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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有两条有关“计生”的新闻报道，一是“湖北宜昌公开号召生二孩，半数受访女性拒绝生育”；二是“20余省明确社会抚养费新标准，生三胎加大罚款力度”。两条报道都出自政府，一条鼓励生育，一条限制生育，二者间有个界限：二孩。
计生部门要简政放权
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大提出了许多改革事项，其中最具体也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是“放开二孩”。然而政策出台后，生育状况仍不容乐观，原先预计的“婴儿潮”并未出现：城市中有生二孩意愿的年轻人少之又少，有的甚至一孩都不愿生；农村本来就实行“一孩半”，故还是老样子。实际上，“放开二孩”的政策并非由主管的计生委提出，而是中央听取专家建议后，依照人口形势作出的重大调整。随后，计划生育委员会也归并到卫生部。对于这一政策的出台，部分计生委干部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我曾遇到一个计生委离退休干部，他说：“计划生育不搞了，我们怎么办？一大摊子人怎么办？”
至于所谓“社会抚养费”的决定，既不是来自中央或国务院，更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规定，而是出自“20余省”的计生部门之手。如此牵涉亿万民众利益的决定，主管的卫计委为何不统一规定？由此可见，原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后仍各搞各的，计生委庞大的原班人马仍在，并独立运作，与卫生部并无太多交集。
既然“放开二孩”，深化改革既然将计生委合并于卫生部，原先强制性计划生育的政策就应改变，计生部门也需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可事实是，原计生部门换汤不换药，强调自身存在，追求部门利益，原体制机制依然故我，人员一个也没裁减，谁都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部门也不愿减少自身的利益。
经过半个世纪强制性计生，我国城镇的“少子化”形势已相当严峻，从大趋势看，“放开二孩”后的生育政策还将继续宽松，结果现在竟针对极少数愿生三胎者“加大罚款力度”？其合法性何在？说到底，“社会抚养费”之所以长期存在，乃是因为百万计生官员需要庞大的行政开支，给计生员发的工资奖金，其中一部分就来自超生罚款。“放开二孩”断了财路，怎么办？一些计生部门不思改革，反而搞起了“三胎罚款”，是否想以此弥补亏空？
这让我们看到了改革之艰难，看到了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同时更感到深化改革之必要。深化改革就是要破除既得利益藩篱，落到机构改革上，强调的就是将不再拥有权力的冗散机构革除掉。
2016年6月，李克强总理宣布，在前已废止489件文件的基础上，再废止506件国务院文件，强调简政放权要落到实处。前后上千件国务院文件失效，必然会使一些政府部门丧失往日的事权，遭抵制也在意料之中。所以他特别指出：“坦率讲，咱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确实也存在‘糊弄’企业和老百姓的情况。明明发了新文件，却仍拿以前的旧文件来‘卡’人家……旧文件明明废止了，就别再当作权力‘把着不放’了。”虽然李克强总理主要针对经济事项，但其实计生部门也一样，已归并却仍把着旧权力不放，仍在强化部门利益。
目前，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去留，官方在犹豫，民间也有争论。要看到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口形势让人忧虑：清末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3，共和国成立时占1/4，现在是接近1/6，虽然绝对人数增多，但所占比例却减少了。到底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其实各人的意见都可保留，也可争论，但笔者认为最好不要强制。强制性计生实行了半个世纪，导致老龄化社会提前来袭，人口结构不合理，青年劳动人口逐年减少，人口红利不再。我国现阶段完全可以实行自主生育，生多生少由家庭自主决定，不奖也不罚。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今后必然也会像日本、西欧、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一样，患上不愿养育孩子的“文明病”，等到那时再出台奖励生育的政策就太迟了。
计生人员可通过转岗谋出路
百万计生人员的去留的确是令人头痛的事，怎么处理？全部裁撤肯定行不通。笔者认为可以转岗，既然已归并于卫生部，完全可在卫生部领导下，参加相关上岗培训，通过考核，转而从事食品医药卫生监督等维护民众生命健康的工作。
我国当前食品医药等方面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曾先后出现大大小小的事故。中央也展开了不同级别的会议和检查，强调要加大监管力度，彻底堵住各项漏洞。这说明中央对人民健康、食品安全等问题是相当重视的，但为什么效果欠佳？笔者认为主要在于执行不力，不但监管上事权不统一，政出多门，而且缺乏一支强悍的执法队伍。现在，计生队伍这支超强的监管力量，与其发狠劲去抓超生第三胎者，不如调转枪口，专抓危害人民健康的食品医药犯罪分子，民众必定拍手称快。如此一来，计生部门就实现了职能转换，皆大欢喜。
改革已涉入深水区，深化改革就是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官场陋规和利益藩篱。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近10轮，表面上机构少了，实行了“大部制”，但官数并未减少。不减和尚只拆庙，职能转变也就难以真正达标，计生部门就是典型案例。笔者认为，政府机构改革要与体制改革结合，要动真格，要做好顶层设计，通盘规划，该撤除的就全部撤除，不留尾巴，不留隐患。归根到底，改革的对象在于政府自己，要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己，敢于向自身冗官冗费开刀，才能治标也治本。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计生部门要简政放权
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大提出了许多改革事项，其中最具体也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是“放开二孩”。然而政策出台后，生育状况仍不容乐观，原先预计的“婴儿潮”并未出现：城市中有生二孩意愿的年轻人少之又少，有的甚至一孩都不愿生；农村本来就实行“一孩半”，故还是老样子。实际上，“放开二孩”的政策并非由主管的计生委提出，而是中央听取专家建议后，依照人口形势作出的重大调整。随后，计划生育委员会也归并到卫生部。对于这一政策的出台，部分计生委干部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我曾遇到一个计生委离退休干部，他说：“计划生育不搞了，我们怎么办？一大摊子人怎么办？”
至于所谓“社会抚养费”的决定，既不是来自中央或国务院，更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规定，而是出自“20余省”的计生部门之手。如此牵涉亿万民众利益的决定，主管的卫计委为何不统一规定？由此可见，原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后仍各搞各的，计生委庞大的原班人马仍在，并独立运作，与卫生部并无太多交集。
既然“放开二孩”，深化改革既然将计生委合并于卫生部，原先强制性计划生育的政策就应改变，计生部门也需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可事实是，原计生部门换汤不换药，强调自身存在，追求部门利益，原体制机制依然故我，人员一个也没裁减，谁都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部门也不愿减少自身的利益。
经过半个世纪强制性计生，我国城镇的“少子化”形势已相当严峻，从大趋势看，“放开二孩”后的生育政策还将继续宽松，结果现在竟针对极少数愿生三胎者“加大罚款力度”？其合法性何在？说到底，“社会抚养费”之所以长期存在，乃是因为百万计生官员需要庞大的行政开支，给计生员发的工资奖金，其中一部分就来自超生罚款。“放开二孩”断了财路，怎么办？一些计生部门不思改革，反而搞起了“三胎罚款”，是否想以此弥补亏空？
这让我们看到了改革之艰难，看到了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同时更感到深化改革之必要。深化改革就是要破除既得利益藩篱，落到机构改革上，强调的就是将不再拥有权力的冗散机构革除掉。
2016年6月，李克强总理宣布，在前已废止489件文件的基础上，再废止506件国务院文件，强调简政放权要落到实处。前后上千件国务院文件失效，必然会使一些政府部门丧失往日的事权，遭抵制也在意料之中。所以他特别指出：“坦率讲，咱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确实也存在‘糊弄’企业和老百姓的情况。明明发了新文件，却仍拿以前的旧文件来‘卡’人家……旧文件明明废止了，就别再当作权力‘把着不放’了。”虽然李克强总理主要针对经济事项，但其实计生部门也一样，已归并却仍把着旧权力不放，仍在强化部门利益。
目前，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去留，官方在犹豫，民间也有争论。要看到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口形势让人忧虑：清末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3，共和国成立时占1/4，现在是接近1/6，虽然绝对人数增多，但所占比例却减少了。到底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其实各人的意见都可保留，也可争论，但笔者认为最好不要强制。强制性计生实行了半个世纪，导致老龄化社会提前来袭，人口结构不合理，青年劳动人口逐年减少，人口红利不再。我国现阶段完全可以实行自主生育，生多生少由家庭自主决定，不奖也不罚。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今后必然也会像日本、西欧、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一样，患上不愿养育孩子的“文明病”，等到那时再出台奖励生育的政策就太迟了。
计生人员可通过转岗谋出路
百万计生人员的去留的确是令人头痛的事，怎么处理？全部裁撤肯定行不通。笔者认为可以转岗，既然已归并于卫生部，完全可在卫生部领导下，参加相关上岗培训，通过考核，转而从事食品医药卫生监督等维护民众生命健康的工作。
我国当前食品医药等方面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曾先后出现大大小小的事故。中央也展开了不同级别的会议和检查，强调要加大监管力度，彻底堵住各项漏洞。这说明中央对人民健康、食品安全等问题是相当重视的，但为什么效果欠佳？笔者认为主要在于执行不力，不但监管上事权不统一，政出多门，而且缺乏一支强悍的执法队伍。现在，计生队伍这支超强的监管力量，与其发狠劲去抓超生第三胎者，不如调转枪口，专抓危害人民健康的食品医药犯罪分子，民众必定拍手称快。如此一来，计生部门就实现了职能转换，皆大欢喜。
改革已涉入深水区，深化改革就是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官场陋规和利益藩篱。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近10轮，表面上机构少了，实行了“大部制”，但官数并未减少。不减和尚只拆庙，职能转变也就难以真正达标，计生部门就是典型案例。笔者认为，政府机构改革要与体制改革结合，要动真格，要做好顶层设计，通盘规划，该撤除的就全部撤除，不留尾巴，不留隐患。归根到底，改革的对象在于政府自己，要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己，敢于向自身冗官冗费开刀，才能治标也治本。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