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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作家以与传统断裂的姿态立于文坛，其实他们叛逆文学秩序的姿态，欲望化的自由书写，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小说美学的自觉追求等方面与“魏晋风度”时期的狂狷任诞、摇荡性情、越名任心、文的自觉等审美特质有着精神命脉的契合与绵延性。
关键词：魏晋风度；新生代；精神命脉；契合；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5-0128-05
一论及新生代作家，我们会油然地想到他们的反传统。尤其是1998年那一次名为《断裂：一份问卷》的喧嚣事件，似乎更明晰地呈示了他们与传统决绝断裂的“异端”姿态。他们宣称是“与传统天然脱节”、“基本上是自我塑造”的一代。〔1〕然而传统是一个“延传变体链”：“作为时间链，传统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统变体。这些变体之间的联系在于他们共同的主题，在于其表现什么和偏离什么的相近性，在于他们同出一源。”〔2〕(P71)基于此，只要我们检视新生代作家——文学姿态的宣示，话语主题的表达，叙事策略的追求，就会发觉他们似乎与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度”同出一源。新生代作家以叛逆文学秩序的姿态、欲望化的书写、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小说艺术美学的开掘等诸多质素勾连起了狂狷任诞、摇荡性情、越名任心，文的自觉等“魏晋风度”的审美特质。冲破时间迢遥的悬隔，悠远的魏晋清音在中国当代文坛发出了一次激越的变体回响。
一、狂狷任诞：文学秩序的狂野叛逆
“狂狷与任诞”，是对魏晋士人的行为方式最精当的表述了。专记汉末魏晋人物言行的《世说新语》中即有《任诞》篇。可以说，“任诞”于当时是一种盛行亦典型的士人作派，也是所谓魏晋风度的一种时代性标帜。如葛洪在《抱扑子·疾谬》中记载：“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拔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他们裸裎醉饮，或傲世抗俗，或服食行散，或扪虱而谈，或好乐喜啸……种种率性而为，近乎荒诞的行为，在魏晋时代的特定的文化语境里，具有深厚的内涵，那就是“违时绝俗”，即以狂傲放荡的叛逆姿态，蔑视一切外在的律令，礼法、旧俗，成规。“要求彻底摆脱外在的标准、规范和束缚，以获取把握所谓真正的自我，便成了魏晋以来一种自觉意识。”〔3〕(P182)
这种对自我第一的肯定，对外在标准的卑视，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狂狷、叛逆的一脉,成就了中国文人宝贵的批判精神，并为后来的历代文人所继承。通观漫长的文学史，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叛也可谓寻常事（比如五四一代），尽管这种反叛精神在不同时代所显现的话语意义、精神指归和表达方式不同，但总会在相应的时代情境里被激活，并产生新的色泽。“传统架构解体以后并不蕴涵着每一传统的思想与价值便同时失去了理智上的价值。一些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虽然因原有架构而成了游离分子，这些游离分子有的失去了内在的活力，但有的却有与西方传入的思想与价值产生新的整合可能。”〔4〕(159)正是在我们这个后现代色彩越来越浓的时代，这种叛逆精神作为在本民族历史上的游离分子，与消解一切理性权威，无中心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进行整合，再一次被激活了。作为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大都受过大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理当非常熟悉。比如李冯就偏嗜对古典文本的戏拟，毕飞宇对具有反叛精神的小说《水浒》十分喜爱，“施耐庵为什么写《水浒》,书里头人的生存又何以演化为当下的人的生存,人们为什么对与自己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津津乐道,这一切都很有意味,很有意思”。〔5〕(P126)在1990年代文学秩序中，新生代作家正是这样一群继承了历史上魏晋风度的狂狷、叛逆的精神命脉，同时有具有后现代状况的狂野叛逆者。
他们宣称要与现存秩序划清界限，号称与其彻底断裂：“我们”则是崛起的新一代，是与现有秩序格格不入的一代，是弑父的一代，因而必须作出选择：我们现在到了一个这样的关口：是接受现有的文学秩序成为其中的一环，还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地革命和创新？而现有文坛“腐败透顶”，这意味着二者之间毫无调和的可能：“我们不想被秩序改造，不想做‘场面上’的人。”〔6〕他们似乎要故意激怒整个文坛，如在《断裂：一份问卷》的调查中，韩东不仅彻底否定了在他之前的作家包括八十年代作家（“当代汉语作家作为一群体毫无自夸和傲慢的理由”）。此外，对茅盾、鲁迅两大文学奖，对《读书》《小说月报》等两大名刊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应该说，对凝滞的文学秩序，他们特意发出某种略显狂野和激烈的声音，与“现存”分庭抗礼，以凸显自己独异存在的姿影，有其合理之处，亦有必要。但问题在于，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市场君临一切的时代，因而反叛往往会成为商品市场策划中的广告行为，这不能不显示出新生代作家初入文场时以期进行话语突围表演的性质，难免有几许浮躁和偏激。正如余英时评价魏晋名士所云：“所谓个体自觉者，即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而不与其他个体相同，并处处表现其一独特之所在，以期为人所认识之义也。”〔7〕(P270)
二、摇荡性情：欲望书写的自由穿行
魏晋以来，士人普遍看重性命问题。如王弼提出了“万物以自然为性的命题”，并解释“自然”为“物性自得”，此“万物”当然包括作为“三才”之一的人，因此他又将“性命”界定为“自然之性”，强调人性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对此要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嵇康与阮籍更是推崇自然人性，如嵇康认为：“马不毁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则人之真性无为，正当自然，耽此礼为矣。”所谓人的“真性”，就是“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此必须之理”。（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嵇、阮认为礼法名教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人性发展进入了不合乎自然的状态，而为了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就必须“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的性命观也认为，事物各有天性所受，既不可逃，也不可加，此之曰“物各有性，性各有极”。人亦如此，因禀受自然之气而形成的“性分”，为“真性”或曰“自性”。郭象在强调要保持事物的自足本性的同时，又提出对事物要尽其所能，这当然包括人在内。上述这种自然性命观，对于魏晋文人主体意识和人格理想的形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日常生活行为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个体、自然、性情、欲望等等一直为伦常所看管的东西，开始成为社会意识凝注和追逐的中心。“妇人当以色为主”（荀粲）、“人性以从欲为欢”（嵇康）、“为欲尽一生之欢”（《列子》）等等，便构成了一种时代风尚。这种个体之情的张扬，生命之欲的释放，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西曲》、《吴歌》与“伎乐”及后来宫体诗等情欲话语的流行。
“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士人对自然人性的呼唤，对自我欲望的坦然表露，如磁石般吸引着后世的文人，最典型者如郁达夫，正是通过对自我欲望的大胆表露，消解知识、金钱、名誉等所指代的异在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价值枷锁，发出了对自然人性的呼唤。这里，我们不能说，新生代集约式地对欲望的书写，直接效法于魏晋时代的士人。但从新生代作家对情欲书写的偏爱，对古代情欲小说的推崇，我们能发现他们与魏晋士人在对自然之性的共同偏重上，有着一种绵延不息的精神契合气息，如刁斗就说：“我认为情欲这个东西对于人来讲，它的作用巨大，我不敢说是第一巨大的，但‘食色性也’这话在我这里是非常正确的。”〔5〕(P335)还有王彪对《金瓶梅》很推崇，发表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说：“《金瓶梅》就是这样一种粗野与细密融为一体的文本。所以我觉得性描写对《金瓶梅》确实是极有价值的，体现了人物的内涵，即使写得粗一点，也是文本的特征使然。”〔5〕(P544)
历史会不会惊人重现？不用我特别指出，大家都知道，欲望在我们这个国度，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是一个闻之色变的词。有关欲望被扼杀、被扭曲的历史似乎很长。远的姑且不论，就说近半个世纪以来，清教徒式的政治生活，将一代又一代人锻造成了似乎不沾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正人君子。而当代文学虽然在1980年代就开始召唤“欲望”的归来，性的觉醒,但绝大多数文学作品让欲望、性隐喻承载着太多的文化与社会价值，没有直指人的自然本性。如在寻根小说那里，人的本能欲望被看成是对现存生命状态的反思或反判；“先锋小说”那里，欲望则昭示着对它的压抑构成了人的全部生存现状；而在新写实小说里，欲望的实现被置换成了人际生存状态的良性实现。到了新生代作家那里，他们对欲望的书写不带任何价值拷问的目的论，将欲望恢复成人的生命自然原生性。我们阅读刁斗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延续》，张NB335的《情幻》，林白的《致命的飞翔》，韩东的《障碍》，朱文的《我爱美元》，海男《我的情人们》，卫慧的《上海宝贝》……等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有着为欲望正名的冲动，因为在漫长的文化史上，对欲望的压抑以及由此造成对人的压抑的确是人存在历史的一个耻辱。消除这种耻辱，恢复欲望作为人性之属的本来面目，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不无亵渎性的解构，这与魏晋士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性以从欲而欢”在话语方式上何其相似也！传统是割不断逃不出的历史过程，“民族文化的外壳，它的器物层面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层面可以改革，但是文化心理层面不会轻易发生质变。”〔8〕(P71)新生代作家在欲望的大胆书写上无疑有着魏晋风度的精神印痕。
魏晋风度中对自然人性、情感原欲的肯定，固然与当时的高门大族、统治集团腐朽没落有关，但总体上它跟一般的感性享乐、情欲放纵行为还有所区别，它并不是纯然的生物本能的低级欲求，而是自觉的生存价值选择，一种具有特定文化背景和理性内涵的思想观念。由此，较之新生代作家的欲望书写，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性的还原的目的是为了使性这种欲望在人身上复活，并使人成为存在主体；中性的还原并不等于欲望平面化甚至无意义化，这正是当下部分新生代作家欲望书写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
三、越名任心：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论魏晋风度，不能不谈魏晋玄学。所谓玄学，并非意指神秘莫测的玄虚之学，它实际上是一门直窥人生本体的极有情致的“学问”。它的中心话语为本末、有无，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依据问题。如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王弼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以及“以无为体”、“以有为用”的“本无未有”的本体论。由于它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人格价值方面的问题，隐含着人性这一主题，因而促进了当时人性的进一步觉醒以及主体价值的确认。尤其是庄子学说价值被发现，使得庄子哲学中不受世俗羁绊、追求精神绝对自由，超越现实存在、保持个人独特品格等内容，影响了一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对其时的文学从主体精神到创作风格都留下了深刻印记，文学注重“越名任心”，走进了个体生命体验中。从“建安七子”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表现社会现实，关注人生存的境况，成了魏晋文学的中心主题，使得文学不再单纯是“厚人伦、美教化”的伦理工具，而走向个人精神领域的深处，吟唱人生命运之悲欢离合。其时的文学，从《古诗十九首》开始，到建安诗歌，经正始、太康诗歌，以及玄言诗、山水诗，直到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无不充满着生命价值实现的渴望，以及对世道荒谬、人生无常、欢寡愁殷的苍凉感慨。这种走进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学，借用刘小枫的观点概括，则是一种“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而所谓“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和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立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9〕(P6)。
检思新生代作家的作品，笔者以为新生代作家之所以新，不是完全依恃出生时间刻度去命定，而最有效合法的依据正是在于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符合自然人性的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它使当代文学逐渐摆脱了政治、社会、文化和主流意识的外在束缚，而彻底回归了文学最初的本真存在，以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把人还原到本体自我的状态，只听从自我意识和内在心灵呼唤，而不再受制各种外在观念。在“新生代”小说中，一切宏大的叙事和意义都消解了，一个真实、独立的个体自我却站立起来了。例如毕飞宇的《青衣》发掘了人性和人心中最柔弱、最敏感的律动；他的《马家父子》、《手指与枪》《男人还剩下什么》等篇什中，写尽了个体生命一种失败、颓丧和因如此失败、颓丧而产生的生存“离心”状态；他的《雨天的棉花糖》则朴实却揪心地叙述了一个个体生命与现实、文化、习俗家庭等方面的荒诞错位，揭示了主人公人性变异，生命扭曲的悲剧命运的深层内涵。东西的《耳光响亮》在咀嚼生活的苦涩中，发掘出生命内在的繁复本质，揭示个体青春在那个特定年代，心灵成长的沧桑和无奈。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农村弟弟》等以一种疼痛的写作方式，悲悯地逼视底层生命个体的生存本相。张NB335的《校园情结》以对知识分子“意淫”心理经验的表现，表达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痛楚。邱华栋的《白昼的躁动》、《环境戏剧人》，何顿的《欲望动物》、《无所谓》等小说对于现代都市个体的欲望化生存现实，予以了新鲜而富有开拓性的凝注。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禁中守望》、《私人生活》，以近乎“梦呓”式的内心独白话语对女性私人隐秘体验进行了大胆的挖掘和表现。海男的《蝴蝶怎样变成标本》则为一个孤零零的女人在无奈状态下发出了心灵的颤音。林白在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以自传式的叙述，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一个女人成长历程中个别的、个人的铭心刻骨的记忆。 由此而言，新生代作家文本对个体经验的注塑在当代文学中已臻极至，这种个体经验“一方面对于公众体验来说是全新的、陌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我们的既有文学传统的封闭格局的一种打破和拓展，他们使人类的一切‘经验’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学的领地”〔10〕(P98)。
观乎魏晋文学和新生代小说，前者以洋洋清绮注重对个体生命的体验，写就了文学史上迷人的篇章，后者亦以弃绝“共名”和宏大叙事的自由伦理个体叙事，确证自己在当代文坛的意义。这里有意思的是，当大多数新生代作家宣示他们自己是传统崩溃、自我塑造的一代时，也许让他们未曾思量过的是，他们的写作趣向早已被魏晋时期的先辈在历史深处悬起了标帜。传统在这里悄然对接。这正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依然需要某种对文化价值传统的内在归依，否则便无以言说”〔11〕(P753)。当然我们在发掘新生代小说与魏晋风度那个时期的文学有着不绝如缕的精神气息相通的同时，不能人为地抹平差异，而否认新生代小说的独具的现代性。魏晋文学的“越名任心”——回归个体生命体验，是那个时代现实的镜像生成：动荡变乱残酷黑暗的现实让人朝不保夕，名教崩毁伦理失序的社会令人迷茫绝望，外在信念和人生目标失落，个体企望有所作为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于是对生存境遇的忧患和生命意义的怅惘，追求个体内心精神超越，便成了文学话语的主要表现内容，一种深刻的悲哀、空前的孤独和绝对的绝望亦笼罩着文学的天空。质言之，那个时代的文学虽走进了个体生命的体验，但仍然是拘囿粘滞于外部现实，缺乏更深层的穿透性和人类命题。而新生代有些作家虽同样依倚于当下经验的在场，但在坚固的现实根基下走向了某种穿透和超越，呈现出面向乌托邦存在之途的个人化反思与对人类个体生存意义的终极探询。最典型的如毕飞宇的作品（《雨天的棉花糖》）就深刻地指涉着人类生存本身不由自主的悲剧性状况，社会强大的文化价值规范总是强行地校正个体的生活理想，在个人的愿望与冷酷的现实之间，个体生存状况被无情地扭曲。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小说看成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本体论思考，是一个具有人类普适性的命题。
四、文的自觉：小说美学的掘进突破
鲁迅先生说过，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指文学本身的地位在魏晋之际得到了突出和拔高，文学本体自觉意识更为强烈，伦理教化的功能得到了稀释淡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思想环节上，即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和陆机的“诗缘情”。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提出，把文学的重心从外向性的伦理意志和事功理想层面，拉回到了内向性的个体才性和情感气质领域，为文学的审美化过程打开了通道，标志着文学审美意识的真正觉醒。陆机的“诗缘情而绮糜”，要求诗歌创作要抒情写意，自觉追求词采声色等形式美，主张好作品“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罗根泽说正是这种对形式美的追求，表明“魏晋以至六朝才是纯文学的时代呢”〔12〕(P154)。
这种注重个体才性和情感气质对文学作品的投射与对文学作品形式美的追求，使魏晋之际的文艺美学思想，充满了标新立异和个性色彩，其不拘泥传统、无所拘忌的创造意识和独立品格，使文艺美学有了一种历史性的开掘和突破。号称与传统断裂的新生代作家们又何尝不是在实践魏晋先人的这类识见呢！正如新生代批评家宋明炜所概括的：“他们正处身于一个强调个性化和个人立场的文学空间，这使他们似乎天生就对各种‘共名’和主流式话语具有免疫力，即使在创作之初，他们便大都已在自觉追求显明的个人化风格，这不仅体现在题材方面他们都把笔触限制在具体的、为自己熟悉的个体感知范围以内。更为主要的是，他们还都倚侍个性化的生存感受，力求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作家是以各自迥然有异的对个体经验进行描述、反省和想象，在当前构成了某种类似于‘狂欢节’式的众声喧哗的文坛景观。”〔13〕所论极是恰切，大多数新生代作家已展露各自个人化风格，比如东西的喜剧化、陈染的理性化、林白的散文化、李洱的机智，王彪的沉静、李大卫和鲁羊的精致等等，已为文坛所熟识。
还有，如果把新生代作家置于当代文学流变的总体宗谱图来裁量，我们会发现，他们既承续当代文学的传统，又不拘泥于此，力求自己的独立品格。如他们首先承续了并保持了先锋小说的前卫姿态，坚持叙述技术优先的原则，又与新写实小说体现一定的叠合性，即表现为对当下经验的书写姿态。在汲取两者的资源后，他们的小说既有别于先锋小说的“语言就是一切，形式就是本体”的形式主义偏至，又有别于新写实小说不屈的“零度立场”。因此，新生代作家在强大叙述技术的支撑下，对当下经验有新的整合能力，在对当下经验的话语表现中，有着意义图式和美学图式的表达追求。他们是一群十分自觉的写作者。
探询今天的新生代作家与“魏晋风度”有着类似沦肌夹髓的精神血脉的联系，不是说新生代作家就是魏晋风度的“当代版”，而是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厚的思想资源和人文智慧，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开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之维。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是与过去与现在的不断遭遇、相撞，冲突、融合之中产生的种种可能性或可能世界，是我们所理解的未来。正因为这样，在今天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一味追“新”求“后”的时候，我们不妨抽身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依据，毕竟依仗西方文化来证明自身独特的价值，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我角色和认同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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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明炜.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J］.上海文学,1999(9).
〔责任编辑： 燕 妮〕
关键词：魏晋风度；新生代；精神命脉；契合；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5-0128-05
一论及新生代作家，我们会油然地想到他们的反传统。尤其是1998年那一次名为《断裂：一份问卷》的喧嚣事件，似乎更明晰地呈示了他们与传统决绝断裂的“异端”姿态。他们宣称是“与传统天然脱节”、“基本上是自我塑造”的一代。〔1〕然而传统是一个“延传变体链”：“作为时间链，传统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统变体。这些变体之间的联系在于他们共同的主题，在于其表现什么和偏离什么的相近性，在于他们同出一源。”〔2〕(P71)基于此，只要我们检视新生代作家——文学姿态的宣示，话语主题的表达，叙事策略的追求，就会发觉他们似乎与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度”同出一源。新生代作家以叛逆文学秩序的姿态、欲望化的书写、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小说艺术美学的开掘等诸多质素勾连起了狂狷任诞、摇荡性情、越名任心，文的自觉等“魏晋风度”的审美特质。冲破时间迢遥的悬隔，悠远的魏晋清音在中国当代文坛发出了一次激越的变体回响。
一、狂狷任诞：文学秩序的狂野叛逆
“狂狷与任诞”，是对魏晋士人的行为方式最精当的表述了。专记汉末魏晋人物言行的《世说新语》中即有《任诞》篇。可以说，“任诞”于当时是一种盛行亦典型的士人作派，也是所谓魏晋风度的一种时代性标帜。如葛洪在《抱扑子·疾谬》中记载：“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拔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他们裸裎醉饮，或傲世抗俗，或服食行散，或扪虱而谈，或好乐喜啸……种种率性而为，近乎荒诞的行为，在魏晋时代的特定的文化语境里，具有深厚的内涵，那就是“违时绝俗”，即以狂傲放荡的叛逆姿态，蔑视一切外在的律令，礼法、旧俗，成规。“要求彻底摆脱外在的标准、规范和束缚，以获取把握所谓真正的自我，便成了魏晋以来一种自觉意识。”〔3〕(P182)
这种对自我第一的肯定，对外在标准的卑视，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狂狷、叛逆的一脉,成就了中国文人宝贵的批判精神，并为后来的历代文人所继承。通观漫长的文学史，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叛也可谓寻常事（比如五四一代），尽管这种反叛精神在不同时代所显现的话语意义、精神指归和表达方式不同，但总会在相应的时代情境里被激活，并产生新的色泽。“传统架构解体以后并不蕴涵着每一传统的思想与价值便同时失去了理智上的价值。一些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虽然因原有架构而成了游离分子，这些游离分子有的失去了内在的活力，但有的却有与西方传入的思想与价值产生新的整合可能。”〔4〕(159)正是在我们这个后现代色彩越来越浓的时代，这种叛逆精神作为在本民族历史上的游离分子，与消解一切理性权威，无中心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进行整合，再一次被激活了。作为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大都受过大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理当非常熟悉。比如李冯就偏嗜对古典文本的戏拟，毕飞宇对具有反叛精神的小说《水浒》十分喜爱，“施耐庵为什么写《水浒》,书里头人的生存又何以演化为当下的人的生存,人们为什么对与自己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津津乐道,这一切都很有意味,很有意思”。〔5〕(P126)在1990年代文学秩序中，新生代作家正是这样一群继承了历史上魏晋风度的狂狷、叛逆的精神命脉，同时有具有后现代状况的狂野叛逆者。
他们宣称要与现存秩序划清界限，号称与其彻底断裂：“我们”则是崛起的新一代，是与现有秩序格格不入的一代，是弑父的一代，因而必须作出选择：我们现在到了一个这样的关口：是接受现有的文学秩序成为其中的一环，还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地革命和创新？而现有文坛“腐败透顶”，这意味着二者之间毫无调和的可能：“我们不想被秩序改造，不想做‘场面上’的人。”〔6〕他们似乎要故意激怒整个文坛，如在《断裂：一份问卷》的调查中，韩东不仅彻底否定了在他之前的作家包括八十年代作家（“当代汉语作家作为一群体毫无自夸和傲慢的理由”）。此外，对茅盾、鲁迅两大文学奖，对《读书》《小说月报》等两大名刊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应该说，对凝滞的文学秩序，他们特意发出某种略显狂野和激烈的声音，与“现存”分庭抗礼，以凸显自己独异存在的姿影，有其合理之处，亦有必要。但问题在于，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市场君临一切的时代，因而反叛往往会成为商品市场策划中的广告行为，这不能不显示出新生代作家初入文场时以期进行话语突围表演的性质，难免有几许浮躁和偏激。正如余英时评价魏晋名士所云：“所谓个体自觉者，即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而不与其他个体相同，并处处表现其一独特之所在，以期为人所认识之义也。”〔7〕(P270)
二、摇荡性情：欲望书写的自由穿行
魏晋以来，士人普遍看重性命问题。如王弼提出了“万物以自然为性的命题”，并解释“自然”为“物性自得”，此“万物”当然包括作为“三才”之一的人，因此他又将“性命”界定为“自然之性”，强调人性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对此要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嵇康与阮籍更是推崇自然人性，如嵇康认为：“马不毁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则人之真性无为，正当自然，耽此礼为矣。”所谓人的“真性”，就是“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此必须之理”。（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嵇、阮认为礼法名教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人性发展进入了不合乎自然的状态，而为了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就必须“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的性命观也认为，事物各有天性所受，既不可逃，也不可加，此之曰“物各有性，性各有极”。人亦如此，因禀受自然之气而形成的“性分”，为“真性”或曰“自性”。郭象在强调要保持事物的自足本性的同时，又提出对事物要尽其所能，这当然包括人在内。上述这种自然性命观，对于魏晋文人主体意识和人格理想的形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日常生活行为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个体、自然、性情、欲望等等一直为伦常所看管的东西，开始成为社会意识凝注和追逐的中心。“妇人当以色为主”（荀粲）、“人性以从欲为欢”（嵇康）、“为欲尽一生之欢”（《列子》）等等，便构成了一种时代风尚。这种个体之情的张扬，生命之欲的释放，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西曲》、《吴歌》与“伎乐”及后来宫体诗等情欲话语的流行。
“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士人对自然人性的呼唤，对自我欲望的坦然表露，如磁石般吸引着后世的文人，最典型者如郁达夫，正是通过对自我欲望的大胆表露，消解知识、金钱、名誉等所指代的异在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价值枷锁，发出了对自然人性的呼唤。这里，我们不能说，新生代集约式地对欲望的书写，直接效法于魏晋时代的士人。但从新生代作家对情欲书写的偏爱，对古代情欲小说的推崇，我们能发现他们与魏晋士人在对自然之性的共同偏重上，有着一种绵延不息的精神契合气息，如刁斗就说：“我认为情欲这个东西对于人来讲，它的作用巨大，我不敢说是第一巨大的，但‘食色性也’这话在我这里是非常正确的。”〔5〕(P335)还有王彪对《金瓶梅》很推崇，发表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说：“《金瓶梅》就是这样一种粗野与细密融为一体的文本。所以我觉得性描写对《金瓶梅》确实是极有价值的，体现了人物的内涵，即使写得粗一点，也是文本的特征使然。”〔5〕(P544)
历史会不会惊人重现？不用我特别指出，大家都知道，欲望在我们这个国度，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是一个闻之色变的词。有关欲望被扼杀、被扭曲的历史似乎很长。远的姑且不论，就说近半个世纪以来，清教徒式的政治生活，将一代又一代人锻造成了似乎不沾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正人君子。而当代文学虽然在1980年代就开始召唤“欲望”的归来，性的觉醒,但绝大多数文学作品让欲望、性隐喻承载着太多的文化与社会价值，没有直指人的自然本性。如在寻根小说那里，人的本能欲望被看成是对现存生命状态的反思或反判；“先锋小说”那里，欲望则昭示着对它的压抑构成了人的全部生存现状；而在新写实小说里，欲望的实现被置换成了人际生存状态的良性实现。到了新生代作家那里，他们对欲望的书写不带任何价值拷问的目的论，将欲望恢复成人的生命自然原生性。我们阅读刁斗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延续》，张NB335的《情幻》，林白的《致命的飞翔》，韩东的《障碍》，朱文的《我爱美元》，海男《我的情人们》，卫慧的《上海宝贝》……等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有着为欲望正名的冲动，因为在漫长的文化史上，对欲望的压抑以及由此造成对人的压抑的确是人存在历史的一个耻辱。消除这种耻辱，恢复欲望作为人性之属的本来面目，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不无亵渎性的解构，这与魏晋士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性以从欲而欢”在话语方式上何其相似也！传统是割不断逃不出的历史过程，“民族文化的外壳，它的器物层面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层面可以改革，但是文化心理层面不会轻易发生质变。”〔8〕(P71)新生代作家在欲望的大胆书写上无疑有着魏晋风度的精神印痕。
魏晋风度中对自然人性、情感原欲的肯定，固然与当时的高门大族、统治集团腐朽没落有关，但总体上它跟一般的感性享乐、情欲放纵行为还有所区别，它并不是纯然的生物本能的低级欲求，而是自觉的生存价值选择，一种具有特定文化背景和理性内涵的思想观念。由此，较之新生代作家的欲望书写，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性的还原的目的是为了使性这种欲望在人身上复活，并使人成为存在主体；中性的还原并不等于欲望平面化甚至无意义化，这正是当下部分新生代作家欲望书写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
三、越名任心：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论魏晋风度，不能不谈魏晋玄学。所谓玄学，并非意指神秘莫测的玄虚之学，它实际上是一门直窥人生本体的极有情致的“学问”。它的中心话语为本末、有无，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依据问题。如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王弼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以及“以无为体”、“以有为用”的“本无未有”的本体论。由于它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人格价值方面的问题，隐含着人性这一主题，因而促进了当时人性的进一步觉醒以及主体价值的确认。尤其是庄子学说价值被发现，使得庄子哲学中不受世俗羁绊、追求精神绝对自由，超越现实存在、保持个人独特品格等内容，影响了一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对其时的文学从主体精神到创作风格都留下了深刻印记，文学注重“越名任心”，走进了个体生命体验中。从“建安七子”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表现社会现实，关注人生存的境况，成了魏晋文学的中心主题，使得文学不再单纯是“厚人伦、美教化”的伦理工具，而走向个人精神领域的深处，吟唱人生命运之悲欢离合。其时的文学，从《古诗十九首》开始，到建安诗歌，经正始、太康诗歌，以及玄言诗、山水诗，直到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无不充满着生命价值实现的渴望，以及对世道荒谬、人生无常、欢寡愁殷的苍凉感慨。这种走进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学，借用刘小枫的观点概括，则是一种“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而所谓“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和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立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9〕(P6)。
检思新生代作家的作品，笔者以为新生代作家之所以新，不是完全依恃出生时间刻度去命定，而最有效合法的依据正是在于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符合自然人性的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它使当代文学逐渐摆脱了政治、社会、文化和主流意识的外在束缚，而彻底回归了文学最初的本真存在，以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把人还原到本体自我的状态，只听从自我意识和内在心灵呼唤，而不再受制各种外在观念。在“新生代”小说中，一切宏大的叙事和意义都消解了，一个真实、独立的个体自我却站立起来了。例如毕飞宇的《青衣》发掘了人性和人心中最柔弱、最敏感的律动；他的《马家父子》、《手指与枪》《男人还剩下什么》等篇什中，写尽了个体生命一种失败、颓丧和因如此失败、颓丧而产生的生存“离心”状态；他的《雨天的棉花糖》则朴实却揪心地叙述了一个个体生命与现实、文化、习俗家庭等方面的荒诞错位，揭示了主人公人性变异，生命扭曲的悲剧命运的深层内涵。东西的《耳光响亮》在咀嚼生活的苦涩中，发掘出生命内在的繁复本质，揭示个体青春在那个特定年代，心灵成长的沧桑和无奈。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农村弟弟》等以一种疼痛的写作方式，悲悯地逼视底层生命个体的生存本相。张NB335的《校园情结》以对知识分子“意淫”心理经验的表现，表达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痛楚。邱华栋的《白昼的躁动》、《环境戏剧人》，何顿的《欲望动物》、《无所谓》等小说对于现代都市个体的欲望化生存现实，予以了新鲜而富有开拓性的凝注。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禁中守望》、《私人生活》，以近乎“梦呓”式的内心独白话语对女性私人隐秘体验进行了大胆的挖掘和表现。海男的《蝴蝶怎样变成标本》则为一个孤零零的女人在无奈状态下发出了心灵的颤音。林白在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以自传式的叙述，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一个女人成长历程中个别的、个人的铭心刻骨的记忆。 由此而言，新生代作家文本对个体经验的注塑在当代文学中已臻极至，这种个体经验“一方面对于公众体验来说是全新的、陌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我们的既有文学传统的封闭格局的一种打破和拓展，他们使人类的一切‘经验’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学的领地”〔10〕(P98)。
观乎魏晋文学和新生代小说，前者以洋洋清绮注重对个体生命的体验，写就了文学史上迷人的篇章，后者亦以弃绝“共名”和宏大叙事的自由伦理个体叙事，确证自己在当代文坛的意义。这里有意思的是，当大多数新生代作家宣示他们自己是传统崩溃、自我塑造的一代时，也许让他们未曾思量过的是，他们的写作趣向早已被魏晋时期的先辈在历史深处悬起了标帜。传统在这里悄然对接。这正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依然需要某种对文化价值传统的内在归依，否则便无以言说”〔11〕(P753)。当然我们在发掘新生代小说与魏晋风度那个时期的文学有着不绝如缕的精神气息相通的同时，不能人为地抹平差异，而否认新生代小说的独具的现代性。魏晋文学的“越名任心”——回归个体生命体验，是那个时代现实的镜像生成：动荡变乱残酷黑暗的现实让人朝不保夕，名教崩毁伦理失序的社会令人迷茫绝望，外在信念和人生目标失落，个体企望有所作为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于是对生存境遇的忧患和生命意义的怅惘，追求个体内心精神超越，便成了文学话语的主要表现内容，一种深刻的悲哀、空前的孤独和绝对的绝望亦笼罩着文学的天空。质言之，那个时代的文学虽走进了个体生命的体验，但仍然是拘囿粘滞于外部现实，缺乏更深层的穿透性和人类命题。而新生代有些作家虽同样依倚于当下经验的在场，但在坚固的现实根基下走向了某种穿透和超越，呈现出面向乌托邦存在之途的个人化反思与对人类个体生存意义的终极探询。最典型的如毕飞宇的作品（《雨天的棉花糖》）就深刻地指涉着人类生存本身不由自主的悲剧性状况，社会强大的文化价值规范总是强行地校正个体的生活理想，在个人的愿望与冷酷的现实之间，个体生存状况被无情地扭曲。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小说看成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本体论思考，是一个具有人类普适性的命题。
四、文的自觉：小说美学的掘进突破
鲁迅先生说过，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指文学本身的地位在魏晋之际得到了突出和拔高，文学本体自觉意识更为强烈，伦理教化的功能得到了稀释淡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思想环节上，即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和陆机的“诗缘情”。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提出，把文学的重心从外向性的伦理意志和事功理想层面，拉回到了内向性的个体才性和情感气质领域，为文学的审美化过程打开了通道，标志着文学审美意识的真正觉醒。陆机的“诗缘情而绮糜”，要求诗歌创作要抒情写意，自觉追求词采声色等形式美，主张好作品“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罗根泽说正是这种对形式美的追求，表明“魏晋以至六朝才是纯文学的时代呢”〔12〕(P154)。
这种注重个体才性和情感气质对文学作品的投射与对文学作品形式美的追求，使魏晋之际的文艺美学思想，充满了标新立异和个性色彩，其不拘泥传统、无所拘忌的创造意识和独立品格，使文艺美学有了一种历史性的开掘和突破。号称与传统断裂的新生代作家们又何尝不是在实践魏晋先人的这类识见呢！正如新生代批评家宋明炜所概括的：“他们正处身于一个强调个性化和个人立场的文学空间，这使他们似乎天生就对各种‘共名’和主流式话语具有免疫力，即使在创作之初，他们便大都已在自觉追求显明的个人化风格，这不仅体现在题材方面他们都把笔触限制在具体的、为自己熟悉的个体感知范围以内。更为主要的是，他们还都倚侍个性化的生存感受，力求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作家是以各自迥然有异的对个体经验进行描述、反省和想象，在当前构成了某种类似于‘狂欢节’式的众声喧哗的文坛景观。”〔13〕所论极是恰切，大多数新生代作家已展露各自个人化风格，比如东西的喜剧化、陈染的理性化、林白的散文化、李洱的机智，王彪的沉静、李大卫和鲁羊的精致等等，已为文坛所熟识。
还有，如果把新生代作家置于当代文学流变的总体宗谱图来裁量，我们会发现，他们既承续当代文学的传统，又不拘泥于此，力求自己的独立品格。如他们首先承续了并保持了先锋小说的前卫姿态，坚持叙述技术优先的原则，又与新写实小说体现一定的叠合性，即表现为对当下经验的书写姿态。在汲取两者的资源后，他们的小说既有别于先锋小说的“语言就是一切，形式就是本体”的形式主义偏至，又有别于新写实小说不屈的“零度立场”。因此，新生代作家在强大叙述技术的支撑下，对当下经验有新的整合能力，在对当下经验的话语表现中，有着意义图式和美学图式的表达追求。他们是一群十分自觉的写作者。
探询今天的新生代作家与“魏晋风度”有着类似沦肌夹髓的精神血脉的联系，不是说新生代作家就是魏晋风度的“当代版”，而是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厚的思想资源和人文智慧，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开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之维。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是与过去与现在的不断遭遇、相撞，冲突、融合之中产生的种种可能性或可能世界，是我们所理解的未来。正因为这样，在今天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一味追“新”求“后”的时候，我们不妨抽身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依据，毕竟依仗西方文化来证明自身独特的价值，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我角色和认同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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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燕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