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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意义重大。然而民营经济在进一步发展中却面临着来自社会层面诸多问题的困扰：不能平等进入、在资金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上与国有企业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民营企业缺少安全感等。此外，民营经济本身存在的诸如制度、传承等方面的问题，也制约着企业的发展。
民营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意义重大。然而民营经济在进一步发展中却面临着来自社会层面和民营企业本身的各种制约。为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科学地分析和认识这些问题，并及时给以有效的解决。
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层面因素
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层面的问题首先是不能平等进入。平等进入，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兼并重组是市场经济的魅力之源。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公平竞争。如果民营企业能够平等的进入各个领域，不仅会带来效率，而且会因为马克思所讲的利润的平均化带来行业间分配的公平。造成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垄断造成行业之间的阻隔，致使马克思论述的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利润平均化难以形成。然而，由于行业的垄断所带来的特殊利益，即使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两个非公经济平等进入的“36条”，但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玻璃门。
民间资本不能平等进入各个行业，不仅影响了竞争本身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且形成了大量的、处于“盲流”状态的流动性，这种“盲流”状态的流动性寻求着各种投资或者投机的机会，对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极为不利，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就和这种处于盲流状态的民间的“流动性”的兴风作浪不无关系。
非公经济平等进入的两个“36条”至今所以是玻璃门，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在于准入的审批制度。审批本身就是垄断部门或者垄断部门的“靠山”，依据的依然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条款。只有大量的减少审批，民间资本才有可能平等进入。然而这需要强力的推动改革。
其次，民营企业在资金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上与国有企业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这倒不是政府有意要国进民退，而是在给定的体制及各种利益的运行路线下，利益的分配自然会偏向国有企业是一种必然如此的现象。
最后，是一些民营企业依然觉得缺少安全感，特别是政治上的安全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历史上对私有产权缺少绝对的保护，有着均贫富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当今的理论和文件中，依然是把公有制、国有企业放在首位，而且在现实中个别地方政府还存在着强制性的国进民退。为了增强安全感，他们或者争着“戴红帽子”，或者寻求政治上可依靠者，或者到国外寻求发展。这种缺少安全感导致了一种极为尴尬的现象：一方面我们要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我们的民间资本却因为缺少安全感而流出。
民营经济自身的不足对其良性发展的影响
从民营经济本身而言，也存在着一系列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
企业制度问题。企业的规模和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企业制度的制约。单人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包容性较之于现代股份公司毕竟有限。然而，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能不能发展成真正的现代股份制公司受很多条件的限制。例如，缺少必要的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制度的法律、起码的信任和契约精神，以及经理人员职业道德与经理人员市场的存在和良好运行等。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改造成股份制的过程中都存在着“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更不用说民营企业了。既然缺少契约精神、缺少信任，那就只能是安全比能干更重要，家族式企业也成了最好的选择。家族式企业的规模和耐久性都难以超越现代股份制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走向股份制的道路上，由于必要条件的先天不足而被扭曲，因而依然是一个有待历史检验的命题。
当代中国民营企业能不能顺利接班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办的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都存在接班的问题。作为家族式企业，只能在其嫡系的家族里寻求接班人。这里起码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是其后代愿不愿意接班；其二是有没有能力接班。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相当多的企业家的下一代不愿意接班，其爱好兴趣不在于搞企业。他们的父辈当年所以搞企业，既有干一番事业的冲动，也有为生活所迫的因素。他们今天不存在压力了，完全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其兴趣发生了转移。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是因为生活富裕使他们中的一部分能力退化了。虽然他们有的也可能从书本上学习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但这些离实际太远了。要管理好现代企业，推动企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还需要父辈敏锐的洞察力和毅力。
民营经济在转变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中担当重任
重“发展”而非重“增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产品与劳务总量的增加，一般以GDP、GNP等指标来核算和反映。经济发展除了包括经济增长的内容，还包括经济结构转变以及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等的变化和提升。我国应从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角度思考问题。就目前国内国际而言，我们应当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基本状况。
首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都在大力推进经济调整。例如，美国政府明确提出回归实体经济，加强出口。世界经济的调整和变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意味着国际贸易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我国必须调整过度依赖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事实上，过度依赖外需也不符合大国经济的特征。大国的国内市场广阔，具有巨大的内需优势，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
其次，资源、环境压力使得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走低成本、低价格的路线。低成本模式把资源、环境、劳动力的成本压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并没有反映这些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和真实社会成本，致使资源、环境承受着巨大压力，不堪重负；而近年来一些地区陆续发生“民工荒”，可以说就是市场对既有发展模式的反应。低成本模式先天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一是经济增长靠的是低成本而不是创新，而且低成本的增长也不利于创新；二是长期实行低工资，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影响扩大内需；三是低成本战略通常适用于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领域。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地区和国家加入这类产业领域的竞争时，建立在低成本之上的优势就会被削弱以至消失。
最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应当更加重视GDP的质量和构成。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就要看GDP的内容，看它的实际构成，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清朝后期，虽然我国GDP的规模很大，但由于其构成是茶叶、蚕茧、瓷器等，而西方国家的GDP构成则是机器设备、坚船利炮，结果我们还是落后，加上制度落后、政治腐败，最终是被动挨打。这说明，要提升一国的竞争力，必须改善GDP的构成。
及时走出“思维局限”。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廉价劳动力等所谓“比较优势”基础之 上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得益于此，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也根源于此，如创新能力不足、缺少核心技术、资源和环境代价过高、内需严重不足、在一些关键领域缺乏竞争力等。
我们对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一定的误解。首先，“比较优势”是十八、十九世纪产业发展比较粗糙、静态的自然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产物。而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的高级生产要素以及创新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依靠静态的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许多先天不足。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一些不具备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国家依靠人民的努力、高级生产要素的丰沛以及创新能力等，实现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时代变了，高级生产要素和创新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静态比较优势。其次，比较优势理论更适合在一国范围内发挥作用，当把它应用到世界范围的时候，则应当是有条件、有限度的。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发挥比较优势，给发达国家提供了价格低廉的消费品，但发达国家却很少用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来和我们交换。所以说，如果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靠传统的比较优势完成了必要的积累，那么，在经济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就应当首先立足于自主创新和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民营企业家应勇担重任。目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些新的压力出现。国际上表现为发达国家正在调整经济结构，有的提出回归实体经济、有的在进行适当的贸易保护；国内则表现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诸如落后产能淘汰等政策，劳动力的价格也在逐步上涨。
民营企业家应当认清经济发展的形势与格局，认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实已经刻不容缓的现状。所以民营企业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哪怕依然是中国制造，但是如果我们的中国制造能够上升到像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那样的水平，那状况就要好很多。此外还应当研究自己的创新方式，要意识到新的经济格局和新的经济形式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后期，中国民营企业走到了历史的前面。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中国民营企业家依然应当走到历史的前面。(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民营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意义重大。然而民营经济在进一步发展中却面临着来自社会层面和民营企业本身的各种制约。为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科学地分析和认识这些问题，并及时给以有效的解决。
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层面因素
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层面的问题首先是不能平等进入。平等进入，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兼并重组是市场经济的魅力之源。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公平竞争。如果民营企业能够平等的进入各个领域，不仅会带来效率，而且会因为马克思所讲的利润的平均化带来行业间分配的公平。造成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垄断造成行业之间的阻隔，致使马克思论述的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利润平均化难以形成。然而，由于行业的垄断所带来的特殊利益，即使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两个非公经济平等进入的“36条”，但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玻璃门。
民间资本不能平等进入各个行业，不仅影响了竞争本身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且形成了大量的、处于“盲流”状态的流动性，这种“盲流”状态的流动性寻求着各种投资或者投机的机会，对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极为不利，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就和这种处于盲流状态的民间的“流动性”的兴风作浪不无关系。
非公经济平等进入的两个“36条”至今所以是玻璃门，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在于准入的审批制度。审批本身就是垄断部门或者垄断部门的“靠山”，依据的依然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条款。只有大量的减少审批，民间资本才有可能平等进入。然而这需要强力的推动改革。
其次，民营企业在资金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上与国有企业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这倒不是政府有意要国进民退，而是在给定的体制及各种利益的运行路线下，利益的分配自然会偏向国有企业是一种必然如此的现象。
最后，是一些民营企业依然觉得缺少安全感，特别是政治上的安全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历史上对私有产权缺少绝对的保护，有着均贫富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当今的理论和文件中，依然是把公有制、国有企业放在首位，而且在现实中个别地方政府还存在着强制性的国进民退。为了增强安全感，他们或者争着“戴红帽子”，或者寻求政治上可依靠者，或者到国外寻求发展。这种缺少安全感导致了一种极为尴尬的现象：一方面我们要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我们的民间资本却因为缺少安全感而流出。
民营经济自身的不足对其良性发展的影响
从民营经济本身而言，也存在着一系列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
企业制度问题。企业的规模和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企业制度的制约。单人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包容性较之于现代股份公司毕竟有限。然而，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能不能发展成真正的现代股份制公司受很多条件的限制。例如，缺少必要的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制度的法律、起码的信任和契约精神，以及经理人员职业道德与经理人员市场的存在和良好运行等。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改造成股份制的过程中都存在着“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更不用说民营企业了。既然缺少契约精神、缺少信任，那就只能是安全比能干更重要，家族式企业也成了最好的选择。家族式企业的规模和耐久性都难以超越现代股份制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走向股份制的道路上，由于必要条件的先天不足而被扭曲，因而依然是一个有待历史检验的命题。
当代中国民营企业能不能顺利接班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办的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都存在接班的问题。作为家族式企业，只能在其嫡系的家族里寻求接班人。这里起码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是其后代愿不愿意接班；其二是有没有能力接班。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相当多的企业家的下一代不愿意接班，其爱好兴趣不在于搞企业。他们的父辈当年所以搞企业，既有干一番事业的冲动，也有为生活所迫的因素。他们今天不存在压力了，完全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其兴趣发生了转移。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是因为生活富裕使他们中的一部分能力退化了。虽然他们有的也可能从书本上学习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但这些离实际太远了。要管理好现代企业，推动企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还需要父辈敏锐的洞察力和毅力。
民营经济在转变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中担当重任
重“发展”而非重“增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产品与劳务总量的增加，一般以GDP、GNP等指标来核算和反映。经济发展除了包括经济增长的内容，还包括经济结构转变以及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等的变化和提升。我国应从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角度思考问题。就目前国内国际而言，我们应当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基本状况。
首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都在大力推进经济调整。例如，美国政府明确提出回归实体经济，加强出口。世界经济的调整和变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意味着国际贸易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我国必须调整过度依赖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事实上，过度依赖外需也不符合大国经济的特征。大国的国内市场广阔，具有巨大的内需优势，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
其次，资源、环境压力使得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走低成本、低价格的路线。低成本模式把资源、环境、劳动力的成本压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并没有反映这些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和真实社会成本，致使资源、环境承受着巨大压力，不堪重负；而近年来一些地区陆续发生“民工荒”，可以说就是市场对既有发展模式的反应。低成本模式先天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一是经济增长靠的是低成本而不是创新，而且低成本的增长也不利于创新；二是长期实行低工资，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影响扩大内需；三是低成本战略通常适用于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领域。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地区和国家加入这类产业领域的竞争时，建立在低成本之上的优势就会被削弱以至消失。
最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应当更加重视GDP的质量和构成。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就要看GDP的内容，看它的实际构成，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清朝后期，虽然我国GDP的规模很大，但由于其构成是茶叶、蚕茧、瓷器等，而西方国家的GDP构成则是机器设备、坚船利炮，结果我们还是落后，加上制度落后、政治腐败，最终是被动挨打。这说明，要提升一国的竞争力，必须改善GDP的构成。
及时走出“思维局限”。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廉价劳动力等所谓“比较优势”基础之 上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得益于此，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也根源于此，如创新能力不足、缺少核心技术、资源和环境代价过高、内需严重不足、在一些关键领域缺乏竞争力等。
我们对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一定的误解。首先，“比较优势”是十八、十九世纪产业发展比较粗糙、静态的自然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产物。而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的高级生产要素以及创新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依靠静态的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许多先天不足。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一些不具备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国家依靠人民的努力、高级生产要素的丰沛以及创新能力等，实现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时代变了，高级生产要素和创新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静态比较优势。其次，比较优势理论更适合在一国范围内发挥作用，当把它应用到世界范围的时候，则应当是有条件、有限度的。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发挥比较优势，给发达国家提供了价格低廉的消费品，但发达国家却很少用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来和我们交换。所以说，如果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靠传统的比较优势完成了必要的积累，那么，在经济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就应当首先立足于自主创新和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民营企业家应勇担重任。目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些新的压力出现。国际上表现为发达国家正在调整经济结构，有的提出回归实体经济、有的在进行适当的贸易保护；国内则表现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诸如落后产能淘汰等政策，劳动力的价格也在逐步上涨。
民营企业家应当认清经济发展的形势与格局，认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实已经刻不容缓的现状。所以民营企业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哪怕依然是中国制造，但是如果我们的中国制造能够上升到像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那样的水平，那状况就要好很多。此外还应当研究自己的创新方式，要意识到新的经济格局和新的经济形式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后期，中国民营企业走到了历史的前面。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中国民营企业家依然应当走到历史的前面。(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