见，《春坡梦》所附《续义和拳源流考》所载多为作者耳闻目睹或亲历之事，且为考察论证而作，更为可信。《春坡梦》中曲家所记传闻事件及相关背景，较为符合史实，至于自己的功业，往往鲜有直接的历史记录，这也印证了梦生子虚氏序言中所说的“功成而名不加显”“遂无有知支君者”[1]230。因此，作者才会“被诸管弦，托诸优孟，以发其抑塞不平之气”[1]230，将自己的功绩借戏曲传达出来，并有一定的个人发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曲家选择用戏曲这个形式，又在戏曲后附上更客观的《续义和拳源流考》，或许其并未打算在戏曲中将自己的事迹全部实录。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位斡旋于义和拳、列强之间，坚守原则、有勇有谋、忧国忧民的直隶地方官形象，他多次临危受命，参与了直隶请兵、剿杀团匪、为委员出谋划策、与德法联军谈判等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不断从百姓、上司、下属、同僚乃至列强将帅口中，听到对他的夸赞与信任。可以推测，为了凸显个人能力，曲家在戏曲中对部分事实进行了夸大，提高了自己的参与度，从而塑造了支恩这一近乎完美、具有自传色彩的人物。戏曲结尾，曲家梦到联合亚洲，驱除异种，中国再次强大，最后发现只是自己的黄粱一梦，准确呼应了“春坡梦”三字，则戏曲前文主人公的诸种功绩，难免存在个人臆想的可能。
四、结 语
作为一部自传性质突出的戏曲，《春坡梦》为考证曲家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将《春坡梦》及所附《续义和拳源流考》中的记述与现存史料比对，可确证支碧湖为晚清直隶知县郑崧生的化名。郑崧生为江西上饶人，光绪己丑（1889）恩科举人，甲午（1894）科进士，历任直隶府吴桥、交河、定州、枣强、新城、元氏等地知县或知州，主张剿除义和拳;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日考察，著有《瀛洲客谈》，为晚清东游重要史料。郑崧生担任直隶各县知县时的频繁调动，以及以地方官员的身份赴日考察，都是晚清直隶官员极有代表性的遭际。将剧中所涉相关事件与史料互证，可见曲家所述历史背景多于史有征，但其个人经历，在史料中则湮灭无闻。将剧中曲家着力叙写的向直隶藩司请兵与助赵振鸿稳住洋兵这两个经历进行考辨，可见曲家提高了自身在历史中的参与度和重要性，让湮没于历史中的自己成为自己创作的历史的主角。《春坡梦传奇》实为郑崧生宣泄个人不平之气与忧国之思的出口。《春坡梦传奇》作为“庚子国变”戏曲的代表作品，反映出国难之下一位晚清地方官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指向，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注释：
（1）《春坡梦》第十出结尾作者要改任定州，下场诗有“匆匆漫促中山去，且为吴民住时少”两句。见支碧湖《春坡梦传奇》，出自王文章主編《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109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页。
（2）《春坡梦》第十出时任吴桥知县的支恩在【风入松】中唱道：“望吴川一水水流西，有几个曾知趣……”则曲中的吴川必在吴桥境内。同上，第316页。
（3）“十七年辛卯四十九岁：正月卸蠡县任，二月涖吴桥任，兼署教谕训导。”见《桐乡劳先生遗稿》，出自《清代诗文集汇编》（7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页。
（4）“二十二年丙申五十四岁：未回任，调署清苑县知县，八月到任。”同上，第479页。
（5）“二十四年戊戌五十六岁：五月回吴桥任。”同上。
（6）“二十五年乙亥五十七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城乡，广为训导。”同上，第480页。按：乙亥为“己亥”之讹误。 （7）“二十六年庚子五十八岁：五月义和拳党入京师，上下皆纵容，予知不合于上，于义定去。适奉文调取引见，乃请卸任，六月受代，即请修墓假开缺，至曲阜，暂居于孔氏。”同上。
（8）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庆彬已补吴桥知县。见袁世凯《请以陈庆彬补授吴桥知县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2年12月28日），见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0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页。
（9）“张凤台（1857—1925），字鸣岐，安阳县崇义人。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二十一年进士。曾任直隶省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吴桥、束鹿县知县，长春、长白、兴京府知府，河南省内务长、民政长、省参议院参政、参议院议员及省长等职。”见《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阳县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7—1118页。根据王树楠作《河南省张公墓志铭》，张凤台无女，与《春坡梦》中支恩有女婿相随不符;张凤台在1905年是49岁，与曲中所述过甲子生日不符;另外戏曲中并未提及支恩当过元城、束鹿知县。综上，张凤台并非支碧湖。
（10）原文漶灭不清，以□代之，下同。
（11）“时某令需次河间，见事剧，说其本管太守乞师于津，自捧府牍驰省，抗言于行省使者之前，论其是乱民，非义民状……此己亥冬月事也。”见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出自王文章主编《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109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
（12）“是年八月十四日，得谕旨剿匪”，同上，第413页。
（13）《上饶县志》卷十九《人物·宦业》有《郑秉醇传》云：“子崧生，邑廪生。”未提郑秉醇有其他儿子。见王恩溥修、李树藩纂《上饶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14）另据笔者考察，郑崧生三子郑桂瑞毕业于北洋大学采冶科，在上饶的中学师范教授理化，曾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参加全省举行的中学、师范学校教员检定，并获合格，时年50岁。见上饶市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上饶市教育志》，1990年版，第98页。由此可见，其在光绪十五年（1889）时年4岁，与郑崧生所记“初授句读”的年龄相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20岁，与《春坡梦》中所记“三儿在省”年龄吻合。辛亥革命后，郑桂瑞担任上饶第十中学校长。见政协上饶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上饶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版，第59页。
（15）包括已故直隶总督裕禄被“追夺官职”，直隶大名镇总兵王连三、景州知州洪寿彭、大名知县苗玉珂、清苑知县张丙哲、元氏知县王锦阳、望都知县李兆珍等被革职查办，永不叙用。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66-1067页。
（16）详见《阜城、景州、故城、吴桥、东光五州县会禀》（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3—474页。又见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 ·复总署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经禄拣派淮军分统梅东益，带领三营，于河间府所属各州县择要分扎，认真查办，凡有教堂处所，派队驻巡，随时保护。”出自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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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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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胜江）
关键词：《春坡夢传奇》;支碧湖;郑崧生;庚子国变;义和拳
中图分类号：I206.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3-0152-009
《春坡梦传奇》是晚清戏曲中描写庚子国变的代表作，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行，有铅印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郭英德先生《明清传奇综录》著录有傅惜华旧藏光绪年间木活字本，藏于今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室，《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第109册收录。据蒋寅先生《东瀛读书记》一文，该传奇还有未署名刊本二册，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此外，《西谛书目》《中国曲学大辞典》《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等均有著录。传奇后附支碧湖所作《续义和拳源流考》，为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料，收录于《义和团文献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等汇编文献中。
关于《春坡梦》的作者，学界或以支碧湖为本名，或将其他未经深入考证的名号与之对应，一直未得到确认。作为一部自传性质突出的戏曲，《春坡梦》中提及的一些情节，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线索。本文拟由此入手，对支碧湖其人及其家世、著述情况作一考述，并在此基础上考辨《春坡梦》中所叙人物和部分情节，借以挖掘曲家创作意图。
一、“支碧湖”即郑崧生之化名
支碧湖是谁？梦生子虚氏为《春坡梦》所作序言透露了曲家的一些信息：
昔有妪见苏东坡曰：‘学士富贵，一场春梦’，遂名为春梦婆。春坡者，春婆之谐声也。支恩者，氏谱之等韵也。苏翁半甦，皆隐语也。支君历官畿辅，既出其死力以遏拳锋，又值优胜劣败，物竞人争之世，前后三季，备极险阻，功成而名不加显。回头往事，如梦初醒，而向之倚支君如长城，略分言情，相与共济艰危者，非南迁即薨逝，遂无有知支君者。支君不忍自没其劳，于是被诸管弦，托诸优孟，以发其抑塞不平之气，而拳祸之烈，外侮之强，胥见于此。是书全篇大意，以梦作结，未来之事，固属渺茫。然综支君生平所历，自寒素以及服官，无不可以一梦视之，不待黄粱饭熟时也。[1]229-231
据此可知，第一，曲家在剧中的名字支恩，或与其本人姓氏存在一定联系;第二，曲家在畿辅为官，对义和拳竭力遏制;第三，遏制义和拳历三季，名不显，其劳没，故借此传奇记录自己的功绩，抒抑郁不平之气。
附于传奇后的《续义和拳源流考》提供了更切实的信息：
是考作于光绪辛丑，距原考之作不过一年，而其祸益烈。原考为劳铨部玉初宰吴桥时所作，续其任者为予，羁糜缚束，躬际其艰，较劳君尤甚，作《续源流考》。[1]441
此处明确指出《续义和拳源流考》的写作时间，而自己是吴桥知县劳玉初（劳乃宣）的继任者。根据《续考》署“中山刺史”，以及《春坡梦》首出《开宗》有“捧檄到吴川”“转瞬宰官作郡牧中山”的曲词，梁淑安、姚柯夫二位先生在《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做出如下推断：“支碧湖，河南洛阳人。约同治、光绪间在世。光绪进士，官广东吴川县令。后以镇压义和拳有功，擢升中山刺史。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2]不过，从戏曲中提供的作者履历信息可知，所谓中山，实为定州的代称（1）;而吴川，则是历史上吴桥县的别名（2）。据康熙十九年（1680）《吴桥县志》记载，吴桥历史上有三个别名：“澜阳，古黄河汇流其南，故以此名邑。吴川，在县城南门外古黄河堤南，金始于此置县，川上有桥，县以名。北吴，大学士范质公、邑侯王思侗皆有《北吴歌》，因南有吴下，故名北吴。”[3]故广东吴川县和中山知州的推测，均为未看全本戏曲而导致的讹误。
蒋寅先生据新编《吴桥县志》考证，“劳玉初即劳乃宣，他在光绪间曾两任吴桥知县，前任为光绪十年（1884）至十二年（1886），继任者王兆琪;后任为光绪十九年（1893）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继任者张风名”[4]。由于事涉义和团，故判定支碧湖为张风名。但蒋先生的考证有以下待商榷之处：首先，对劳乃宣任吴桥知县的时间判定有误。据劳乃宣自订年谱，其第一次任吴桥知县为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3）至二十二年丙申（1896）（4）;第二次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五月返回吴桥任（5），二十五年己亥（1899）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6），二十六年庚子（1900）六月离任（7）。其次，翻阅1992年新编《吴桥县志》，未见劳乃宣继任者的名号，只有大事记中提及知县张凤台：“光绪二十九年（1903），知县张凤台改澜阳书院为高等小学堂。为吴桥县第一所新式学校。”[5]“凤台”与“风名”形似，不知是否系误认。且《吴桥县志》所载与袁世凯奏折等资料不符（8），恐有讹误，故蒋寅先生将张风台判定为支碧湖，证据不足。而《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中所说的张凤名，疑是张凤台（9）的误写。
由于《春坡梦》的纪实特征和自传性质，剧本中透露了更多支碧湖的生平履历，现以表格做一梳理如下。
根据表格信息，可以大致勾勒出曲家在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1899—1906）的任职情况：
河间谳局问官（1899）——吴桥知县（1900）——交河知县——定州知州（1901）——磁州承办（1901）——直隶大学堂监督（1904）——枣强知县（1904）——直隶大学堂监督（1906） 据民国《定县志》卷九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定州知州先后为郑崧生、王忠荫（无锡）。[6]而《春坡梦》序言云“支恩者，氏谱之等韵也”，以等韵来观照，“支”与“郑”同为齿音，且“支恩”所切之字与“郑”音近，则郑崧生或即是支碧湖。又，郑崧生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作《重建天津万寿宫记》：“光绪庚子，邪拳肆毒，火及通衢。……国家维新伊始，百废俱兴。……是邦自庚辛乱后，连年被兵，联军入□（10），名城堕坏，一□之市化而为墟。其服官如南金、如崧生类，皆各保疆土，出其万死一生之力，或羁縻于临事，或消弭于无形，曲尽其心，始无他害……赐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历任吴桥、交河知县、前定州知州郑崧生谨撰。”[7]从该记落款可知，郑崧生曾历任吴桥、交河知县、定州知州，与《春坡梦》中以支恩自喻的支碧湖履历完全吻合。其中“或羈縻于临事，或消弭于无形”，又与支碧湖所作《续义和拳源流考》中“羁糜缚束，躬际其艰”的情形一致。
此外，《春坡梦》中支恩曾任直隶大学堂监督与枣强知县，亦于史有征。据严修《自订年谱》载，严修主持直隶学校司期间（始于1904年5月9日），曾增设大学堂、农务学堂、师范学堂、东文学堂、校仕馆、查学馆等机构，其中大学堂监督即郑崧生（候补知府）[8]，与《春坡梦》第十六出的记叙契合。1905年第4期《教育杂志》的《文牍》中收录了一份由直隶学务处开列的名单，记述了直隶办理新式学堂较为得力的州县官员及其兴学情形，其中就有郑崧生：
枣强县郑崧生：该令素谙学务，到任未久，即添招学生近二十名，劝立初等小学二十处，设研究所，请颁初等小学教科书，送师范生八人。百废具举，大见起色，洵属热心教育者。[9]
可证郑崧生在1905年已担任枣强知县，与支碧湖担任枣强知县的时间也吻合。
综上，郑崧生的履历与《春坡梦》所记支恩高度一致，可断定支碧湖即郑崧生之化名。
二、郑崧生的家世、生平与著述
在确定支碧湖为郑崧生化名之后，其家世和更丰富的生平得以挖掘出来。
郑崧生系光绪十五年（1889）乙丑恩科举人，二十年（1894）甲午科进士。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收有郑崧生的乡试试卷，详载其生平与家世：“（崧生）原名维岳，派光峻，号少甫，一号筱圃，行二。道光己酉年二月二十日吉时生。江西广信府上饶县廪贡生，民籍……父秉醇，原名钧，甲午举人，庚子进士，钦点主事，补吏部仪制、祀祭、清吏司，历官员外正郎，充顺天乡试外帘官，诰授中宪大夫。宦业详府县志，有传。……妻万氏……继娶熊氏……子人瑞，应童试，娶兴邑恩贡生姜公邦元女;清瑞，业儒;桂瑞，初授句读。”[10]另有五女，彼时长女和三女已经嫁人。其中虽号称“行二”，然据《上饶县志·郑秉醇传》（13）及郑崧生乡试试卷，郑崧生应是家中独子。
试卷上的家世、生平信息恰好能与《春坡梦》提供的信息对应。第一出支恩自述“身登黄甲，门少白丁”[1]237-238，从其父子二人均为进士，且其父官至礼部员外郎来看，并非虚言。郑崧生道光己酉年（1849）二月二十日生，到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时五十七岁，与戏曲第十七出记叙过生日时所说“甲子”接近。该出支恩又自述：“况三儿在省，诸子在南。旧日糟糠不能觌面，仅有半子追随。”[1]397光绪十五年第三子初授句读，至三十一年确乎已到可以独自在省城生活的年龄。（14）
虽然郑崧生抗击义和团的事迹鲜见于历史记载，但其赴日经历及考察见闻却屡见于后世的研究。创作《春坡梦》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时任准补直隶新城县知县的郑崧生得到了赴日考察的机会。这次考察自九月初起航，至十二月初八返回上海，历时三个月。郑崧生以游记的形式，逐日记载在日本参观的见闻，写成《瀛洲客谈》一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同乡胡献琳为该书作序，六月《瀛洲客谈》由北洋官报总局印刷，封面书名由李家驹题写，并附有照片。同年七月，天津商务印书馆、直隶保定官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瀛洲客谈》序言提及：
溯自乙巳之岁，项城宫保以州县职任綦重，必先扩张见识，凡牧令中新选、新补者，咸谕令请咨赴东游历数月，盖将借镜于彼邦之政教、法制，以为异日实行振兴地方要政之资。嗣是得缺人员后先相望，络绎于途，回国后各抒其见闻所及，著为一编……吾乡绍甫先生负经济长才，历任繁剧，政绩卓然。丁未岁循例赴东考查，一切其平日所极心研究而未得其要领者，至是乃悉餍其搜求，故于其学校、工艺、裁判、监狱、警察、水利诸大端均能深得其条理，洞烛其规模，择精语详厘，然而各当。又复增益图册以便参稽是非，独致力之勤，盖亦有心得焉……[11]907
郑崧生的赴日考察，与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委派有关。“‘新政’期间，各地总督巡抚为开地方风气而纷纷派知州知县赴日游历，有些省份还专门制定条文，规定凡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不便离开职守者外，在上任前均应先赴日游历3个月”[12]，“且要呈交日记，以征心得”[13]。而郑崧生的《瀛洲客谈》可视为他访日的工作总结。在考察期间，他的记录可谓翔实。参观日本王子造纸厂时，郑崧生为造纸的机械流程所震撼，作七古以咏其事，不妨节引如下：
历世生逢二十纪，哲学如林发新理。东模西范作胚胎，何物蔡伦真小子。
浴日曈曚出扶桑，制造乃为天地始。望之无可测端倪，凿窍不嫌浑沌死。
机关高屋首建瓴，脉道分支臂使指。电光下挚激流湍，蒸汽旁轮突桶底。
一室列桶压辘轳，一室絪缊酿渣滓。更有一室引长机，大轮小轮齐转徙。
糟粕吐弃剩精华，变态百呈穷目视。初焉腐浸入方槽，造质先从前室起。
少焉挟质付轮回，牢贴钢帘溢石乳。若潜若浮上下行，奔走双丸日千里。
…………
吁嗟造化本洪炉，陶熔万象超巨梓。双目一洗万古尘，巨制洋洋叹观止。[11]916
到劝业银行参观时，该行的接待人员对他说，“贵国来调查银行者，凡几辈，第博一览而去，从未有详细至此而询及簿记者”[11]937。在序言中，胡献琳提及郑崧生“于调查各类，不厌求详，则所谓实行振兴地方要政者，知必有成竹在胸，举而措之，裕如也”[11]907，其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可见一斑。郑崧生自日返回后，索稿者众，于是爰付排印，其所撰《瀛洲客谈》得以留存至今。 又据民国二十年（1931）修《元氏县志·行政》载，郑崧生赴日考察归来，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河北元氏知县;其“自治局之沿革”条载光绪三十三年秋元氏县奉令设自治局，“知县郑崧生委康景昌、李维辅为筹备员”[14];其《艺术》“方技”条载民国“县长郑崧生”曾向大夫王春和奖以“训迪有方”[14]的匾额，似表明进入民国后郑崧生曾任元氏县长。
此外，同治癸酉年（1873），时年二十五的郑崧生与徐有培一起，编校了同乡乾隆诸生毛福臣的文集，名为《毛虚水文稿》[15]，该文稿现藏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郑崧生还以书法见称，但未见其有书法作品存留。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上文提及的郑崧生担任直隶各县知县时的频繁调动，还是有机会以地方官员的身份赴日考察，都可以视作晚清直隶官员极有代表性的履历。光绪末年，直隶地方官的工作不仅烦琐繁重，且屡有调动，而此种调动，往往是朝廷对列强或义和拳应对无力后的无奈之举。《春坡梦》中作者自述调定州任的原因，是前任知州与法军有隙，上官无法可弭，只得改派。这并非个案，当时有一批地方官员，因为“袒护拳匪”，成为清廷应付列强的替罪羊。（15）身处外侮、清廷与拳匪之间，直隶地方官多进退两难，自身难保。永清小吏任植曾感叹自己所处的困境：“拳匪既倡乱于前，官军乃肆毒其后，终则联军迭逞其凶残，教党横施其需索。出生入死于枪戟之林，受尽蜂虿之毒。千磨万折，干戈队里逃生。虎口之余，寝食不遑。”[16]郑崧生在《春坡梦》中也提及：“身入虎口，九死一生，留此残生，已为万幸。”[1]397故许多直隶官员已对仕宦不抱期待，而选择引退。永清知县高绍陈就以“羸惫不堪，力行衰吁”而屡次请求派人继任，景州知州洪复、保定容城知县俞明府、郑崧生在吴桥的前任知县劳乃宣均曾力辞解任，所以像郑崧生这样具有丰富经验且任劳任怨的官员，面临着更多的临危受命和临时补缺。从郑崧生的生平经历，我们不仅可以管窥光绪末年直隶地方官员的遭际，甚至可以借此捕捉晚清内外的政治环境。
三、《春坡梦传奇》所涉史实与作者身份互证
有鉴于郑崧生在《春坡梦》中所述仕宦经历颇为翔实，将剧中所涉相关事件与史料互证，则可进一步探求郑崧生的创作意图，进而了解其人。
曲家在传奇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以下几个事件：第一，在河间期间，被委派暗访商家林义和拳聚众演拳事;第二，向直隶藩司请兵弹压义和拳;第三，拳匪刘长祥持直隶总督所赐令箭沿途讹索，支恩禀告臬司廷某;第四，拳匪张德成混迹难民之中，被戮;第五，捉拿拳匪孙墨林、侯春、程玉章、武举王国良等人，并前往仲举庄平定劫囚拳匪;第六，在定州与法军争夺库款作为公用;第七，为委员赵振鸿献策，助其调回洋兵，重订合约;第八，德法两军西犯，遇刘光才军队阻挠而返;第九，直隶学堂演讲。而《春坡梦》最着重描摹的，则是他在首出《开宗》【汉宫春】概括的两个经历：“……向薇省剖名义乱，捧檄到吴川。转瞬宰官作郡牧，中山西犯兵联。幸遇刘遵方略，赵策征鞭。与支公合计塞天门，力果回天。”[1]235-236本文即以向直隶藩司请兵与助赵振鸿稳住洋兵二事为例，征引相关史料对其进行考辨。
第五出作者详述了自己赴直隶藩司请兵的情况。剧中末扮人物自述：“吾乃直隶藩司是也。藉藉滿洲，出身词馆，为八旗之世仆，作三辅之屏藩。”[1]277所谓直隶藩司，即直隶布政使。根据曲家仍在河间任职，可推测二人相见时间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六月前，时任直隶藩司乃是廷杰。廷杰是满洲正白旗人，恰对应曲中“八旗之世仆”。当直隶藩司听罢支恩对义和拳的见解后云：“听吾兄言，本司如梦方醒，这才明白。待我行知各属不要听信拳民邪说，一面电禀制军发兵便了。”[1]281虽有作者自夸功绩之嫌，却也与廷杰对义和拳主剿的态度相吻合。剧中第五出末云：“昨日接到河间府吴桥、故城、阜城三县来禀告急，据称拳民作梗，群小嚣张，大有张皇畏葸之意。本司当时批了此禀，放心不下，且待河间来员，再行问个明白。”[1]277-278在《续义和拳源流考》中，作者也提及：
时某令需次河间，见事剧，说其本管太守乞师于津，自捧府牍驰省，抗言于行省使者之前，论其是乱民，非义民状。使者为之动，转达于制府，缴梅军门一军来河弹压，称伪冬防兵，示无剿匪意。而阜城廪生刘荫梧、景州附生魏书香援拳负固，屡与官军抗，为梅军击散。[17]
直隶三县告急，事有所本。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1899年12月9日），阜城、景州、故城、吴桥、东光梧州县会衔禀请直隶总督派重兵驻扎各地，梅东益一军派三营驻扎于五州县所属地区。（16）据《臬司廷雍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申刻到）：“昨奉宪批，由两司刷印《源流考》，并会衔示禁……梅分统三营已赴河间等处，择要分扎。其南三府冀州一带，似应酌添马步，借冬防，量为分布。”[18]这恰好印证了作者所说，“称伪冬防兵，示无剿匪意”。虽然作者写直隶诸县告急，梅军进驻直隶弹压义和拳一事，皆为属实，但据现存史料，未见作者亲赴游说请兵之事。对照《续考》和《春坡梦》就会发现，传奇中曲家将自己抗言的对象由行省使者改为直隶藩司;由《续考》中使者“转达于制府”请梅军一门来河弹压，改为直隶藩司听罢支恩对义和拳的见解后“如梦方醒，这才明白”，于是“行知各属不要听信拳民邪说，一面电禀制军发兵”。如此改动，不仅抬升了自己的地位，且直接提高了曲家在直隶请兵剿匪问题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十三、十四、十五出主要演述德法两军过定州境，支恩为委员赵振鸿出谋划策，助其稳住洋兵，重订合约之事。剧中详述了赵振鸿在与大同总兵刘光才相遇前，与曲家商议的过程;又写法军进攻中了刘光才的埋伏，正当德军欲再起兵时，和约已有转机，两军作罢。《春坡梦》中，刘光才的官兵扮作农夫撒灰，又扮樵夫堆山石，这些埋伏轻而易举使法军退兵。如此描写，多是曲家臆测。据王燿焕《晋东防军纪略》，在被要求退兵前，刘光才的防守已经是“修筑石壕，安设地雷”[19]317，清军的武器也有大炮军火。据刘光才自己所作《防堵晋东敌兵记》，每次法军进攻，也都有“车炮多尊”，甚至“子弹如雨”[20]549。刘光才的阻击并非如剧中所写这般容易，据《井陉县志料》，法军于十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九日相继进攻，三月初三至初五与德军再次进攻。在受命撤兵后，刘光才军却被德法两军突袭，逃跑颇显狼狈。据王燿焕《晋东防军纪略》，“兵士及固关后路各营相继溃奔，枪炮军装尽失，营哨官弁涣然四散”，刘军不知“敌军实早于初六日退赴正定”，听信传言，又“比夜复走百里”[19]318-319。比照相关史料记载，基本可以断定，时任定州知州的曲家，对当时山西娘子关一带激烈的战况并不了解。 据《春坡梦传奇》，李鸿章派赵振鸿“随后赶向他前，着刘镇退兵，稳住巴尧、葛德禄，候信召还”[1]350。但曲中所写赵振鸿与曲家商议，并到法军营中劝说情节，全然不见于史料记载。据《井陉县志料》，井陉县知县赵振鸿确实奔走于天津与保定之间，为全权大臣李鸿章和大同总兵刘光才传递重要信息：
二十七年二月，和议成。刘光才奉札，退师谷关等处。光才檄井陉县知事赵振鸿，赴津拜谒李中堂，探询联军议和，是否有诚意。中堂告以洋人信实不欺。及赵令回至保定，见洋兵束装秣马，匆迫非常，知其有变，即用电线言状。中堂急视客馆，果如赵令言。乃以大义责联军代表。联军代表诡言带领小队，西觇我军退否，非有他意。[20]547
此处赵振鸿“知其有变，即用电线言状”，与曲中支恩为赵振鸿所出“一面电禀中堂求他复电”的计策能够对应。但赵令既有传递消息的任务，电禀中堂便在情理之中，所以史料所记并不能说明赵是按照支恩的建议行事。另据《太原赵令振鸿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到）：
初二在正公禀，晚接复电示，催晋撤井防，当又公禀。时德、法均赴井，卑职至井，为法兵官欧贝阻，竟夜绕抵固关，拟电禀，奈线已断。初五娘子关被德收入，直超固关，后卑职越险绕至平定。初七德、法兵渐退井东。初九大队退获，正知系中堂极力挽回。现晋防全退，晋境百数十里内驿滞，故赴太原电禀。晤岑抚，甚感谢中堂，仍盼一切指示恪遵，留卑职稍停，便询各事，仿直筹办。赵振鸿咸禀。[21]
由赵振鸿被法兵阻挠来看，他并无如剧中所说稳住，甚至调回德法二军的可能，且直到在山西看到德法退兵，才得知李鸿章与德法的议和已有转机。这直接证明了《春坡梦》所述有关赵振鸿的经历并非全部属实。
在《春坡梦》中，曲家借法军之口述及自己在撤军中的作用：“葛兄不用追了，清国李中堂遣了委员赵振鸿和那定州牧合计到我营中说道，你国哇帅见定州州官布置已定，和约已渐有转机……”[1]367定州牧、定州州官即为时任知州的曲家。然曲家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颇可存疑：首先，曲家所写刘光才退兵之事与史料存在差异，可见对山西娘子关一带的攻防情况并不熟悉;其次，赵振鸿被法兵阻挠，根本达不到李鸿章期待的稳住德法二军的目的，遑论进法军军营劝说。因此，剧中支恩转赠德帅护旗一面给赵当作证物，不是无用，就是杜撰。曲家将赵振鸿以及为其出谋划策的支恩的功绩夸大，当是为了凸显自身在此事中的重要性。
与相关史料比对后可见，《春坡梦》所附《续义和拳源流考》所载多为作者耳闻目睹或亲历之事，且为考察论证而作，更为可信。《春坡梦》中曲家所记传闻事件及相关背景，较为符合史实，至于自己的功业，往往鲜有直接的历史记录，这也印证了梦生子虚氏序言中所说的“功成而名不加显”“遂无有知支君者”[1]230。因此，作者才会“被诸管弦，托诸优孟，以发其抑塞不平之气”[1]230，将自己的功绩借戏曲传达出来，并有一定的个人发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曲家选择用戏曲这个形式，又在戏曲后附上更客观的《续义和拳源流考》，或许其并未打算在戏曲中将自己的事迹全部实录。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位斡旋于义和拳、列强之间，坚守原则、有勇有谋、忧国忧民的直隶地方官形象，他多次临危受命，参与了直隶请兵、剿杀团匪、为委员出谋划策、与德法联军谈判等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不断从百姓、上司、下属、同僚乃至列强将帅口中，听到对他的夸赞与信任。可以推测，为了凸显个人能力，曲家在戏曲中对部分事实进行了夸大，提高了自己的参与度，从而塑造了支恩这一近乎完美、具有自传色彩的人物。戏曲结尾，曲家梦到联合亚洲，驱除异种，中国再次强大，最后发现只是自己的黄粱一梦，准确呼应了“春坡梦”三字，则戏曲前文主人公的诸种功绩，难免存在个人臆想的可能。
四、结 语
作为一部自传性质突出的戏曲，《春坡梦》为考证曲家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将《春坡梦》及所附《续义和拳源流考》中的记述与现存史料比对，可确证支碧湖为晚清直隶知县郑崧生的化名。郑崧生为江西上饶人，光绪己丑（1889）恩科举人，甲午（1894）科进士，历任直隶府吴桥、交河、定州、枣强、新城、元氏等地知县或知州，主张剿除义和拳;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日考察，著有《瀛洲客谈》，为晚清东游重要史料。郑崧生担任直隶各县知县时的频繁调动，以及以地方官员的身份赴日考察，都是晚清直隶官员极有代表性的遭际。将剧中所涉相关事件与史料互证，可见曲家所述历史背景多于史有征，但其个人经历，在史料中则湮灭无闻。将剧中曲家着力叙写的向直隶藩司请兵与助赵振鸿稳住洋兵这两个经历进行考辨，可见曲家提高了自身在历史中的参与度和重要性，让湮没于历史中的自己成为自己创作的历史的主角。《春坡梦传奇》实为郑崧生宣泄个人不平之气与忧国之思的出口。《春坡梦传奇》作为“庚子国变”戏曲的代表作品，反映出国难之下一位晚清地方官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指向，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注释：
（1）《春坡梦》第十出结尾作者要改任定州，下场诗有“匆匆漫促中山去，且为吴民住时少”两句。见支碧湖《春坡梦传奇》，出自王文章主編《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109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页。
（2）《春坡梦》第十出时任吴桥知县的支恩在【风入松】中唱道：“望吴川一水水流西，有几个曾知趣……”则曲中的吴川必在吴桥境内。同上，第316页。
（3）“十七年辛卯四十九岁：正月卸蠡县任，二月涖吴桥任，兼署教谕训导。”见《桐乡劳先生遗稿》，出自《清代诗文集汇编》（7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页。
（4）“二十二年丙申五十四岁：未回任，调署清苑县知县，八月到任。”同上，第479页。
（5）“二十四年戊戌五十六岁：五月回吴桥任。”同上。
（6）“二十五年乙亥五十七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城乡，广为训导。”同上，第480页。按：乙亥为“己亥”之讹误。 （7）“二十六年庚子五十八岁：五月义和拳党入京师，上下皆纵容，予知不合于上，于义定去。适奉文调取引见，乃请卸任，六月受代，即请修墓假开缺，至曲阜，暂居于孔氏。”同上。
（8）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庆彬已补吴桥知县。见袁世凯《请以陈庆彬补授吴桥知县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2年12月28日），见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0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页。
（9）“张凤台（1857—1925），字鸣岐，安阳县崇义人。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二十一年进士。曾任直隶省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吴桥、束鹿县知县，长春、长白、兴京府知府，河南省内务长、民政长、省参议院参政、参议院议员及省长等职。”见《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阳县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7—1118页。根据王树楠作《河南省张公墓志铭》，张凤台无女，与《春坡梦》中支恩有女婿相随不符;张凤台在1905年是49岁，与曲中所述过甲子生日不符;另外戏曲中并未提及支恩当过元城、束鹿知县。综上，张凤台并非支碧湖。
（10）原文漶灭不清，以□代之，下同。
（11）“时某令需次河间，见事剧，说其本管太守乞师于津，自捧府牍驰省，抗言于行省使者之前，论其是乱民，非义民状……此己亥冬月事也。”见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出自王文章主编《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109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
（12）“是年八月十四日，得谕旨剿匪”，同上，第413页。
（13）《上饶县志》卷十九《人物·宦业》有《郑秉醇传》云：“子崧生，邑廪生。”未提郑秉醇有其他儿子。见王恩溥修、李树藩纂《上饶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14）另据笔者考察，郑崧生三子郑桂瑞毕业于北洋大学采冶科，在上饶的中学师范教授理化，曾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参加全省举行的中学、师范学校教员检定，并获合格，时年50岁。见上饶市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上饶市教育志》，1990年版，第98页。由此可见，其在光绪十五年（1889）时年4岁，与郑崧生所记“初授句读”的年龄相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20岁，与《春坡梦》中所记“三儿在省”年龄吻合。辛亥革命后，郑桂瑞担任上饶第十中学校长。见政协上饶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上饶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版，第59页。
（15）包括已故直隶总督裕禄被“追夺官职”，直隶大名镇总兵王连三、景州知州洪寿彭、大名知县苗玉珂、清苑知县张丙哲、元氏知县王锦阳、望都知县李兆珍等被革职查办，永不叙用。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66-1067页。
（16）详见《阜城、景州、故城、吴桥、东光五州县会禀》（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3—474页。又见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 ·复总署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经禄拣派淮军分统梅东益，带领三营，于河间府所属各州县择要分扎，认真查办，凡有教堂处所，派队驻巡，随时保护。”出自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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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