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月27日下午，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中国留学生王美美跟同伴们一起进场。吃完组委会发的三明治，她穿上表演用的护士裙，自己化好妆，等着开幕式开始。她有一点失落：跳完舞，自己跟伦敦奥运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为了不耽误观众离场、缓解地铁压力，他们这些表演者必须提前离场。
她是众多参与奥运开幕式表演者中的一员，作为一名中国学生,她曾错过了为2008年北京奥运服务的机会。惊喜的是，四年后她被伦敦奥运会选中了。
奥运情结
王美美在表现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迈向未来》章节中扮演一个护士。其实，有近一半演员是真正的护士，但组委会显然无法找到更多符合条件的医疗工作者——既要会跳舞，又要在工作的同时保证训练和演出时间。这样一来，王美美们便有了参与表演的机会。
2011年，王美美赶上了伦敦奥运开幕式第二轮表演志愿者的招募。她随即在官网上进行报名，表格简单得难以想象——只有姓名、国籍、特长等内容，就连个人经历都无须填写。
四年前，她没能担任北京奥运的志愿者。当时她在济南念书，而她的学校没有京外志愿者名额。那时，她看着别人穿着统一的蓝色志愿者T恤从北京回来，“羡慕得两眼放光”。
跟王美美一样，许多中国人都有“奥运情结”。6年前开始常住伦敦的李鹏（化名）以前一直在国内做财经记者。他仍清楚地记得，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天，他和朋友出外庆祝，他们带着一瓶香槟到一家麦当劳休息，却被服务生拦下来。“对不起，我们这里不让外带饮料酒水。”“奥运都申办成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李鹏和同事们反驳。一旁的顾客纷纷给予声援，结果服务生笑着走开，大家如愿以偿分享了那瓶香槟。2006年，他专程从伦敦去意大利看了都灵冬奥会，2008年又为了奥运特意休年假回北京。
无论伦敦奥运“激励一代人”的口号能否在英国实现，但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是，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和奥运战略让奥运会、奥运精神影响了一代代中国观众。
从东北专程来伦敦旅游的卢文（音）买了三张羽毛球预赛门票，“感受感受奥运气氛”。在他看来，奥运是“不可不经历的盛事”，“许海峰，老女排，”他自豪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是看着曾经的洛杉矶奥运会过来的！”
7月28日，卢文匆匆进入温布利体育馆，羽毛球预赛已经开始。他埋怨妻子只顾在场馆外拍照留影导致迟到，两人小小争执一番后，卢太太把相机递给丈夫，让他以赛场为背景，给自己再拍一张。羽毛球是卢文最喜欢的项目之一，当中国小将李雪瑞上场时，他激动地大声加油。
四年前，奥运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到达顶峰。因为奥运，一大批学生不惜挤得头破血流也要考进北京高校，当年那批年轻志愿者甚至被媒体称为“鸟巢一代”。
“很多中国人基于奥运做了一些决定，这在伦敦应该不会有，”李鹏说，“我非常喜欢奥运会，它象征着一种精神，人们会通过它团结在一起，挺激励人的。”
“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帮助过别人”
比起北京奥运，伦敦奥运会对志愿者设置的门槛并不算太高。报名一个月后，王美美接到了参加面试的通知。面试分为两轮：在三小时里分别跟舞蹈老师现场学跳三种不同的舞蹈，并逐一跳给十几个评委看。除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她跟评委完全没有其他交流。
顺利通过两轮面试的除了王美美，还有在伦敦巴克莱银行工作三年、来自深圳的张竹颖。她个子不高，无论如何也与人们心目中舞蹈演员的形象不大相符。“只要能跳，体重身高都不是问题，”她笑着用手臂比划了个大圈，“我们组里有特别特别胖的人”。
参加摇滚歌曲串烧表演的留学生张遨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只要有手有脚，能扭起来就行。” 四年前，北京奥运会导演组在高校挑选开幕式“笑脸”节目表演者时，要求女孩们身高1米65以上，她们还需要经过三轮形体选拔。
在伦敦奥运会担任交通服务志愿者的李金龙曾做过北京奥运的志愿者。四年前，他就读于四川外国语大学，而京外每个省的志愿者名额仅有100个，想去北京，就必须在重庆一两万名大学生中过关斩将。据李金龙回忆，当时仅初试就有三轮，“过程非常痛苦”：第一轮笔试考奥林匹克知识，第二轮是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的体能测试，第三轮是心理测试。
最后，120名佼佼者进入面试，面试官包括形体老师、语言老师和心理老师，考察学生的口头表达和才艺展示。另外，由于要代表重庆市大学生的形象，“外表也得看一下”。综合考量后，最后又筛掉20人。
2010年，李金龙怀着试试看的心理，填写了伦敦志愿者网上申请表。第一志愿岗位填了交通，因为跟自己的专业相关，当时觉得“胜算会非常大”。后来他才知道，有具体要求的志愿者，组委会都会优先考虑，如果填奥运村、主场馆，基本也都能选上。
6月，他参加了半个小时的面试，形式非常灵活，考官即兴问了10个问题，一点奥运会的知识都没有涉及。问题基本围绕在来当志愿者的原因方面，头两个问题是“你有遇到过困难吗？如何战胜？”“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帮助过别人？”
除了志愿者，很多中国人都看中了奥运会这段日子。用曼切斯特大学硕士生王旭东的话说，他的一帮中国朋友“基本每个人都想在奥运时做点什么。”他采取的形式是在火炬传递沿途的观众群里叫卖英国国旗。为此，他们从中国弄来货源，还专门在警察局申请了销售许可证。卖了一段时间，他们干脆决定骑自行车，跟着奥运火炬传递进行环英骑行，为此还拉来了一笔800英镑的小型赞助。在英国，一些中国人干起了“黄牛”票生意。社区和大学的中文网站上经常会有中国人卖票，每张加四五十英镑。还有的人瞅准了伦敦出租车不够的商机，私底下开车去接送中国记者和游客。
7月23日，一支名为“727”的自行车队在经过3年筹备和长达6个月、17个国家的行程后，终于到达伦敦大本钟。
车队之所以叫“727”，是因为7月27日是伦敦奥运会开幕的日子。其实，车队最原始的动机也并不是奥运，而是“骑车上路”。“只是从上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到这一届的主办城市，目的地比较特殊，时间比较长，”领队蒋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蒋敏的自行车上挂着足有20斤重的帐篷、睡袋和锅碗瓢盆，后面还飘着一面几天前跟一个华人要来的中国国旗，惹得行人驻足围观。很多外国人听说他们骑了这么远，啧啧惊叹，纷纷上前跟他们合影。此时，一辆印有国内某品牌系列广告的红色双层巴士经过，蒋敏兴奋地指着车，“那广告上的人就是我们队员。”
“很多西方人觉得长途骑行的亚洲面孔都应该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我们希望在沿途各国展示一种中国少有的户外体育锻炼方式，”蒋敏说，“奥运是一个舞台，我们是另一个舞台。”
“表达自己的开心”
确定自己当上志愿者后，王美美打电话给国内的姨妈。姨妈问：“你们学校组织去了多少人？老师带着你们去吗？”她在电话这边说，“哪有人带啊？”
4月，开幕式表演志愿者开始了每周一两次的训练。王美美在莱斯特大学念书，只能一次次往返于莱斯特和伦敦之间，每趟车票就得花40英镑，还得自己找地方住——组委会不管住宿、不管膳食、不管来回车票，不发统一服装。通常他们会练到凌晨，没车了也只能自己想办法。她曾打电话给组委会：“我住在莱斯特，而且是个学生，请问可不可以给点补助？”但对方非常坚定而明确地回答：如果你真的有经济困难，你可以退出。
在伦敦，上了年纪的志愿者比年轻学生多得多，经济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损失打工时间和薪水不说，自己还得贴钱。很多当地同龄人知道她去做志愿者，都问：“你傻吗？”
“当志愿者真的需要一笔很大的开销。外国年轻人更加实际。父母不给钱，学费、吃住都得自己赚，他们首先得想如何活下去，”王美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钱的问题，训练量是否足够，她也十分担心。志愿者们自己都没觉得练了多久，工作人员就会过来逼着他们休息：法律规定，工作一段时间必须休息。甚至6月进入伦敦碗进行整体排练，节目舞蹈都还没有最后编完。带妆彩排时一天只跳一次舞，提前进场后，志愿者们一下午都在晒太阳。7月25日是开幕前的最后一次彩排，26日休息，“怕太累”。
“中国人的思路不是这样的，”王美美说。比起其他志愿者，中国志愿者似乎更听话，“我们从小就被要求有组织有纪律，尤其是遇到大事，有什么事都得推了。”
王美美跟英国志愿者聊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的训练情况：提前三个月，地点是遍地黄沙的京郊军营，每天都练。他们很惊讶：“训练那么久，你们不怕志愿者麻木掉，没激情了吗？”她回答：我们中国人从小都这样，我们时刻保持激情。
伦敦奥运开幕式的编舞老师没有向王美美强调某个动作要做到什么位置会更整齐，更多的是告诉她这个动作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让她自己找感觉。虽然大部分是集体舞，但最后仍留有几十秒时间让大家自由发挥，“表达自己的开心”。
他们的出场也并不要求整齐划一。在第一个展现田园风光的节目结束后，她会听见导播在耳麦里说：“志愿者在离场、出场的时候，如果你眼前出现牛、羊或马，请给它们让一下路”。
最让王美美惊讶的是开幕式舞蹈演出居然没有应急预案。开始排练后，他们的舞蹈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改动，除了场地不同造成的改动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员协调问题。一些人由于工作、生病和时间的关系不来了，队形就得重新排。
节目原计划演出人员是八百人，因为种种情况，到最后只剩六七百人。他们采用的办法是由编舞老师担任“自由人”，有人不来，编舞就应急顶上去，让队形不至于乱掉。“他们经常穿三套服装，应付各种情况，”王美美说。
在练习的同时，大部分志愿者还得工作。在银行工作的志愿者张竹颖，得到了公司特批给志愿者的三天假期，她又花了一天自己的年假，才确保了练习时间。
伦敦奥运赛事志愿者们的培训也让曾经历过北京奥运的李金龙咋舌。组委会给了他们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需要在什么时间培训可以由志愿者根据自己工作的时间自主选定，就连赛时的排班也会让志愿者自己协调时间。“很灵活，大家各上各的班、各干各的事，完全没有上届‘全民动员’的感觉，”他说。
他们的培训一共只有三次，李金龙认为，伦敦培训少的原因是国外的志愿者体系非常发达，参与者大多知道应该干什么。除了后两次具体业务培训，第一次培训是在一个体育场里看励志短片，大家一起做游戏。他们的每一次培训都配有手语翻译，因为招了很多残障人士志愿者。
两次参与奥运，李金龙“确实感受很不同”。伦敦吃得很简单，完全比不上北京，他获得的福利是看一场开幕式带妆彩排；而2008年时则总可以进场，坐到第一排蹭看比赛。这一次在伦敦，他身边的志愿者同伴不再是青涩的大学生，多了许多花白头发的老人。
在北京，李金龙每天必须到岗，不能戴项链，穿红色服装的志愿者经理没事就过来巡查一下，不让他们随便跟嘉宾或运动员搭话、合影，而就在伦敦奥运刚刚开始的几次志愿者上岗时，李金龙碰到过国际奥委会官员，偶尔还会跟他们搭搭讪，聊聊工作和天气。
她是众多参与奥运开幕式表演者中的一员，作为一名中国学生,她曾错过了为2008年北京奥运服务的机会。惊喜的是，四年后她被伦敦奥运会选中了。
奥运情结
王美美在表现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迈向未来》章节中扮演一个护士。其实，有近一半演员是真正的护士，但组委会显然无法找到更多符合条件的医疗工作者——既要会跳舞，又要在工作的同时保证训练和演出时间。这样一来，王美美们便有了参与表演的机会。
2011年，王美美赶上了伦敦奥运开幕式第二轮表演志愿者的招募。她随即在官网上进行报名，表格简单得难以想象——只有姓名、国籍、特长等内容，就连个人经历都无须填写。
四年前，她没能担任北京奥运的志愿者。当时她在济南念书，而她的学校没有京外志愿者名额。那时，她看着别人穿着统一的蓝色志愿者T恤从北京回来，“羡慕得两眼放光”。
跟王美美一样，许多中国人都有“奥运情结”。6年前开始常住伦敦的李鹏（化名）以前一直在国内做财经记者。他仍清楚地记得，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天，他和朋友出外庆祝，他们带着一瓶香槟到一家麦当劳休息，却被服务生拦下来。“对不起，我们这里不让外带饮料酒水。”“奥运都申办成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李鹏和同事们反驳。一旁的顾客纷纷给予声援，结果服务生笑着走开，大家如愿以偿分享了那瓶香槟。2006年，他专程从伦敦去意大利看了都灵冬奥会，2008年又为了奥运特意休年假回北京。
无论伦敦奥运“激励一代人”的口号能否在英国实现，但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是，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和奥运战略让奥运会、奥运精神影响了一代代中国观众。
从东北专程来伦敦旅游的卢文（音）买了三张羽毛球预赛门票，“感受感受奥运气氛”。在他看来，奥运是“不可不经历的盛事”，“许海峰，老女排，”他自豪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是看着曾经的洛杉矶奥运会过来的！”
7月28日，卢文匆匆进入温布利体育馆，羽毛球预赛已经开始。他埋怨妻子只顾在场馆外拍照留影导致迟到，两人小小争执一番后，卢太太把相机递给丈夫，让他以赛场为背景，给自己再拍一张。羽毛球是卢文最喜欢的项目之一，当中国小将李雪瑞上场时，他激动地大声加油。
四年前，奥运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到达顶峰。因为奥运，一大批学生不惜挤得头破血流也要考进北京高校，当年那批年轻志愿者甚至被媒体称为“鸟巢一代”。
“很多中国人基于奥运做了一些决定，这在伦敦应该不会有，”李鹏说，“我非常喜欢奥运会，它象征着一种精神，人们会通过它团结在一起，挺激励人的。”
“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帮助过别人”
比起北京奥运，伦敦奥运会对志愿者设置的门槛并不算太高。报名一个月后，王美美接到了参加面试的通知。面试分为两轮：在三小时里分别跟舞蹈老师现场学跳三种不同的舞蹈，并逐一跳给十几个评委看。除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她跟评委完全没有其他交流。
顺利通过两轮面试的除了王美美，还有在伦敦巴克莱银行工作三年、来自深圳的张竹颖。她个子不高，无论如何也与人们心目中舞蹈演员的形象不大相符。“只要能跳，体重身高都不是问题，”她笑着用手臂比划了个大圈，“我们组里有特别特别胖的人”。
参加摇滚歌曲串烧表演的留学生张遨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只要有手有脚，能扭起来就行。” 四年前，北京奥运会导演组在高校挑选开幕式“笑脸”节目表演者时，要求女孩们身高1米65以上，她们还需要经过三轮形体选拔。
在伦敦奥运会担任交通服务志愿者的李金龙曾做过北京奥运的志愿者。四年前，他就读于四川外国语大学，而京外每个省的志愿者名额仅有100个，想去北京，就必须在重庆一两万名大学生中过关斩将。据李金龙回忆，当时仅初试就有三轮，“过程非常痛苦”：第一轮笔试考奥林匹克知识，第二轮是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的体能测试，第三轮是心理测试。
最后，120名佼佼者进入面试，面试官包括形体老师、语言老师和心理老师，考察学生的口头表达和才艺展示。另外，由于要代表重庆市大学生的形象，“外表也得看一下”。综合考量后，最后又筛掉20人。
2010年，李金龙怀着试试看的心理，填写了伦敦志愿者网上申请表。第一志愿岗位填了交通，因为跟自己的专业相关，当时觉得“胜算会非常大”。后来他才知道，有具体要求的志愿者，组委会都会优先考虑，如果填奥运村、主场馆，基本也都能选上。
6月，他参加了半个小时的面试，形式非常灵活，考官即兴问了10个问题，一点奥运会的知识都没有涉及。问题基本围绕在来当志愿者的原因方面，头两个问题是“你有遇到过困难吗？如何战胜？”“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帮助过别人？”
除了志愿者，很多中国人都看中了奥运会这段日子。用曼切斯特大学硕士生王旭东的话说，他的一帮中国朋友“基本每个人都想在奥运时做点什么。”他采取的形式是在火炬传递沿途的观众群里叫卖英国国旗。为此，他们从中国弄来货源，还专门在警察局申请了销售许可证。卖了一段时间，他们干脆决定骑自行车，跟着奥运火炬传递进行环英骑行，为此还拉来了一笔800英镑的小型赞助。在英国，一些中国人干起了“黄牛”票生意。社区和大学的中文网站上经常会有中国人卖票，每张加四五十英镑。还有的人瞅准了伦敦出租车不够的商机，私底下开车去接送中国记者和游客。
7月23日，一支名为“727”的自行车队在经过3年筹备和长达6个月、17个国家的行程后，终于到达伦敦大本钟。
车队之所以叫“727”，是因为7月27日是伦敦奥运会开幕的日子。其实，车队最原始的动机也并不是奥运，而是“骑车上路”。“只是从上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到这一届的主办城市，目的地比较特殊，时间比较长，”领队蒋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蒋敏的自行车上挂着足有20斤重的帐篷、睡袋和锅碗瓢盆，后面还飘着一面几天前跟一个华人要来的中国国旗，惹得行人驻足围观。很多外国人听说他们骑了这么远，啧啧惊叹，纷纷上前跟他们合影。此时，一辆印有国内某品牌系列广告的红色双层巴士经过，蒋敏兴奋地指着车，“那广告上的人就是我们队员。”
“很多西方人觉得长途骑行的亚洲面孔都应该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我们希望在沿途各国展示一种中国少有的户外体育锻炼方式，”蒋敏说，“奥运是一个舞台，我们是另一个舞台。”
“表达自己的开心”
确定自己当上志愿者后，王美美打电话给国内的姨妈。姨妈问：“你们学校组织去了多少人？老师带着你们去吗？”她在电话这边说，“哪有人带啊？”
4月，开幕式表演志愿者开始了每周一两次的训练。王美美在莱斯特大学念书，只能一次次往返于莱斯特和伦敦之间，每趟车票就得花40英镑，还得自己找地方住——组委会不管住宿、不管膳食、不管来回车票，不发统一服装。通常他们会练到凌晨，没车了也只能自己想办法。她曾打电话给组委会：“我住在莱斯特，而且是个学生，请问可不可以给点补助？”但对方非常坚定而明确地回答：如果你真的有经济困难，你可以退出。
在伦敦，上了年纪的志愿者比年轻学生多得多，经济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损失打工时间和薪水不说，自己还得贴钱。很多当地同龄人知道她去做志愿者，都问：“你傻吗？”
“当志愿者真的需要一笔很大的开销。外国年轻人更加实际。父母不给钱，学费、吃住都得自己赚，他们首先得想如何活下去，”王美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钱的问题，训练量是否足够，她也十分担心。志愿者们自己都没觉得练了多久，工作人员就会过来逼着他们休息：法律规定，工作一段时间必须休息。甚至6月进入伦敦碗进行整体排练，节目舞蹈都还没有最后编完。带妆彩排时一天只跳一次舞，提前进场后，志愿者们一下午都在晒太阳。7月25日是开幕前的最后一次彩排，26日休息，“怕太累”。
“中国人的思路不是这样的，”王美美说。比起其他志愿者，中国志愿者似乎更听话，“我们从小就被要求有组织有纪律，尤其是遇到大事，有什么事都得推了。”
王美美跟英国志愿者聊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的训练情况：提前三个月，地点是遍地黄沙的京郊军营，每天都练。他们很惊讶：“训练那么久，你们不怕志愿者麻木掉，没激情了吗？”她回答：我们中国人从小都这样，我们时刻保持激情。
伦敦奥运开幕式的编舞老师没有向王美美强调某个动作要做到什么位置会更整齐，更多的是告诉她这个动作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让她自己找感觉。虽然大部分是集体舞，但最后仍留有几十秒时间让大家自由发挥，“表达自己的开心”。
他们的出场也并不要求整齐划一。在第一个展现田园风光的节目结束后，她会听见导播在耳麦里说：“志愿者在离场、出场的时候，如果你眼前出现牛、羊或马，请给它们让一下路”。
最让王美美惊讶的是开幕式舞蹈演出居然没有应急预案。开始排练后，他们的舞蹈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改动，除了场地不同造成的改动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员协调问题。一些人由于工作、生病和时间的关系不来了，队形就得重新排。
节目原计划演出人员是八百人，因为种种情况，到最后只剩六七百人。他们采用的办法是由编舞老师担任“自由人”，有人不来，编舞就应急顶上去，让队形不至于乱掉。“他们经常穿三套服装，应付各种情况，”王美美说。
在练习的同时，大部分志愿者还得工作。在银行工作的志愿者张竹颖，得到了公司特批给志愿者的三天假期，她又花了一天自己的年假，才确保了练习时间。
伦敦奥运赛事志愿者们的培训也让曾经历过北京奥运的李金龙咋舌。组委会给了他们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需要在什么时间培训可以由志愿者根据自己工作的时间自主选定，就连赛时的排班也会让志愿者自己协调时间。“很灵活，大家各上各的班、各干各的事，完全没有上届‘全民动员’的感觉，”他说。
他们的培训一共只有三次，李金龙认为，伦敦培训少的原因是国外的志愿者体系非常发达，参与者大多知道应该干什么。除了后两次具体业务培训，第一次培训是在一个体育场里看励志短片，大家一起做游戏。他们的每一次培训都配有手语翻译，因为招了很多残障人士志愿者。
两次参与奥运，李金龙“确实感受很不同”。伦敦吃得很简单，完全比不上北京，他获得的福利是看一场开幕式带妆彩排；而2008年时则总可以进场，坐到第一排蹭看比赛。这一次在伦敦，他身边的志愿者同伴不再是青涩的大学生，多了许多花白头发的老人。
在北京，李金龙每天必须到岗，不能戴项链，穿红色服装的志愿者经理没事就过来巡查一下，不让他们随便跟嘉宾或运动员搭话、合影，而就在伦敦奥运刚刚开始的几次志愿者上岗时，李金龙碰到过国际奥委会官员，偶尔还会跟他们搭搭讪，聊聊工作和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