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志向也很明确，
　　活着就是要把死了的事情拍个“明白”。
　　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一位老华人平时总是拿着义乌出产的仿真手枪来回比划，没想到有一天他却动了真格，用一把真枪对准自己的天灵盖开了枪。当我赶到现场推开门时，老式的录音机里还播放着教堂的钟声……要不是年轻时上过战场，我一定会被吓得灵魂出壳。接下来去殡仪馆办理后事，遇到了一位更不可思议的人。他衣冠楚楚，俨然是一位高盛华尔街投行金融家的派头，见了面，他对我说，相信我，这里比华尔街工作快活多了。此话怎讲？我好奇地问。他说，我高中时就开始在殡仪馆打工，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后来还当上了部门经理，最后，我还是决定辞去工作来殡仪馆当经理。为什么？他说，跟死人打交道多有意思啊。
　　此事顿时让我想到了美国摄影家乔·彼得·威金（Joel Peter Witkin）。90年代初，我在美国求学，那时课堂上的人们热烈地谈论着当代摄影家，当导师问我对威金的作品有何看法时，我的回答很简单，他好像只对棺材里的事感兴趣，同学们都笑了。
　　有的艺术家靠天分创作，有的则是靠经历，威金属于后者。越战验尸官的经历，让他亲历过太多的血肉横飞，见识了太多的断臂残肢，所以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怀疑是他个人内心深处深藏的媒介，我看他的作品犹如透过棺材打开了一条缝，看到的全是不完整，打碎、破坏、冲击、破损、游离、残缺都是他“棺材美学”的组成部分。
　　常听与威金相邻的艺术家们抱怨，他的工作间时不时传来令人恶心的臭味，因为动物肢体的分解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的志向也很明确，活着就是要把死了的事情拍个“明白”。
　　前一段时间，威金的大展来到中国，很多评论家、艺术家都相继捧场，写了这样那样的评论，从美学到神学，从神学到性学，说得天花乱坠，很有一番景象，却鲜有一针见血的。我以为，威金的作品远没有别人吹捧的那般美学高度，即便有，也只有两个字“死亡”。他的遗憾就在于，没能成为战地摄影记者，没有那种枪响了就拼命，枪停了就喝酒的经历，所以他竭尽自己的全力来弥补缺憾，将毫不掩饰的“死”而后生的情感注入了画面之中。他的所有作品无不至始至终贯穿着一个“狠”字。
　　作为一个出道近40年的大摄影家，威金对中国90年代当代摄影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很多摄影家的作品里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威金的影子，他的影展在中国广受欢迎更是不足为奇。同为健在的摄影大师，他跟杰里·尤斯曼是最为痛苦的两位，其作品升值的幅度跟同时期出道的大摄影家相比，相距甚远，好在，他们都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