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当时，敌我力量悬殊这一事实让许多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分子绝望地感受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距此大约300年前，满清入关，顾炎武、黄宗羲等明代士大夫面对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固有的中华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仿佛就在昨天;300年后，日军侵华，许多心系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也不得不在困窘与恐慌中思索中国该何去何从。钱穆就是其中一员。1937年，在战火纷飞中，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艰难成立，钱穆主讲中国通史，并在此期间写下史学著作《国史大纲》，以期传承历史的尊严。
　　 时间追溯至1895年，4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7月钱穆出生。以至于他后来回忆生命初期接触到的世界时说：“尚为一小孩子，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快要被瓜分了当时听到这种话，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我们的民族，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时代在钱穆身上注入了一股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而他又用这股气魄在黑暗的时代里守卫着文化命脉。
　　 作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钱穆享有盛誉，后人将他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但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他是守望者而非变革者，但他又不只是埋于故纸堆。从始至终，他都只是一个传统的、温情的中国人，他执着地坚守着整个中国文化的继与承，默默注视着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东西。
　　一
　　 时代赋予钱穆的特殊性
　　 江苏无锡荡口镇，江南科举之乡，历来士林风盛，所谓“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钱穆便出生在这里。无锡钱氏，江南名门望族，自古人才辈出，钱穆的父亲钱承沛自是继承家族遗志，誓要有一番作为。然而天不遂人愿，自幼体弱多病的钱承沛三次皆在考场中病倒，不终试而出，于是绝意仕途，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钱穆身上，自己则在七房桥设馆授徒。
　　 钱穆的父亲以教书为业，很懂得一套教育子女的方法。母亲蔡氏虽然目不识字，但颇知礼节，深为族人所敬重。教育子女，委婉不责，常以“闲话家常”的方式进行，对子女多有启发。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对钱穆日后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钱穆自小从他父亲的身上就看到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士绅所起的重要作用。钱穆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温情与敬意”，他的治学始终充满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家、爱民族的真情，坚决反对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主张，这与他早年乡村生活的体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1904年，钱穆考人无锡荡口果育学校，开始了小学四年的读书生活。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钱穆，从小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1906年，钱穆12岁这年，父亲去世，除书籍外，没有留下任何产业，但钱母秉承钱父遗志，宁愿忍受孤苦，也决不让孩子辍学。1907年冬，钱穆考人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中学读书生活。
　　 江南人文荟萃，私人兴学遍布，诸多良师鼓励和启发滋养着钱穆，比如在常州府中学堂教他史地的老师、后来与他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先生。有一次地理课考试，吕思勉出了4道题目，每题25分，其中第3题是叙述长白山的地势军情。钱穆对此题很感兴趣，首先作答，下笔后思如泉涌，欲罢不能，直到交卷时，才发觉自己只答完了一题。考试结束后，吕思勉在办公室批阅试卷，本来这种考卷不必发回，只需打上分数就行了，然而吕思勉给钱穆的批语却写了一张又一张，他嫌写字的铅笔写了削、削了写打断思路，干脆用小刀把铅笔劈成两半，抽出铅条，在试卷上改写。钱穆只答了一题，最后竟然得了75分，足见吕思勉对钱穆的欣赏。
　　 1910年，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1911年，时代的动荡接踵而至，武昌起义爆发，接着全国相继响应辛亥革命。由于时局混乱，学校宣布解散，校方下令全体师生全部离校。钱穆无奈之中只好返回家乡七房桥，结束了自10岁以来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的求学生涯。
　　 学校教育被中断，迫为生计，1912年，17周岁的钱穆重返果育小学，开始了一生的执教生涯。他教学生写作文，把学生们带到松林间，要每人选一株树，坐下来后开始孤独地“静”。片刻后，他告诉学生：“风过其间，其声讽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在年仅17岁的钱穆身上，一股对学问、知识的松风般韧劲正在潜滋暗长。
　　 钱穆辍学后，自此再也没有进入学校读书，这对于以进入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作为目标的他来说，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不过，他18岁便为人师，在乡间中冥思苦学，自行摸索为学的路径，多年的自学和天赋，仍让他的学术能力逐渐走出无锡荡口。
　　 作为一代史学大家，钱穆无疑是特殊的，他可以说是完全自学成才的，他的学问也是“逆生长”出来的。他没有多少家学渊源，他受的是新式教育，在受教育期间也没有读多少四书五经，并且他的新式教育只上到中学，没有机会读大学。在这种“逆生长”的环境中，他养成了“读书必自首讫尾，通体读之。不抽读，不翻阅”的习惯。李敖在批评钱穆没有受完整的教育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个老先生就是这样做的学问，他就是古书念得熟。可是在我们看起来，这些书不是很宽的。所以我觉得钱穆一辈子，他的成就跟他的毛病都在这里。他念的书，念得滚瓜烂熟，然后运用起来推陈出新;他没念过得孤陋寡闻。所以钱穆给我整个印象，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受完整的教育。”可这正是钱穆的特殊性，从小镇青年到史学大师，钱穆不属于任何流派，他也在各流派的“挤压”下坚持自己的“汇通博综”，而他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
　　 从中学教师到北大教授
　　 对于钱穆而言，1928年是“锥心刺骨”的，仅百日内他就连遭妻殁、儿殇、兄亡的“三世不寿”劫数，此时他才37岁，对于一个有志之士而言，正值当年却还只是一所普通中学的国文教师，又为他的坎坷多舛平添了几分落寞。
　　 1928年秋天，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应邀到苏州中学演讲，并在校长安排下与钱穆同座，当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被一些学术问题所困扰，于是直截了当地向胡适请教考据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不在胡适精通的知識领域内，结果就是“适之（胡适）无以对”。 　　 1929年，钱穆迎来了自己真正的伯乐。当时，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读过《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后，顾颉刚认为钱穆“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在命运转折点上，钱穆把消息告诉了时任苏州中学校长的汪懋祖。汪懋祖说：“你到大学教书是迟早的事，而我还有一年就要离开苏州中学，你能否与我共进退，再在这里留教一年？”
　　 钱穆闻言，推辞了顾颉刚的推荐。但他和顾颉刚的缘分才刚刚开始。1930年，顾颉刚主持编辑《燕京学报》，向钱穆约稿。钱穆寄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这篇文章以细密的考证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学者刘歆伪造《毛诗》《周礼》《左传》等古文经的说法，梳理了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解决了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纷争，甚至撬动了教育界思潮传授的整个体系。彼时，北平高校大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甚至停课。半年前与钱穆有过一面之缘的胡适也在研读，他也被其中细密的求证与考据方法深深折服，于是与钱穆再度交识。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是康有为说法的拥护者，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无疑是向顾颉刚发难，然而顾颉刚还是刊发了此文并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做国文教师，或许这就是真正的文人风骨。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未名湖”作为北大象征保留至今。
　　 1931年，钱穆正式进入北大历史系任副教授，迈入了当时中国的学术中心。从1912年开始算起，教书育人18载，钱穆终于站到大学校园的讲台上，得三尺之地，将自己半生所学传递出去。以中学肄业生的学历、中学教师的身份，进入中国最有名气的学府并成为名教授，与其说钱穆创造了传奇，不如说是他自身实力的自然展现。
　　三
　　 《国史大纲》中的温情与敬意
　　 在史学界，研究历史注定绕不开钱穆的《国史大纲》，作为最广为人知的中国通史教科书，《国史大纲》的问世可谓是一波三折。钱穆在西南联大任教中国通史时，陈梦家建议他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然而，陈梦家却说，“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钱穆表示会认真考虑。后来，陈梦家再次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此事。陈梦家却说：“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钱穆被陈梦家的严肃建议打动，外加当时的中国摇摇欲坠，为保存文化火种，钱穆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这便是《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写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炮火随时都可能摧毁他的课堂和书桌。于是，经友人推荐，他决定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此书。《国史大纲》于1939年6月完成，但书成后辗转多次，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终得出版。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专制黑暗”“古代中国民无权、国无法”等说法，主张“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文章一经刊布，立刻震动学界。这部影响甚大的史学著作，对近代中国遭遇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猛烈冲击提出了实质性质疑，钱穆的史学理论体系也随着长达2万字的《引论》标志形成。通过整理历史敲开中国文化的“内在动力”，他的治史观清晰浮出水面。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著名的“温情与敬意”论就出自这里，对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也成了后来众多历史学家的毕生追求。
　　 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国都城，42岁的金国孤臣元好问，亲历这一巨变，写下“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意思是说，秋风不用吹拂我的华发，在这个艰难的时势里，正需要我这个人。国家蒙难，元好问决意修史，保存國家命脉。后来的《金史》，不少内容就根据他纂集的材料撰成。巧的是，钱穆决定写《国史大纲》时与元好问写“沧海横流要此身”时一样，都是42周岁。与元好问不同的是，钱穆除了著述之外，还反复告诉当时的国人：中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定取得胜利。
　　四
　　 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钱穆性情温笃平和，但在治学修学的路上，一向秉持着强烈的自主性和探索性，甚至呈现某种一意孤行的专断。这份“一意孤行”也体现在他与胡适至终不绝的矛盾上。比如，钱穆坚持孔子比老子成熟时间早，胡则坚持学院派老子更早的说法。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二者矛盾虽然看似是学术之争，但实际却是整个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之争。
　　 整个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时代主题都离不开变革与救亡图存，激流演变中，钱穆却愈加坚守以中国民族文化为本位。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1949年，钱穆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起赴香港。在水深火热的香港，钱穆亲眼见到无数流亡青年无家可归，未曾接受过正式大学教育，甚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他，反而在乱世中愈加坚定“在中国文化体系里，教育背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手空空，无一物”的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诸学者联手，在香港成立了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成立后，香港终于有了一个学校专门来传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钱穆內心最深处的期待，是自此往后，中文在香港可以不再受轻视。1973年，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某种程度上，钱穆润泽了香港。没有钱穆，就没有中文大学，没有中文大学，香港便没有传续的人文精神。
　　 1989年，晚年钱穆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其间极其兴奋地告诉夫人胡美琦：“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不久后，《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面世。这是钱穆一生最后的手笔。他认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开谈，“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家中溘然长逝。这天，台风侵袭台湾。龚鹏程在风雨中悼念钱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
　　 钱穆曾说：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他就是如此，纵观钱穆的这一生，用“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形容最合适不过。他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并不激进;他做的是旧学，但并不守旧。作为古今东西的历史夹缝中的学者，钱穆的价值体现或许并不仅在于那些林林总总的考据引证，而更在于“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学术旨趣，在于大变革之际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