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延安城管粗暴执法事件再度激起民愤，网上要求废除城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也认为，城管虽然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但的确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在中国古代，引车卖浆、贩夫走卒既是正当的职业，也是社会繁荣的重要标志。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描刻开封市井生活的画作《清明上河图》，大部分画面都有商贩叫卖的场景—开封是12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8世纪，伦敦超越北京成为世界第一大城市，英国作家阿狄生在《伦敦的叫卖声》一文中，以“狂想客”的口吻，生动描述了该时期伦敦街头卖猪肉、牛奶、青菜、报纸、火柴、煤屑等数十种商贩的叫卖声。
　　古代的正当职业到了现代却变成非法职业，原因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希望杜绝沿街叫卖的商贩，或将其变为规范的店铺经营者，以便维护公共秩序，保持市容整洁，尤其是促进国家税收。但是，街头商贩治理问题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互为一体。在现代工商社会尚未成熟，特别是民众就业艰难、生活困顿以至于不得不自谋职业的情况下，强行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杜绝街头商贩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比如城镇化初期的英国及伦敦当局，主要通过制定税收政策、限制经营区域、完善福利保障等方式，逐渐将街头商贩纳入规范管理之下。即使如此，直到今天伦敦街头的商贩也未完全杜绝，去年金融危机笼罩下的伦敦奥运会期间更是如此。事实上，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包括纽约、巴黎、柏林在内，都有街头商贩的问题，纽约甚至还出现了“小贩权益组织”。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以工业化、城镇化、商业化为牵引的现代社会转型要晚百余年，但近30年来发展迅速，呈现出 “时间挤压”特点。期间，大量急遽拥入城镇的农村人口以及城镇失业人员，为了谋生不得不放下体面和尊严，走上大街小巷摆地摊。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力优先解决的问题应是放开户籍限制、增加就业机会，对街头商贩实行划片经营、规范管理，而不是予以取缔打压，否则就是关闭其进入城镇和维持生活的通道，势必将其逼上绝路—不仁甚矣！
　　就此而言，“城管”本身就是政府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既想充当“全能政府”，又想推卸有关社会责任，且无任何法律依据的统一政策下产生的“怪胎”。尽管它已经膨胀为一个飞扬跋扈、执法犯法的“巨无霸”，但随着城镇化的日渐加速，它不仅无法完成其设想中的历史使命，反而会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并由此降低了公权力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因此，废除城管既是保护商贩等弱势群体公共权益的迫切需要，也是公权力自我救赎的重要方式。
　　在这方面，印度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印度全国街头商贩高达1000万人，且经常遭遇强行征税、暴力驱逐，这促使商贩们成立了“印度国家街头小贩联盟”并持续发起维权运动，最终迫使印度政府于2009年颁布《关于城市街头摊贩的国家政策》，获得了在指定区域摆摊经营的权利。2010年印度最高法院又做出裁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如今，遍布印度城镇的街头商贩不仅方便了民众生活，还成为印度重要的街景而为外国游客所称道。
　　当然，中国城管设置并非完全针对街头商贩治理，而是还负有其他10余项城镇公共管理职能。正因如此，城管与工商、市政、市容、市建、卫生、环保、园林、水电、交通甚至公安等多个部门存在职能交叉重复现象，可谓是架床叠屋，浪费了大量人财物资源。因此，从简政放权角度，废除城管也十分必要。
　　在《伦敦的叫卖声》一文中，“狂想客”曾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我是一个没有正式职业的人，只要让我体面地活下去，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去做。”废除城管的最大意义，就是公权力在无法保障所有公民都获得较体面、有尊严的工作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上对街头商贩等弱势群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善意，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