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香港导演赵良骏的《老港正传》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上映。影片再现了1997年前后，普通港人围绕回归的生活变迁。在男主人公老左梦想一游天安门却始终不得时，他的儿子却早已奔向大陆，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展开了一场冒险式淘金之旅。
　　影片上映时的香港，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走过了非典，并在数月后的10月30日，迎来了港股恒生指数的历史最高点：31638点。那是香港股市风云变幻的一年。内地金融机构获准来港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在一系列利好消息的刺激下，港股市值、成交量、单日涨幅等多项市场指标屡创新高。
　　回归第11年，又一场金融危机来袭。香港一扫10年前的面貌，反而成了相当一部分国际资金的避风港。美国《时代》杂志甚至因此创立了Nylonkong(纽伦港，即纽约、伦敦、香港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新名词。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香港经济就实现强劲复苏。实施最低工资，推出基层市民的“关爱基金”，增加就业交通补贴。
　　2011年3月，中央公布“十二五”规划纲要，港澳部分首次单独成章。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2012年，香港在世界银行对183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中高踞第二，连续两年以满分荣登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榜首，更连续18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从高官问责制到普选
　　在香港回归后的前五年，为保证政权平稳过渡，基本全盘继承了原来的行政架构。但由于所有的政府高级官员都在公务员体系内，政府与社会脱节，民意难以实现等问题接踵而至。面对2001年近乎于零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希望改革的民意，2002年，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主导推出了“高官问责制”，从此揭开了特区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一页。
　　根据规定，包括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律政司长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长，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这些官员不再是公务员，而是以合约方式聘任，并需为过失负政治责任。当年首任14位问责官员，都是来自教育界、商界等的精英，为政府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其中，梁锦松、马时亨等人，均为弃商从政，矢志为港服务的代表。
　　“高官问责制”启动至今，已有多位高级官员因犯错辞职。而以港人为主的香港特区公务员，也获得了亚洲“最不官僚”的美誉。2012年，香港政府又对问责制度进行了修改，今后特首也会被纳入防止贿赂条例的监管范围。
　　两年前的6月25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以超过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投赞成票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订议案，这成为香港民主发展进程的“一大步”。今年3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当选，即是在政改后进行的，选委会成员容量由800人扩大到了1200人。
　　2017年，香港将迎来回归后的第一次普选。根据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到2017年，香港可实行行政长官普选。而到2020年，立法会普选也将实现。这种“一人一票”的普选，不仅对香港，对中国而言也将是一次重大意义的政治改革。
　　携手共进
　　有人说，CEPA 的签署，破了“香港将死”的魔咒。
　　2003年6月，中央政府与仍在经济恢复期的香港签署了简称CEPA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在CEPA中承诺2004年起，给予香港200余项产品零关税优惠，并开放银行、保险、证券、物流等18项香港服务业比外商提前进入内地市场。同年7月，内地民众的“港澳自由行”也率先在广东省4个城市进行。
　　2004年1月1日，CEPA正式实施。而后，CEPA补充协议以每年一个的速度出炉，为香港带来经济动力。
　　回归15年中，香港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2006年11月9日，瑞士日内瓦，经中国政府提名，曾任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长的陈冯富珍，获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国人第一次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最高负责人职位。5年半后，陈冯富珍由中国政府推荐，顺利连任。
　　15年里，香港特区还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等身份，参加国际会议1400多次；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不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2万余次；举办或协办的国际会议逾1000次。
　　（苏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