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菊花,是中国传统的名花,一直受到人们宠爱。因而,赋予它许多雅称。这些雅称有的源于它纯黄不杂的自然色泽;有的源于它金秋九月的绽放季节;有的源于它可食、可饮、可入药的实用价值;有的源于它傲霜独立、凌寒不凋的内在品格;有的源于它的文人情结。这些雅称是对菊花全方位的概括。通过对菊花雅称的解读,我们发现其背后深厚的文化意蕴。菊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不再是普通的自然之花,而是长寿之花、君子之花、隐逸之花,寄寓着古代文人安于贫穷、不慕荣利、独具风骨的人格理想。菊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自然色泽,也在于它的实用价值,更在于菊花不随众俗,独立寒秋的品德和恬淡自居的节操。正如三国魏人钟会《菊花赋》所赞颂的:“……夫菊有五美焉:黄华高悬,凖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①
一、黄华、黄英、黄蕊、黄钿、金英、金茎、金蕊、金钿——黄华高悬,凖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
“菊”本字为“鞠”,又作“蘜”,后省作“菊”。原产于我国,迄今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尔雅·释草》云:“蘜,治蔷。”郭璞注:“今之秋华菊。”就是说“蘜”是秋天开放的菊花。最早的菊花应为野生菊花,多为黄色,因而得名为“黄华”、“黄英”、“黄蕊”、“黄钿”等。《礼记·月令》中记载“季秋之月,鞠(菊)有黄华”。又因黄色也为金色,这样又出现了以“金”为菊花的雅称,如:“金英”、“金茎”、“金蕊”、“金钿”。梁代萧统《七契》:“玉树始落,金蕊初成。”唐代刘禹锡:“碧萼迎寒秀,金英带露香”。“金英”、“金蕊”都指黄色的菊花。
这一组雅称显然取自于自然色泽。菊花两千多年前主要为黄色,除了野生菊花多为黄色之外,还因为黄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正统而尊贵,这决定着人们的色彩审美,所以,其他颜色菊花作为审美对象出现的相对较晚,如唐代陆龟蒙:“还是延年一种材,即将瑶朵冒霜开”。“瑶朵”就是指晶莹如美玉的白菊。到了宋代,菊花可谓五彩缤纷,我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问世,作者刘蒙依菊花的颜色分类定品,以黄为正,其次为白,再次为紫,而后为红。黄菊位居第一,地位尊贵,以至皇后之服黄如菊花,谓之“菊衣”。《周礼·天官·内司服》中载:“后服菊衣,其色黄也。”黄色菊花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占据菊花正统而尊贵的地位,这要从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阴阳五行说说起。
阴阳五行说作为我国古代哲学的基础,认为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之根源都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基本物质“相生”、“相克”,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五种物质分别据东、南、西、北、中五方,配青、赤、白、黑、黄五色,就形成了五行据五方配五色的传统观念。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白黑黄,据五方也。”黄色在五行之中居“中”,“中”属“土”。《论衡·符验》云:“黄为土色”。五色又有正、间之分,正色地位尊贵,间色地位卑微。这样就形成了我国传统的色彩观念,决定着色彩的等级。受其影响,黄色是自然之色,是事物相生、相互促进产生的,因而是正色、尊色。朱熹说:“黄,中央土之正色。”古人还认为,五方分别由五位大帝掌管,黄帝是中央大帝,统领四方,因而黄色象征着中央皇权和社稷,地位尊贵至极,成为帝王之色,直到封建社会结束。黄色由帝王之尊色又过渡到具有“中和”之美。“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通典》注云:“黄者中和之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谥也。”黄色,代表天德之美,也就是“中和”之美,所以为尊色。这种色彩审美观念,影响深远。
因此,我们自然就能理解钟会在《菊花赋》中对菊花的赞颂:“黄华高悬,凖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黄华高悬,凖天极也”意思是黄菊花朵高悬,有帝王风范。朱元璋就借菊花的帝王气概,抒王者之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骇煞,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纯黄不杂”,其色正;“后土色也”,其位尊。范成大《范村菊谱·定品》云:“黄者中之色,土王季月而菊以九月花,金土之相应生而得者也。”纯黄菊花,在五行中是中央土的颜色,又逢九月开花,正是金中之土,与季节相应,所以最为上乘。说菊花之美,首先美于色泽,却并非颜色本身的表现力,而是它的象征性。即使传到国外,依然能看到黄菊地位尊贵。传到日本的菊花品种繁多,四季常开,但黄色菊花却始终为皇室专用。
二、九华、节华、寒英、冷香、傲霜、霜下杰、贞花、花中君子——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
菊花开在农历九月,自然又名为“九华”。陶渊明《〈九日闲居〉序》:“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菊花开在百花之后、霜降之时,古人利用菊花这一特性来记节令,如“霜打菊花开”。所以,菊花又叫“节华”。《礼记·月令》:“九月,菊有黄华,华事至此而穷尽,……节华之名,亦取其应节候也。”人们也因这一季节给人以寒冷的感受来指代菊花,如唐代李山甫《刘员外寄移菊》:“烟寒细叶交加碧,露拆寒英次第黄”。宋代姜夔《念奴娇》:“嫣然摇动,冷香飞向诗句。”“寒英”“冷香”都是指菊花。也正因菊花在深秋“华事至此而穷尽”时节迎寒霜而绽放,具有了有别于其他花卉的特质与魅力:
1.傲霜挺立的“风骨”。钟会《菊花赋》:“何秋菊之可奇兮,独华于凝霜。”菊花的特别之处是独自在寒霜中开放,这种傲霜的精神特质,钟会将其概括为“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成为菊花的五种美德之一。菊花的这种傲霜精神也正是不畏艰难、坚定顽强精神的象征。人们赞美菊花,实际是赞美这种精神。陶渊明在《和郭主簿》写到:“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菊像松树一样傲霜而立,又像春花一样美丽多姿,在严霜之下,菊傲然怒放,是霜下的英杰。宋代苏轼《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明代唐寅《题自画墨菊》:“铁骨不教秋色淡,满身香汗立东篱”。清代黄体元:“生成傲骨秋立劲,嫁得西风晚更奇”。从此,菊花有“霜下杰”“傲霜”等雅称。
2.凌寒不凋的“气节”。菊花耐寒,大多数花朵枯败后不落枝飘零,成为忠贞节操的象征。所以,菊花也叫“贞花”。最早与菊花结缘的是屈原,他在遭谗言被放逐后,写《楚辞》以寄托理想,“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表明洁身自好、不随流俗、永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节操。“兰菊”从此就成为崇高气节的象征。后来这种崇高的气节,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演变为可贵的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宋代郑思肖《寒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西北风。”朱淑贞《菊花》云:“宁可抱香枝头死,不随黄叶舞秋风”。他们都是通过赞美菊花宁肯怀着芳香枯死枝头,决不让风吹落的忠贞形象,抒发自己不忘亡国之恨,决不屈膝的民族气节。
3.义让群芳的“品德”。钟会《菊花赋》:“早植晚登,君子德也”,是说菊花与其他花卉一起种植,可却开在百花凋零之后,甘受寂寞,不与百花争艳,有君子之德。古代君子是指道德情操高尚之人。将菊誉为“花中君子”,固然与上文我们谈到的菊“傲风霜,耐岁寒,天赐之节操”有关,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菊花和古代君子一样道德高尚,义让群芳。清代黄山寿:“不是花中偏爱菊,迟开都为让群芳”。明代贾如鲁在《爱菊论》中也有精辟的论述:“红粉笑风,桃李茂于春矣,菊不与之争艳;朱锦映日,葵榴畅于夏矣,菊不与之而竟芳。惟恬淡以自居,镇静以俟时而已矣……是知有可爱之德,而后有可爱之容。人之爱菊,非以其可爱之容,实以其可爱之德。不爱之以目,而爱之以心。”
可见,菊花之美不是给人们带来的视觉愉悦,而是它所象征的人格魅力,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与升华。因为这种人格明显带有儒家的思想烙印,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追求的人格理想。
三、东篱、东篱客、陶菊、花中隐士——花中隐逸者也
菊花不仅被誉为“花中君子”,还被誉为“花中隐士”。这主要源于“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对菊花的偏爱。宋周敦颐《爱莲说》云:“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爱菊,把菊花视为知己,无不是因为菊花与他一样有着傲世独立的风骨,有着忠贞不屈的气节。他一生五次入世为官,但在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冲突之时,为追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毅然弃官归隐,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气节,不也是菊花精神的写照吗?
“隐士”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辞海》释“隐士”为:“隐居不仕的人”。隐士一定是有名的“士”,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能称其为“隐士”。也就是说是有才能、有学问、能做官而不去做官之人,才叫“隐士”。学者就中国复杂的隐士情形进行了归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道家的隐士,为了全真葆性,终身不仕;另一类是儒家的隐士,秉承孟子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道德信条,以政治的品德来决定自己的去留。前者以人性为依据,后者以道德为旨归②。陶渊明显然属于儒家隐士,在仕隐之间最终选择了归隐。归隐在魏晋时期虽已成为时尚,而他却又不像大多数隐士那样标榜自己的超尘出世。他的归隐是真正的“心隐”,并不在乎外在的环境。只要心静,无求名利之心,即使是在闹市,也宛如南山。一句“心远地自偏”让多少无法摆脱功名利禄之人反思。彻底放弃名利心而归隐田园的陶渊明,每日以酒遣怀,与菊为伴,在菊的幽香淡雅中陶冶性情。他种菊、品菊、赏菊、咏菊,以菊花自比,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成为“田园诗之祖”。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千古名句,描绘出了他陶醉于自然,物我两忘,悠然自得的心境。菊花也因他而又有“东篱”“东篱菊”“篱菊”“陶菊”的雅称。陶与菊已融为一体,杜甫《秋尽》:“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孟郊《秋怀》:“清诗既名眺,金菊亦姓陶”。温庭筠《赠郑处士》:“醉汝陶令菊,贫卖邵平瓜”。陶渊明借菊花升华了自己的境界,菊花也因陶渊明具有了高洁、淡泊、孤傲的隐逸之风,“菊,花中隐逸者也。”
四、延年、长生、更生、日精、延寿客、制颓龄——流中轻体,神仙食也
菊花可以食用,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屈原在《离骚》中吟道:“朝引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不仅菊花可以食用,菊苗同样可食。陆龟蒙《杞菊赋》序中说:“皆树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采撷,供左右杯案。”人们食用菊花,不仅为了充饥,而是很早就发现了菊花的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将菊花列为百草上品,更有“久服利血,轻身耐老延年”的说法。陶弘景《名医别录·上品》谓菊花“主治腰痛去来陶陶,除胸中烦热,安肠胃,利五脉,调四肢。”将菊花称之为“延年”“长生”就源于此。
魏晋时期,由于受道教文化的影响,这种服之可以延年益寿的菊花与道教追求长寿成仙的思想观念相暗合,使菊花成为服之长生不老的“仙品”。魏人钟会《菊花赋》云:“流中轻体,神仙食也。”西晋傅玄《菊赋》云:“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
东晋道士葛洪《神仙传》云:“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乃得仙。”因此,道家把菊花当作仙药,认为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吃菊花就像吃太阳的精华一样,可以延年益寿,所以称之为“更生”、“日精”。《拾遗记》曰:“背明国有紫菊,谓之日精,一茎一蔓,延及数亩,味甘,食者至死不饥渴。”
由菊花酿制而成的菊花酒同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陶渊明《九日闲居》:“酒能祛百病,菊解制颓龄”。菊又有“制颓龄”的雅称。与此同时,菊花酒在古代又被看作是重阳节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重阳”即农历九月初九,其名称源于《易经》,易以阳爻为九,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为重阳,故名重阳节。从数字上说,九为至阳之数,重阳为两九相重,已到极盛之地,但物极必反,盛极必衰,预示着向反面而转化,所以很多地方又将重阳九月九成为死亡节③。而茱萸和菊花均有辟邪之功效。据《续齐谐记》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九月九日,汝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鸡犬羊牛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唐·郭震《秋歌》:“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宋代人给菊花和茱萸起了两个雅致的别号,称菊花为“延寿客”,茱萸为“辟邪翁”。从此,登高饮菊花酒成为重阳节的主要内容,后来纯粹演变为以菊花为主题的传统节日,人们簪菊、食菊、饮菊、赏菊、咏菊等,所以,重阳节也叫“菊节”。
总之,人们因喜爱菊花而赋予它如此之多的雅称,这些雅称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解读菊花的雅称,就是在解读菊文化,在解读人们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审美心理。人们赋予菊花的既有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之德,又有道家所追求的隐逸之风,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其实就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安于贫穷、不慕荣利、独具风骨的人格理想。
注释
①《太平御览》卷九九六。
②殷伟《中国千古文人的隐逸之风》12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③周俊玲《嫁得西风晚更奇》,《社会纵横》2007年1月。
(通讯地址:010051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一、黄华、黄英、黄蕊、黄钿、金英、金茎、金蕊、金钿——黄华高悬,凖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
“菊”本字为“鞠”,又作“蘜”,后省作“菊”。原产于我国,迄今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尔雅·释草》云:“蘜,治蔷。”郭璞注:“今之秋华菊。”就是说“蘜”是秋天开放的菊花。最早的菊花应为野生菊花,多为黄色,因而得名为“黄华”、“黄英”、“黄蕊”、“黄钿”等。《礼记·月令》中记载“季秋之月,鞠(菊)有黄华”。又因黄色也为金色,这样又出现了以“金”为菊花的雅称,如:“金英”、“金茎”、“金蕊”、“金钿”。梁代萧统《七契》:“玉树始落,金蕊初成。”唐代刘禹锡:“碧萼迎寒秀,金英带露香”。“金英”、“金蕊”都指黄色的菊花。
这一组雅称显然取自于自然色泽。菊花两千多年前主要为黄色,除了野生菊花多为黄色之外,还因为黄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正统而尊贵,这决定着人们的色彩审美,所以,其他颜色菊花作为审美对象出现的相对较晚,如唐代陆龟蒙:“还是延年一种材,即将瑶朵冒霜开”。“瑶朵”就是指晶莹如美玉的白菊。到了宋代,菊花可谓五彩缤纷,我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问世,作者刘蒙依菊花的颜色分类定品,以黄为正,其次为白,再次为紫,而后为红。黄菊位居第一,地位尊贵,以至皇后之服黄如菊花,谓之“菊衣”。《周礼·天官·内司服》中载:“后服菊衣,其色黄也。”黄色菊花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占据菊花正统而尊贵的地位,这要从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阴阳五行说说起。
阴阳五行说作为我国古代哲学的基础,认为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之根源都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基本物质“相生”、“相克”,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五种物质分别据东、南、西、北、中五方,配青、赤、白、黑、黄五色,就形成了五行据五方配五色的传统观念。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白黑黄,据五方也。”黄色在五行之中居“中”,“中”属“土”。《论衡·符验》云:“黄为土色”。五色又有正、间之分,正色地位尊贵,间色地位卑微。这样就形成了我国传统的色彩观念,决定着色彩的等级。受其影响,黄色是自然之色,是事物相生、相互促进产生的,因而是正色、尊色。朱熹说:“黄,中央土之正色。”古人还认为,五方分别由五位大帝掌管,黄帝是中央大帝,统领四方,因而黄色象征着中央皇权和社稷,地位尊贵至极,成为帝王之色,直到封建社会结束。黄色由帝王之尊色又过渡到具有“中和”之美。“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通典》注云:“黄者中和之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谥也。”黄色,代表天德之美,也就是“中和”之美,所以为尊色。这种色彩审美观念,影响深远。
因此,我们自然就能理解钟会在《菊花赋》中对菊花的赞颂:“黄华高悬,凖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黄华高悬,凖天极也”意思是黄菊花朵高悬,有帝王风范。朱元璋就借菊花的帝王气概,抒王者之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骇煞,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纯黄不杂”,其色正;“后土色也”,其位尊。范成大《范村菊谱·定品》云:“黄者中之色,土王季月而菊以九月花,金土之相应生而得者也。”纯黄菊花,在五行中是中央土的颜色,又逢九月开花,正是金中之土,与季节相应,所以最为上乘。说菊花之美,首先美于色泽,却并非颜色本身的表现力,而是它的象征性。即使传到国外,依然能看到黄菊地位尊贵。传到日本的菊花品种繁多,四季常开,但黄色菊花却始终为皇室专用。
二、九华、节华、寒英、冷香、傲霜、霜下杰、贞花、花中君子——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
菊花开在农历九月,自然又名为“九华”。陶渊明《〈九日闲居〉序》:“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菊花开在百花之后、霜降之时,古人利用菊花这一特性来记节令,如“霜打菊花开”。所以,菊花又叫“节华”。《礼记·月令》:“九月,菊有黄华,华事至此而穷尽,……节华之名,亦取其应节候也。”人们也因这一季节给人以寒冷的感受来指代菊花,如唐代李山甫《刘员外寄移菊》:“烟寒细叶交加碧,露拆寒英次第黄”。宋代姜夔《念奴娇》:“嫣然摇动,冷香飞向诗句。”“寒英”“冷香”都是指菊花。也正因菊花在深秋“华事至此而穷尽”时节迎寒霜而绽放,具有了有别于其他花卉的特质与魅力:
1.傲霜挺立的“风骨”。钟会《菊花赋》:“何秋菊之可奇兮,独华于凝霜。”菊花的特别之处是独自在寒霜中开放,这种傲霜的精神特质,钟会将其概括为“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成为菊花的五种美德之一。菊花的这种傲霜精神也正是不畏艰难、坚定顽强精神的象征。人们赞美菊花,实际是赞美这种精神。陶渊明在《和郭主簿》写到:“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菊像松树一样傲霜而立,又像春花一样美丽多姿,在严霜之下,菊傲然怒放,是霜下的英杰。宋代苏轼《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明代唐寅《题自画墨菊》:“铁骨不教秋色淡,满身香汗立东篱”。清代黄体元:“生成傲骨秋立劲,嫁得西风晚更奇”。从此,菊花有“霜下杰”“傲霜”等雅称。
2.凌寒不凋的“气节”。菊花耐寒,大多数花朵枯败后不落枝飘零,成为忠贞节操的象征。所以,菊花也叫“贞花”。最早与菊花结缘的是屈原,他在遭谗言被放逐后,写《楚辞》以寄托理想,“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表明洁身自好、不随流俗、永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节操。“兰菊”从此就成为崇高气节的象征。后来这种崇高的气节,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演变为可贵的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宋代郑思肖《寒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西北风。”朱淑贞《菊花》云:“宁可抱香枝头死,不随黄叶舞秋风”。他们都是通过赞美菊花宁肯怀着芳香枯死枝头,决不让风吹落的忠贞形象,抒发自己不忘亡国之恨,决不屈膝的民族气节。
3.义让群芳的“品德”。钟会《菊花赋》:“早植晚登,君子德也”,是说菊花与其他花卉一起种植,可却开在百花凋零之后,甘受寂寞,不与百花争艳,有君子之德。古代君子是指道德情操高尚之人。将菊誉为“花中君子”,固然与上文我们谈到的菊“傲风霜,耐岁寒,天赐之节操”有关,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菊花和古代君子一样道德高尚,义让群芳。清代黄山寿:“不是花中偏爱菊,迟开都为让群芳”。明代贾如鲁在《爱菊论》中也有精辟的论述:“红粉笑风,桃李茂于春矣,菊不与之争艳;朱锦映日,葵榴畅于夏矣,菊不与之而竟芳。惟恬淡以自居,镇静以俟时而已矣……是知有可爱之德,而后有可爱之容。人之爱菊,非以其可爱之容,实以其可爱之德。不爱之以目,而爱之以心。”
可见,菊花之美不是给人们带来的视觉愉悦,而是它所象征的人格魅力,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与升华。因为这种人格明显带有儒家的思想烙印,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追求的人格理想。
三、东篱、东篱客、陶菊、花中隐士——花中隐逸者也
菊花不仅被誉为“花中君子”,还被誉为“花中隐士”。这主要源于“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对菊花的偏爱。宋周敦颐《爱莲说》云:“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爱菊,把菊花视为知己,无不是因为菊花与他一样有着傲世独立的风骨,有着忠贞不屈的气节。他一生五次入世为官,但在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冲突之时,为追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毅然弃官归隐,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气节,不也是菊花精神的写照吗?
“隐士”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辞海》释“隐士”为:“隐居不仕的人”。隐士一定是有名的“士”,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能称其为“隐士”。也就是说是有才能、有学问、能做官而不去做官之人,才叫“隐士”。学者就中国复杂的隐士情形进行了归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道家的隐士,为了全真葆性,终身不仕;另一类是儒家的隐士,秉承孟子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道德信条,以政治的品德来决定自己的去留。前者以人性为依据,后者以道德为旨归②。陶渊明显然属于儒家隐士,在仕隐之间最终选择了归隐。归隐在魏晋时期虽已成为时尚,而他却又不像大多数隐士那样标榜自己的超尘出世。他的归隐是真正的“心隐”,并不在乎外在的环境。只要心静,无求名利之心,即使是在闹市,也宛如南山。一句“心远地自偏”让多少无法摆脱功名利禄之人反思。彻底放弃名利心而归隐田园的陶渊明,每日以酒遣怀,与菊为伴,在菊的幽香淡雅中陶冶性情。他种菊、品菊、赏菊、咏菊,以菊花自比,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成为“田园诗之祖”。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千古名句,描绘出了他陶醉于自然,物我两忘,悠然自得的心境。菊花也因他而又有“东篱”“东篱菊”“篱菊”“陶菊”的雅称。陶与菊已融为一体,杜甫《秋尽》:“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孟郊《秋怀》:“清诗既名眺,金菊亦姓陶”。温庭筠《赠郑处士》:“醉汝陶令菊,贫卖邵平瓜”。陶渊明借菊花升华了自己的境界,菊花也因陶渊明具有了高洁、淡泊、孤傲的隐逸之风,“菊,花中隐逸者也。”
四、延年、长生、更生、日精、延寿客、制颓龄——流中轻体,神仙食也
菊花可以食用,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屈原在《离骚》中吟道:“朝引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不仅菊花可以食用,菊苗同样可食。陆龟蒙《杞菊赋》序中说:“皆树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采撷,供左右杯案。”人们食用菊花,不仅为了充饥,而是很早就发现了菊花的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将菊花列为百草上品,更有“久服利血,轻身耐老延年”的说法。陶弘景《名医别录·上品》谓菊花“主治腰痛去来陶陶,除胸中烦热,安肠胃,利五脉,调四肢。”将菊花称之为“延年”“长生”就源于此。
魏晋时期,由于受道教文化的影响,这种服之可以延年益寿的菊花与道教追求长寿成仙的思想观念相暗合,使菊花成为服之长生不老的“仙品”。魏人钟会《菊花赋》云:“流中轻体,神仙食也。”西晋傅玄《菊赋》云:“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
东晋道士葛洪《神仙传》云:“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乃得仙。”因此,道家把菊花当作仙药,认为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吃菊花就像吃太阳的精华一样,可以延年益寿,所以称之为“更生”、“日精”。《拾遗记》曰:“背明国有紫菊,谓之日精,一茎一蔓,延及数亩,味甘,食者至死不饥渴。”
由菊花酿制而成的菊花酒同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陶渊明《九日闲居》:“酒能祛百病,菊解制颓龄”。菊又有“制颓龄”的雅称。与此同时,菊花酒在古代又被看作是重阳节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重阳”即农历九月初九,其名称源于《易经》,易以阳爻为九,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为重阳,故名重阳节。从数字上说,九为至阳之数,重阳为两九相重,已到极盛之地,但物极必反,盛极必衰,预示着向反面而转化,所以很多地方又将重阳九月九成为死亡节③。而茱萸和菊花均有辟邪之功效。据《续齐谐记》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九月九日,汝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鸡犬羊牛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唐·郭震《秋歌》:“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宋代人给菊花和茱萸起了两个雅致的别号,称菊花为“延寿客”,茱萸为“辟邪翁”。从此,登高饮菊花酒成为重阳节的主要内容,后来纯粹演变为以菊花为主题的传统节日,人们簪菊、食菊、饮菊、赏菊、咏菊等,所以,重阳节也叫“菊节”。
总之,人们因喜爱菊花而赋予它如此之多的雅称,这些雅称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解读菊花的雅称,就是在解读菊文化,在解读人们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审美心理。人们赋予菊花的既有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之德,又有道家所追求的隐逸之风,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其实就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安于贫穷、不慕荣利、独具风骨的人格理想。
注释
①《太平御览》卷九九六。
②殷伟《中国千古文人的隐逸之风》12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③周俊玲《嫁得西风晚更奇》,《社会纵横》2007年1月。
(通讯地址:010051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