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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些记忆的碎片。拂去碎片上的尘埃，一览真实的底色，然后把这些碎片拼合成一幅比较完整的图案，使之呈现出动人的风景，这就是读史者的工作。不过，每个人捡到的碎片既不一样，拼合的方法也大有差异，所以拼合起来的图案并不相同，呈现的风景自然也各有特点。《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新星出版社2008年12月，264页，定价28元)一书的工作，就是力图拼合一幅名为“亚财政”的历史图案，记忆碎片主要来自清代的朱批奏折、内阁档案、史料笔记、方志谱牒、文集日记、经世文编等可资利用的一手材料。
吴思没说透的“亚财政”
吴思的作品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吴思以“潜规则”、“血酬定律”等概念来解读历史，使人们看到了历史表象后面的真义，因此获得广泛的赞誉。吴思曾经指出“黄仁宇没说透”。的确，吴思看历史比黄仁宇更透彻。但是，吴思是否真的已经把中国历史说透了呢?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提这样的问题，然而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不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并且给出了吴思实际上并没有说透的充足理由。当然，否定别人是容易的，关键是作者在“破”后能否有“立”。让人欣喜的是，这部名为《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的新著，不仅提出了“立”的新见解，而且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为基础，搭建了一个不同于吴思的中国历史解释框架，其大框架叫“李悝模型”，核心则是“亚财政”。
众所周知，吴思影响最大的是提出了“潜规则”的概念。但是《亚财政》的作者洪振快认为吴思并没有说清楚“潜规则”对中国历史影响到底有多大。有权力就有“潜规则”，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所以仅仅指出存在“潜规则”现象，的确不能说避把问题说透了。《亚财政》书中以吴思提到的“代州号草事件”为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山西代州农民在交纳驿站号草事件过程中遭遇“潜规则”：最早的时候官方规定政府出钱向老百姓购买号革，一文钱一斤；接着是官方不再向老百姓付钱，号草白收；再下去是不仅号革白收，而且还得另交“使费” (手续费)，并在称量号草时克扣斤两。这个故事中第一个规则是正式规则，第二、第三个规则是“潜规则”。老百姓对这三种规则有三种态度，用原始材料的说法，分别是“民甚欣悦”、“民习安之”和“拦舆环诉”。这就是说，同样是遭遇“潜规则”，老百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既可能“环诉”，也可能“安之”。显然，在“安之”的情况下， “潜规则”并没有发生影响；只有“潜规则”发展到一定程度，老百姓要“环诉”的时候，社会才出现危机，才产生影响。吴思的解释是到指出存在“潜规则”为止，后面就没有再深入下去了。洪振快认为，如果历史研究到此止步，那么就不能说明“潜规则”对中国历史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吴思其实并没有真正说透。为了更进一步，他认为必须转换思路：不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应该进行定量分析。为此，他提出了“亚财政”的概念。
所谓“亚财政”，指的是非正式财政。“规则”说到底是为了利益。“潜规则”存在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非正当利益。洪振快指出，“潜规则”在历史上的真实内涵其实是一种非正式财政制度，它在历史中的词汇是“陋规”。晃思的“潜规则”概念，其实就是对“陋规”—词进行了字面转化：“陋”即鄙陋，“规”是“规则”，鄙陋的规则，即是“潜规则”。但是，在历史中，“陋规”的“规”主要的不是指“规则”，而是指“规礼”、“规费”，即“规定”的送礼、收费等名目。这些送礼、收费是“规定”的，但它不是国家正式制度，而只是官吏私下里的“规定”。这种“规定”是和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相伴而生的，有时甚至比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正式，因为这涉及官吏的个人利益，他们对此比对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重视。
送礼、收费是有数额的，因此可以量化研究。从这个思路出发，研究它的名色和数额，便可以了解其规模及引发的问题。由于这些送礼、收费并不是国家允许的，它的最终来源是基层官吏在向老百姓征收国家正式赋税(即所谓“明税”)时的巧立名目乱收费(所谓“暗税”)，乱收费加重了社会负担，也搅乱了正常秩序，使社会处于失序状态。这种状态持续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就不稳定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
但是，洪振快在《亚财政》书中并没有停留在这种趋势判断上，他通过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规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博弈模型，他称之为“李悝模型”。“李悝模型”的要点是，按照中国传统农业的经济规律，农民辛勤耕作所得的收获是有限的，除了生存方面的刚性花费，剩余产品极其有限。换句话说，就是税负能力有限，国家向农民征税不能超过这个额度，超过了农民就无法生存，无法生存就要反抗。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恐怕难有确定不疑的标准，洪振快认为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0％。中国历史上的正式制度，税率极少有超过20％的情况，明清时代一般来说不会超过10％，甚至只有5％或连5％都不到。这样的低税率，体现了轻徭薄赋的“仁政”思想，但问题是农民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这里面的诡谲之处，正是因为存在“亚财政”。《亚财政》书中用很生动的历史故事，勾勒了这种非正式财政制度的总体面貌。从对漕运、税关及其他很多例子可以看出， “亚财政”对商民造成的“暗税”负担要超过“明税”负担，有时甚至是“明税”的几倍。这就不难明白，假如国家正式税率是5％或10％的话，“明税”、“暗税”相加的总负担肯定要超过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所决定的税负不能超过20％的标准，这时候老百姓不反抗势所不能。换个意思说，真正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不是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而是非正式财政制度——“亚财政”。所谓的“潜规则”，其实也是通过“亚财政”的规模才对历史产生影响。
中国历史博弈的“局中人”
历史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博弈过程。博弈有三个要素：局中人(player)、局中人的策略(trategy)或者行动，他们在各种策略对局之下的得益。博弈就是有利益关联(包括利益冲突)的局中人运用策略相互影响从而实现各自得益的过程。
局中人是博弈的参与者，也就是博弈的主体。在经济学中，这个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经济人”假设并没有错，但是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基本上是物质利益，而历史和现实中的人，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精神利益的问题。为了追求概念的精确性，本书用“福利最大化”替代“利益最大化”’的习惯用法。由于本书探讨的是中国历史，所以“福利”一词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用法： “利”是物质利益，可以货币化衡量， “福”是精神利益，不能货币化衡量，“最大化”，就是尽可能地获得满足。作为历史的人——博弈的主体，追求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满足，这
吴思没说透的“亚财政”
吴思的作品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吴思以“潜规则”、“血酬定律”等概念来解读历史，使人们看到了历史表象后面的真义，因此获得广泛的赞誉。吴思曾经指出“黄仁宇没说透”。的确，吴思看历史比黄仁宇更透彻。但是，吴思是否真的已经把中国历史说透了呢?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提这样的问题，然而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不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并且给出了吴思实际上并没有说透的充足理由。当然，否定别人是容易的，关键是作者在“破”后能否有“立”。让人欣喜的是，这部名为《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的新著，不仅提出了“立”的新见解，而且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为基础，搭建了一个不同于吴思的中国历史解释框架，其大框架叫“李悝模型”，核心则是“亚财政”。
众所周知，吴思影响最大的是提出了“潜规则”的概念。但是《亚财政》的作者洪振快认为吴思并没有说清楚“潜规则”对中国历史影响到底有多大。有权力就有“潜规则”，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所以仅仅指出存在“潜规则”现象，的确不能说避把问题说透了。《亚财政》书中以吴思提到的“代州号草事件”为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山西代州农民在交纳驿站号草事件过程中遭遇“潜规则”：最早的时候官方规定政府出钱向老百姓购买号革，一文钱一斤；接着是官方不再向老百姓付钱，号草白收；再下去是不仅号革白收，而且还得另交“使费” (手续费)，并在称量号草时克扣斤两。这个故事中第一个规则是正式规则，第二、第三个规则是“潜规则”。老百姓对这三种规则有三种态度，用原始材料的说法，分别是“民甚欣悦”、“民习安之”和“拦舆环诉”。这就是说，同样是遭遇“潜规则”，老百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既可能“环诉”，也可能“安之”。显然，在“安之”的情况下， “潜规则”并没有发生影响；只有“潜规则”发展到一定程度，老百姓要“环诉”的时候，社会才出现危机，才产生影响。吴思的解释是到指出存在“潜规则”为止，后面就没有再深入下去了。洪振快认为，如果历史研究到此止步，那么就不能说明“潜规则”对中国历史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吴思其实并没有真正说透。为了更进一步，他认为必须转换思路：不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应该进行定量分析。为此，他提出了“亚财政”的概念。
所谓“亚财政”，指的是非正式财政。“规则”说到底是为了利益。“潜规则”存在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非正当利益。洪振快指出，“潜规则”在历史上的真实内涵其实是一种非正式财政制度，它在历史中的词汇是“陋规”。晃思的“潜规则”概念，其实就是对“陋规”—词进行了字面转化：“陋”即鄙陋，“规”是“规则”，鄙陋的规则，即是“潜规则”。但是，在历史中，“陋规”的“规”主要的不是指“规则”，而是指“规礼”、“规费”，即“规定”的送礼、收费等名目。这些送礼、收费是“规定”的，但它不是国家正式制度，而只是官吏私下里的“规定”。这种“规定”是和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相伴而生的，有时甚至比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正式，因为这涉及官吏的个人利益，他们对此比对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重视。
送礼、收费是有数额的，因此可以量化研究。从这个思路出发，研究它的名色和数额，便可以了解其规模及引发的问题。由于这些送礼、收费并不是国家允许的，它的最终来源是基层官吏在向老百姓征收国家正式赋税(即所谓“明税”)时的巧立名目乱收费(所谓“暗税”)，乱收费加重了社会负担，也搅乱了正常秩序，使社会处于失序状态。这种状态持续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就不稳定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
但是，洪振快在《亚财政》书中并没有停留在这种趋势判断上，他通过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规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博弈模型，他称之为“李悝模型”。“李悝模型”的要点是，按照中国传统农业的经济规律，农民辛勤耕作所得的收获是有限的，除了生存方面的刚性花费，剩余产品极其有限。换句话说，就是税负能力有限，国家向农民征税不能超过这个额度，超过了农民就无法生存，无法生存就要反抗。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恐怕难有确定不疑的标准，洪振快认为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0％。中国历史上的正式制度，税率极少有超过20％的情况，明清时代一般来说不会超过10％，甚至只有5％或连5％都不到。这样的低税率，体现了轻徭薄赋的“仁政”思想，但问题是农民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这里面的诡谲之处，正是因为存在“亚财政”。《亚财政》书中用很生动的历史故事，勾勒了这种非正式财政制度的总体面貌。从对漕运、税关及其他很多例子可以看出， “亚财政”对商民造成的“暗税”负担要超过“明税”负担，有时甚至是“明税”的几倍。这就不难明白，假如国家正式税率是5％或10％的话，“明税”、“暗税”相加的总负担肯定要超过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所决定的税负不能超过20％的标准，这时候老百姓不反抗势所不能。换个意思说，真正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不是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而是非正式财政制度——“亚财政”。所谓的“潜规则”，其实也是通过“亚财政”的规模才对历史产生影响。
中国历史博弈的“局中人”
历史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博弈过程。博弈有三个要素：局中人(player)、局中人的策略(trategy)或者行动，他们在各种策略对局之下的得益。博弈就是有利益关联(包括利益冲突)的局中人运用策略相互影响从而实现各自得益的过程。
局中人是博弈的参与者，也就是博弈的主体。在经济学中，这个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经济人”假设并没有错，但是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基本上是物质利益，而历史和现实中的人，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精神利益的问题。为了追求概念的精确性，本书用“福利最大化”替代“利益最大化”’的习惯用法。由于本书探讨的是中国历史，所以“福利”一词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用法： “利”是物质利益，可以货币化衡量， “福”是精神利益，不能货币化衡量，“最大化”，就是尽可能地获得满足。作为历史的人——博弈的主体，追求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满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