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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编辑家，他在修订《春秋》时表现了丰富的编辑思想，主要包括“垂世立教”的编辑宗旨、“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和“辞达而已”的编辑要求。孔子的编辑思想对后世编辑工作影响深远，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后人必须认真地加以挖掘与传承。
【关键词】孔子；《春秋》；编辑思想
【作者单位】叶晓庆，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简帛文献与战国秦汉神话史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4CZW016。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其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开始逐渐下移，社会的下层人士开始有机会接触文化典籍。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开展大规模私学教育的第一人，他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文献知识的传授。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博学于文”，这里的“文”即指历代文献，他希望通过文献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孔子教学所依托的文献主要就是《诗》《书》《礼》《乐》《春秋》等。《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中年时，“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1]。可见，孔子为了教育学生，曾整理文献典籍作为教学资源。根据《论语》《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孔子曾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并将自己的政治思想灌注于“六经”之中。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难有定论，但孔子修订《春秋》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部史书，经孔子修订后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被后世传承与学习。孔子修订《春秋》时所秉持的编辑宗旨与编辑理念对今天的文献编辑工作而言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春秋》“重义”与孔子“垂世立教”的编辑宗旨
孔子在编辑《春秋》时十分“重义”，试图通过《春秋》来宣扬家国大义，推行社会政治教化，从而达到构建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孔子编辑《春秋》时是有着明确的编辑宗旨的，那就是“垂世立教”。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纷起争霸，战乱频仍，传统的礼乐制度遭到极大的践踏与破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在一般的文化史或思想史叙述中，这一历史时期常常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面对客观情势，孔子以承续周代的礼乐文明为己任，把重构社会的“大一统”秩序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故而孔子在修订《春秋》时，通过其特定的“春秋笔法”来褒贬是非，寄寓“微言大义”，借此阐扬自己的王道教化思想，并将宗法社会传统的“尊尊亲亲、贤贤贱不肖”的伦理观念加以阐释与发扬[2]，流露出极为强烈的“为伦理而修史”的价值取向和极其鲜明的“大一统”政治倾向。
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凡涉及于“尊”“亲”“贤”三者不利的史实，大多采用曲笔的手法，为其遮掩。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所载“天王狩于河阳”一事。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领诸侯联军在城濮之战中打败南方的强楚，进而称霸诸侯。随即，晋文公于践土大会诸侯，并将周襄王召来与会，意欲让周襄王承认其霸主地位，此事《春秋》记曰“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三传对這一记述各有阐释。《左传》记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公羊传》记曰：“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春秋榖梁传》记曰：“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春秋榖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春秋》三传均认为《春秋》未维护业已崩坏的春秋君臣名分，而采用了“为尊者讳”的曲笔手法。
可见，《春秋》借事明义，具有极强的政治教化目的。其微言大义的非常之处在于用含蓄微妙的语言，表达了精深切要的政治伦理之义。故而，《春秋》是有着强烈的“为政治而作史”与“为伦理教化而修史”的写作倾向的。诚如曹顺庆所说：“《春秋》‘微言大义’几乎足以将‘史学’变为‘经学’，将史实的记载阐发为强烈的政治伦理意蕴。”[3]这一点，从《春秋》三传关于《春秋》微言大义的阐释中可窥见一斑。
《春秋·隐公五年》记有“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说公元前718年的春天，鲁隐公准备到鲁国的棠地（今山东鱼台）观看捕鱼。这一看似平常之事，《春秋》为什么要加以载录呢？我们来看《春秋》三传对此的阐释。
首先来看《左传》。《左传》记述了隐公大臣臧僖伯对鲁隐公观鱼于棠的劝谏，认为此事万不可行。劝谏理由如下：“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左传·隐公五年》）
可见，臧僖伯对鲁隐公的劝谏完全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出发的。《左传》文末写道“书曰‘公观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可谓紧扣《春秋》要借“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表明的“微言大义”。
其次，我们再看《春秋公羊传》对此的阐释。《春秋公羊传》在“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条的传文中写道：“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登来之者何？美大之之辞也。棠者何？济上之邑也。”《春秋公羊传》认为，《春秋》载录“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是出于讥讽的目的，讥讽的原因则是隐公不修德政，以商人方式牟利。这也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对“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所蕴含“微言大义”的一种解读和阐释。 最后，我们再看《春秋榖梁传》对此的阐释。《春秋榖梁传》在“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条的传文中写道：“《传》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视之，非正也。”《春秋榖梁传》从“视”与“观”二词词义区别的角度入手，认为《春秋》之所以记述此事为“观鱼于棠”，是因为此事为违反常规之事。因为根据礼制，地位尊贵的人不必亲领小事，身份卑微的人不能占据大功。捕鱼是那些卑贱之人所做之事，隐公去观看这样的事，是不合正规礼制的。可见，《春秋榖梁传》对“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的阐释发挥也是立足于政治伦理角度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孔子在编订《春秋》时，有着明确的编辑宗旨，那就是要“垂世立教”。
二、《春秋》“崇谨”与孔子“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
孔子是一个“信而好古”之人，对夏、商、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充满向往之情。为了更好地获取古代传统文化资源，孔子进行了勤奋的学习与探求，所谓“好古，敏以求之也”（《论语·述而》）。孔子的好学使其积聚了深厚的文化功底，为其日后的文献编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即便如此，孔子仍认为自己对很多知识还是不太了解，在编辑文献时也是翔实了解后再去编辑，体现了极强的“崇谨”倾向，即推崇行文的谨严，记述慎重而严谨。因此，孔子在编辑《春秋》时，始终秉持 “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对自己了解不透彻和知之甚少的事情采用缺而不论的方式，即不知者不论。
《春秋》是孔子的晚年之作，是孔子一生智慧的结晶。在编辑《春秋》时，孔子参阅了大量的相关材料，《鲁春秋》是孔子的第一手材料。除此之外，孔子还派遣弟子四处求取史料，《公羊义疏》有“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之说。但即便是孔子充分占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孔子在修订《春秋》时，仍然对大量的史实不甚了了。在编辑这些史料时，孔子采取了阙疑的态度。孔子强调，如果没有翔实可信的资料，在编辑时不能随便进行主观揣测，所谓毋意是也。
孔子这种“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在《春秋》一书的编订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春秋》桓公五年载“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说的是公元前707年的正月，陈国国君陈桓公鲍去世后，由于王位争夺，陈国发生内乱，故而史书对陈桓公的去世日期记载不确，有多种说法。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查阅了大量文献，仍然无法确证其去世的日期。所以孔子给出了“正月甲戌”与“正月己丑”两种说法。可见，孔子在这里秉承了“多闻阙疑”的编辑思想，考证不明确的地方是“存而不论”的。故而《春秋榖梁传》在解经时指出，“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充分肯定了孔子修订《春秋》时“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
在编辑《春秋》时，面对纷繁复杂的编辑材料，孔子坚决主张“无征不信”与“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对有疑问的史料，孔子必要进行深入、翔实的考证，如果考证之后仍然不能解决疑问，那么，孔子就会对其加以保留，从不妄下断语。所以，我们今天阅读《春秋》时常常会发现，很多春秋史事是没有明确记载日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孔子对此无法确证而采取阙疑的方式，这体现了孔子的求实精神与严谨的编辑态度，对今天的编辑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那就是编辑工作一定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编辑态度。
三、《春秋》“尚质”与孔子“辞达而已”的编辑要求
孔子在编辑《春秋》时，非常“尚质”，即崇尚文辞的樸质无华。“辞达而已”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编辑思想，所谓辞达而已是指语言表达既要准确明白又要精炼通畅，能够有效传递信息即可，无须浮华的雕饰。
孔子指出，要使语言达到辞达的效果，文章必须要进行反复的锤炼润色。孔子在《论语》中以“郑国外交辞令的创制”为例，阐释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指出，郑国在写作外交辞令时要经历一个“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的过程，这一过程保证了语言的辞达效果。
《春秋》一书以微言表达大义，处处体现了孔子“辞达而已”的编辑技巧。
首先，从语言表达的精炼程度来看，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可以用一个字说清楚的事情绝不会使用两个字。《春秋》中关于各种灾异的记述都是非常精炼简洁的，如“螟”（闹螟虫之灾）、“螽”（闹蝗灾）、“大水”（闹水灾）、“大雨雪”（闹雪灾）、“大旱”（闹旱灾）等。再比如孔子会使用一句话精炼地概括某一历史事件，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之类，非常简明地交代了战争的时间、交战双方、战争地点以及战争结果等，精炼到位，真正做到了“辞达而已”。
其次，从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来看，孔子编辑《春秋》时对词语的选择与使用是非常注意的，以确保语言的准确。先秦时期，语言中的近义词非常多，而近义词之间细微的差别正是体现了语言准确性的要求。如《春秋》隐公元年载“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眜”，讲在公元前722年的三月，鲁国的鲁隐公与邾国的国君仪父在眜地（今山东泗水县附近）会盟。孔子在这里使用了“及”这个词，“及”是与的意思，而在这一时期，“会”“及”“暨”三个词都是与的意思，孔子选择的根据为何呢？《春秋公羊传》在解《春秋》时讲，“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指出“会”主要是聚集众人的意思，“及”主要是主动请求会面的意思，“暨”主要是迫不得已会面的意思。结合历史背景来看，鲁隐公是主动要求与邾国国君仪父会面的，所以孔子才选择了“及”这个词，由此可见孔子使用语言的准确性之高。
孔子虽然坚决主张“辞达而已”的编辑要求，这并不是就说明孔子完全不讲究语言的文饰，相反，孔子也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孔子主张，语言的文饰一定要建立在辞达的基础之上为其服务，“辞达而已”才是文献编辑时要遵循的基本要求。
总体来看，孔子在修订《春秋》时表现出丰富的编辑思想，为后世的编辑工作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孔子的编辑思想对当代众多媒介的编辑来说，是一份特别宝贵的精神财富，故而，深入挖掘与传承孔子的编辑思想是一件极具时代价值之事。
[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李洲良. 春秋笔法研究三题[J]. 北方论丛，2013（6）.
[3]曹顺庆. “《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关键词】孔子；《春秋》；编辑思想
【作者单位】叶晓庆，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简帛文献与战国秦汉神话史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4CZW016。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其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开始逐渐下移，社会的下层人士开始有机会接触文化典籍。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开展大规模私学教育的第一人，他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文献知识的传授。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博学于文”，这里的“文”即指历代文献，他希望通过文献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孔子教学所依托的文献主要就是《诗》《书》《礼》《乐》《春秋》等。《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中年时，“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1]。可见，孔子为了教育学生，曾整理文献典籍作为教学资源。根据《论语》《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孔子曾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并将自己的政治思想灌注于“六经”之中。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难有定论，但孔子修订《春秋》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部史书，经孔子修订后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被后世传承与学习。孔子修订《春秋》时所秉持的编辑宗旨与编辑理念对今天的文献编辑工作而言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春秋》“重义”与孔子“垂世立教”的编辑宗旨
孔子在编辑《春秋》时十分“重义”，试图通过《春秋》来宣扬家国大义，推行社会政治教化，从而达到构建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孔子编辑《春秋》时是有着明确的编辑宗旨的，那就是“垂世立教”。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纷起争霸，战乱频仍，传统的礼乐制度遭到极大的践踏与破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在一般的文化史或思想史叙述中，这一历史时期常常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面对客观情势，孔子以承续周代的礼乐文明为己任，把重构社会的“大一统”秩序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故而孔子在修订《春秋》时，通过其特定的“春秋笔法”来褒贬是非，寄寓“微言大义”，借此阐扬自己的王道教化思想，并将宗法社会传统的“尊尊亲亲、贤贤贱不肖”的伦理观念加以阐释与发扬[2]，流露出极为强烈的“为伦理而修史”的价值取向和极其鲜明的“大一统”政治倾向。
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凡涉及于“尊”“亲”“贤”三者不利的史实，大多采用曲笔的手法，为其遮掩。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所载“天王狩于河阳”一事。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领诸侯联军在城濮之战中打败南方的强楚，进而称霸诸侯。随即，晋文公于践土大会诸侯，并将周襄王召来与会，意欲让周襄王承认其霸主地位，此事《春秋》记曰“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三传对這一记述各有阐释。《左传》记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公羊传》记曰：“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春秋榖梁传》记曰：“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春秋榖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春秋》三传均认为《春秋》未维护业已崩坏的春秋君臣名分，而采用了“为尊者讳”的曲笔手法。
可见，《春秋》借事明义，具有极强的政治教化目的。其微言大义的非常之处在于用含蓄微妙的语言，表达了精深切要的政治伦理之义。故而，《春秋》是有着强烈的“为政治而作史”与“为伦理教化而修史”的写作倾向的。诚如曹顺庆所说：“《春秋》‘微言大义’几乎足以将‘史学’变为‘经学’，将史实的记载阐发为强烈的政治伦理意蕴。”[3]这一点，从《春秋》三传关于《春秋》微言大义的阐释中可窥见一斑。
《春秋·隐公五年》记有“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说公元前718年的春天，鲁隐公准备到鲁国的棠地（今山东鱼台）观看捕鱼。这一看似平常之事，《春秋》为什么要加以载录呢？我们来看《春秋》三传对此的阐释。
首先来看《左传》。《左传》记述了隐公大臣臧僖伯对鲁隐公观鱼于棠的劝谏，认为此事万不可行。劝谏理由如下：“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左传·隐公五年》）
可见，臧僖伯对鲁隐公的劝谏完全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出发的。《左传》文末写道“书曰‘公观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可谓紧扣《春秋》要借“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表明的“微言大义”。
其次，我们再看《春秋公羊传》对此的阐释。《春秋公羊传》在“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条的传文中写道：“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登来之者何？美大之之辞也。棠者何？济上之邑也。”《春秋公羊传》认为，《春秋》载录“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是出于讥讽的目的，讥讽的原因则是隐公不修德政，以商人方式牟利。这也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对“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所蕴含“微言大义”的一种解读和阐释。 最后，我们再看《春秋榖梁传》对此的阐释。《春秋榖梁传》在“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条的传文中写道：“《传》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视之，非正也。”《春秋榖梁传》从“视”与“观”二词词义区别的角度入手，认为《春秋》之所以记述此事为“观鱼于棠”，是因为此事为违反常规之事。因为根据礼制，地位尊贵的人不必亲领小事，身份卑微的人不能占据大功。捕鱼是那些卑贱之人所做之事，隐公去观看这样的事，是不合正规礼制的。可见，《春秋榖梁传》对“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的阐释发挥也是立足于政治伦理角度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孔子在编订《春秋》时，有着明确的编辑宗旨，那就是要“垂世立教”。
二、《春秋》“崇谨”与孔子“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
孔子是一个“信而好古”之人，对夏、商、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充满向往之情。为了更好地获取古代传统文化资源，孔子进行了勤奋的学习与探求，所谓“好古，敏以求之也”（《论语·述而》）。孔子的好学使其积聚了深厚的文化功底，为其日后的文献编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即便如此，孔子仍认为自己对很多知识还是不太了解，在编辑文献时也是翔实了解后再去编辑，体现了极强的“崇谨”倾向，即推崇行文的谨严，记述慎重而严谨。因此，孔子在编辑《春秋》时，始终秉持 “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对自己了解不透彻和知之甚少的事情采用缺而不论的方式，即不知者不论。
《春秋》是孔子的晚年之作，是孔子一生智慧的结晶。在编辑《春秋》时，孔子参阅了大量的相关材料，《鲁春秋》是孔子的第一手材料。除此之外，孔子还派遣弟子四处求取史料，《公羊义疏》有“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之说。但即便是孔子充分占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孔子在修订《春秋》时，仍然对大量的史实不甚了了。在编辑这些史料时，孔子采取了阙疑的态度。孔子强调，如果没有翔实可信的资料，在编辑时不能随便进行主观揣测，所谓毋意是也。
孔子这种“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在《春秋》一书的编订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春秋》桓公五年载“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说的是公元前707年的正月，陈国国君陈桓公鲍去世后，由于王位争夺，陈国发生内乱，故而史书对陈桓公的去世日期记载不确，有多种说法。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查阅了大量文献，仍然无法确证其去世的日期。所以孔子给出了“正月甲戌”与“正月己丑”两种说法。可见，孔子在这里秉承了“多闻阙疑”的编辑思想，考证不明确的地方是“存而不论”的。故而《春秋榖梁传》在解经时指出，“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充分肯定了孔子修订《春秋》时“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
在编辑《春秋》时，面对纷繁复杂的编辑材料，孔子坚决主张“无征不信”与“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对有疑问的史料，孔子必要进行深入、翔实的考证，如果考证之后仍然不能解决疑问，那么，孔子就会对其加以保留，从不妄下断语。所以，我们今天阅读《春秋》时常常会发现，很多春秋史事是没有明确记载日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孔子对此无法确证而采取阙疑的方式，这体现了孔子的求实精神与严谨的编辑态度，对今天的编辑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那就是编辑工作一定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编辑态度。
三、《春秋》“尚质”与孔子“辞达而已”的编辑要求
孔子在编辑《春秋》时，非常“尚质”，即崇尚文辞的樸质无华。“辞达而已”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编辑思想，所谓辞达而已是指语言表达既要准确明白又要精炼通畅，能够有效传递信息即可，无须浮华的雕饰。
孔子指出，要使语言达到辞达的效果，文章必须要进行反复的锤炼润色。孔子在《论语》中以“郑国外交辞令的创制”为例，阐释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指出，郑国在写作外交辞令时要经历一个“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的过程，这一过程保证了语言的辞达效果。
《春秋》一书以微言表达大义，处处体现了孔子“辞达而已”的编辑技巧。
首先，从语言表达的精炼程度来看，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可以用一个字说清楚的事情绝不会使用两个字。《春秋》中关于各种灾异的记述都是非常精炼简洁的，如“螟”（闹螟虫之灾）、“螽”（闹蝗灾）、“大水”（闹水灾）、“大雨雪”（闹雪灾）、“大旱”（闹旱灾）等。再比如孔子会使用一句话精炼地概括某一历史事件，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之类，非常简明地交代了战争的时间、交战双方、战争地点以及战争结果等，精炼到位，真正做到了“辞达而已”。
其次，从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来看，孔子编辑《春秋》时对词语的选择与使用是非常注意的，以确保语言的准确。先秦时期，语言中的近义词非常多，而近义词之间细微的差别正是体现了语言准确性的要求。如《春秋》隐公元年载“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眜”，讲在公元前722年的三月，鲁国的鲁隐公与邾国的国君仪父在眜地（今山东泗水县附近）会盟。孔子在这里使用了“及”这个词，“及”是与的意思，而在这一时期，“会”“及”“暨”三个词都是与的意思，孔子选择的根据为何呢？《春秋公羊传》在解《春秋》时讲，“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指出“会”主要是聚集众人的意思，“及”主要是主动请求会面的意思，“暨”主要是迫不得已会面的意思。结合历史背景来看，鲁隐公是主动要求与邾国国君仪父会面的，所以孔子才选择了“及”这个词，由此可见孔子使用语言的准确性之高。
孔子虽然坚决主张“辞达而已”的编辑要求，这并不是就说明孔子完全不讲究语言的文饰，相反，孔子也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孔子主张，语言的文饰一定要建立在辞达的基础之上为其服务，“辞达而已”才是文献编辑时要遵循的基本要求。
总体来看，孔子在修订《春秋》时表现出丰富的编辑思想，为后世的编辑工作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孔子的编辑思想对当代众多媒介的编辑来说，是一份特别宝贵的精神财富，故而，深入挖掘与传承孔子的编辑思想是一件极具时代价值之事。
[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李洲良. 春秋笔法研究三题[J]. 北方论丛，2013（6）.
[3]曹顺庆. “《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