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加州学生埃利奥特·罗杰持枪杀死了六名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学生。事后，舆论试图从各种角度分析他滥杀无辜的原因。我看到的一种解释是，罗杰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被现代传媒洗脑了。凶手的父亲是电影《饥饿游戏》的助理导演之一，而《饥饿游戏》之类电影所代表的流行文化，让人们对年轻人之间的暴力和残杀习以为常。大家对一些传统的禁忌（比如杀人）感到不在乎了，就好比中国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也能面不改色地说起“杀人游戏”一样。这个“洗脑说”虽充满争议，我倒觉得它也是合理的解释之一。在杀人前的视频里，凶手说到他的养尊处优，他穿好衣，开宝马，却得不到女孩喜欢，仍然是“处男”，他倍感不公。可是为什么物质上的丰盛就一定能让一个人四处受欢迎，让女孩投怀送抱？这个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有钱有名就有人前呼后拥，这观念确实是流行文化灌输的。
　　每当这类悲剧事件发生时，我们知道多方面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枪支泛滥是加州处男杀手大开杀戒的原因之一。光背少年的施虐，有家人缺少管教和教育机会欠缺的因素。仅仅归咎于一个因素不公平，可是放过任何一个成因也很危险。事关人命和社会安全，任何造成社会不安的因素都要认真对待。我这里不是要仅仅把“流行文化”单列出来当靶子，但流行文化最让人不安的地方，是它不惜代价地向青少年灌输何为“酷”，它让青少年宁可走邪路去扮酷，也不愿走正路默默无闻。
　　这样的“酷”，多半来自拙劣模仿，缺乏创造性和想像力。电影的导演，初衷或许是通过反社会行为揭露社会问题，而不能正确分辨的青少年却只领受到反社会行为的“酷”。就好比过去英语考试中屡屡出现改错题，本来目的是让学习者辨别错误，结果学习者可能因为对错误接触过多，反而在未来的实际应用中把错误的说法接受为正确说法。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改错题逐渐被取消的缘故。
　　看到这些欺凌他人的少年，我很反感，也觉得他们可悲。他们虽堕落而有害，却一样迷惘、郁闷、空虚—从这些方面看他们又很可怜。他们如果不是大脑一片空白，何至于从三流电影里学这些招式和话语？汉娜·阿伦特评价纳粹头子艾希曼，说艾希曼不加思考地服从命令，他的问题是“平庸之恶”。我想套用她的说法，说这些青少年所追逐的酷，是平庸之酷。从电影镜头里学来一招两式，加害他人，这种“酷”浅薄、愚蠢、错误。拍摄这样的视频传到网上走红也不“牛×”。它只能引起愤怒和厌恶，并最终给自己带来牢狱的惩罚。他们所追逐的酷也慢慢被人鄙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而今好多小混混手上刺着“忍”字刺青，一出口都是脏话，其实他们大多内心极其惶恐，他们也是可怜的人。真正的流氓，倒是满嘴文化，跟你说国学儒家了。
　　青少年急于界定自己的身份，想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得到他人的认可、欢迎、羡慕，本无可厚非，但需有合理引导。这需要家长、教育者关注教育，唯有教育能够让人头脑复杂起来，有批判性思维的眼光和辨别能力，不人云亦云，不会跟着酷文化的暗示随波逐流。这也需要帮助青少年寻找真正可效仿的榜样。
　　最近我们附近一所中学给学生指派阅读神经外科医生本杰明·卡森的传记。我发现树立这样的榜样很有可信度，效果也不错。在我们这个城区的学校，也存在不少问题少年和古惑仔。卡森医生青少年时期和他们一样，有不少恶习和性格问题，后来刻意扭转了这个趋向，成长为世界一流的脑科医生。这样的课外阅读，展现什么是真正的“酷”。中国的模范也不少，不过当初树典型时，没有突出他们曾经的问题和挣扎，而让他们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在青少年中缺乏可信度。这种模范，不需要政府机构来创造，教育机构多选择一些合适的阅读材料，效果会更好。
　　我希望出现一种新的文化，让青少年以正面的行为为酷，为荣。酷是有能力去关爱他人，而不是虐待。酷是没事的时候去做些志愿工作让周遭社会更好，而不是在自己的怯懦中找一个更弱的人去欺负。酷是迎难而上，把成绩搞好，不是自暴自弃，或是选择辍学。酷是选择一个梦想，并想方设法去实现它，而不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选择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