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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求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是李瑞环同志继《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两书之后,又推出的力作。本文为李瑞环同志于2002年11月22日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作为《务实求理》的代序收入书中。摘登如下。
对中央要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接受,痛痛快快地响应。江泽民同志在10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心胸开阔,顾全大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其实对我来讲,退下来是一种解脱。地位高高,贡献小小,责任重大,常感不安。平稳地结束这如履如临的生活,过几年平常人的日子,是件难得的好事。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保证对新的班子支持拥护,绝不干扰;希望有一个安全、安闲的生活环境,以便我安度晚年。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得很多农活,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一等是白面,二等是亚麦,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五等是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麸皮或糠。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让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我很早就当了劳模。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是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那时的工棚是通铺,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戴上口罩,到路灯底下去学习。算计时间,节省时间,合理利用时间,成了我一生的习惯。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1989年,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
13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了一些讲话、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我的这些讲话、文章,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我的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都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
10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关系是正常的。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我是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可以说是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个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
(摘自《报刊文摘》2010.5.24)B③
对中央要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接受,痛痛快快地响应。江泽民同志在10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心胸开阔,顾全大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其实对我来讲,退下来是一种解脱。地位高高,贡献小小,责任重大,常感不安。平稳地结束这如履如临的生活,过几年平常人的日子,是件难得的好事。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保证对新的班子支持拥护,绝不干扰;希望有一个安全、安闲的生活环境,以便我安度晚年。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得很多农活,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一等是白面,二等是亚麦,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五等是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麸皮或糠。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让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我很早就当了劳模。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是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那时的工棚是通铺,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戴上口罩,到路灯底下去学习。算计时间,节省时间,合理利用时间,成了我一生的习惯。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1989年,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
13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了一些讲话、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我的这些讲话、文章,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我的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都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
10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关系是正常的。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我是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可以说是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个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
(摘自《报刊文摘》2010.5.24)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