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写信给周恩来总理，针对国内基础科学长期落后的一些原因提出意见。对此，周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根据，“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他还特意强调：“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完了。”这话说得很重也很耐人寻味，针对的是当时一些同志的作风松懈，对工作如浮云般了无根基，看得见、摸不着，飘飘忽忽难落实，缺少责任心。今日思之，依旧需要拷问责任与担当。
　　何为责任？为何要尽责？尽到责任又如何？梁启超先生一篇文章提出：负责任最苦，尽责任最乐。细细想想“责任”二字的始末，深意大抵在此。有权必有责，有权力的行使必有负责、尽责的艰难。心存敬畏、如履薄冰，夙夜在公、殚精竭虑，待到责任尽完，对使命有所交代，方可以自我告慰，收获甘甜的喜悦。为党担责、为党尽责，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现着我们这支队伍的苦乐观。
　　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这忧不是顾影自怜的小我忧愁，而是家国天下的大我忧责。退休的第三天杨善洲便卷起铺盖上了黄泥沟，在油毛毡棚里一住就是9年，植树造林2.5万多亩染绿荒无人烟的大亮山。谷文昌东山县治风沙时，带着技术员走遍了全岛412个山头，实地探风口、查沙丘，常是满身泥土，连续三年天一下雨就发动群众冒雨出动，先后种植木麻黄8.2万亩，構建起镇风沙、抗怒涛的绿色长龙。有人慨叹：当官不是什么“美差”，权力真是一种“负担”！这恐怕才是“担当”情怀的正解吧。
　　位卑未敢忘忧国。一说权与责，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那是别人的事，是“大官”琢磨的东西。其实不然。1934年，红三军退出湘鄂西苏区后，因为没有电台，中央一直没有掌握他们具体的方位，党史上著名的停止“肃反”运动的“五月来信”无法送出。最终，组织上只能将它用密写药水写在两件衬衫上，交给通讯员小李。他不惧山高路远、重重关卡，一路苦寻，徒步走了两个多月才找到部队，将信交到贺龙手中，从而扭转了红三军的命运。这位“用生命送信”的小李未留下全名，但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那千千万万的“小李”。
　　有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是第一棵木麻黄试种成功时，谷文昌蹲在地上、爱抚树苗露出欣喜的笑容。要知道，在这之前十多个树种、几十万株苗木都没种活，一经风吹沙打便奄奄一息。有了那样一份尽心尽责、百折不回的韧劲，才能真正体会到风雨之后难以言说的成就感与问心无愧。反过来说，责任未尽哪有乐可言？我們的干部队伍里决不可以有“潇洒官”“太平官”，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先不说将受到追究问责，夜深人静之时也难以坦然面对一己良知。
　　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越是尽责后，越有开心颜。正所谓“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乃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把责任与担当铭刻在心，时时勿忘、久久践行，我们定能在群众满意中收获“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