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始于爱好

　　人都会有点爱好，但能把爱好做到极致很难，而能把爱好做到全国第一的，则凤毛麟角。今年55岁的韦力，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为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在他天津的别墅、北京的书库和书房中，共存有8000余部、70000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
　　作为赫赫有名的藏书家，他不但藏书，还潜心钻研，相继出版了《古书收藏》《书楼寻踪》《芷兰斋书跋初集》《芷兰斋书跋续集》《古书之美》等多部著作。
　　用他的话说：“我对书的摯爱，尤其是那毫无节制的展延，正是我乐观向上的最佳注脚。正因为爱书，所以愿意去探寻跟书有关的一切，凡是与之相关者，都能给我带来无限欢欣，这让我更加留恋这个世界的美好。”
　　于是，他开始寻访历代藏书楼，自然而然，又有了洋洋洒洒几十万文字的专著《书楼觅踪》。韦力说，我的寻访，是向历朝历代藏书人的祭拜、纪念和礼敬。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梁启超的饮冰室、傅山的红叶龛、沈括的梦溪园、顾炎武的读书楼、刘鹗的抱残守缺斋、曾国藩的富厚堂、顾颉刚的宝树园、叶恭绰的幻住园……这些年，藏书家韦力踏遍全国，寻访被时光和尘埃掩埋的一座座古旧藏书楼。
　　这是项繁杂而庞大的“工程”，韦力把这种自己花钱吃苦受累的事情当作一种“行为艺术”，用行动来做实证，提醒人们注意藏书楼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价值。

　　2004年，他的《书楼寻踪》就收录了他所寻访的140处遗迹。该书出版后，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畅销程度超过韦力的想象。“这本书很火。火到什么程度？再版了三次。”
　　按照韦力的想法，这本书火了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去干寻访藏书楼的事儿。可他等了几年，却不见任何动静。
　　身边的朋友分析后说，寻访书楼还是挺难的，要有时间，有精力，还要有钱。文人很少有闲暇去做这样的事儿，有钱人也大多不会这样做。
　　“确实是这个道理，寻访藏书楼要走遍全国，投入太大，而收入太少，即便是因为寻访出本书，稿费才有几个钱。”韦力笑言。
　　于是，韦力继续寻访藏书楼。
　　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书籍是重要载体和象征。大量传统典籍能够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所能做的，就是在遗迹被消灭之前尽量把它拍摄下来。
　　韦力多次说，他是比较愚钝的人。“我喜欢藏书楼，我就去访，是否划算，根本不去想。”
　　中国到底有多少藏书楼？韦力也不知道，而国内也没有统计。很多藏书楼，历史上只有一个名称，而没有详细的资料记载。还有很多人，只有一个堂号，而堂号也可能随着个人的迁移而迁移。
　　在具体寻访的过程中，韦力总是先查名称，然后找负责地方志的人了解情况，再找地名办换算今天的地方，接着再托人去了解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如果确定有，他就要亲自出马了。
　　十多年来，韦力一直在寻找的路上。“我掌握的线索有上千条，总共找到了200多个私人藏书楼，公共藏书楼也找到了200多处。”

　　就韦力所见，保存最好的私家藏书楼是南浔嘉业堂，历史最悠久的则是宁波天一阁，但绝大部分遗迹已被雨打风吹去。许多古代藏书楼就是近几十年才被毁掉的，而那些保存下来的，也大都是因当初被归入一个比较重要的单位，才得以幸存。
　　如何就走上了这样一条收藏的道路？
　　“任何事情说得太清楚，和真实就有了偏差。”韦力说，走上收藏，“天性的成分比较大”，这是因为，“后天学来知识，学不来爱好”。
　　韦力对传统感兴趣，跟他的爷爷有点关系。“小孩一般都是由姥姥或者奶奶照看，但我的姥姥和奶奶，早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我小时候是由爷爷照看，一直到十一二岁。那时候，他经常给我讲古籍上的故事。”
　　韦力的爷爷是清代的秀才出身。在爷爷的解说中，被批为“投降派”的宋江实际上是忠义之士，而被批判的《水浒传》又极为精彩。在无书可读的岁月，文化上的贫瘠反而催发了韦力的求知欲，他四处搜罗旧书来读。
　　也是在那时，他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新书不如旧书，旧书不如古书。
　　懂了这些书，就开始给小朋友们讲书里的故事。小朋友爱听，捣蛋的韦力就说，“要让我讲故事，你们就得回家拿好吃的”。就这样，他一边讲故事一边吃着好吃的，顿觉知识很有用。
　　真正接触到古书，大约是1983年。北京开了第一届“古旧书市”，就在现在的琉璃厂。那时的售书方式很奇怪，不分好坏、不分版本，一律五毛一本。因为完全没人教，也不懂版本，韦力只挑好看的。“为了那个书市，我将在学校吃午饭的钱省下来，攒了很长时间的钱。那届书市我第一次买了那么多，花了170多块钱，对我来说，当年是一笔巨款。”

二、腿断了，安装假肢，继续上路

　　十多年的寻访，让韦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私家藏书楼南方胜于北方，大城市胜于小城市。而今天，书和楼同在一起的，5%都不到。
　　江南是中国的人文渊薮，这句话在书楼上也同样成立。从明清以来，中国的文化主要出在江南地区，也就是浙江、江苏、安徽一带。比如从科考来说，仅苏州一地就出了数不清的状元。 　　南方文化再兴盛，但中国的文化源头在北方。南方文化的兴盛，最远可以追溯到大宋王室南迁，把开封的文人带到临安。正是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才有现在的结果。因此，包括开封在内的中国藏书在历史上极其重要，极其辉煌。
　　2013年4月24日，韦力独自到河南安阳拜谒灵泉寺，这里是玄奘去西天取经前拜访的第八个师父的所在地。
　　当时，他正在寺院内察看石碑，突然，身边的一块大石碑好无缘由地倒塌，即便身手敏捷，迅速避开，但石碑还是砸中了他的左脚，流了很多血。
　　砸中了脚面，本来问题不大，但由于医疗人员经验的欠缺，造成韦力左脚骨头坏死，不得不一次次截肢。五次大手术后，韦力左腿膝盖以下部位全部截掉了。

　　寻访了十多年，腿断了。在家休息了一年多，安装假肢后，他又上路了。“腿都跑断了，如果以后不跑了，多冤枉。”
　　回首这段堪称奇特的经历，韦力说：“活到这个份上，活明白了。”
　　直到今天，韦力也不知道自己藏书的确切数字。虽然总数没有算出来，现在统计出来的是七万多册，估计总数会有10万册。
　　韦力藏书，以“四部齐备”（中国古籍分经、史、子、集四类，称“四部”）为追求。当然也有侧重。首先是收藏活字本。中国是活字发明国，但中国流传下来的古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刻本，真正的活字本只占到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比例极低。因为很罕见，他把它当作专题来收藏。目前，韦力收藏的活字本大概有九百多部，是国内藏活字本最多的地方。
　　因为韦力在古籍收藏的标志性地位，中韩“活字版之争”的时候，就被中国印刷博物馆请去帮忙，因为他是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能够最有力量地“用事实说话”。
　　第二个专题是稿抄校本。稿抄校本是稿本、抄本和校本的合称。稿本是作者的手稿、草稿、誊清稿等。抄本是古人的手抄本。古代没有复印机，如果有一本书很稀罕，你想得到，一种方式是把书借给你，你自己抄一遍。校本就是批校本。很多字同音不同义，这就导致传抄时理解上的错讹。因此就产生了批校本，这是中国独特的品种，也是藏书家收藏的重点。

三、书是神圣的，自己还没有资格在上面加盖私章

　　目前，国内公共图书馆有3200多家，其中有古籍的图书馆800多家。韦力说，如果按照数量和质量来排名，他收藏的古籍善本应该能够排在前20名以内。“直率地说，省级的图书馆，我能超过一半。”之所以如此有底气，是因为他对全国的图书馆考察了一遍。
　　如此丰富的藏书，哪怕有一点点闪失，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从明清以来，中国的藏书中心在南方，但从自然环境看，北方最适合藏书。“南方藏书最怕潮，古人因此每年春秋两季要晒书。而在干燥的北方，虽然适合藏书，但除尘成了大问题。”
　　为此，韦力给书架都安上玻璃门，既方便找书，也可以防尘。而他建的书楼，最看重的是实用性。虽然探访过无数古代藏书楼，但他自己的藏书楼并未仿照先人。他对藏书楼的寻访是站在精神寄托的角度，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
　　话虽如此，在书籍的保存上，韦力也没有为自己的书楼添置现代化的恒温恒湿设备，遵循的依旧是古法，或者说是经他改良的古法。
　　藏书的最大天敌是虫蛀。他买来的书中，不知道是不是有虫卵的存在。为此，他将买来的古籍放入密封袋，真空密封，再放到零下18度的冰柜冷冻，将可能存在的虫卵冻死。
　　古人用樟木箱存放书籍，以防霉变。而韦力则从木工厂拿来许多樟木刨花，将它们包在报纸里，然后插在书中。因为刨花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更大，他觉得，“这比木板还有用”。
　　他不讲究好看不好看，关键是实用。这些办法，都是靠自己的经验，一点点琢磨出来。
　　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批藏书大家将一辈子的藏书捐给了博物馆、图书馆。就像对韦力影响至深的周叔弢，就把几万册古籍善本捐献给了南开大学图书馆。
　　古人讲三立，立德、立功、立言。韦力直言，他不是敝帚自珍式的人，但自己也不会把藏书捐给图书馆或者博物馆。1949年之后，大量古籍都捐入了公共图书馆，市面上流通的善本图书，少之又少。
　　“书跟人有一种亲近感，我们去博物馆看文物，隔着玻璃，没有亲近感。人性是自私的，要拥有，物和人要融为一体，而物要比我们活得长久得多。”“但书是神圣的，自己还没有资格在上面加盖私章。”韦力的藏书并不加盖私章，这也是一个不同于历代藏书家的独特之处。
　　韦力希望能够在人生的最后，用他的这笔钱，像诺贝尔一样設立一个基金，找一个基金会管理，从而奖励那些藏书人、爱书人、对书籍有贡献的人。
　　“虽然我和诺贝尔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我会做。至于能否实现，我不知道。但这是我的一个梦想。”韦力意味深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