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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贸易口岸，上海历来是联通中外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随着“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上海的发力重点不仅只是贸易数据、资金流量、投资项目的增长，更应该是搭建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更好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上海力量。
上海的良好基础
作为国家着力打造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是全球资源汇聚和流动的重要节点，在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一是独特的区位优势。作为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上海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拥有着良好的经济腹地支撑。从海路看，上海位于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路上，上海港国际班轮航线遍及全球各主要航区，是中国大陆集装箱航线最多、航班最密、覆盖面最广的港口。2010年至今，上海港始终保持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的地位，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正式开港后，年吞吐量突破4300万标准箱，相当于全美国所有港口加起来的吞吐总量，也是目前全球港口年吞吐量的十分之一。从陆路看，上海是中国铁路网和公路网的核心节点之_，可以便捷、快速地通往全国各地，上海站、上海虹桥站长期位居中国最忙碌的火车站之列。从空路看，上海机场是全球空中航线的重要枢纽，货邮吞吐量从2008年起始终保持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香港和美国孟菲斯），其中国际货邮吞吐量占全中国机场国际货邮吞吐量的近一半。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全球第五个航空旅客年吞吐量突破1亿人次的城市，国际旅客吞吐量占全国机场的三分之_以上。正是凭借显著的区位优势，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保持在四分之一以上，位居世界城市首位。每年约有三成左右的各国商品经由上海进入中国市场，也有三成左右的“中国制造”经由上海输往世界各地。
二是强大的综合实力。长期以来，上海一直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航空、汽车、电气、机械、高端装备等领域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拥有中国商飞、上海电气、振华重工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上海的信息化发展指数更是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深入推进，“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经济不断涌现。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上海的在线新经济逆势飞扬，成为重要的经济亮点。同时，作为国家着力打造的国际金融中心，目前上海集聚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等各类金融要素市场，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金融中心城市之_。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初步形成，总部设在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保险公司占国内总数的一半左右，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中央对手方协会等相继落户上海。此外，上海的文化教育资源丰富，优秀高校、院所和人才众多。这些都为上海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是长期的对外开放优势。自开埠以来，上海就是我国重要的对外合作窗口，与世界各地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保持着密切的经贸文化往来。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上海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上海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同其开放品格、开放优势、开放作为紧密相连”。由于上海的国际化和开放性，以及较为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长期以来是国外资金、技术、人才的集聚地。截至2020年5月底，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分别达到735家和468家，继续成为内地吸引数量最多的城市。自2018年起，上海连续主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承担中央交付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科创板和长三角一体化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值得指出的是，上海企业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提升，从过去的产品、劳务输出为主向产品、产业、服务、资本的综合输出迈进。上海的角色定位
建设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局高度对上海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上海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角色定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角色定位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长期以来，上海始终致力于打造联结中外市场的中心枢纽地位，不断增强全球配置运筹资源的能力，为国内外资金、商品、人才、信息的集散提供平台，通过集聚优势和辐射效应彰显自身独特价值。在全球疫情背景下，我国所处的内外发展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这就要求上海进一步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增强服务两个市场良性循环的能力。二是打造制度型开放的新高地。当前，大国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和规则的竞争。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国际规则的主导国家往往能将其国内规则国际化，所谓最高标准的国际规则通常体现了主导国家的制度优势。因此，面对激烈的大国竞争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复杂化趋势，上海有必要在接轨国际通行规则的基础上，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累经验。在此角色定位下，上海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发挥交通物流、经贸投资、金融合作、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平台、基地、中心和枢纽功能。
一是“一带一路”交通物流枢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是人员、商品、产业、资金得以快速流动的前提。出众的区位优势和物流条件使上海完全具备了成为“一带一路”交通物流枢紐的基础。结合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海应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基础设施能级，更好适应由“一带一路”建设催生的互联互通新格局和新需求。
二是“一带一路”经贸与产业合作中心。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口岸，上海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优势明显。随着上海每年举办进博会，进口贸易将成为新的增长点。同时，上海的产业基础雄厚，企业“走出去”已积累一定经验，对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相对熟悉，有充分条件在“一带一路”沿线积极践行新型工业化合作，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结合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上海在加快投资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的同时，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优质产品、产业集散的中心。 三是“一带一路”投融资和人民币国际化平台。结合国际金融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上海完全有可能成为畅通“一带一路”投融资渠道的重要平台窗口。同时，“一带一路”沿线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突破方向，上海可以优先从构建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平台、人民币债券市场等方面进行推进。
四是“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中心。目前，上海正处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攻坚落实阶段，其中的一个关键正在于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成为全球创新链的关键节点。结合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应加强与欧盟、俄罗斯、以色列等科技强国的创新交流，加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联合研发和技术转移，搭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科技合作平台。
五是“一带一路”现代人文交流基地。上海历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处，开放性、多元性、国际化是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特征。上海应突出“现代”属性，打造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人文交流中心城市，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文交流网络。
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上海行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全球疫情背景下，上海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仅要着力优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层次、多渠道的互联互通合作网络，更要培育独特和强大的合作优势。
一是高水平办好进口博览会。进博会是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开放型合作平台，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进博会视作扩大对华出口的重要契机，在第二届进博会上，新亮相的参展国超过三分之一。进博会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意义更加凸显。为了充分放大进博会的溢出带动效应，上海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持续降低进口环节制度成本，打造了_一批综合性与国别性的常年进口展示交易服务平台。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在上海精心办好第三届进博会，具有特殊而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意义。
二是高标准建设上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面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加速重构，中央先后赋予了上海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的重任。其中，“老片区”旨在发挥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作用，侧重于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形成的制度创新成果可复制、可推广：“新片区”的目标定位则是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重在与其他自贸区开展“差别化探索”，建立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2020年5月16日，位于临港新片区的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为我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临港新片区已成为上海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承载区，“五个重要”的定位也为临港新片区实施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是高规格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上海需要前瞻性布局，培育一批世界级的“上海总部”“上海平台”“上海价格”“上海指数”“上海标准”，助力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上海总部”方面，重点是集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总部，建设若干具有“策源能力”的世界级研发中心。在“上海平台”方面，重点是打造更多全球辐射力的产业、经贸、金融、科技、文化合作平台，成为行业或领域内的全球标杆。在“上海价格”方面，重点是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塑造力的金融定价机制，探索以人民幣计价、交易、结算的形成机制。在“上海指数”方面，重点是探索一批具有国际认可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在信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文化、营商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推出更多源自中国（上海）的评价产品。在‘上海标准”方面，重点是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接受度的行业和管理标准，推动更多上海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邹磊：上海市委党校开放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上海的良好基础
作为国家着力打造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是全球资源汇聚和流动的重要节点，在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一是独特的区位优势。作为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上海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拥有着良好的经济腹地支撑。从海路看，上海位于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路上，上海港国际班轮航线遍及全球各主要航区，是中国大陆集装箱航线最多、航班最密、覆盖面最广的港口。2010年至今，上海港始终保持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的地位，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正式开港后，年吞吐量突破4300万标准箱，相当于全美国所有港口加起来的吞吐总量，也是目前全球港口年吞吐量的十分之一。从陆路看，上海是中国铁路网和公路网的核心节点之_，可以便捷、快速地通往全国各地，上海站、上海虹桥站长期位居中国最忙碌的火车站之列。从空路看，上海机场是全球空中航线的重要枢纽，货邮吞吐量从2008年起始终保持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香港和美国孟菲斯），其中国际货邮吞吐量占全中国机场国际货邮吞吐量的近一半。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全球第五个航空旅客年吞吐量突破1亿人次的城市，国际旅客吞吐量占全国机场的三分之_以上。正是凭借显著的区位优势，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保持在四分之一以上，位居世界城市首位。每年约有三成左右的各国商品经由上海进入中国市场，也有三成左右的“中国制造”经由上海输往世界各地。
二是强大的综合实力。长期以来，上海一直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航空、汽车、电气、机械、高端装备等领域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拥有中国商飞、上海电气、振华重工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上海的信息化发展指数更是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深入推进，“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经济不断涌现。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上海的在线新经济逆势飞扬，成为重要的经济亮点。同时，作为国家着力打造的国际金融中心，目前上海集聚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等各类金融要素市场，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金融中心城市之_。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初步形成，总部设在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保险公司占国内总数的一半左右，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中央对手方协会等相继落户上海。此外，上海的文化教育资源丰富，优秀高校、院所和人才众多。这些都为上海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是长期的对外开放优势。自开埠以来，上海就是我国重要的对外合作窗口，与世界各地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保持着密切的经贸文化往来。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上海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上海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同其开放品格、开放优势、开放作为紧密相连”。由于上海的国际化和开放性，以及较为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长期以来是国外资金、技术、人才的集聚地。截至2020年5月底，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分别达到735家和468家，继续成为内地吸引数量最多的城市。自2018年起，上海连续主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承担中央交付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科创板和长三角一体化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值得指出的是，上海企业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提升，从过去的产品、劳务输出为主向产品、产业、服务、资本的综合输出迈进。上海的角色定位
建设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局高度对上海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上海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角色定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角色定位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长期以来，上海始终致力于打造联结中外市场的中心枢纽地位，不断增强全球配置运筹资源的能力，为国内外资金、商品、人才、信息的集散提供平台，通过集聚优势和辐射效应彰显自身独特价值。在全球疫情背景下，我国所处的内外发展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这就要求上海进一步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增强服务两个市场良性循环的能力。二是打造制度型开放的新高地。当前，大国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和规则的竞争。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国际规则的主导国家往往能将其国内规则国际化，所谓最高标准的国际规则通常体现了主导国家的制度优势。因此，面对激烈的大国竞争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复杂化趋势，上海有必要在接轨国际通行规则的基础上，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累经验。在此角色定位下，上海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发挥交通物流、经贸投资、金融合作、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平台、基地、中心和枢纽功能。
一是“一带一路”交通物流枢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是人员、商品、产业、资金得以快速流动的前提。出众的区位优势和物流条件使上海完全具备了成为“一带一路”交通物流枢紐的基础。结合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海应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基础设施能级，更好适应由“一带一路”建设催生的互联互通新格局和新需求。
二是“一带一路”经贸与产业合作中心。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口岸，上海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优势明显。随着上海每年举办进博会，进口贸易将成为新的增长点。同时，上海的产业基础雄厚，企业“走出去”已积累一定经验，对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相对熟悉，有充分条件在“一带一路”沿线积极践行新型工业化合作，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结合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上海在加快投资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的同时，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优质产品、产业集散的中心。 三是“一带一路”投融资和人民币国际化平台。结合国际金融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上海完全有可能成为畅通“一带一路”投融资渠道的重要平台窗口。同时，“一带一路”沿线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突破方向，上海可以优先从构建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平台、人民币债券市场等方面进行推进。
四是“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中心。目前，上海正处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攻坚落实阶段，其中的一个关键正在于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成为全球创新链的关键节点。结合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应加强与欧盟、俄罗斯、以色列等科技强国的创新交流，加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联合研发和技术转移，搭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科技合作平台。
五是“一带一路”现代人文交流基地。上海历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处，开放性、多元性、国际化是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特征。上海应突出“现代”属性，打造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人文交流中心城市，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文交流网络。
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上海行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全球疫情背景下，上海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仅要着力优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层次、多渠道的互联互通合作网络，更要培育独特和强大的合作优势。
一是高水平办好进口博览会。进博会是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开放型合作平台，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进博会视作扩大对华出口的重要契机，在第二届进博会上，新亮相的参展国超过三分之一。进博会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意义更加凸显。为了充分放大进博会的溢出带动效应，上海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持续降低进口环节制度成本，打造了_一批综合性与国别性的常年进口展示交易服务平台。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在上海精心办好第三届进博会，具有特殊而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意义。
二是高标准建设上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面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加速重构，中央先后赋予了上海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的重任。其中，“老片区”旨在发挥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作用，侧重于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形成的制度创新成果可复制、可推广：“新片区”的目标定位则是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重在与其他自贸区开展“差别化探索”，建立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2020年5月16日，位于临港新片区的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为我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临港新片区已成为上海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承载区，“五个重要”的定位也为临港新片区实施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是高规格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上海需要前瞻性布局，培育一批世界级的“上海总部”“上海平台”“上海价格”“上海指数”“上海标准”，助力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上海总部”方面，重点是集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总部，建设若干具有“策源能力”的世界级研发中心。在“上海平台”方面，重点是打造更多全球辐射力的产业、经贸、金融、科技、文化合作平台，成为行业或领域内的全球标杆。在“上海价格”方面，重点是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塑造力的金融定价机制，探索以人民幣计价、交易、结算的形成机制。在“上海指数”方面，重点是探索一批具有国际认可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在信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文化、营商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推出更多源自中国（上海）的评价产品。在‘上海标准”方面，重点是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接受度的行业和管理标准，推动更多上海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邹磊：上海市委党校开放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