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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5期《收获》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编者有意用“青年作家”取代了“80后作家”的称谓，似乎要将被郭敬明、韩寒所笼罩的“80后写作”留给读者的刻板印象打破，呈现出被遮蔽下的同时代作家更多元的创作，让他们走进读者的视野。而这些青年作家们也正跃跃欲试，登上文坛书写属于他们的时代。蔡东是这群青年作家中值得关注的一位。
自蔡东开始小说创作以来，她凭借勤奋和天赋展现出高于同龄人的创作水平，近年来其作品更是被文学评论界所广泛关注。蔡东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挖掘和讨论对我们分析和研究城市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梳理蔡东作品的基础上发现蔡东前期作品中呈现的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描写的写作趋势，并结合其后期作品进行分析讨论。
蔡东的创作以其南下深圳执教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其前期作品关注对人情感世界的发掘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着迷于感情的那种复杂又单纯的奇妙掺杂质地，致力于美好破碎后的弥合。”i以其处女作《面无表情地笑出声来》ii为例，小说中女主人公温兰有个怪癖：判断伴侣能否共度一生只要在一起单纯的睡一晚，什么都不发生。蔡东将这种行为解释为“变态无非是一种偏执，但偏执处往往有真实到残暴的情感”。小说中插叙了主人公少年时期和母亲一同将父亲捉奸在床的场景，作者毫无波澜的叙述语气冲淡了事件本身对主人公造成的伤害，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主人公怪癖的来源，这种年少时受到的冲击和伤害使主人公对未来的伴侣多了几分看似矫情的审查标准，实则是内心对感情的不安、恐惧使然。作者在小说中更多的是在探讨、发掘人的情感，例如“温兰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拥抱是形式，做爱是重点，舒服自在的睡觉是最高原则，内容在哪儿呢？夫妻生活不就是一块吃饭睡觉过日子吗，不，那种依偎不可能只是形式，它本身就是内容。文章一开头对常春藤的描写便可见其观察能力和对细节的领悟及把握。正是这入微的观察、细腻的笔触使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跃然纸上，投射了作品中人物内心的平静与波澜。
而这一时期的作品《断指》iii显现出的趋向性尤其值得关注。小说的女主人公余建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大学生，为了偿还丈夫婚外情欠下的二十多万元债务，办起了颗粒加工厂，可余建英亲姑舅姊妹的孩子却在颗粒厂干活儿时压断了四根手指，此时余建英不但要照顾久病在床的母亲、顾及厂里的生产以此偿还旧债新债、还要照顾自己受工伤的外甥女，可是在母亲离世、维系亲情的脉搏停止跳动后，亲姑舅姊妹将自己告上了法庭……初读小说可能被其题材所吸引，工伤、官司、等正是当下社会热点问题，而蔡东没有将场官司简单的设置为老板和工人的对立，而是将它至于复杂的亲戚关系中，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的把控能力，还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在题材本身，蔡东在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亲情、人性的拷问，特别是篇尾“余建英总被一个问题纠缠着，假如俊秀一家不告，让她完全凭良心，她会不会掏出这些钱来？未必。至少没有绝对的把握。”这种对人性的审视、对自我的追问，就预示着蔡东小说愈加清晰的发展脉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艺术追求。《断指》是以故事高潮为开篇展开叙述的，类似作品还有《无岸》、《往生》等，开篇就进入高潮，这对作者是个不小的挑战，蔡东曾在一篇讨论短篇小说技巧的文章中说小说创作技巧的探讨，开篇将自己逼上绝路，是作者对自己的挑战，蔡东虽还不能像卡夫卡《变形记》那样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鬼斧神工，但至少她在尝试，选择挑战自己。对此批评家孟繁华曾对此做出过评价，认为这样的结构性重复是蔡东小说的弱点，而我恰恰认为这是其作品的闪光点，我们应该给予她练习的机会、成长的空间。
2006年蔡东从生活学习了七年的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南下深圳就业，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从一个学校到了另一个学校，而她的创作也因此暂停了。在深圳这一座光速发展、焦躁喧哗的城市中，教师这个本应远离尘嚣与社会半脱节的职业也难逃清闲，在她的创作谈中她曾提到为了能拥有一间向阳的书房要忍受种种不喜欢、不愿意，为鄙视文学的学生讲解文学，偶尔炫技和自我陶醉，经历了毕业、就业、离乡、异乡定居的蔡东，虽停笔但未停止思考，而当她重拾笔墨后这些深刻的生活体验也就成为她创作的资源。回归文学之后的蔡东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她“细腻的观察、悲悯的情怀、令人动容的文笔……”更因为她对城市的关注和对城市中异乡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挖掘。孟繁华曾指出，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特殊的历史处境，百年来占据着中国文学主流地位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正在向城市文学转型，这是乡村文明的崩溃和新文明的崛起的必然结果。然而新文明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特征，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无处安放的身心和精神世界的动荡尤为值得关注。蔡东在《下一站，深圳文学》中说“对普通居民来说，衣食无忧之后，依然绝望，依然扭曲，依然低落，逃跑的冲动强烈涌起却终被深埋，人生朝着平庸无梦的深渊直直地坠落下去，如何管理自己的精神和情绪，如何令自己感到幸福和平静，也是值得探讨的文学命题。”
赵园在《城市与人》中说：“城，吞没着人，消化程度却因人的硬度（意识与意志独立程度）而不等。知识分子从来是城市腹中难以消化的东西”这难以被消化吸收不仅仅源于他们过往的经历和生活环境所形成的习惯，还源于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与面对残酷现实时的矛盾和挣扎。
《通天桥》中的主人公呼延飞是一名夜班急诊医生，每天上下班都经过通天桥。很多人在城里工作，住在房价便宜的城南，因为有通天桥连接出行还算方便。可是突然有一天桥中央建起了一堵墙，给住在城南的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一开始人们想办法爬过墙，但后来墙又加高了，墙头又砌上碎而尖的玻璃。人们又想办法将碎玻璃磨平，后来墙头又嵌入更结实的铁枪花。有人仍试图从墙上翻过，但都因此受到了伤害。作者描述了主人公对墙从开始的抵触到观望直至妥协的态度，由此探讨当现实利益与理想相互冲突时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今天早晨，他依然来到墙边转悠。一直等到九点半，小伙子都没出现，显然在痛失一件羽绒服之后，小伙子也学精了。这面簇新的墙迅速被大家淡忘，行人急匆匆地走过，不置一顾。始终没有人翻过来。呼延飞的内心，似乎得到了某种保证。假如拒绝长衫男子提供的幸运，要逾越的东西太多了，示弱多舒服啊。”呼延飞对从天而降的墙充满着厌恶，然而他却从来不采取实际行动抵抗，他每天都去墙下等着，希望有人能坚持翻墙，然而当他发现没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不是失望，而是“似乎得到了某种保证”。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的诘问。文中还描写到“每天清晨，他会细致地清洗双手，接着走进更衣室时，他小心用白大褂隔住自己的手去拧球锁”用这种近乎仪式化的动作去告别“不高档”的世界。然而当他发现回家必经之路的桥上竖起一堵厚厚的墙，他只能绕道回家时，他却忘记了那个崇高的富有仪式化的动作，这里的仪式化动作是主人公刻意养成的一种高贵感，这种高贵感的需求源于城市生活的无形压力，面对阔绰的坐地户、养尊处优的本地人、拥有丰富社会关系的关系户，在知识不被重视，甚至不如貌美的大城市里知识分子给自己搭建的优越感。 家庭生活是蔡东作品叙述的主战场，在城市中的家庭似乎是一个个孤立的小舟飘荡于灯火辉煌的大江之上，灯光照到的总是其乐融融，一团和气的全家福，但灯光之下，家庭要消化的夫妻双方各自的压力怨气，而这些又让他们不得不更依赖彼此。蔡东笔下家庭中的女性形象是坚强的，角色亦妻亦母，如《无岸》中的柳萍，《木兰辞》中的李燕，《净尘山》中的劳玉，《出入》中的杨玫，而她们的丈夫都是提早回归家庭的失意中年男人形象，他们在职场、社会中郁郁不得志，事业的挫折使他们寡言，茶米油盐的生活使他们厌烦，当孱弱失意的男性不愿担起琐碎的生活时，女人们不得不让自己变得庸俗、无趣，牺牲自己的娇嫩来呵护家庭。
《净尘山》中在科技公司工作，以加班为核心价值观的张倩女年薪三四十万。然而，在以瘦为美的时代中，肥胖使她在婚姻市场一败涂地；而外形不俗的潘舒墨则因事业不顺沦为深圳的社会底层，一心想脱离城中村，融入都市生活。在一次同学会上，这两个不同意义上的“失败者”走到了一起。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两人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各取所需。
事实上，城市中的逃离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就像《无岸》中柳萍的朝南的书房；《出入》中林君短暂地远离尘嚣的静修；逃走终将回归，归来后可能更加疲惫。都市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会感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车的压力、房的压力、人的压力，人们如何应对这些压力呢？如果仅靠自我催眠和物质欲望的满足，这些压力只可能得到暂时性的排解。《出入》中女主人杨玫公赤裸裸的嫉妒会生活，优雅从容的女性李卫红，而又禁不住与她交往，窥探她的生活，而男主人公则在最后说出他身边有太多男版的李卫红，甚至于《无岸》中看似平静从容的童家羽在最后说出“我一直都在害怕，我希望自己在精子阶段就被淘汰，我希望游向卵子的那个不是我，我要是没被生下来该有多好”。这样的叙述，证明坚强只是伪装出来的假象。然而面对这些洪水猛兽般的压力，他们能逃避得了什么，又能守得住什么呢？
当中国的大城市张开双臂接纳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外来人口时，也似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将他们的思想榨干、体力耗尽、变成一个个外表各异但精神空虚的生产者，使他们永远在这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城市中挣扎。
参考文献
[1]孟繁华：《幻灭处的惨伤与悲悯——评蔡东的小说》，《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2]孟繁华：《新文明的崛起与城市文学》，《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1期。
[3]杨庆祥：《小说即“往生”——读蔡东》，《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注 释
i蔡东：《写作：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ii蔡东：《面无表情笑出声来》，《当代小说》，2004年第4期。
iii蔡东：《断指》，《芒种》，2006年第5期。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自蔡东开始小说创作以来，她凭借勤奋和天赋展现出高于同龄人的创作水平，近年来其作品更是被文学评论界所广泛关注。蔡东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挖掘和讨论对我们分析和研究城市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梳理蔡东作品的基础上发现蔡东前期作品中呈现的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描写的写作趋势，并结合其后期作品进行分析讨论。
蔡东的创作以其南下深圳执教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其前期作品关注对人情感世界的发掘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着迷于感情的那种复杂又单纯的奇妙掺杂质地，致力于美好破碎后的弥合。”i以其处女作《面无表情地笑出声来》ii为例，小说中女主人公温兰有个怪癖：判断伴侣能否共度一生只要在一起单纯的睡一晚，什么都不发生。蔡东将这种行为解释为“变态无非是一种偏执，但偏执处往往有真实到残暴的情感”。小说中插叙了主人公少年时期和母亲一同将父亲捉奸在床的场景，作者毫无波澜的叙述语气冲淡了事件本身对主人公造成的伤害，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主人公怪癖的来源，这种年少时受到的冲击和伤害使主人公对未来的伴侣多了几分看似矫情的审查标准，实则是内心对感情的不安、恐惧使然。作者在小说中更多的是在探讨、发掘人的情感，例如“温兰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拥抱是形式，做爱是重点，舒服自在的睡觉是最高原则，内容在哪儿呢？夫妻生活不就是一块吃饭睡觉过日子吗，不，那种依偎不可能只是形式，它本身就是内容。文章一开头对常春藤的描写便可见其观察能力和对细节的领悟及把握。正是这入微的观察、细腻的笔触使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跃然纸上，投射了作品中人物内心的平静与波澜。
而这一时期的作品《断指》iii显现出的趋向性尤其值得关注。小说的女主人公余建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大学生，为了偿还丈夫婚外情欠下的二十多万元债务，办起了颗粒加工厂，可余建英亲姑舅姊妹的孩子却在颗粒厂干活儿时压断了四根手指，此时余建英不但要照顾久病在床的母亲、顾及厂里的生产以此偿还旧债新债、还要照顾自己受工伤的外甥女，可是在母亲离世、维系亲情的脉搏停止跳动后，亲姑舅姊妹将自己告上了法庭……初读小说可能被其题材所吸引，工伤、官司、等正是当下社会热点问题，而蔡东没有将场官司简单的设置为老板和工人的对立，而是将它至于复杂的亲戚关系中，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的把控能力，还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在题材本身，蔡东在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亲情、人性的拷问，特别是篇尾“余建英总被一个问题纠缠着，假如俊秀一家不告，让她完全凭良心，她会不会掏出这些钱来？未必。至少没有绝对的把握。”这种对人性的审视、对自我的追问，就预示着蔡东小说愈加清晰的发展脉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艺术追求。《断指》是以故事高潮为开篇展开叙述的，类似作品还有《无岸》、《往生》等，开篇就进入高潮，这对作者是个不小的挑战，蔡东曾在一篇讨论短篇小说技巧的文章中说小说创作技巧的探讨，开篇将自己逼上绝路，是作者对自己的挑战，蔡东虽还不能像卡夫卡《变形记》那样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鬼斧神工，但至少她在尝试，选择挑战自己。对此批评家孟繁华曾对此做出过评价，认为这样的结构性重复是蔡东小说的弱点，而我恰恰认为这是其作品的闪光点，我们应该给予她练习的机会、成长的空间。
2006年蔡东从生活学习了七年的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南下深圳就业，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从一个学校到了另一个学校，而她的创作也因此暂停了。在深圳这一座光速发展、焦躁喧哗的城市中，教师这个本应远离尘嚣与社会半脱节的职业也难逃清闲，在她的创作谈中她曾提到为了能拥有一间向阳的书房要忍受种种不喜欢、不愿意，为鄙视文学的学生讲解文学，偶尔炫技和自我陶醉，经历了毕业、就业、离乡、异乡定居的蔡东，虽停笔但未停止思考，而当她重拾笔墨后这些深刻的生活体验也就成为她创作的资源。回归文学之后的蔡东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她“细腻的观察、悲悯的情怀、令人动容的文笔……”更因为她对城市的关注和对城市中异乡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挖掘。孟繁华曾指出，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特殊的历史处境，百年来占据着中国文学主流地位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正在向城市文学转型，这是乡村文明的崩溃和新文明的崛起的必然结果。然而新文明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特征，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无处安放的身心和精神世界的动荡尤为值得关注。蔡东在《下一站，深圳文学》中说“对普通居民来说，衣食无忧之后，依然绝望，依然扭曲，依然低落，逃跑的冲动强烈涌起却终被深埋，人生朝着平庸无梦的深渊直直地坠落下去，如何管理自己的精神和情绪，如何令自己感到幸福和平静，也是值得探讨的文学命题。”
赵园在《城市与人》中说：“城，吞没着人，消化程度却因人的硬度（意识与意志独立程度）而不等。知识分子从来是城市腹中难以消化的东西”这难以被消化吸收不仅仅源于他们过往的经历和生活环境所形成的习惯，还源于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与面对残酷现实时的矛盾和挣扎。
《通天桥》中的主人公呼延飞是一名夜班急诊医生，每天上下班都经过通天桥。很多人在城里工作，住在房价便宜的城南，因为有通天桥连接出行还算方便。可是突然有一天桥中央建起了一堵墙，给住在城南的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一开始人们想办法爬过墙，但后来墙又加高了，墙头又砌上碎而尖的玻璃。人们又想办法将碎玻璃磨平，后来墙头又嵌入更结实的铁枪花。有人仍试图从墙上翻过，但都因此受到了伤害。作者描述了主人公对墙从开始的抵触到观望直至妥协的态度，由此探讨当现实利益与理想相互冲突时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今天早晨，他依然来到墙边转悠。一直等到九点半，小伙子都没出现，显然在痛失一件羽绒服之后，小伙子也学精了。这面簇新的墙迅速被大家淡忘，行人急匆匆地走过，不置一顾。始终没有人翻过来。呼延飞的内心，似乎得到了某种保证。假如拒绝长衫男子提供的幸运，要逾越的东西太多了，示弱多舒服啊。”呼延飞对从天而降的墙充满着厌恶，然而他却从来不采取实际行动抵抗，他每天都去墙下等着，希望有人能坚持翻墙，然而当他发现没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不是失望，而是“似乎得到了某种保证”。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的诘问。文中还描写到“每天清晨，他会细致地清洗双手，接着走进更衣室时，他小心用白大褂隔住自己的手去拧球锁”用这种近乎仪式化的动作去告别“不高档”的世界。然而当他发现回家必经之路的桥上竖起一堵厚厚的墙，他只能绕道回家时，他却忘记了那个崇高的富有仪式化的动作，这里的仪式化动作是主人公刻意养成的一种高贵感，这种高贵感的需求源于城市生活的无形压力，面对阔绰的坐地户、养尊处优的本地人、拥有丰富社会关系的关系户，在知识不被重视，甚至不如貌美的大城市里知识分子给自己搭建的优越感。 家庭生活是蔡东作品叙述的主战场，在城市中的家庭似乎是一个个孤立的小舟飘荡于灯火辉煌的大江之上，灯光照到的总是其乐融融，一团和气的全家福，但灯光之下，家庭要消化的夫妻双方各自的压力怨气，而这些又让他们不得不更依赖彼此。蔡东笔下家庭中的女性形象是坚强的，角色亦妻亦母，如《无岸》中的柳萍，《木兰辞》中的李燕，《净尘山》中的劳玉，《出入》中的杨玫，而她们的丈夫都是提早回归家庭的失意中年男人形象，他们在职场、社会中郁郁不得志，事业的挫折使他们寡言，茶米油盐的生活使他们厌烦，当孱弱失意的男性不愿担起琐碎的生活时，女人们不得不让自己变得庸俗、无趣，牺牲自己的娇嫩来呵护家庭。
《净尘山》中在科技公司工作，以加班为核心价值观的张倩女年薪三四十万。然而，在以瘦为美的时代中，肥胖使她在婚姻市场一败涂地；而外形不俗的潘舒墨则因事业不顺沦为深圳的社会底层，一心想脱离城中村，融入都市生活。在一次同学会上，这两个不同意义上的“失败者”走到了一起。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两人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各取所需。
事实上，城市中的逃离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就像《无岸》中柳萍的朝南的书房；《出入》中林君短暂地远离尘嚣的静修；逃走终将回归，归来后可能更加疲惫。都市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会感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车的压力、房的压力、人的压力，人们如何应对这些压力呢？如果仅靠自我催眠和物质欲望的满足，这些压力只可能得到暂时性的排解。《出入》中女主人杨玫公赤裸裸的嫉妒会生活，优雅从容的女性李卫红，而又禁不住与她交往，窥探她的生活，而男主人公则在最后说出他身边有太多男版的李卫红，甚至于《无岸》中看似平静从容的童家羽在最后说出“我一直都在害怕，我希望自己在精子阶段就被淘汰，我希望游向卵子的那个不是我，我要是没被生下来该有多好”。这样的叙述，证明坚强只是伪装出来的假象。然而面对这些洪水猛兽般的压力，他们能逃避得了什么，又能守得住什么呢？
当中国的大城市张开双臂接纳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外来人口时，也似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将他们的思想榨干、体力耗尽、变成一个个外表各异但精神空虚的生产者，使他们永远在这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城市中挣扎。
参考文献
[1]孟繁华：《幻灭处的惨伤与悲悯——评蔡东的小说》，《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2]孟繁华：《新文明的崛起与城市文学》，《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1期。
[3]杨庆祥：《小说即“往生”——读蔡东》，《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注 释
i蔡东：《写作：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ii蔡东：《面无表情笑出声来》，《当代小说》，2004年第4期。
iii蔡东：《断指》，《芒种》，2006年第5期。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