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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 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 G20峰会结束后的第一次协调人会议作为2016年G20峰会“中国时间”起点的话，那么，2015年12月初就将正式启动中国G20峰会的筹备工作。2016年G20峰会将在杭州举行，作为G20峰会的主办国，中国实际上扮演着 2016 年全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迄今为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已经构建了超过500 位的G20研究学者的全球专家库，成功承办了3届G20智库论坛年会，每年都通过了反映中国价值和诉求的《G20智库共同声明》，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材料，以及与全球思想者智慧交锋和智库博弈的经验。为此，人大重阳希望从自身角度，为中国筹备G20峰会提供以下建议：
筹备底线：避免G20杭州峰会的平庸风险
主办大型国际会议，最大的潜在失败风险在于：会议成果体现的不是主办国的主张，而是其他国家的意志，成了“替人搭台，看人唱戏”，或者造成“会开完就完了，没给后来者留下什么印象”这种平庸的结局。要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就必须尽早着手设计议题，将主办国的意志融入其中，并利用G20机制下的各种场合，提前同各方进行沟通，形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使之成为国际热点话题，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
根据21世纪以来的案例，人大重阳认为，一场出色的领导人峰会至少应达到5个标准：一是创建引领性的机制。一些会议开创了某项根本性的国际或地区治理机制，这些会议的名称也就随着机制的扩展而一再被提起。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典型。二是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一些会议之所以能载入史册，与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有关。比如，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会议在印尼巴厘岛达成了“巴厘一揽子协议”，这是长达12年的多哈回合的早期收获，也是WTO建立18年以来的首份多边贸易协定。三是提出了标志性的目标。例如，2014 年G20 布里斯班会议提出，到2018年G20成员国GDP额外增加2%，从而额外创造2万亿美元财富。当然，这种提法是否合适，值得商榷。但是，就指标本身而言，这是布里斯班峰会的亮点之一。四是采取了关键性的举措。例如，2009年4月，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演变为经济危机的时刻，G20伦敦峰会达成协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 亿美元。这增加了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可信度，事实上维护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在关键时刻拿出关键性的举措，使G20伦敦会议成为里程碑。五是开启了可持续的进程。例如，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上达成的“巴厘路线图”和“巴厘行动计划”，成为后来数年气候变化谈判的标尺。
当下，国际机制爆发式增长，国际会议越来越频繁，参与国际议程的行为体越来越多，这使得有限的、最重要的国际进程被这些冗杂的国际机制所稀释。因此，人大重阳认为，我国举办G20会议应避免出现以下情况。
1.利益分化失控。在内部机制方面，G20更像是一个“G7+12”对话机制，G7内部关系紧密、治理体系完备，而G7之外成员方像是各自与G7对话。最新出现的动向是，墨西哥、印尼、土耳其、韩国和澳大利亚组建成立了“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上述五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或关系紧密的国家。这使得G20有可能分裂为三大部分：G7、金砖国家、MIKTA。虽然这样的“分裂”减少了谈判方的数量，理论上有利于机制的运行，但也有可能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加剧各方的利益分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使G20内部结构隐藏重大风险。
2.议题设置走偏。一个国际会议可以有广泛议题，但议题重点越突出，越能聚焦，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高。一些G7代表国试图将2014年G20峰会聚焦乌克兰事件，“抱摔”普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的APEC峰会清晰地聚焦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主题上，成果就丰富得多。
3.双边关系庞杂。多年以来，G20各国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和欧洲国家都对美国的消极行为表达不满，但由于新兴市场、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庞杂，有些G20峰会的声明及其条款未能得到落实。
建立支持理解中国价值的全球统一战线
笔者认为，中国有实力、有能力提出足以反映全球治理共同诉求的“中国价值”，为世界各国“共同破解发展难题，减少经济风险，实现经济繁荣、金融稳定、贸易发展、就业和民生改善”。但由于目前缺少能够夯实中国号召力的全球思想统一战线，导致不少“中国价值”即使从根本上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不会自动成为被全世界公认的“全球价值”，进而抑制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究其原因，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尚未组建多层次国际合作网络。“全球价值统一战线”具有政府、国际组织和智库等民间机构三个层次。除了在政府层面有金砖国家机制协调立场外，中国在其他两个层次都没有形成严密的、有组织的合作网络。在国际组织层面，中国并不是一些对G20议程和规则制定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成员，例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另外，还有一些组织，如国际商会，中国虽加入但参与程度不够，这都限制了中国影响力的发挥。在智库层面，由于受到资金、审批等种种限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相当欠缺。而这种合作是传播中国价值、影响G20进程的重要工具。
第二，缺乏政府和智库的对接机制。中国的智库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和智库的关系大多是松散的咨询关系，没有建立体系化的合作机制。美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谈判时，除了相关政府官员，还有智库的各个领域技术专家（如法律专家、环境专家等）加盟，甚至还有大企业的代表，类似一个“联合舰队”。当谈论到具体条款细节时，美方的相关专家即上前解释并参与辩论，而中方的谈判代表由于缺乏相关的技术支持，非常被动。因此，从国际谈判的角度出发，中国急需探索建立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合作机制。
第三，设置全球议程的频度不高。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参与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交流的频度都不高，主动发起的G20相关国际会议也不够，这导致了中国设置全球议程的能力不足。中国应该从政府、民间多个层次主动参与国际舞台的博弈，增加自身设置全球议程的能力。
凝聚国际合力，让“中国价值”全球化
由于经济、文化和具体利益诉求上的差异，有些国家会对是否应该接受“中国价值”存在疑虑，当中国独自传播这些“中国价值”时，不仅势单力孤，而且可能被某些外国媒体冠以意识形态宣传的帽子，使得中国自身的传播缺乏效力。而且，一些国家出于对全球话语权的争夺，即使中国的主张是正确的，也予以反对，阻挠“中国价值”的传播。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立体化的全球G20合作网络，放大“友华”的外国声音。在政府层面，通过金砖国家峰会协调新兴经济体的立场；借助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和中欧战略对话，与美、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磋商和沟通。中国应通过自身独特优势在大国之间，以及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搭建合作共赢的桥梁。在国际组织层面，中国应加强与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等G20重要支持组织的合作，为中国举办G20峰会提供规则和标准支持。同时，重视对国际商会等相关组织的参与，扩大中国声音的影响力。在智库层面，鼓励国内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与国外智库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向官方反馈相关国际声音，让全球对中国不存在偏见的外国智库学者更多地发声。这些智库专家和合作网络可以为中国成功筹办2016年G20峰会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建立政府与智库的对接机制，营造国际民意。中国应该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建立政府与智库的对接机制。鼓励政府执行部门与相关智库建立长效合作模式，为每个谈判代表团配备相关的智库专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打造中国的“联合舰队”，在适当的时机由民间智库营造“国际民意”。
第三，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更多地召开与G20相关的国际会议。国际会议是设置全球议程的重要途径。未来一年，要承办如此之多高标准的国际会议，仅凭政府机构的力量恐怕不够，智库、民间组织可以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更多地选择有经验和实力的智库，作为民间的G20筹备小组，融入到总体规划中。根据其优势，确定不同的职责分工，例如会议方案的设置，甚至承办分论坛等，发挥政府与智库的合力，彰显中国的自信和“中国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rdcy2013）
筹备底线：避免G20杭州峰会的平庸风险
主办大型国际会议，最大的潜在失败风险在于：会议成果体现的不是主办国的主张，而是其他国家的意志，成了“替人搭台，看人唱戏”，或者造成“会开完就完了，没给后来者留下什么印象”这种平庸的结局。要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就必须尽早着手设计议题，将主办国的意志融入其中，并利用G20机制下的各种场合，提前同各方进行沟通，形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使之成为国际热点话题，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
根据21世纪以来的案例，人大重阳认为，一场出色的领导人峰会至少应达到5个标准：一是创建引领性的机制。一些会议开创了某项根本性的国际或地区治理机制，这些会议的名称也就随着机制的扩展而一再被提起。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典型。二是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一些会议之所以能载入史册，与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有关。比如，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会议在印尼巴厘岛达成了“巴厘一揽子协议”，这是长达12年的多哈回合的早期收获，也是WTO建立18年以来的首份多边贸易协定。三是提出了标志性的目标。例如，2014 年G20 布里斯班会议提出，到2018年G20成员国GDP额外增加2%，从而额外创造2万亿美元财富。当然，这种提法是否合适，值得商榷。但是，就指标本身而言，这是布里斯班峰会的亮点之一。四是采取了关键性的举措。例如，2009年4月，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演变为经济危机的时刻，G20伦敦峰会达成协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 亿美元。这增加了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可信度，事实上维护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在关键时刻拿出关键性的举措，使G20伦敦会议成为里程碑。五是开启了可持续的进程。例如，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上达成的“巴厘路线图”和“巴厘行动计划”，成为后来数年气候变化谈判的标尺。
当下，国际机制爆发式增长，国际会议越来越频繁，参与国际议程的行为体越来越多，这使得有限的、最重要的国际进程被这些冗杂的国际机制所稀释。因此，人大重阳认为，我国举办G20会议应避免出现以下情况。
1.利益分化失控。在内部机制方面，G20更像是一个“G7+12”对话机制，G7内部关系紧密、治理体系完备，而G7之外成员方像是各自与G7对话。最新出现的动向是，墨西哥、印尼、土耳其、韩国和澳大利亚组建成立了“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上述五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或关系紧密的国家。这使得G20有可能分裂为三大部分：G7、金砖国家、MIKTA。虽然这样的“分裂”减少了谈判方的数量，理论上有利于机制的运行，但也有可能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加剧各方的利益分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使G20内部结构隐藏重大风险。
2.议题设置走偏。一个国际会议可以有广泛议题，但议题重点越突出，越能聚焦，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高。一些G7代表国试图将2014年G20峰会聚焦乌克兰事件，“抱摔”普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的APEC峰会清晰地聚焦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主题上，成果就丰富得多。
3.双边关系庞杂。多年以来，G20各国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和欧洲国家都对美国的消极行为表达不满，但由于新兴市场、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庞杂，有些G20峰会的声明及其条款未能得到落实。
建立支持理解中国价值的全球统一战线
笔者认为，中国有实力、有能力提出足以反映全球治理共同诉求的“中国价值”，为世界各国“共同破解发展难题，减少经济风险，实现经济繁荣、金融稳定、贸易发展、就业和民生改善”。但由于目前缺少能够夯实中国号召力的全球思想统一战线，导致不少“中国价值”即使从根本上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不会自动成为被全世界公认的“全球价值”，进而抑制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究其原因，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尚未组建多层次国际合作网络。“全球价值统一战线”具有政府、国际组织和智库等民间机构三个层次。除了在政府层面有金砖国家机制协调立场外，中国在其他两个层次都没有形成严密的、有组织的合作网络。在国际组织层面，中国并不是一些对G20议程和规则制定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成员，例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另外，还有一些组织，如国际商会，中国虽加入但参与程度不够，这都限制了中国影响力的发挥。在智库层面，由于受到资金、审批等种种限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相当欠缺。而这种合作是传播中国价值、影响G20进程的重要工具。
第二，缺乏政府和智库的对接机制。中国的智库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和智库的关系大多是松散的咨询关系，没有建立体系化的合作机制。美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谈判时，除了相关政府官员，还有智库的各个领域技术专家（如法律专家、环境专家等）加盟，甚至还有大企业的代表，类似一个“联合舰队”。当谈论到具体条款细节时，美方的相关专家即上前解释并参与辩论，而中方的谈判代表由于缺乏相关的技术支持，非常被动。因此，从国际谈判的角度出发，中国急需探索建立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合作机制。
第三，设置全球议程的频度不高。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参与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交流的频度都不高，主动发起的G20相关国际会议也不够，这导致了中国设置全球议程的能力不足。中国应该从政府、民间多个层次主动参与国际舞台的博弈，增加自身设置全球议程的能力。
凝聚国际合力，让“中国价值”全球化
由于经济、文化和具体利益诉求上的差异，有些国家会对是否应该接受“中国价值”存在疑虑，当中国独自传播这些“中国价值”时，不仅势单力孤，而且可能被某些外国媒体冠以意识形态宣传的帽子，使得中国自身的传播缺乏效力。而且，一些国家出于对全球话语权的争夺，即使中国的主张是正确的，也予以反对，阻挠“中国价值”的传播。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立体化的全球G20合作网络，放大“友华”的外国声音。在政府层面，通过金砖国家峰会协调新兴经济体的立场；借助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和中欧战略对话，与美、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磋商和沟通。中国应通过自身独特优势在大国之间，以及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搭建合作共赢的桥梁。在国际组织层面，中国应加强与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等G20重要支持组织的合作，为中国举办G20峰会提供规则和标准支持。同时，重视对国际商会等相关组织的参与，扩大中国声音的影响力。在智库层面，鼓励国内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与国外智库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向官方反馈相关国际声音，让全球对中国不存在偏见的外国智库学者更多地发声。这些智库专家和合作网络可以为中国成功筹办2016年G20峰会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建立政府与智库的对接机制，营造国际民意。中国应该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建立政府与智库的对接机制。鼓励政府执行部门与相关智库建立长效合作模式，为每个谈判代表团配备相关的智库专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打造中国的“联合舰队”，在适当的时机由民间智库营造“国际民意”。
第三，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更多地召开与G20相关的国际会议。国际会议是设置全球议程的重要途径。未来一年，要承办如此之多高标准的国际会议，仅凭政府机构的力量恐怕不够，智库、民间组织可以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更多地选择有经验和实力的智库，作为民间的G20筹备小组，融入到总体规划中。根据其优势，确定不同的职责分工，例如会议方案的设置，甚至承办分论坛等，发挥政府与智库的合力，彰显中国的自信和“中国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