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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寒冷的冬季到来之前，蒋正和建生都会被人们送进金安医院。今年也不例外。唯一的区别是，当他们进入金安医院的时候，发现那里多了一堵红色的砖墙。
这堵墙把原先无比宽阔的金安医院一分为二，围住了另外一栋大楼，把那一部分变成一个新的单位。施工还在进行中，最后的刷白工程还没完成，砖缝之间裸露出粗糙而丑陋的灰色水泥。
金安医院的正确称谓是精神病专科医院第二分院。但在这座无人认识的小城里，人们并不习惯称它为精神病院，也不至于粗鲁到叫它疯人院，人们只管它叫金安医院。作为分院，金安医院的常住病人屈指可数，却拥有两栋住院大楼。两栋楼隔得并不远，大部分的病房都被闲置，覆盖着灰尘，飘荡着新鲜石灰的味道。
对于这种规划设计，人们是这么解释的：院长一定是被病人们传染了。
所以，这堵墙的出现不会叫人太意外。
蒋正和建生每年冬天都被送进金安医院是有原因的，虽然在这座南方小城市里，冬天并没有格外的寒冷，但人们担心阴冷的天气会损伤他们的健康，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来说，那些阴雨连绵的夜晚是难熬的。所以，当第一个人感觉到空气中夹杂着一丝尖锐的寒意时，他不是忙着打哆嗦，而是忙着打电话。
冬天又来了，蒋正和建生该进医院了。他一面拨打金安医院的电话，一面感叹时光的流逝。
于是，金安医院就会派出他们那辆由微型面包车改装成的救护车，悄无声息地驶入城里。
首先，他们到小城的南边接建生。
南边是老城区，密布着狭长而幽深的巷道，曲里拐弯，四通八达，犹如迷宫。建生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他是个喜欢游走的人，行踪捉摸不定。但金安医院的医生从来不为这个担心，他们总是很快就找到他，找到他的时候，建生通常在喋喋不休。
接下来，他们来到城市的北边接蒋正。
蒋正是建生的反面，他是凝固不动的，基本不说话，宛如一尊雕塑。
北邊是城市的繁华地带，蒋正坐在商场门口的条形椅上画画。他的身后是一面巨大的电子屏幕，交替着变换广告画面。有时候，他被身后的画面毫不违和地吸纳进去，无论是色彩、光线，还是他低垂的鸭舌帽，陈旧的毛呢大衣，都成为其间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大部分时候，他就像巨蟒无法消化的食物那样，被画面无情地排斥出来，成为一个冒失而唐突的存在。
看到汽车向他驶来，蒋正默默地收拢画夹，拍拍大衣上的灰尘，一言不发地钻进车里，坐在建生的旁边。
于是小城的人们会看到他俩侧面的剪影，一个不停地蠕动嘴唇，另一个则正襟危坐，严肃地凝视着前方。
这样的情形，尽管人们记不住从什么时候开始，但必定每年都要发生，从未改变，就像四季轮回中一个容易被忽略但永远不消失的环节。
关于这堵红色的尚未完工的砖墙，蒋正很想知道建生是怎么想的。过去的几年里，这个位置上有一塘水，水里有廉价的假山，看起来像发霉的塑料泡沫，阳光灿烂的时候，他和建生会坐在旁边烤太阳。
但是建生的反应很冷淡，他只是翻了个白眼，略微地停顿了一下，就继续说他的话去了。说话，不停地说话，这是建生唯一的问题。据说他说话是不需要换气的，他的呼吸系统与众不同，语言就是他的呼吸。
蒋正有点失落，他觉得自己是永远也无法了解建生的，因为建生用语言的屏风把他无情地阻挡在外面。
建生说话的时候喜欢专注地看着某个地方，好像那里站着一个人;有时候他热情地跟某个人打招呼，但对方却并不存在。他会让你感觉到灵魂是透明的肌体，在拥挤的人群里和你擦肩而过。
有人认为建生具备跟神灵交谈的能力，十分渴望能从他的嘴里获取一些关于命运的信息，可惜，他们不能如愿以偿，建生的回答会让他们更加摸不着头脑。还有一个学者认为建生的话是有逻辑的，他把那些话语录下来，打算做些语言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不久以后，他的家人发现他开始大量掉头发，眼神变得狂乱，性情也开始暴戾，建生那些连贯的永远不会重复的话语让他陷入疯狂。于是，他们及时阻止了他的研究。
可怜的蒋正，既不想从建生的口中探听未来的命运，也没有兴趣从事语言逻辑学的研究，如果能和建生谈谈人生理想当然是很好的，但他知道这属于痴心妄想。所以，每年，他最终的理想就是在这里安静地度过一个冬天。
按照惯例，他们住进了606病室。建生开始行走，从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很快他就携带着密密麻麻的话语消失了。蒋正则站在窗前，考虑该如何度过这年冬天的第一天，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因为有所不适应而显得无比漫长。
他的视线刚好能够到达红墙的另一面，与另外那栋楼相对，不用费力就能看到楼里中间的几层住着人，有男也有女，出出进进，悄无声息，看上去秩序井然。蒋正于是觉得很羡慕，原来红墙那面天气晴好，世界安静。要知道金安医院里成天到晚都是奇怪的声响，建生的话语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如果说出现了片刻的宁静，那就绝对是一场惊悚事故的前奏。
所以说观察一个宁静的世界是个不错的选择，蒋正心安理得地站在窗边，打算就这样度过他的第一天。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有人也正在观察他，一个男人，和他一样站立在窗边。或许也可以勉强称他为男孩，因为他很年轻，有着瘦高个头和一张很好看的脸，只不过脸色苍白、眼神幽暗。没准他站立的时间更长久，透过敞开的玻璃，他们俩的目光在红墙上空交遇。
蒋正觉得他像一个囚犯，因为对面的那栋楼在走廊上安装了铁栏杆，那个盯着他看的男子，露出一种被囚禁的神情。
几分钟之后，蒋正转移了自己的视线，就算是个疯子，也会在长时间的对视中感到难堪，“干吗要盯着一个男人看那么久呢？”他沮丧地对自己说。
现在，属于蒋正和建生的夜真正开始了。
第一次住进606的时候，蒋正没法记住那是哪一年，他惊异地发现原来建生在梦里也不会停止讲话。他找到主治医生要求调换病房，但是主治医生告诉他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长，“因为我们会给他开出药方，他会好转的。”蒋正一直等着药方起作用，但他没有等到。 这一夜，像以往和建生在金安医院一起度过的夜一样，蒋正在建生的黑暗呓语中尽量地伸展四肢，让自己变得庞大，空旷，好让他的思考有足够广阔的空间。
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在浓厚的夜空里带着颤抖的尾音，蒋正认为那是一声长着羽毛的尖叫。从方向上判断来自围墙的那一面。建生被惊醒了，腾地坐起来，暂时地停止讲话，就算在黑暗里，蒋正都看得见他闪闪发光的白眼仁。
尖叫之后恢复平静。建生重重地倒下去，重新开始喃喃自语，蒋正也继续他的思考。但是没过多久，在黎明到来之前，红墙那边再度传来喧腾。有清晰的哭闹声，有人起床，走动，说话，发动汽车，这中间夹杂着轻微的呵斥，还有一个男人声嘶力竭地叫喊：“杀了我吧，快杀了我！”
究竟是谁想杀死自己呢，而且还是在黎明到来之前？这个问题困扰着蒋正，他不再觉得红墙对面天气晴好，世界安静，或许那里住着比他们严重許多倍的病人，统一地患上一种会在夜间发作的怪病。
第二天，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方，那个高个头的男人再度出现。他脸色苍白，目光涣散，把缠着白色纱布的手搭在铁栏杆上，这样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倒霉的囚犯了。
蒋正没工夫看他，他开始画画，每年的第二天他都会开始画画。蒋正热衷于画小汽车，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他用一种极其精准的方式画出汽车的引擎盖、挡风玻璃、门窗和轮胎，从来不使用尺子圆规一类的工具，但是据一个汽车修理厂的师傅说，其间的比例误差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他也不使用颜料，从来不，但小孩子们可以在他画完之后说出来：这是一辆黄色的小轿车。
但是蒋正大部分的作品都进了垃圾桶，谁会在意用铅笔画出的小汽车呢，就算它非常精准。
这时候，对面的男人开始摇晃铁栏杆，他大约经常这样摇晃栏杆，发出了钢筋晃动的声音，很快有人上来制止了他，于是他开始吹口哨，吹出一种刺耳的旋律，这个举动没人管。蒋正知道，这个男人想吸引他的注意。所以他装作没听见。
游走的建生不知不觉来到蒋正的后面，很专心地看蒋正画画，一面不停地评价，“你画的天空和大海就像真的一样，为什么我知道它们像真的一样，因为我见过真正的天空和真正的大海。”
蒋正叹了一口气，他很想告诉他自己只不过是想画一辆小汽车而已，就目前而言，它还只是一些线条。但他终于还是没有说。
红墙对面的男人开始另外的表演，他找到一样东西敲打栏杆，动静很大，这下麻烦了，很快上来两个人，把他带进了另外的房间，这个过程不怎么顺利，他拉着栏杆企图赖在原地不动，但他们说服了他。
建生看到了这一幕，他说：“蒋正啊蒋正，这个就是昨天晚上不睡觉嚷着要别人杀死他的男人，没有人想杀他，他就用玻璃划破了自己的手腕，这些瘾君子一天到晚又叫又嚷的，今年倒霉了，住在他们旁边，我们两个都快要变成疯子了！”
“可是我们两个本来就是疯子啊。”蒋正忍不住提醒他。
慢慢地，蒋正知道红墙对面是一家戒毒康复中心，里面住着二十多个病人，他们家里多半都很有钱。大部分的消息是建生带回来的，不完全准确但是很可靠。比如为什么要在走廊上安装铁栏杆，因为他们时不时就会有往楼下跳的冲动;为什么白天显得安静而夜里则喧闹不止，因为白天他们有太多的事可以做，做做操，健健身，甚至打打麻将什么的，但是夜晚则不行。
“夜里他们会被自己的心跳吓得大吼大叫，他们的夜晚跟我们的不一样。”建生带着同情的语气说，“他们的夜晚是黑色的。”
这之后的几天，蒋正照例在窗口画画，建生照例在四处游走，那个脸色苍白，眼神幽暗的男人照例紧靠着铁栏杆观察蒋正。不过他不再发出任何响动，以防止别人注意到。
女护士过来发药的时候总是鼓动蒋正到外面晒晒太阳，“你不要老是坐在同一个地方，马上就要变天了，到时候你想出去走走都没地方去。”她说。
果然变天了，光线就像被突然抽离，整个世界变得灰暗，尤其是零星的雨点开始飘落的时候，基本分不出是白天还是黑夜。
“蒋正，关上窗，你会冻坏的。”女护士说。等她一离开病房，蒋正就把窗子打开了。他需要虚弱的光线，也有点喜欢来自红墙对面的观察，尽管他很少抬头刻意地看他，但他知道他一直在。
就在这一刻，一枚小小的硬物像子弹一样嗖一声从窗子里射进来，落在地板上，蒋正吓了一跳，他把它捡起来，发现是一粒用纸折成的弹弓子弹，判断它的来源并不困难，因为红墙对面的男人正对着他微笑，那笑容几乎接近谄媚。他的手里，有一把精致的弹弓。
蒋正把这枚纸弹一点一点打开，他发现，这是一张二十元的人民币，上面还写着字。关于字，蒋正只有六岁之前的储备，他只认识六岁以前学过的字，大约有十五个。
由于写着字，这张纸币看上去有点假。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蒋正费尽心力思考了一番，最后他判断，这是给他的纸张钱。因为这座小城的人们时不时就会给他一点钱，他们称这个为纸张钱。
自从他夹着画夹走上街头，坐在他通常坐着的地方开始画画以后，他们就开始给他纸张钱，一毛两毛的。那时候，那里还没有大商场，只有一个破旧的菜市场。他的母亲，据说是个惹人怜爱的美人儿，已经离家出走很长时间了，他的父亲则死于一场车祸，人们有点担心他会就此一蹶不振，或者跟着街头的小混蛋们厮混。
好在蒋正没有让他们的担心持续太长时间，他开始画画，画出了一辆歪歪扭扭的小汽车。那时候，他在六岁到八岁之间。
“蒋正将来会变成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人们给他钱去买纸张和笔，“到时候可不要忘记我们哦！”他们假装很喜欢的样子带走蒋正的一两幅画，然后在街道的拐角把它们撕碎塞进垃圾桶。
蒋正非常非常迟疑地举起手中的画板，呈现给对面的男人。“是这个吗？”他想说。画板上有一辆尚未完成的小汽车。
男人在黯淡的光线里露出微笑，蒋正不能确定他是否点头认可，但他确定感觉到了他的微笑。 蒋正加快了画画的节奏，感觉自己突然有了很多事情要做。他也不想敷衍了事，就画画这件事而言，他不习惯敷衍。现在，他需要一把结实的弹弓。
细雨连绵的夜里，蒋正想象红墙对面的男人打开画的情景，从他幽暗的眼睛里会流露出什么样的神情，欣喜的，赞赏的，或者是失望的，厌恶的。蒋正觉得这样的想象耗费心力，最后，建生持续的呓语帮助他得出一个粗暴的结论：管他妈的怎么看，反正我们两清了。
但是，清晨醒来，蒋正又觉得很不安，他只好连续画了两张小汽车，用弹弓送给红墙对面的人。这下他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一段时间的相安无事，年轻男人偶尔还是会出现，但是蒋正没法看清他的表情，他觉得也没必要去看他的表情，“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蒋正有着自己的通透，就像金安医院里每天都会上演的曲目，吵架的吵架，唱戏的唱戏，哭的哭，笑的笑，一样都不会少。
所以，当收到第二张五十元纸币的时候，蒋正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加緊画画，把他画好的每一幅画都折成子弹发送到红墙对面。他的床头柜上已经摊着好几枚这样的子弹，他不太清楚还需要画多少才能画满五十元。
显然，他还没画完，但是第三张纸币就到了，蒋正大惊失色，这是一张一百元。这时候他能看到对面的男人，他黑着脸，整个人都很阴郁，看起来，这个有钱的顾客不是那么满意。蒋正开始担心，他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冬天完成这个价格的作品，也无法让这个挑剔的顾客露出满意的笑容。
但不管怎么样他得把活做好。
于是蒋正非常繁忙，不停地画不停地画，他基本不抬起头，以至于建生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于是建生到别的病房串门的时候会对病友们说：今年冬天蒋正丢了，他只剩下一个后脑勺。
金安医院的医生也认为蒋正的病情有所加重，整个冬天他只说了一句话，“可是我们两个本来就是疯子啊”，就这句，恰巧被一个护士听到了。
还好，红墙对面的男人没有继续给蒋正施压，就像突然生出恻隐之心，他只是看着这个方向，带着落寞的神情。有一天，蒋正发现，他手里举着一张蒋正的作品，朝着天空的方向，仔细端详。
蒋正终于完成了他觉得应该完成的作品。这时候，第四枚子弹漫不经心地到达了。对于这张一元钱的纸币，蒋正表示不屑，他的内心被某种失落填满，决定不去理睬这一元钱。
再次地进入相安无事的阶段，红墙对面偶尔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喧闹，但大家似乎习惯了，对此熟视无睹，就连建生都懒得去打听其间的细节。
男人很少出现在走廊，但蒋正时不时还能看到他的身影，有时候他在做操，有时候他懒洋洋地在院子里溜达。他像是变老了一些，苍白的皮肤开始发黄，脊背也有点伛偻。
“无论如何，他现在都不能叫作男孩了。”蒋正私底下想。他这么想的时候收到了来自红墙对面的最后一张纸币——还是一元钱，是的，最后一张，还是有字。这之后，蒋正再也没有在红墙对面看见过他，这让他剩下的日子显得有点空旷。
现在，冬天真的结束了，空气中出现棉絮状的温暖，触手可及。
蒋正和建生一起离开金安医院。在固定的地方，他们友好地分手，并约定明年再见，两个人看起来气色都不错：建生剃了胡须，嘴角很干净，蒋正干洗过的毛呢大衣很平整，帽子也掸去灰尘，脖子上挂着一条病友送的毛线围巾，在他的画夹里，纸张非常充沛。建生要回到小城的南边，蒋正则朝着城市北边走去，在那里，总有一个位置属于他。
商场电子大屏正在无声地变换着画面，把光影投射到广场的任意角落。人越来越多，熙熙攘攘地在广场上行走，自由地出入，大一些的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人群中穿梭，更小的孩子在各种电子玩具车里按动彩色按钮，听它们发出响亮的童谣。几乎所有的人都携带着春天的气息。
多么熟悉的一切。
然而，在那个熟悉的位置上，蒋正惊讶地发现，那里坐着一个自己。
——低垂着头，伛偻着身躯，一个正在专心画画的蒋正。
灰色夹克裹着瘦削但高挑的身躯，竖起来的衣领遮住一半的脸庞，只有在偶尔抬起头来的时候，才能看见他苍白的皮肤和幽暗的眼神。
没错，是红墙那边那个用纸弹跟他买画的男人。
他长时间不说话，也不移动位置，就像一尊雕像。
有个中年男人在他面前路过，走出几步又返回身来，在他的面前停下。“蒋正，三天前我就看见你的笔已经坏了，我想你需要一支新的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夹，抽出一张纸币给正在画画的男人。
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拖着一个小男孩匆匆向他跑来，“蒋正，帮我看一下儿子，最好给他画幅小汽车，我要进去买一瓶化妆水。”画画的男人默默地点点头，往边上移动一点点，腾出位置来让小男孩坐，这个小男孩乖乖地坐在他的身边，把手放在膝盖的中间，侧着身子，看一辆小汽车逐渐地在纸上成型。
蒋正看呆了。从来没有过的慌乱正在侵袭着他，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才让自己冷静下来。
“那么我呢，我去了哪里？”他站在原地使劲地想，想了很久，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
于是，从金安医院里出来的蒋正只好裹紧大衣，压低帽檐，独自离开。
很长一段时间后的某天黄昏，在另外一座小城里，一家文具店迎来了关门前最后的顾客，他要买一些用来画画的纸张。这是一个普通的顾客，穿着陈旧的毛呢大衣，戴一顶鸭舌帽，几乎不说话。
关于这个顾客，文具店老板没有任何印象，但是对于他的钱，文具店老板隐约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那上面都写着字，字迹有点模糊。
一张二十元的纸币上面写着：到五一路文华巷百岁坊诊所买一支咳嗽水放在红墙西侧角落石缝里，有酬劳。
一张五十元的纸币上面写着：不是汽车，是咳嗽水，现在可以买两支。
一张一百元的纸币上面写着：你他妈在耍我吗，今晚就把东西买到，这是交易。
一张一元的纸币上面写着：你不识字吗？求你了，不要再让我看到小汽车。
另外一张一元的纸币上面写着：好吧，还是发小汽车给我吧，我有点喜欢上这样的画了。
奇怪归奇怪，文具店老板还是把钱归到残币那一沓里，放进了抽屉。
“无论如何，明天都得到银行一趟。”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堵墙把原先无比宽阔的金安医院一分为二，围住了另外一栋大楼，把那一部分变成一个新的单位。施工还在进行中，最后的刷白工程还没完成，砖缝之间裸露出粗糙而丑陋的灰色水泥。
金安医院的正确称谓是精神病专科医院第二分院。但在这座无人认识的小城里，人们并不习惯称它为精神病院，也不至于粗鲁到叫它疯人院，人们只管它叫金安医院。作为分院，金安医院的常住病人屈指可数，却拥有两栋住院大楼。两栋楼隔得并不远，大部分的病房都被闲置，覆盖着灰尘，飘荡着新鲜石灰的味道。
对于这种规划设计，人们是这么解释的：院长一定是被病人们传染了。
所以，这堵墙的出现不会叫人太意外。
蒋正和建生每年冬天都被送进金安医院是有原因的，虽然在这座南方小城市里，冬天并没有格外的寒冷，但人们担心阴冷的天气会损伤他们的健康，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来说，那些阴雨连绵的夜晚是难熬的。所以，当第一个人感觉到空气中夹杂着一丝尖锐的寒意时，他不是忙着打哆嗦，而是忙着打电话。
冬天又来了，蒋正和建生该进医院了。他一面拨打金安医院的电话，一面感叹时光的流逝。
于是，金安医院就会派出他们那辆由微型面包车改装成的救护车，悄无声息地驶入城里。
首先，他们到小城的南边接建生。
南边是老城区，密布着狭长而幽深的巷道，曲里拐弯，四通八达，犹如迷宫。建生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他是个喜欢游走的人，行踪捉摸不定。但金安医院的医生从来不为这个担心，他们总是很快就找到他，找到他的时候，建生通常在喋喋不休。
接下来，他们来到城市的北边接蒋正。
蒋正是建生的反面，他是凝固不动的，基本不说话，宛如一尊雕塑。
北邊是城市的繁华地带，蒋正坐在商场门口的条形椅上画画。他的身后是一面巨大的电子屏幕，交替着变换广告画面。有时候，他被身后的画面毫不违和地吸纳进去，无论是色彩、光线，还是他低垂的鸭舌帽，陈旧的毛呢大衣，都成为其间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大部分时候，他就像巨蟒无法消化的食物那样，被画面无情地排斥出来，成为一个冒失而唐突的存在。
看到汽车向他驶来，蒋正默默地收拢画夹，拍拍大衣上的灰尘，一言不发地钻进车里，坐在建生的旁边。
于是小城的人们会看到他俩侧面的剪影，一个不停地蠕动嘴唇，另一个则正襟危坐，严肃地凝视着前方。
这样的情形，尽管人们记不住从什么时候开始，但必定每年都要发生，从未改变，就像四季轮回中一个容易被忽略但永远不消失的环节。
关于这堵红色的尚未完工的砖墙，蒋正很想知道建生是怎么想的。过去的几年里，这个位置上有一塘水，水里有廉价的假山，看起来像发霉的塑料泡沫，阳光灿烂的时候，他和建生会坐在旁边烤太阳。
但是建生的反应很冷淡，他只是翻了个白眼，略微地停顿了一下，就继续说他的话去了。说话，不停地说话，这是建生唯一的问题。据说他说话是不需要换气的，他的呼吸系统与众不同，语言就是他的呼吸。
蒋正有点失落，他觉得自己是永远也无法了解建生的，因为建生用语言的屏风把他无情地阻挡在外面。
建生说话的时候喜欢专注地看着某个地方，好像那里站着一个人;有时候他热情地跟某个人打招呼，但对方却并不存在。他会让你感觉到灵魂是透明的肌体，在拥挤的人群里和你擦肩而过。
有人认为建生具备跟神灵交谈的能力，十分渴望能从他的嘴里获取一些关于命运的信息，可惜，他们不能如愿以偿，建生的回答会让他们更加摸不着头脑。还有一个学者认为建生的话是有逻辑的，他把那些话语录下来，打算做些语言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不久以后，他的家人发现他开始大量掉头发，眼神变得狂乱，性情也开始暴戾，建生那些连贯的永远不会重复的话语让他陷入疯狂。于是，他们及时阻止了他的研究。
可怜的蒋正，既不想从建生的口中探听未来的命运，也没有兴趣从事语言逻辑学的研究，如果能和建生谈谈人生理想当然是很好的，但他知道这属于痴心妄想。所以，每年，他最终的理想就是在这里安静地度过一个冬天。
按照惯例，他们住进了606病室。建生开始行走，从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很快他就携带着密密麻麻的话语消失了。蒋正则站在窗前，考虑该如何度过这年冬天的第一天，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因为有所不适应而显得无比漫长。
他的视线刚好能够到达红墙的另一面，与另外那栋楼相对，不用费力就能看到楼里中间的几层住着人，有男也有女，出出进进，悄无声息，看上去秩序井然。蒋正于是觉得很羡慕，原来红墙那面天气晴好，世界安静。要知道金安医院里成天到晚都是奇怪的声响，建生的话语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如果说出现了片刻的宁静，那就绝对是一场惊悚事故的前奏。
所以说观察一个宁静的世界是个不错的选择，蒋正心安理得地站在窗边，打算就这样度过他的第一天。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有人也正在观察他，一个男人，和他一样站立在窗边。或许也可以勉强称他为男孩，因为他很年轻，有着瘦高个头和一张很好看的脸，只不过脸色苍白、眼神幽暗。没准他站立的时间更长久，透过敞开的玻璃，他们俩的目光在红墙上空交遇。
蒋正觉得他像一个囚犯，因为对面的那栋楼在走廊上安装了铁栏杆，那个盯着他看的男子，露出一种被囚禁的神情。
几分钟之后，蒋正转移了自己的视线，就算是个疯子，也会在长时间的对视中感到难堪，“干吗要盯着一个男人看那么久呢？”他沮丧地对自己说。
现在，属于蒋正和建生的夜真正开始了。
第一次住进606的时候，蒋正没法记住那是哪一年，他惊异地发现原来建生在梦里也不会停止讲话。他找到主治医生要求调换病房，但是主治医生告诉他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长，“因为我们会给他开出药方，他会好转的。”蒋正一直等着药方起作用，但他没有等到。 这一夜，像以往和建生在金安医院一起度过的夜一样，蒋正在建生的黑暗呓语中尽量地伸展四肢，让自己变得庞大，空旷，好让他的思考有足够广阔的空间。
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在浓厚的夜空里带着颤抖的尾音，蒋正认为那是一声长着羽毛的尖叫。从方向上判断来自围墙的那一面。建生被惊醒了，腾地坐起来，暂时地停止讲话，就算在黑暗里，蒋正都看得见他闪闪发光的白眼仁。
尖叫之后恢复平静。建生重重地倒下去，重新开始喃喃自语，蒋正也继续他的思考。但是没过多久，在黎明到来之前，红墙那边再度传来喧腾。有清晰的哭闹声，有人起床，走动，说话，发动汽车，这中间夹杂着轻微的呵斥，还有一个男人声嘶力竭地叫喊：“杀了我吧，快杀了我！”
究竟是谁想杀死自己呢，而且还是在黎明到来之前？这个问题困扰着蒋正，他不再觉得红墙对面天气晴好，世界安静，或许那里住着比他们严重許多倍的病人，统一地患上一种会在夜间发作的怪病。
第二天，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方，那个高个头的男人再度出现。他脸色苍白，目光涣散，把缠着白色纱布的手搭在铁栏杆上，这样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倒霉的囚犯了。
蒋正没工夫看他，他开始画画，每年的第二天他都会开始画画。蒋正热衷于画小汽车，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他用一种极其精准的方式画出汽车的引擎盖、挡风玻璃、门窗和轮胎，从来不使用尺子圆规一类的工具，但是据一个汽车修理厂的师傅说，其间的比例误差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他也不使用颜料，从来不，但小孩子们可以在他画完之后说出来：这是一辆黄色的小轿车。
但是蒋正大部分的作品都进了垃圾桶，谁会在意用铅笔画出的小汽车呢，就算它非常精准。
这时候，对面的男人开始摇晃铁栏杆，他大约经常这样摇晃栏杆，发出了钢筋晃动的声音，很快有人上来制止了他，于是他开始吹口哨，吹出一种刺耳的旋律，这个举动没人管。蒋正知道，这个男人想吸引他的注意。所以他装作没听见。
游走的建生不知不觉来到蒋正的后面，很专心地看蒋正画画，一面不停地评价，“你画的天空和大海就像真的一样，为什么我知道它们像真的一样，因为我见过真正的天空和真正的大海。”
蒋正叹了一口气，他很想告诉他自己只不过是想画一辆小汽车而已，就目前而言，它还只是一些线条。但他终于还是没有说。
红墙对面的男人开始另外的表演，他找到一样东西敲打栏杆，动静很大，这下麻烦了，很快上来两个人，把他带进了另外的房间，这个过程不怎么顺利，他拉着栏杆企图赖在原地不动，但他们说服了他。
建生看到了这一幕，他说：“蒋正啊蒋正，这个就是昨天晚上不睡觉嚷着要别人杀死他的男人，没有人想杀他，他就用玻璃划破了自己的手腕，这些瘾君子一天到晚又叫又嚷的，今年倒霉了，住在他们旁边，我们两个都快要变成疯子了！”
“可是我们两个本来就是疯子啊。”蒋正忍不住提醒他。
慢慢地，蒋正知道红墙对面是一家戒毒康复中心，里面住着二十多个病人，他们家里多半都很有钱。大部分的消息是建生带回来的，不完全准确但是很可靠。比如为什么要在走廊上安装铁栏杆，因为他们时不时就会有往楼下跳的冲动;为什么白天显得安静而夜里则喧闹不止，因为白天他们有太多的事可以做，做做操，健健身，甚至打打麻将什么的，但是夜晚则不行。
“夜里他们会被自己的心跳吓得大吼大叫，他们的夜晚跟我们的不一样。”建生带着同情的语气说，“他们的夜晚是黑色的。”
这之后的几天，蒋正照例在窗口画画，建生照例在四处游走，那个脸色苍白，眼神幽暗的男人照例紧靠着铁栏杆观察蒋正。不过他不再发出任何响动，以防止别人注意到。
女护士过来发药的时候总是鼓动蒋正到外面晒晒太阳，“你不要老是坐在同一个地方，马上就要变天了，到时候你想出去走走都没地方去。”她说。
果然变天了，光线就像被突然抽离，整个世界变得灰暗，尤其是零星的雨点开始飘落的时候，基本分不出是白天还是黑夜。
“蒋正，关上窗，你会冻坏的。”女护士说。等她一离开病房，蒋正就把窗子打开了。他需要虚弱的光线，也有点喜欢来自红墙对面的观察，尽管他很少抬头刻意地看他，但他知道他一直在。
就在这一刻，一枚小小的硬物像子弹一样嗖一声从窗子里射进来，落在地板上，蒋正吓了一跳，他把它捡起来，发现是一粒用纸折成的弹弓子弹，判断它的来源并不困难，因为红墙对面的男人正对着他微笑，那笑容几乎接近谄媚。他的手里，有一把精致的弹弓。
蒋正把这枚纸弹一点一点打开，他发现，这是一张二十元的人民币，上面还写着字。关于字，蒋正只有六岁之前的储备，他只认识六岁以前学过的字，大约有十五个。
由于写着字，这张纸币看上去有点假。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蒋正费尽心力思考了一番，最后他判断，这是给他的纸张钱。因为这座小城的人们时不时就会给他一点钱，他们称这个为纸张钱。
自从他夹着画夹走上街头，坐在他通常坐着的地方开始画画以后，他们就开始给他纸张钱，一毛两毛的。那时候，那里还没有大商场，只有一个破旧的菜市场。他的母亲，据说是个惹人怜爱的美人儿，已经离家出走很长时间了，他的父亲则死于一场车祸，人们有点担心他会就此一蹶不振，或者跟着街头的小混蛋们厮混。
好在蒋正没有让他们的担心持续太长时间，他开始画画，画出了一辆歪歪扭扭的小汽车。那时候，他在六岁到八岁之间。
“蒋正将来会变成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人们给他钱去买纸张和笔，“到时候可不要忘记我们哦！”他们假装很喜欢的样子带走蒋正的一两幅画，然后在街道的拐角把它们撕碎塞进垃圾桶。
蒋正非常非常迟疑地举起手中的画板，呈现给对面的男人。“是这个吗？”他想说。画板上有一辆尚未完成的小汽车。
男人在黯淡的光线里露出微笑，蒋正不能确定他是否点头认可，但他确定感觉到了他的微笑。 蒋正加快了画画的节奏，感觉自己突然有了很多事情要做。他也不想敷衍了事，就画画这件事而言，他不习惯敷衍。现在，他需要一把结实的弹弓。
细雨连绵的夜里，蒋正想象红墙对面的男人打开画的情景，从他幽暗的眼睛里会流露出什么样的神情，欣喜的，赞赏的，或者是失望的，厌恶的。蒋正觉得这样的想象耗费心力，最后，建生持续的呓语帮助他得出一个粗暴的结论：管他妈的怎么看，反正我们两清了。
但是，清晨醒来，蒋正又觉得很不安，他只好连续画了两张小汽车，用弹弓送给红墙对面的人。这下他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一段时间的相安无事，年轻男人偶尔还是会出现，但是蒋正没法看清他的表情，他觉得也没必要去看他的表情，“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蒋正有着自己的通透，就像金安医院里每天都会上演的曲目，吵架的吵架，唱戏的唱戏，哭的哭，笑的笑，一样都不会少。
所以，当收到第二张五十元纸币的时候，蒋正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加緊画画，把他画好的每一幅画都折成子弹发送到红墙对面。他的床头柜上已经摊着好几枚这样的子弹，他不太清楚还需要画多少才能画满五十元。
显然，他还没画完，但是第三张纸币就到了，蒋正大惊失色，这是一张一百元。这时候他能看到对面的男人，他黑着脸，整个人都很阴郁，看起来，这个有钱的顾客不是那么满意。蒋正开始担心，他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冬天完成这个价格的作品，也无法让这个挑剔的顾客露出满意的笑容。
但不管怎么样他得把活做好。
于是蒋正非常繁忙，不停地画不停地画，他基本不抬起头，以至于建生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于是建生到别的病房串门的时候会对病友们说：今年冬天蒋正丢了，他只剩下一个后脑勺。
金安医院的医生也认为蒋正的病情有所加重，整个冬天他只说了一句话，“可是我们两个本来就是疯子啊”，就这句，恰巧被一个护士听到了。
还好，红墙对面的男人没有继续给蒋正施压，就像突然生出恻隐之心，他只是看着这个方向，带着落寞的神情。有一天，蒋正发现，他手里举着一张蒋正的作品，朝着天空的方向，仔细端详。
蒋正终于完成了他觉得应该完成的作品。这时候，第四枚子弹漫不经心地到达了。对于这张一元钱的纸币，蒋正表示不屑，他的内心被某种失落填满，决定不去理睬这一元钱。
再次地进入相安无事的阶段，红墙对面偶尔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喧闹，但大家似乎习惯了，对此熟视无睹，就连建生都懒得去打听其间的细节。
男人很少出现在走廊，但蒋正时不时还能看到他的身影，有时候他在做操，有时候他懒洋洋地在院子里溜达。他像是变老了一些，苍白的皮肤开始发黄，脊背也有点伛偻。
“无论如何，他现在都不能叫作男孩了。”蒋正私底下想。他这么想的时候收到了来自红墙对面的最后一张纸币——还是一元钱，是的，最后一张，还是有字。这之后，蒋正再也没有在红墙对面看见过他，这让他剩下的日子显得有点空旷。
现在，冬天真的结束了，空气中出现棉絮状的温暖，触手可及。
蒋正和建生一起离开金安医院。在固定的地方，他们友好地分手，并约定明年再见，两个人看起来气色都不错：建生剃了胡须，嘴角很干净，蒋正干洗过的毛呢大衣很平整，帽子也掸去灰尘，脖子上挂着一条病友送的毛线围巾，在他的画夹里，纸张非常充沛。建生要回到小城的南边，蒋正则朝着城市北边走去，在那里，总有一个位置属于他。
商场电子大屏正在无声地变换着画面，把光影投射到广场的任意角落。人越来越多，熙熙攘攘地在广场上行走，自由地出入，大一些的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人群中穿梭，更小的孩子在各种电子玩具车里按动彩色按钮，听它们发出响亮的童谣。几乎所有的人都携带着春天的气息。
多么熟悉的一切。
然而，在那个熟悉的位置上，蒋正惊讶地发现，那里坐着一个自己。
——低垂着头，伛偻着身躯，一个正在专心画画的蒋正。
灰色夹克裹着瘦削但高挑的身躯，竖起来的衣领遮住一半的脸庞，只有在偶尔抬起头来的时候，才能看见他苍白的皮肤和幽暗的眼神。
没错，是红墙那边那个用纸弹跟他买画的男人。
他长时间不说话，也不移动位置，就像一尊雕像。
有个中年男人在他面前路过，走出几步又返回身来，在他的面前停下。“蒋正，三天前我就看见你的笔已经坏了，我想你需要一支新的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夹，抽出一张纸币给正在画画的男人。
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拖着一个小男孩匆匆向他跑来，“蒋正，帮我看一下儿子，最好给他画幅小汽车，我要进去买一瓶化妆水。”画画的男人默默地点点头，往边上移动一点点，腾出位置来让小男孩坐，这个小男孩乖乖地坐在他的身边，把手放在膝盖的中间，侧着身子，看一辆小汽车逐渐地在纸上成型。
蒋正看呆了。从来没有过的慌乱正在侵袭着他，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才让自己冷静下来。
“那么我呢，我去了哪里？”他站在原地使劲地想，想了很久，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
于是，从金安医院里出来的蒋正只好裹紧大衣，压低帽檐，独自离开。
很长一段时间后的某天黄昏，在另外一座小城里，一家文具店迎来了关门前最后的顾客，他要买一些用来画画的纸张。这是一个普通的顾客，穿着陈旧的毛呢大衣，戴一顶鸭舌帽，几乎不说话。
关于这个顾客，文具店老板没有任何印象，但是对于他的钱，文具店老板隐约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那上面都写着字，字迹有点模糊。
一张二十元的纸币上面写着：到五一路文华巷百岁坊诊所买一支咳嗽水放在红墙西侧角落石缝里，有酬劳。
一张五十元的纸币上面写着：不是汽车，是咳嗽水，现在可以买两支。
一张一百元的纸币上面写着：你他妈在耍我吗，今晚就把东西买到，这是交易。
一张一元的纸币上面写着：你不识字吗？求你了，不要再让我看到小汽车。
另外一张一元的纸币上面写着：好吧，还是发小汽车给我吧，我有点喜欢上这样的画了。
奇怪归奇怪，文具店老板还是把钱归到残币那一沓里，放进了抽屉。
“无论如何，明天都得到银行一趟。”他自言自语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