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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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作为自律的自由概念出发,一些批评者引出了“不道德的行为是不自由的、因而不可归责”这个康德哲学中的“归责问题”.以往为康德辩护的研究者大多试图运用意志自由与任意自由的区分、强调任意的自由选择,说明违背道德法则的不道德的行为是人的任意自由选择的结果,以解决这个“归责问题”.然而,这种策略是成问题的,意志自律才是合理解决“归责问题”的关键.通过对康德哲学中两种意义的意志自律概念——客观自律与主观自律——的区分,“归责问题”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决:一个没有实现主观自律、做出了不道德行为的人,其意志仍然处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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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作为自律的自由概念出发,一些批评者引出了“不道德的行为是不自由的、因而不可归责”这个康德哲学中的“归责问题”.以往为康德辩护的研究者大多试图运用意志自由与任意自由的区分、强调任意的自由选择,说明违背道德法则的不道德的行为是人的任意自由选择的结果,以解决这个“归责问题”.然而,这种策略是成问题的,意志自律才是合理解决“归责问题”的关键.通过对康德哲学中两种意义的意志自律概念——客观自律与主观自律——的区分,“归责问题”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决:一个没有实现主观自律、做出了不道德行为的人,其意志仍然处于道德法则之下、受道德法则的支配,仍然是客观上自律的.他本来应当也能够按照道德法则的要求而行动,因而他仍然是自由的,其不道德的行为可以归责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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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从规律意义上认识并实现无产阶级即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经济在诸要素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对百年变局起决定作用,通过“唯一性”和“之一性”统一展现其逻辑主线;生产力动力机制从物向人转变,劳动者动员机制从部分人向整体人转变,构成百年变局两大历史节点;而资本主义从传统形态演进为现代形态,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人类发展模式从“强者支配弱者”趋向于“强弱平等合作”,展示百年变局三大社会样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论述了党的自我革命,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思想,极大地创新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丰富论述所蕴含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包括:什么是党的自我革命?为什么要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怎样进行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进行自我革命?党的历史上形成了哪些自我革命的思想成果和重要经验?
齐泽克认为,在存在、世界和事件的三元组上,他和巴迪欧的根本分歧乃是存在论上的.巴迪欧认为多元性的存在者之间是同质的,是数学上的多元性.而齐泽克则认为存在的显现必须是一个从对抗性的不一致实在界产生符号界的过程.在巴迪欧看来,世界是一个现象学的视域,事件的发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先验结构和内在规则,而只是局部的变异;齐泽克则认为,一个真正的事件会改变世界本身的内在尺度.在巴迪欧的真理—事件中,永恒理念穿越不同的世界而存在,这个永恒理念是一个肯定性的谋划;而在齐泽克的思想中,这种永恒性是否定性的永恒性,是死
通常认为,特殊对象和普遍对象之间有一个区分,前者是个体对象,后者是一般概念或抽象“对象”,此外,这种本体论上的区分可以在语言中用主谓词的区分来表示,主词是专名,表示对象,谓词是形容词和动词,表示属性和关系.拉姆齐提出以下四个论证来挑战这两个区分:(1)语言中的对称性;(2)复合的普遍对象;(3)感觉上的区分;(4)逻辑上的对称性.他的结论是,没有理由假定在特殊对象和普遍对象之间有这样的区分,除了知道“普遍对象理论一片混乱”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斯宾诺莎是西方近代第一个民主主义哲学家,但是他的政治哲学却存在不民主的一面,即否认妇女的政治能力,从而否认妇女的政治权利.如何看待斯宾诺莎关于妇女政治能力的论述,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乃至其整个哲学体系.通过考察斯宾诺莎的相关论证,我们可以看到,他否认妇女政治能力的推论在逻辑上难有说服力,他据以做出这一论断的前提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而且他的基本哲学理论也不支持他的这一论断.斯宾诺莎之所以在其著作中否认妇女的政治能力,并牵强地为他的这个观点进行辩护,其原因在于他以非批判的方式接受了历史上和现
总体性问题是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的问题.卢卡奇提出主、客体相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不仅批判了庸俗唯物主义,而且凸显了激进叙事的主体向度.“总体性辩证法”以其过程性、内容性和结构因果性等旨趣,从正反两个方面启发了葛兰西、阿尔都塞及其后的左翼思想界.卢卡奇的“解放”或者说拉克劳的“解构”,实则是针对总体性问题的两重面相.围绕总体性问题形成的“建构—解构”之争是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一条有力的叙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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