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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视觉艺术作品对于历史的再现，其实都是对历史的文学性或诗性的重建，本文尝试利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从时代、艺术表现和主题内涵三个方面重新品味石鲁的《转战陕北》，从而阐述当代艺术家应坚守的历史担当。
关键词：美术；鉴赏；现实主义；创作
一、时代背景
1921年，中国共产党自南湖起航，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一大批艺术工作者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拒绝“柔美”和“学院艺术”，在他们看来，“抗战期间仍旧忸忸怩怩去画玲珑剔透的抒情画，就如同人家要你打一把杀人见血的钢刀，你却把功夫用在刻花镌字的讲究上。杀牛不能用缚鸡之力，刺虎不能用捉兔之势”[1]。这个时期，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版画，一块木板，几把刻刀，所需条件不多，却能印制出无数张富有激情和充满视觉张力的作品，用写实主义的造型语言和人物的心理刻画，给历史留下了民族屈辱与抗争的记忆，吹响了救亡图存的号角。
饱含激昂悲壮的情怀和崇高审美的理想所创作出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作品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作主流。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改写历史的新中国迎来了经济建设的和平年代，但刚刚结束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作为革命传统的鲜活内容，仍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凝固在时代生活的情境中。
二、三品《轉战陕北》
（一）“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相比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品，这个时代的艺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而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最具典型的便是石鲁创作于1959年的《转战陕北》，在当时表现革命题材的绘画创作多以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为画面主要内容的时候，石鲁却另辟蹊径，创造性地以山水为主，采用间接描绘的方式，通过描绘西北的大山大水，塑造了一个大气磅礴的空间，把观众带入到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中，画面上虽然看不见千军万马，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在大山大壑间隐藏着千军万马。该作品真诚的现实主义和质朴的英雄主义，是后来的艺术创造无法被超越的精神气质，而画家石鲁也因此一举奠定他在“长安画派”重要地位。
（二）寓思想和價值于艺术表现之中
思想和价值是文艺作品的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石鲁的《转战陕北》中的笔墨概括凝练、扛鼎有力，粗笔大线，抑扬顿挫，既有黄土高原的宏阔高迈，又有陕北民歌的酣畅嘹亮，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和笔墨自主性。在此作中，石鲁对笔墨的处理注重对“意”的表现，而不拘泥于具体物象的客观表达。比如前景主要山体以浓重墨线勾勒结构，再附以大笔皴擦，十分概括。阳面渲染红色，粗重的墨线与厚重的朱碟、赭石等色交叠挤压，浓墨重彩，塑造出突兀而立、朴实雄浑的西北高原的艺术形象，造成了热烈、沉雄、厚重与伟岸的气势。人物构图虽小，但却是整幅画中最浓重的一处墨色，在虚淡的远景的衬托下，显得极有分量，稳稳地压住了全局。石鲁在这里选用了毛泽东的侧立像而不是正面像，避免了谨小失大，从而使这一形象更凝练有力。“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矣。”情动于衷，笔由心出，使艺术性和思想性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三）歌唱祖国、礼赞英雄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
“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2]《转战陕北》通过独特的构成方式，塑造了毛泽东的革命胸怀和英雄气概。前面的近景是高远法，山体巍峨雄壮，用了纪念碑式的构图方法，再加上笔墨十分厚重，给人以崇高伟大之感，很好地衬托出了毛泽东高韬远略、气吞山河的伟人形象。位于画眼位置的毛泽东侧立像则是一条未被截断的竖线，所有蓄积于山体中的上冲力在这里得到了爆发，人物所占空间虽小，却有天地一人、统领山河之气魄。人物设置偏向画面的右侧，又面向画外，这样就将画面之势引向画外，冲向更广阔的天地，形成画面宏大的精神气度。远景以深远法画成，由浓而淡、再浓再淡的墨色，使画面向远处无止境地延伸，创造出辽阔的意境。以有限的画面表现了无限的意境，使这幅作品具有了雄健博大的风神气度。石鲁以其独到的眼光和创造性，把这一原本壮阔的自然形式转换为艺术形式，使《转战陕北》意境开阔、气势逼人，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经典。
三、坚守艺术的时代担当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优秀的艺术作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来自艺术家的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抗战爆发后，为救亡图存，石鲁弃学从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他经常背着自制的画板为当地的老百姓以及老红军、小八路画素描速写，没有颜料和纸张作画，便搞木刻，他的木刻画颇见才气，绝不亚于专门的木刻家作品。也正是多年植根与黄土大地，石鲁的《转战陕北》一举成功。他曾说过“生活是画的源泉。画无生活若加工无原料。生活枯蝎，画必凋败。”[3]
“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愿我们的艺术家能够借时代的东风，挥洒艺术智慧，实现艺术价值与使命，真正彰显艺术的时代担当。
参考文献：
[1] 尚辉.《抗战题材美术诠释中国现实主义精神》.光明日报，2015.8.24 15版
[2] 习近平.《在全国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12.1
[3] 令狐彪整理.《石鲁学画路》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
张娅妮（1983.10.19—），女，汉族，陕西榆林人，现工作于榆林市群众艺术馆，馆员职称。
（陕西省榆林市群众艺术馆 陕西 榆林）
关键词：美术；鉴赏；现实主义；创作
一、时代背景
1921年，中国共产党自南湖起航，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一大批艺术工作者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拒绝“柔美”和“学院艺术”，在他们看来，“抗战期间仍旧忸忸怩怩去画玲珑剔透的抒情画，就如同人家要你打一把杀人见血的钢刀，你却把功夫用在刻花镌字的讲究上。杀牛不能用缚鸡之力，刺虎不能用捉兔之势”[1]。这个时期，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版画，一块木板，几把刻刀，所需条件不多，却能印制出无数张富有激情和充满视觉张力的作品，用写实主义的造型语言和人物的心理刻画，给历史留下了民族屈辱与抗争的记忆，吹响了救亡图存的号角。
饱含激昂悲壮的情怀和崇高审美的理想所创作出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作品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作主流。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改写历史的新中国迎来了经济建设的和平年代，但刚刚结束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作为革命传统的鲜活内容，仍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凝固在时代生活的情境中。
二、三品《轉战陕北》
（一）“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相比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品，这个时代的艺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而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最具典型的便是石鲁创作于1959年的《转战陕北》，在当时表现革命题材的绘画创作多以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为画面主要内容的时候，石鲁却另辟蹊径，创造性地以山水为主，采用间接描绘的方式，通过描绘西北的大山大水，塑造了一个大气磅礴的空间，把观众带入到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中，画面上虽然看不见千军万马，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在大山大壑间隐藏着千军万马。该作品真诚的现实主义和质朴的英雄主义，是后来的艺术创造无法被超越的精神气质，而画家石鲁也因此一举奠定他在“长安画派”重要地位。
（二）寓思想和價值于艺术表现之中
思想和价值是文艺作品的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石鲁的《转战陕北》中的笔墨概括凝练、扛鼎有力，粗笔大线，抑扬顿挫，既有黄土高原的宏阔高迈，又有陕北民歌的酣畅嘹亮，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和笔墨自主性。在此作中，石鲁对笔墨的处理注重对“意”的表现，而不拘泥于具体物象的客观表达。比如前景主要山体以浓重墨线勾勒结构，再附以大笔皴擦，十分概括。阳面渲染红色，粗重的墨线与厚重的朱碟、赭石等色交叠挤压，浓墨重彩，塑造出突兀而立、朴实雄浑的西北高原的艺术形象，造成了热烈、沉雄、厚重与伟岸的气势。人物构图虽小，但却是整幅画中最浓重的一处墨色，在虚淡的远景的衬托下，显得极有分量，稳稳地压住了全局。石鲁在这里选用了毛泽东的侧立像而不是正面像，避免了谨小失大，从而使这一形象更凝练有力。“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矣。”情动于衷，笔由心出，使艺术性和思想性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三）歌唱祖国、礼赞英雄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
“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2]《转战陕北》通过独特的构成方式，塑造了毛泽东的革命胸怀和英雄气概。前面的近景是高远法，山体巍峨雄壮，用了纪念碑式的构图方法，再加上笔墨十分厚重，给人以崇高伟大之感，很好地衬托出了毛泽东高韬远略、气吞山河的伟人形象。位于画眼位置的毛泽东侧立像则是一条未被截断的竖线，所有蓄积于山体中的上冲力在这里得到了爆发，人物所占空间虽小，却有天地一人、统领山河之气魄。人物设置偏向画面的右侧，又面向画外，这样就将画面之势引向画外，冲向更广阔的天地，形成画面宏大的精神气度。远景以深远法画成，由浓而淡、再浓再淡的墨色，使画面向远处无止境地延伸，创造出辽阔的意境。以有限的画面表现了无限的意境，使这幅作品具有了雄健博大的风神气度。石鲁以其独到的眼光和创造性，把这一原本壮阔的自然形式转换为艺术形式，使《转战陕北》意境开阔、气势逼人，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经典。
三、坚守艺术的时代担当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优秀的艺术作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来自艺术家的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抗战爆发后，为救亡图存，石鲁弃学从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他经常背着自制的画板为当地的老百姓以及老红军、小八路画素描速写，没有颜料和纸张作画，便搞木刻，他的木刻画颇见才气，绝不亚于专门的木刻家作品。也正是多年植根与黄土大地，石鲁的《转战陕北》一举成功。他曾说过“生活是画的源泉。画无生活若加工无原料。生活枯蝎，画必凋败。”[3]
“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愿我们的艺术家能够借时代的东风，挥洒艺术智慧，实现艺术价值与使命，真正彰显艺术的时代担当。
参考文献：
[1] 尚辉.《抗战题材美术诠释中国现实主义精神》.光明日报，2015.8.24 15版
[2] 习近平.《在全国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12.1
[3] 令狐彪整理.《石鲁学画路》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
张娅妮（1983.10.19—），女，汉族，陕西榆林人，现工作于榆林市群众艺术馆，馆员职称。
（陕西省榆林市群众艺术馆 陕西 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