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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蝴蝶》是王蒙新时期之初创作的在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两方面均获得成功的优秀之作。它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写法，运用心理结构方式构置情节，塑造了伴随着共和国兴衰沉浮的老干部张思远的形象，艺术地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再现出来。张思远从“丢了魂儿”到“找到了魂儿”的过程，是他的一段映彻人生的心灵历程，也是警世后人的明镜。
【关键词】蝴蝶；位置；情感；联系；心理结构
【中图号】I207.4【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3-0245-02
初读《蝴蝶》，觉得“蝴蝶”的意象是伴随着主人公张思远的形踪从北京飘往山村，又从山村飘进读者心灵的。再品《蝴蝶》，忘不了的仍然是蝴蝶，它上下翻飞，领引着读者走入张思远澎湃的心理世界，让人们真正看到了真善美、假恶丑，看到了人间的变幻，看到了一个人在动荡年代里人性和情感的沧桑巨变。1980年发表于《十月》第四期的王蒙的小说《蝴蝶》真是一篇洞悉人性、映彻人生的佳作。
《庄子·齐物论》中曾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周为蝴蝶，抑或蝴蝶为庄周？庄周、蝴蝶交替变换，意指人生之境反复无常。这是“庄周梦蝶”的原意，王蒙在文中引用这个故事时，最初取的也是这个原意。但是读罢全篇我们会看到，张思远把自己喻成蝴蝶，已超出了庄子的原意，他的“位置”好似庄周与蝴蝶，飘忽不定，反复无常，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一时间也好似庄周与蝴蝶，然而，经过战火洗礼、环境磨练，经过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经过拨乱反正、重返工作岗位；又经过海云、美兰、秋文，经过小石头、张书记、老张头、张副部长等角色的更替，张思远已完全摒弃了飘忽不定，反复无常的状态，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脚踏实地、全心全意地生活、工作在人民群众之中。因此，“蝴蝶”既喻张思远的处境和思想，又超出了形象本身的内涵，而且还有艺术上的纽带作用，它延伸在张思远的心灵历程中。
这是一篇有别于传统结构的心理结构小说，它不以构置故事情节为主，也不以人物的语言、行动为主，而是通篇以主人公的主观意识流动为中心线索来构置内容。小说从张思远告别山村回到北京家里、坐在沙发上的意识流动写起，回顾和审视自己三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和起伏变化。“海云”、“美兰”、“冬冬”、“秋文”各章按时间线索，以人物名字为题，展开他们与主人公的各种联系，既展示各自的性格特点，又交代张思远的经历和情感。“变异”、“审判”、“山村”、“复职”四章构成张思远政治生涯的主要内容，这里有他因地位的变化而带来的思想变化、情感变化，也有他由此而来的心灵的飘忽和人性的跌宕起伏。“上路”、“枣雨”、“距离”、“告别”、“桥梁”五章是最让读者振奋的篇章，写经历了人生磨难、思想动荡、心灵涤荡的张思远终于逐渐地唤起了胸中的暖流，并把它融汇成鼓舞自己的力量，他整理行装，告别了寄他于厚望的乡亲们，在重新找回的起点上工作、奋进了。
少年时期的张思远是一个向往美好生活、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在人民军队里成长起来的坚强战士，他从小石头，成长为张指导员，解放后又从市军管会副主任发展为市委书记，斗争的经验，工作的热情和胜利的喜悦，使他在升任市委书记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干部。他爱憎分明，大公无私，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优秀、热情和成熟也使他赢得了海云的爱情。然而，在五十年代特殊的环境里，在时而清醒、时而盲从的无休止工作中，他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而且忽略了感情，第一个孩子的死使他与海云开始变得陌生。荣任市委书记后，他更“革命”了，形式上，他是这个城市工作最努力、最繁忙的领导者，他带领大家搞运动，搞阶级斗争，并自信而自豪地感觉着自己的地位和荣耀：“他就是城市，他就是市委，他就是头脑、心脏、决策。……他成为一架辉煌的、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在这机器的运转中，他感受到自己的觉悟、智慧、精力、责任心，感受到自己的份量，他的生存意义。没有市委，没有他对于市委的指挥，也就没有他。”在能力、魄力、威力的下面，张思远就是这样工作着，也就是这样逐渐远离了最基层的人民。当他对海云发出“难道我管得了一个城市的几十万人，却管不了你一个吗？”这样强梁跋扈的呐喊时，当他对错划成右派的海云铁面无私地说：“只有低头认罪，重新做人，革面洗心，脱胎换骨”时，当他在书记的尊贵位置上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享受书记“应该”享受的一切时，当他凡事秉承上级指示，为了表现得更坚决、更彻底，一次次地举起阶级斗争之剑不仅斩断与海云的爱情纽带，而且揪出所谓的阶级敌人、黑帮头子作为批判对象时，张思远不仅失去了海云，也失去了曾经永远给他支持的人民。
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张思远也终于成为“敌人”了。他被辱骂，挨批斗，蹲监狱，他对这一切突然觉得不可思议，恰如“庄周梦蝶”，不知所然。作品这里形象地概括了建国后党在方针政策上的某些失误，概括了党和国家所走过的曲折路程，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种运动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啊！别说张思远如庄周那样不知所然，又有多少人、甚至是国家机关中的党员干部也无法搞清问题的究竟，《蝴蝶》通过张思远的经历让人们反思历史，促使人们思索今后的道路。
张思远被下放到山村了，位置的变化使他成为一个普通人，当他带着困惑、落寞、失意甚至有些悲哀的灰色情绪来到山村的时候，他却发现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实——受到了超乎对待“书记”一样的真正的普通人的尊敬，发现了超过“书记”本身的真正的普通人的价值。于是，劳动中他发现了自己的个体价值；与山村人的关系中，他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觉悟和威信。他意识到以前的受尊敬，不是对张思远而是对市委书记的，失去了市委书记便失去了这一切。而现在不同了，农民们同情他，信任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有智慧，乐于助人，是发自内心的信任与尊重，绝不含任何功利目的。他震惊了，认识到以往失去的、最致命的是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有了它，一个干部才会拥有人民，推而言之，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他开始改变“位置比人还重要”的观念了，他亲近了人民，融入人民，也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留在人民中间的灵魂。然而，形势又转，他接到了复职的通知，当他还没到任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拉长了说话的声音，打起了官腔，虽非有意，但灵魂深处的“鬼气”还是不由自主地露出头来。他升任副部长了，在回城工作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在新旧交替、百废待兴的环境中磨合，他忙碌、兴奋，又寂寞、无助，他的灵魂深处虽热望连连却时时有空落落的感觉，终于，他一个人又回山村了，这一次，他彻底克服了张副部长的尊严和特权，以老张头的身份和眼光去观察和感受一切，他终于意识到张副部长身上的重担了。他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一个既为人民公仆，又为人民中一员的自己，一个无所谓“位置”，而有所谓真正的党员干部的自己，他深深感受到了人民的重托，也深深感受到了“心里要有人民群众”这一联结党群关系桥梁的重大意义所在。
张思远从领导的位置上落下来，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领导的位置上，这一圈，他经历了血与火的人生体验，也经历了映彻一生的心灵历程。作品在展示张思远的心灵轨迹时，抓住位置与情感交互更迭的环节依次进行。当他怕失去自己的领导职务，把位置看得比人民还重要的时候，他便忽略了人的情感，他变得没有人情，甚至没有人性，对谁都举起阶级斗争之剑；当他真的失去了领导职务，不得已变成了老张头，又从不得已到自觉地按照普通人的方式生活时，他便重视了人的情感，变得有人情，有人性，是个人们喜爱的老张头了；而当他又有了领导职务，而且真正意识到位置的根本取自人民，自己并不看重时，他便更其具有人的真实情感，更有人情，也更懂得如何变人民之情为责任之重了。经过山村“枣雨”的洗礼，张思远获得了思想与情感的新生，读到这里，人们不难想象回到北京后的张思远将如何加倍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他的形象也由此概括了我国三十几年来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从而启示着我们政党和党的领导干部要时刻与人民休戚与共，否则将会走弯路，甚至贻误整个国家和民族这一深刻的内涵。《蝴蝶》真是一篇警世之作，当我们在它发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捧读，仍会感到它那强烈的意蕴，试想，那些当年受到百姓的恩泽，如今却坐享其福的干部们读读它，不会感到汗颜吗？那些不顾国家利益，饱吸人民血汗的腐败分子们，读读它，不会感到羞愧吗？今天的文坛真的需要这样朴实、凝重的佳作。
《蝴蝶》荣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等奖，它的成功之处除了主题意蕴、人物形象塑造、象征手法运用等方面外，还有其独特的结构艺术。如前所说，它运用的是心理结构方法。1980年，王蒙集中发表了《风筝飘带》、《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布礼》、《蝴蝶》等六篇小说，都采用了新方法来表现主题和人物，比如叙述方式试验、心理结构构置等等，这六篇中，《春之声》、《蝴蝶》最为成功。《春之声》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等奖。
心理结构是借鉴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而形成的一种小说结构形式。王蒙这里既取意识流的长处，又融合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创造出了既有新意，又附合大众阅读习惯的小说样式。他在布局谋篇时不像西方意识流小说那样只重意识流动与主观感受，甚至故弄玄虚，传达下意识的颓废意识流动等写法，而是仍然讲究故事情节构置，讲究人物形象塑造，讲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思想与情感的严肃与高尚、热情与积极的探索和思考，他作品中充溢着的是惩恶扬善、积极进取、诚恳执着的力量，因此，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是在严谨的现实主义框架下伸展着人物主观意识的丰富流动，与西方意识流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他这些小说的特点是心理结构大于情节结构，常常从心理角度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注重人物的心理意识流动，用心理图景承载着故事情节。就《蝴蝶》而言，作品写的情节是两天，但主人公张思远的心理活动却跨越了三十余年、几千里空间。作品的情节容量也囊括了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所有与张思远相关的人和事。这样，丰富的主题通过人物的心理来揭示，各种人物的活动、庞大的历史内容也都通过心理图景直观地袒露在读者面前。华中师大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这样评价说：“（王蒙的小说）从情节上看，时间短，空间小，事情简单，但在人物的心理活动中，时间跨度大，空间幅度广，事件头绪多，生活画面交叉、跳跃，……这样，作品显得精炼，而又内涵丰富，耐人寻味”。这确为中肯的评价。
《蝴蝶》在人物塑造、情节演进中还善于运用对比、映衬手法，这不仅体现张思远作为在张书记、老张头、张副部长等各种角色在人格完善过程中的自我对比与映衬，而且体现在他与海云、美兰、秋文以及冬冬关系中的对比与映衬。作品在塑造海云等人物时，笔墨不多，却各具神韵。海云是一朵被碾碎了的小白花，她纯洁、善良，是爱的天使，然而，在政治和强权的覆盖下，她毁灭了，也同时留给张思远难以疗治的心灵创伤，复归了人性的张思远正是在逝去的海云身上，发现青年时代情感的缺撼和政治生活中的反常。美兰是丑恶的代表，似一朵灿烂的罂粟花，她看重的是书记的位置，曾领引着张书记更脱离群众，后来，也促使张副部长从磨难中更能明辨是非。秋文是在困境中成熟起来的女性，似一支傲视秋霜的菊花，她刚强、洒脱、热情、随和，与当地群众相处得极为融洽；同时，她又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不羁的个性。她深悉环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理智地拒绝张思远尚未完全摆脱优越感的求婚之举。她帮助冬冬认识世界，并且唤醒了张思远封存的政治使命感，张思远在与她的关系中，发现了自己暮年的潜能以及不自觉中萌发出来的优越性，他更明白人生的意义了，也更理解海云、秋文、冬冬以及一切善良人的行为和意愿了。另外，在和冬冬的关系中，张思远也发现了与冬冬及年轻一代的距离。这一切都使张思远深思，反省，他也正是在这一切关系中，从“丢了魂儿”到“找到了魂儿”，从而走向更加明晰的境地。对比和映衬手法完善了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使作品更具风采。
1980年王蒙在《我在寻找什么？》一文中说：“党重新把笔交给了我，我重新被确认为光荣的、却是责任沉重、道路艰难的共产党人。……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我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与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撑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这是王蒙重返文坛后的真实情感，从这点出发，《蝴蝶》可谓他新时期的铿锵力作。
【关键词】蝴蝶；位置；情感；联系；心理结构
【中图号】I207.4【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3-0245-02
初读《蝴蝶》，觉得“蝴蝶”的意象是伴随着主人公张思远的形踪从北京飘往山村，又从山村飘进读者心灵的。再品《蝴蝶》，忘不了的仍然是蝴蝶，它上下翻飞，领引着读者走入张思远澎湃的心理世界，让人们真正看到了真善美、假恶丑，看到了人间的变幻，看到了一个人在动荡年代里人性和情感的沧桑巨变。1980年发表于《十月》第四期的王蒙的小说《蝴蝶》真是一篇洞悉人性、映彻人生的佳作。
《庄子·齐物论》中曾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周为蝴蝶，抑或蝴蝶为庄周？庄周、蝴蝶交替变换，意指人生之境反复无常。这是“庄周梦蝶”的原意，王蒙在文中引用这个故事时，最初取的也是这个原意。但是读罢全篇我们会看到，张思远把自己喻成蝴蝶，已超出了庄子的原意，他的“位置”好似庄周与蝴蝶，飘忽不定，反复无常，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一时间也好似庄周与蝴蝶，然而，经过战火洗礼、环境磨练，经过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经过拨乱反正、重返工作岗位；又经过海云、美兰、秋文，经过小石头、张书记、老张头、张副部长等角色的更替，张思远已完全摒弃了飘忽不定，反复无常的状态，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脚踏实地、全心全意地生活、工作在人民群众之中。因此，“蝴蝶”既喻张思远的处境和思想，又超出了形象本身的内涵，而且还有艺术上的纽带作用，它延伸在张思远的心灵历程中。
这是一篇有别于传统结构的心理结构小说，它不以构置故事情节为主，也不以人物的语言、行动为主，而是通篇以主人公的主观意识流动为中心线索来构置内容。小说从张思远告别山村回到北京家里、坐在沙发上的意识流动写起，回顾和审视自己三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和起伏变化。“海云”、“美兰”、“冬冬”、“秋文”各章按时间线索，以人物名字为题，展开他们与主人公的各种联系，既展示各自的性格特点，又交代张思远的经历和情感。“变异”、“审判”、“山村”、“复职”四章构成张思远政治生涯的主要内容，这里有他因地位的变化而带来的思想变化、情感变化，也有他由此而来的心灵的飘忽和人性的跌宕起伏。“上路”、“枣雨”、“距离”、“告别”、“桥梁”五章是最让读者振奋的篇章，写经历了人生磨难、思想动荡、心灵涤荡的张思远终于逐渐地唤起了胸中的暖流，并把它融汇成鼓舞自己的力量，他整理行装，告别了寄他于厚望的乡亲们，在重新找回的起点上工作、奋进了。
少年时期的张思远是一个向往美好生活、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在人民军队里成长起来的坚强战士，他从小石头，成长为张指导员，解放后又从市军管会副主任发展为市委书记，斗争的经验，工作的热情和胜利的喜悦，使他在升任市委书记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干部。他爱憎分明，大公无私，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优秀、热情和成熟也使他赢得了海云的爱情。然而，在五十年代特殊的环境里，在时而清醒、时而盲从的无休止工作中，他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而且忽略了感情，第一个孩子的死使他与海云开始变得陌生。荣任市委书记后，他更“革命”了，形式上，他是这个城市工作最努力、最繁忙的领导者，他带领大家搞运动，搞阶级斗争，并自信而自豪地感觉着自己的地位和荣耀：“他就是城市，他就是市委，他就是头脑、心脏、决策。……他成为一架辉煌的、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在这机器的运转中，他感受到自己的觉悟、智慧、精力、责任心，感受到自己的份量，他的生存意义。没有市委，没有他对于市委的指挥，也就没有他。”在能力、魄力、威力的下面，张思远就是这样工作着，也就是这样逐渐远离了最基层的人民。当他对海云发出“难道我管得了一个城市的几十万人，却管不了你一个吗？”这样强梁跋扈的呐喊时，当他对错划成右派的海云铁面无私地说：“只有低头认罪，重新做人，革面洗心，脱胎换骨”时，当他在书记的尊贵位置上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享受书记“应该”享受的一切时，当他凡事秉承上级指示，为了表现得更坚决、更彻底，一次次地举起阶级斗争之剑不仅斩断与海云的爱情纽带，而且揪出所谓的阶级敌人、黑帮头子作为批判对象时，张思远不仅失去了海云，也失去了曾经永远给他支持的人民。
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张思远也终于成为“敌人”了。他被辱骂，挨批斗，蹲监狱，他对这一切突然觉得不可思议，恰如“庄周梦蝶”，不知所然。作品这里形象地概括了建国后党在方针政策上的某些失误，概括了党和国家所走过的曲折路程，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种运动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啊！别说张思远如庄周那样不知所然，又有多少人、甚至是国家机关中的党员干部也无法搞清问题的究竟，《蝴蝶》通过张思远的经历让人们反思历史，促使人们思索今后的道路。
张思远被下放到山村了，位置的变化使他成为一个普通人，当他带着困惑、落寞、失意甚至有些悲哀的灰色情绪来到山村的时候，他却发现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实——受到了超乎对待“书记”一样的真正的普通人的尊敬，发现了超过“书记”本身的真正的普通人的价值。于是，劳动中他发现了自己的个体价值；与山村人的关系中，他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觉悟和威信。他意识到以前的受尊敬，不是对张思远而是对市委书记的，失去了市委书记便失去了这一切。而现在不同了，农民们同情他，信任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有智慧，乐于助人，是发自内心的信任与尊重，绝不含任何功利目的。他震惊了，认识到以往失去的、最致命的是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有了它，一个干部才会拥有人民，推而言之，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他开始改变“位置比人还重要”的观念了，他亲近了人民，融入人民，也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留在人民中间的灵魂。然而，形势又转，他接到了复职的通知，当他还没到任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拉长了说话的声音，打起了官腔，虽非有意，但灵魂深处的“鬼气”还是不由自主地露出头来。他升任副部长了，在回城工作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在新旧交替、百废待兴的环境中磨合，他忙碌、兴奋，又寂寞、无助，他的灵魂深处虽热望连连却时时有空落落的感觉，终于，他一个人又回山村了，这一次，他彻底克服了张副部长的尊严和特权，以老张头的身份和眼光去观察和感受一切，他终于意识到张副部长身上的重担了。他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一个既为人民公仆，又为人民中一员的自己，一个无所谓“位置”，而有所谓真正的党员干部的自己，他深深感受到了人民的重托，也深深感受到了“心里要有人民群众”这一联结党群关系桥梁的重大意义所在。
张思远从领导的位置上落下来，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领导的位置上，这一圈，他经历了血与火的人生体验，也经历了映彻一生的心灵历程。作品在展示张思远的心灵轨迹时，抓住位置与情感交互更迭的环节依次进行。当他怕失去自己的领导职务，把位置看得比人民还重要的时候，他便忽略了人的情感，他变得没有人情，甚至没有人性，对谁都举起阶级斗争之剑；当他真的失去了领导职务，不得已变成了老张头，又从不得已到自觉地按照普通人的方式生活时，他便重视了人的情感，变得有人情，有人性，是个人们喜爱的老张头了；而当他又有了领导职务，而且真正意识到位置的根本取自人民，自己并不看重时，他便更其具有人的真实情感，更有人情，也更懂得如何变人民之情为责任之重了。经过山村“枣雨”的洗礼，张思远获得了思想与情感的新生，读到这里，人们不难想象回到北京后的张思远将如何加倍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他的形象也由此概括了我国三十几年来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从而启示着我们政党和党的领导干部要时刻与人民休戚与共，否则将会走弯路，甚至贻误整个国家和民族这一深刻的内涵。《蝴蝶》真是一篇警世之作，当我们在它发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捧读，仍会感到它那强烈的意蕴，试想，那些当年受到百姓的恩泽，如今却坐享其福的干部们读读它，不会感到汗颜吗？那些不顾国家利益，饱吸人民血汗的腐败分子们，读读它，不会感到羞愧吗？今天的文坛真的需要这样朴实、凝重的佳作。
《蝴蝶》荣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等奖，它的成功之处除了主题意蕴、人物形象塑造、象征手法运用等方面外，还有其独特的结构艺术。如前所说，它运用的是心理结构方法。1980年，王蒙集中发表了《风筝飘带》、《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布礼》、《蝴蝶》等六篇小说，都采用了新方法来表现主题和人物，比如叙述方式试验、心理结构构置等等，这六篇中，《春之声》、《蝴蝶》最为成功。《春之声》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等奖。
心理结构是借鉴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而形成的一种小说结构形式。王蒙这里既取意识流的长处，又融合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创造出了既有新意，又附合大众阅读习惯的小说样式。他在布局谋篇时不像西方意识流小说那样只重意识流动与主观感受，甚至故弄玄虚，传达下意识的颓废意识流动等写法，而是仍然讲究故事情节构置，讲究人物形象塑造，讲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思想与情感的严肃与高尚、热情与积极的探索和思考，他作品中充溢着的是惩恶扬善、积极进取、诚恳执着的力量，因此，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是在严谨的现实主义框架下伸展着人物主观意识的丰富流动，与西方意识流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他这些小说的特点是心理结构大于情节结构，常常从心理角度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注重人物的心理意识流动，用心理图景承载着故事情节。就《蝴蝶》而言，作品写的情节是两天，但主人公张思远的心理活动却跨越了三十余年、几千里空间。作品的情节容量也囊括了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所有与张思远相关的人和事。这样，丰富的主题通过人物的心理来揭示，各种人物的活动、庞大的历史内容也都通过心理图景直观地袒露在读者面前。华中师大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这样评价说：“（王蒙的小说）从情节上看，时间短，空间小，事情简单，但在人物的心理活动中，时间跨度大，空间幅度广，事件头绪多，生活画面交叉、跳跃，……这样，作品显得精炼，而又内涵丰富，耐人寻味”。这确为中肯的评价。
《蝴蝶》在人物塑造、情节演进中还善于运用对比、映衬手法，这不仅体现张思远作为在张书记、老张头、张副部长等各种角色在人格完善过程中的自我对比与映衬，而且体现在他与海云、美兰、秋文以及冬冬关系中的对比与映衬。作品在塑造海云等人物时，笔墨不多，却各具神韵。海云是一朵被碾碎了的小白花，她纯洁、善良，是爱的天使，然而，在政治和强权的覆盖下，她毁灭了，也同时留给张思远难以疗治的心灵创伤，复归了人性的张思远正是在逝去的海云身上，发现青年时代情感的缺撼和政治生活中的反常。美兰是丑恶的代表，似一朵灿烂的罂粟花，她看重的是书记的位置，曾领引着张书记更脱离群众，后来，也促使张副部长从磨难中更能明辨是非。秋文是在困境中成熟起来的女性，似一支傲视秋霜的菊花，她刚强、洒脱、热情、随和，与当地群众相处得极为融洽；同时，她又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不羁的个性。她深悉环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理智地拒绝张思远尚未完全摆脱优越感的求婚之举。她帮助冬冬认识世界，并且唤醒了张思远封存的政治使命感，张思远在与她的关系中，发现了自己暮年的潜能以及不自觉中萌发出来的优越性，他更明白人生的意义了，也更理解海云、秋文、冬冬以及一切善良人的行为和意愿了。另外，在和冬冬的关系中，张思远也发现了与冬冬及年轻一代的距离。这一切都使张思远深思，反省，他也正是在这一切关系中，从“丢了魂儿”到“找到了魂儿”，从而走向更加明晰的境地。对比和映衬手法完善了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使作品更具风采。
1980年王蒙在《我在寻找什么？》一文中说：“党重新把笔交给了我，我重新被确认为光荣的、却是责任沉重、道路艰难的共产党人。……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我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与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撑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这是王蒙重返文坛后的真实情感，从这点出发，《蝴蝶》可谓他新时期的铿锵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