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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肩负着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为优化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重任，也是为宏观经济发展添活力、挖潜力的重要探索。记者调研发现，近一年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明显加速，“飞地经济”兴起，大量项目实现转移与承接，但顶层牵引缺乏也导致中层茫然、基层盲动，呈现的一些新现象宜引起关注。
“飞地经济”带动项目转承
近一年来，京津冀配合国家相关部委编制协同发展规划，提出经济协同、产业转承的思路和建议，三地之间也分别签订了多领域合作协议。
整体来看，京津冀将以首钢曹妃甸园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天津滨海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张承生态经济区为重点，依托产业园区的合作项目，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在具体项目方面，存量产业的区域再布局率先启动。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伯旭介绍，2014年北京市组织了30多个辐射带动力大的项目与津、冀对接，支持首钢、一轻、二商、三元等市属国企在京津冀区域内进行产业链布局。
河北省多个城市抢抓协同发展机遇，张家口云计算产业基地、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一批项目已开工建设或签约落地，四方继保保定基地、精雕记者同时了解到，在多个合作规划区内，“飞地经济”立足“共建、共管、共享”，成为了京津冀突破体制机制桎梏，加快区域产业转承的重要探索，一批“北京园”“天津园”在三地多个县区市挂牌，有效促进了技术、人才、资金、项目流动。
2014年5月，北京市经信委联合北京市食药监管局启动《促进京津冀区域协作、完善首都生物医药产业链》专项工作，拟在津冀协作区域内选址建设“北京生物医药专业园”，为京药企业提供上下游产业链配套服务。最终，这一“北京园”选址在河北渤海新区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北京多家外迁企业负责人坦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带动“飞地经济”这一创举遍地开花，企业在“飞地”建厂，既能使用“北京企业”的品牌效应，又能利用津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帮助一大批京企冲破了发展瓶颈。
“牵引”不足带来三个现象
尽管三地经济协同主动性强，产业转承项目显著增加，但有关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反映，由于缺乏方向更加明确、规划更加精细的顶层牵引，京津冀经济协同缺乏更有效的抓手和持续的推动力。
记者调研发现，近一年来，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总规划的传闻不断，各地发改委、经信委等部门则表示“等规划出台了才能有新动作、大动作”，经济协同因此进展缓慢，其中一些微观现象宜引起关注。
一是协调机制建设滞后，项目对接“零敲碎打”，远未形成产业优化布局“由点及面”的联动局面。
北京市经信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唐建国说，目前京冀两地尚未形成一体化的人才、资本、技术、产权等要素市场，在服务市场方面也缺乏统一规划，无论是在交通、物流、通信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还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方面都缺乏协调对接机制。
沧州市委副书记、渤海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丁绣峰说，目前渤海新区与京津合作的紧密程度尚处于“松散型”，在合作项目上，数量和质量都不太理想，一般适用性的项目多，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少；零散项目多，能形成产业规模的项目少，特别是在京津科研院所以及人才应用上，方法不足、成效不大、联系面还不宽。
近一年来，京津冀多数区县政府和园区针对协同调整了发展的思路与规划，但同质化倾向明显，与“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协同要求存在出入。有受访者反映，由于行政区划观念过强，目前京冀两地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之间缺乏统筹协调，以京津塘公路高新技术产业带为例，沿线六大园区无一例外把发展重点放在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园区同质化发展明显。
相关专家认为，围绕增量做文章，新增布设几条凝聚区域特色、辐射力强的产业主线，是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方法。而近一年来，京津冀经济合作更多的将目光投向存量产业的转移和承接，主要是传统工业项目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增量的新兴产业、支柱产业在区域内布局分工，尚无明确的思路和具体进展。
宜多措并举释放协同红利
相关受访者认为，更加明确的区域经济结构、产业发展主线，是京津冀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优化开发区域发展，带动环渤海经济区乃至中国北方腹地发展的前提。当前宜加快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总规划，描绘这一区域更加清晰的产业布局思路，并形成区域经济协同的持续推动力，及早释放协同红利。
关于区域产业布局，受访者认为，宜明确强化北京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源地位，天津的产业创新和研发转化基地、河北的先进生产和制造的战略支撑区作用，在京津冀构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先行区。
另一方面，宜鼓励地方探索冲破经济协同的核心瓶颈，比如协同发展区域的财税体制改革。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说，协同发展难推进的重要原因是谈不拢怎么收税，“尤其是大型企业，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企业搬迁无异于割地方政府的‘肉’”。
杨连云举例说，北京首钢搬迁河北唐山即面临了财税纠葛：首钢和唐钢共同出资建曹妃甸基地，北京希望税收仍归北京，而河北则称之为“一厢情愿”，最后在协调下两省市根据出资比例收缴，这表明现有财政体制已不能满足协同发展的要求。
在培育具有区域协同特色的增量产业方面，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贵建议，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针对制约京津冀地区科技经济发展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重大科技问题，合作开展科技攻关，推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具体项目包括，环保型汽车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开发，海河流域水体物理场、生物场变化、水环境蜕化变异、水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污染防治中长期规划等研究，新能源与节能技术及其产业化开发，以及重大疾病防治研究等。
“飞地经济”带动项目转承
近一年来，京津冀配合国家相关部委编制协同发展规划，提出经济协同、产业转承的思路和建议，三地之间也分别签订了多领域合作协议。
整体来看，京津冀将以首钢曹妃甸园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天津滨海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张承生态经济区为重点，依托产业园区的合作项目，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在具体项目方面，存量产业的区域再布局率先启动。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伯旭介绍，2014年北京市组织了30多个辐射带动力大的项目与津、冀对接，支持首钢、一轻、二商、三元等市属国企在京津冀区域内进行产业链布局。
河北省多个城市抢抓协同发展机遇，张家口云计算产业基地、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一批项目已开工建设或签约落地，四方继保保定基地、精雕记者同时了解到，在多个合作规划区内，“飞地经济”立足“共建、共管、共享”，成为了京津冀突破体制机制桎梏，加快区域产业转承的重要探索，一批“北京园”“天津园”在三地多个县区市挂牌，有效促进了技术、人才、资金、项目流动。
2014年5月，北京市经信委联合北京市食药监管局启动《促进京津冀区域协作、完善首都生物医药产业链》专项工作，拟在津冀协作区域内选址建设“北京生物医药专业园”，为京药企业提供上下游产业链配套服务。最终，这一“北京园”选址在河北渤海新区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北京多家外迁企业负责人坦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带动“飞地经济”这一创举遍地开花，企业在“飞地”建厂，既能使用“北京企业”的品牌效应，又能利用津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帮助一大批京企冲破了发展瓶颈。
“牵引”不足带来三个现象
尽管三地经济协同主动性强，产业转承项目显著增加，但有关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反映，由于缺乏方向更加明确、规划更加精细的顶层牵引，京津冀经济协同缺乏更有效的抓手和持续的推动力。
记者调研发现，近一年来，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总规划的传闻不断，各地发改委、经信委等部门则表示“等规划出台了才能有新动作、大动作”，经济协同因此进展缓慢，其中一些微观现象宜引起关注。
一是协调机制建设滞后，项目对接“零敲碎打”，远未形成产业优化布局“由点及面”的联动局面。
北京市经信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唐建国说，目前京冀两地尚未形成一体化的人才、资本、技术、产权等要素市场，在服务市场方面也缺乏统一规划，无论是在交通、物流、通信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还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方面都缺乏协调对接机制。
沧州市委副书记、渤海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丁绣峰说，目前渤海新区与京津合作的紧密程度尚处于“松散型”，在合作项目上，数量和质量都不太理想，一般适用性的项目多，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少；零散项目多，能形成产业规模的项目少，特别是在京津科研院所以及人才应用上，方法不足、成效不大、联系面还不宽。
近一年来，京津冀多数区县政府和园区针对协同调整了发展的思路与规划，但同质化倾向明显，与“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协同要求存在出入。有受访者反映，由于行政区划观念过强，目前京冀两地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之间缺乏统筹协调，以京津塘公路高新技术产业带为例，沿线六大园区无一例外把发展重点放在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园区同质化发展明显。
相关专家认为，围绕增量做文章，新增布设几条凝聚区域特色、辐射力强的产业主线，是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方法。而近一年来，京津冀经济合作更多的将目光投向存量产业的转移和承接，主要是传统工业项目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增量的新兴产业、支柱产业在区域内布局分工，尚无明确的思路和具体进展。
宜多措并举释放协同红利
相关受访者认为，更加明确的区域经济结构、产业发展主线，是京津冀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优化开发区域发展，带动环渤海经济区乃至中国北方腹地发展的前提。当前宜加快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总规划，描绘这一区域更加清晰的产业布局思路，并形成区域经济协同的持续推动力，及早释放协同红利。
关于区域产业布局，受访者认为，宜明确强化北京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源地位，天津的产业创新和研发转化基地、河北的先进生产和制造的战略支撑区作用，在京津冀构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先行区。
另一方面，宜鼓励地方探索冲破经济协同的核心瓶颈，比如协同发展区域的财税体制改革。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说，协同发展难推进的重要原因是谈不拢怎么收税，“尤其是大型企业，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企业搬迁无异于割地方政府的‘肉’”。
杨连云举例说，北京首钢搬迁河北唐山即面临了财税纠葛：首钢和唐钢共同出资建曹妃甸基地，北京希望税收仍归北京，而河北则称之为“一厢情愿”，最后在协调下两省市根据出资比例收缴，这表明现有财政体制已不能满足协同发展的要求。
在培育具有区域协同特色的增量产业方面，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贵建议，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针对制约京津冀地区科技经济发展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重大科技问题，合作开展科技攻关，推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具体项目包括，环保型汽车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开发，海河流域水体物理场、生物场变化、水环境蜕化变异、水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污染防治中长期规划等研究，新能源与节能技术及其产业化开发，以及重大疾病防治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