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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在经济、教育、医疗等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如社会财富不平等分配程度的上升、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逐渐瓦解等。中国所经历的这场社会变迁，不仅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同时还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潜力。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完成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作为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通过长期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该报告对当前的民生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探讨，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本刊选登《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的“收入分配”篇，供读者了解当前中国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增长趋势、不平等程度和变化状况，以及影响中国家庭收入及不平等程度的社会机制，也希望为顶层设计者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
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特别供稿。
家庭收入水平与构成的特点
最近20 年，伴随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家庭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1-2011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名义可支配年收入从1700.6 元增长到21809.8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3.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名义年纯收入从708.6 元增长到6977.3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2.1%。而家庭收入水平与构成表现出以下特点：
1、家庭收入地区差异大，工资成为家庭收入最主要来源
2012 年全国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45665元，中位数为32414 元。从收入构成来看，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56.1% ；其次是经营性收入，为26.6%；再次是转移性收入，为12.0% ；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较小。
分地区来看，各地家庭纯收入水平相差很大。上海一枝独秀，当地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84433 元，而平均家庭收入最低的辽宁为41668 元，即平均来说一个上海家庭一年的收入约为辽宁家庭的2 倍。但如果考虑到上海生活成本相对高的话，实际收入的差异会更低一些。从收入构成上来看，各地差异也很大。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礼会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的工作场所逐渐从家庭转向生产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现代组织，如企业或事业单位。所以，在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或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越高，而经营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低。表1 中各地经营性收入的差异正体现了这一规律：上海家庭的经营性收入比重最低，仅为5.5% ；甘肃家庭的比重最高，为32.5%。但从工资性收入上看，各地均已超过50%。
此外，各地家庭转移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差异也很大：上海最高，为24.9%；甘肃最低，为7.5%。转移性收入的多少一方面与各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转移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老年人的养老金，因此它也与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关。上海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另一方面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居前。甘肃在老龄化程度上不及上海严重，社会福利水平也不及上海。因此，反映在数字上，甘肃的转移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会明显低于上海。
我们用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规模得到了人均家庭纯收入——一个与家庭福利水平关系更为密切的指标。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13033 元，中位数为8984 元。分地区来看，各地人均家庭纯收入差异很大。
2、家庭收入城乡差异明显
在城乡家庭纯收入的水平和构成比较上，城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明显高于农村，这反映了城乡在家庭收入水平上仍存在巨大差异。从收入结构上来看，城镇和农村家庭在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上差异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村家庭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却有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低于农村，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高于农村。城乡家庭在经营性收入上的差异反映了城乡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异，而转移性收入的差异反映了城乡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由于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地区的实际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严重，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明显向城市倾斜，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家庭。
按人均家庭纯收入计算，城乡家庭在收入水平和构成上的差异依然明显，城镇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在收入结构上，城乡家庭在工资性收入比重上的差异不大，但农村家庭更多地依赖经营性收入，而城镇家庭的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高。无论分地区还是分城乡来看，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都不高。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1 年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2.7%，农村家庭为2.3%。由此可见，即使在官方统计数据中，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不高。
3、工作单位的性质成为影响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的重要原因
数据进一步表明，家庭成员工作单位的性质影响了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我们将下列性质的单位定义为“体制内”：（1） 政府部门/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军队，（2） 国有/集体事业单位/院/科研院所，（3） 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家中只要有一人在体制内工作，该户家庭即视为有人在体制内工作。
从表2 中我们可以看出，家中是否有人在体制内工作是导致人均工资性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就全国来看，有人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值为14758 元，中位数为10667 元：无人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值为9292 元，中位数为6667 元，由此可见，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工资性收入差异很大。分城乡来看，这种差异在城镇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由此可见，工作单位的性质是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考虑到体制内的工作福利更好的话，这种由工作单位性质的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会更大。这种差距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优秀人才流向私有部门或自主创业的意愿。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报考公务员佐证了这一点。 4、家庭收入结构随收入水平不同而变化
从收入结构来看，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有很大差异。
首先，无论就全国还是分城乡来看，低收入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较低，而经营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较高。在农村，这说明低收入家庭仍依赖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从另一面说明进城务工是农村家庭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在城镇，这可能反映出一些自身能力不足、不能在正式工作单位找到工作的城镇居民要通过小本经营维持家庭生计。
其次，转移性收入的比重在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所占的比重也有明显不同。究其原因，我们将转移性收入进一步细分为3 类：第一类为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第二类为养老金；第三类为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我们从对这三类转移性收入的具体描述中发现，无论就全国还是分城乡来看，政府和社会补助类的转移性收入在低收入家庭所占的比重较高，这说明这些补助和救济是低收入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而养老金的比重在高收入家庭的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在城镇家庭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农村，这说明城镇老人和高收入家庭的老人的养老金更多，社会福利更好，这当中涉及的社会公平问题值得关注。另外，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的比重也在高收入家庭中最高，从中我们推测，可能存在一些家庭通过近些年来的征地或住房拆迁等政府行为迅速致富。
5、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家庭
就全国来看， 家庭收入的均值增长了28%，中位数增长了29%，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3%。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在两年之间增长了26%。我们发现，无论是按总收入还是按人均收入计算，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率均比城镇更快，两年之间农村家庭收入增长了34%-35%，城镇家庭增长了22%。农村收入的快速增长可能与劳动力短缺有关。
在2010-2012 年期间，农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意味着城乡差距缩小，有助于降低整体的收入差距。
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或贫富分化）已处在全球较高水平
虽然近年来中国家庭收入增长很快，但研究表明，家庭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在上世纪80 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Cini coefficient） 仅为0.3 ；到90 年代中期， 该系数达到0.452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2008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近十年来的高峰，约为0.491。据此估计，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或贫富分化）已在全球范围内处在较高水平，且明显高于同等GDP 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
不仅客观指数如此显示，人们的主观感受也是如此。在CFPS2012 年对全国居民的主观态度调查中，贫富差距已经明显超过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房价上涨、就业等社会问题，成为受访者认为的目前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尽管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实现家庭收入的绝对均等，但当收入差异扩大到一定程度，收入的不平等则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如此，收入不平等还会限制教育投入、增加暴力犯罪、危害政治稳定、损害人们健康等等，所以近些年来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非常值得警惕。
1、家庭收入两级分化，阶层固化现象严重
调查发现， 贫富家庭收入水平差异极大，最高收入分位数上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最低收入分位数上家庭的收入水平。以2012 年为例，农村最高5% 收入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高达27000 元，而农村最低5%收人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仅为900 元，两极家庭人均收大水平相差30 倍。在城镇，最高5% 收入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高达42000元，而最低5% 收人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仅为1200元，两极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差35倍。
在社会总收入的分配上，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对全部家庭总收入的占有量也呈现出极大的分化。在社会总收入的分配上，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对全部家庭总收入的占有量也呈现出极大的分化。我们看到，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城乡，在2012 年，收入最低10%的家庭的收入累计只占所有家庭总收入不到1%，而收入最高5% 的家庭的收入却约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总体来看，一方面，两年间无论城乡，中间收入阶层的家庭收入都有了较快增长，这将有助于缩小中间阶层与富裕阶层（如最高10%）的收入差距，有利于降低社会总体的不平等程度。但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如最低10%）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收入阶层，其结果是低收入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高收入阶层，这会加剧社会两极的贫富分化。
从全国来看，约有45% 的最低收入家庭、30% 的中低收入家庭、31% 的中高收入家庭和53% 的最高收入家庭其2012 年的相对收入与2010 年保持不变。在这两年之中，家庭相对收入位置保持不变的比例都最高。仔细观察还能发现，最低25% 和最高25% 家庭的收入保持相对不变的比例比其他两组更高，这说明穷人面临着贫困陷阱，而富人阶层也出现固化现象。换句话说，中国的穷人和富人阶层的流动性很小。这些结论在分城乡统计时依然成立。
此外，分城乡来看，农村低收入和中低的收入不平等格局，尤其是富人阶层，呈现出更强的固化倾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城乡家庭收入的构成差异有关。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城镇家庭，而经营性收入受外界影响较大，在不同的年份会有较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比重要低于城镇家庭，也就是说，城镇家庭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城镇家庭收入的相对稳定性。收入家庭其收入改善的比例高于城镇家庭，而与此同时，农村最高收入家庭收入恶化的比例也高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保持相对收入地位的比例比城镇家庭低。总之，农村家庭比城镇家庭呈现出更大的收入变动，城镇的收入不平等格局，尤其是富人阶层，呈现出更强的固化倾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城乡家庭收入的构成差异有关。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城镇家庭，而经营性收入受外界影响较大，在不同的年份会有较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比重要低于城镇家庭，也就是说，城镇家庭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城镇家庭收入的相对稳定性。 2、全国基尼系数略有下降，城乡内部收入分化大
除了收入分位数外，衡量收入不平等还可以使用基尼系数和90/10 比率（90/10 incomeinequality ratio） 等汇总指标。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茨曲线得到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取值范围在0-1 之问，0 表示收入绝对平等，1 表示收入绝对不平等。90/10 比率是指收入排次在90% 的家庭和10% 的家庭的收入水平之比，其体现的是收入两极的差异程度。
表3 展示了2010 年和2012 年全国、城镇、农村的基尼系数和90/10 比率。2012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9，农村为0.50，城镇为0.48。也就是说，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化也非常大。以前的文献大多关注城乡的差别，对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关注不够。从全国看，根据家庭纯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1”）从2010到2012 年略有降低，但分城乡来看，该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变化。90/10 比率显示，2012 年收入排名在全国90% 的家庭的收入是排名在10% 家庭的13 倍，该倍数在农村样本中为12.4 倍，城镇样本中为12.1 倍。无论就全国还是分城乡来看，90/10 比率在这两年间均有所上升，这说明两年间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3 到0.36之间，美国较高，为0.45。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无论是基于CFPS 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还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均已经大大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亚洲国家当中，日本2008 年基尼系数为0.38. 韩国2011 年为0.42，印度2004 年为0.37，都比中国低。相比而言，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较高。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明显低于南非、纳米比亚等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但是已经超过阿根廷，仅略低于巴西。所以总体来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非常高，收入不平等将会是中国必须面对和着手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相比收入不均，两级分化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从90/10 比率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已经大大超过美国。
3、让低收入阶层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
改革三十余年，中国的贫富分化加剧、收入不平等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变化趋势仍存争议。
对收入不平等的走向，我们的分析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一方面是在大的经济增长环境下家庭收入普遍增长，尤其是农村家庭，其收入增长的速度已高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虽依然明显，但已经呈现出正在下降的趋势，这是可喜的现象，这一差距的缩小与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比重的提高的事实是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各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并不一致，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最快，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仍较缓或没有增长。如果低收入阶层不能同等地在经济增长中获益，那么收入差距势必扩大。
这一现象在城镇地区更令人担忧：在普遍收入提高的环境下，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却没有太大的改善。同时，相比农村家庭，城镇的收入不平等格局表现出更强的固化倾向，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上流动的比例和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比例都比农村低，这说明改变收入不平等在城镇更难。据此，我们认为，在如今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城乡差距，还要关注城乡内部各阶层的差距。
事实上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最理想，也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是让低收入阶层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从这个角度看，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缩小贫富差距，中国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完成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作为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通过长期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该报告对当前的民生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探讨，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本刊选登《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的“收入分配”篇，供读者了解当前中国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增长趋势、不平等程度和变化状况，以及影响中国家庭收入及不平等程度的社会机制，也希望为顶层设计者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
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特别供稿。
家庭收入水平与构成的特点
最近20 年，伴随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家庭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1-2011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名义可支配年收入从1700.6 元增长到21809.8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3.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名义年纯收入从708.6 元增长到6977.3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2.1%。而家庭收入水平与构成表现出以下特点：
1、家庭收入地区差异大，工资成为家庭收入最主要来源
2012 年全国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45665元，中位数为32414 元。从收入构成来看，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56.1% ；其次是经营性收入，为26.6%；再次是转移性收入，为12.0% ；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较小。
分地区来看，各地家庭纯收入水平相差很大。上海一枝独秀，当地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84433 元，而平均家庭收入最低的辽宁为41668 元，即平均来说一个上海家庭一年的收入约为辽宁家庭的2 倍。但如果考虑到上海生活成本相对高的话，实际收入的差异会更低一些。从收入构成上来看，各地差异也很大。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礼会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的工作场所逐渐从家庭转向生产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现代组织，如企业或事业单位。所以，在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或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越高，而经营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低。表1 中各地经营性收入的差异正体现了这一规律：上海家庭的经营性收入比重最低，仅为5.5% ；甘肃家庭的比重最高，为32.5%。但从工资性收入上看，各地均已超过50%。
此外，各地家庭转移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差异也很大：上海最高，为24.9%；甘肃最低，为7.5%。转移性收入的多少一方面与各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转移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老年人的养老金，因此它也与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关。上海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另一方面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居前。甘肃在老龄化程度上不及上海严重，社会福利水平也不及上海。因此，反映在数字上，甘肃的转移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会明显低于上海。
我们用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规模得到了人均家庭纯收入——一个与家庭福利水平关系更为密切的指标。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13033 元，中位数为8984 元。分地区来看，各地人均家庭纯收入差异很大。
2、家庭收入城乡差异明显
在城乡家庭纯收入的水平和构成比较上，城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明显高于农村，这反映了城乡在家庭收入水平上仍存在巨大差异。从收入结构上来看，城镇和农村家庭在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上差异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村家庭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却有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低于农村，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高于农村。城乡家庭在经营性收入上的差异反映了城乡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异，而转移性收入的差异反映了城乡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由于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地区的实际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严重，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明显向城市倾斜，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家庭。
按人均家庭纯收入计算，城乡家庭在收入水平和构成上的差异依然明显，城镇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在收入结构上，城乡家庭在工资性收入比重上的差异不大，但农村家庭更多地依赖经营性收入，而城镇家庭的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高。无论分地区还是分城乡来看，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都不高。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1 年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2.7%，农村家庭为2.3%。由此可见，即使在官方统计数据中，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不高。
3、工作单位的性质成为影响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的重要原因
数据进一步表明，家庭成员工作单位的性质影响了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我们将下列性质的单位定义为“体制内”：（1） 政府部门/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军队，（2） 国有/集体事业单位/院/科研院所，（3） 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家中只要有一人在体制内工作，该户家庭即视为有人在体制内工作。
从表2 中我们可以看出，家中是否有人在体制内工作是导致人均工资性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就全国来看，有人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值为14758 元，中位数为10667 元：无人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值为9292 元，中位数为6667 元，由此可见，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工资性收入差异很大。分城乡来看，这种差异在城镇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由此可见，工作单位的性质是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考虑到体制内的工作福利更好的话，这种由工作单位性质的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会更大。这种差距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优秀人才流向私有部门或自主创业的意愿。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报考公务员佐证了这一点。 4、家庭收入结构随收入水平不同而变化
从收入结构来看，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有很大差异。
首先，无论就全国还是分城乡来看，低收入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较低，而经营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较高。在农村，这说明低收入家庭仍依赖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从另一面说明进城务工是农村家庭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在城镇，这可能反映出一些自身能力不足、不能在正式工作单位找到工作的城镇居民要通过小本经营维持家庭生计。
其次，转移性收入的比重在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所占的比重也有明显不同。究其原因，我们将转移性收入进一步细分为3 类：第一类为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第二类为养老金；第三类为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我们从对这三类转移性收入的具体描述中发现，无论就全国还是分城乡来看，政府和社会补助类的转移性收入在低收入家庭所占的比重较高，这说明这些补助和救济是低收入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而养老金的比重在高收入家庭的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在城镇家庭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农村，这说明城镇老人和高收入家庭的老人的养老金更多，社会福利更好，这当中涉及的社会公平问题值得关注。另外，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的比重也在高收入家庭中最高，从中我们推测，可能存在一些家庭通过近些年来的征地或住房拆迁等政府行为迅速致富。
5、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家庭
就全国来看， 家庭收入的均值增长了28%，中位数增长了29%，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3%。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在两年之间增长了26%。我们发现，无论是按总收入还是按人均收入计算，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率均比城镇更快，两年之间农村家庭收入增长了34%-35%，城镇家庭增长了22%。农村收入的快速增长可能与劳动力短缺有关。
在2010-2012 年期间，农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意味着城乡差距缩小，有助于降低整体的收入差距。
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或贫富分化）已处在全球较高水平
虽然近年来中国家庭收入增长很快，但研究表明，家庭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在上世纪80 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Cini coefficient） 仅为0.3 ；到90 年代中期， 该系数达到0.452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2008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近十年来的高峰，约为0.491。据此估计，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或贫富分化）已在全球范围内处在较高水平，且明显高于同等GDP 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
不仅客观指数如此显示，人们的主观感受也是如此。在CFPS2012 年对全国居民的主观态度调查中，贫富差距已经明显超过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房价上涨、就业等社会问题，成为受访者认为的目前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尽管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实现家庭收入的绝对均等，但当收入差异扩大到一定程度，收入的不平等则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如此，收入不平等还会限制教育投入、增加暴力犯罪、危害政治稳定、损害人们健康等等，所以近些年来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非常值得警惕。
1、家庭收入两级分化，阶层固化现象严重
调查发现， 贫富家庭收入水平差异极大，最高收入分位数上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最低收入分位数上家庭的收入水平。以2012 年为例，农村最高5% 收入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高达27000 元，而农村最低5%收人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仅为900 元，两极家庭人均收大水平相差30 倍。在城镇，最高5% 收入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高达42000元，而最低5% 收人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仅为1200元，两极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差35倍。
在社会总收入的分配上，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对全部家庭总收入的占有量也呈现出极大的分化。在社会总收入的分配上，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对全部家庭总收入的占有量也呈现出极大的分化。我们看到，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城乡，在2012 年，收入最低10%的家庭的收入累计只占所有家庭总收入不到1%，而收入最高5% 的家庭的收入却约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总体来看，一方面，两年间无论城乡，中间收入阶层的家庭收入都有了较快增长，这将有助于缩小中间阶层与富裕阶层（如最高10%）的收入差距，有利于降低社会总体的不平等程度。但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如最低10%）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收入阶层，其结果是低收入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高收入阶层，这会加剧社会两极的贫富分化。
从全国来看，约有45% 的最低收入家庭、30% 的中低收入家庭、31% 的中高收入家庭和53% 的最高收入家庭其2012 年的相对收入与2010 年保持不变。在这两年之中，家庭相对收入位置保持不变的比例都最高。仔细观察还能发现，最低25% 和最高25% 家庭的收入保持相对不变的比例比其他两组更高，这说明穷人面临着贫困陷阱，而富人阶层也出现固化现象。换句话说，中国的穷人和富人阶层的流动性很小。这些结论在分城乡统计时依然成立。
此外，分城乡来看，农村低收入和中低的收入不平等格局，尤其是富人阶层，呈现出更强的固化倾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城乡家庭收入的构成差异有关。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城镇家庭，而经营性收入受外界影响较大，在不同的年份会有较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比重要低于城镇家庭，也就是说，城镇家庭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城镇家庭收入的相对稳定性。收入家庭其收入改善的比例高于城镇家庭，而与此同时，农村最高收入家庭收入恶化的比例也高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保持相对收入地位的比例比城镇家庭低。总之，农村家庭比城镇家庭呈现出更大的收入变动，城镇的收入不平等格局，尤其是富人阶层，呈现出更强的固化倾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城乡家庭收入的构成差异有关。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城镇家庭，而经营性收入受外界影响较大，在不同的年份会有较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比重要低于城镇家庭，也就是说，城镇家庭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城镇家庭收入的相对稳定性。 2、全国基尼系数略有下降，城乡内部收入分化大
除了收入分位数外，衡量收入不平等还可以使用基尼系数和90/10 比率（90/10 incomeinequality ratio） 等汇总指标。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茨曲线得到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取值范围在0-1 之问，0 表示收入绝对平等，1 表示收入绝对不平等。90/10 比率是指收入排次在90% 的家庭和10% 的家庭的收入水平之比，其体现的是收入两极的差异程度。
表3 展示了2010 年和2012 年全国、城镇、农村的基尼系数和90/10 比率。2012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9，农村为0.50，城镇为0.48。也就是说，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化也非常大。以前的文献大多关注城乡的差别，对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关注不够。从全国看，根据家庭纯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1”）从2010到2012 年略有降低，但分城乡来看，该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变化。90/10 比率显示，2012 年收入排名在全国90% 的家庭的收入是排名在10% 家庭的13 倍，该倍数在农村样本中为12.4 倍，城镇样本中为12.1 倍。无论就全国还是分城乡来看，90/10 比率在这两年间均有所上升，这说明两年间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3 到0.36之间，美国较高，为0.45。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无论是基于CFPS 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还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均已经大大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亚洲国家当中，日本2008 年基尼系数为0.38. 韩国2011 年为0.42，印度2004 年为0.37，都比中国低。相比而言，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较高。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明显低于南非、纳米比亚等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但是已经超过阿根廷，仅略低于巴西。所以总体来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非常高，收入不平等将会是中国必须面对和着手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相比收入不均，两级分化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从90/10 比率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已经大大超过美国。
3、让低收入阶层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
改革三十余年，中国的贫富分化加剧、收入不平等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变化趋势仍存争议。
对收入不平等的走向，我们的分析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一方面是在大的经济增长环境下家庭收入普遍增长，尤其是农村家庭，其收入增长的速度已高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虽依然明显，但已经呈现出正在下降的趋势，这是可喜的现象，这一差距的缩小与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比重的提高的事实是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各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并不一致，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最快，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仍较缓或没有增长。如果低收入阶层不能同等地在经济增长中获益，那么收入差距势必扩大。
这一现象在城镇地区更令人担忧：在普遍收入提高的环境下，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却没有太大的改善。同时，相比农村家庭，城镇的收入不平等格局表现出更强的固化倾向，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上流动的比例和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比例都比农村低，这说明改变收入不平等在城镇更难。据此，我们认为，在如今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城乡差距，还要关注城乡内部各阶层的差距。
事实上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最理想，也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是让低收入阶层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从这个角度看，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缩小贫富差距，中国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