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1941年出生，籍贯湖南耒阳，大校军衔。1960年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学习，1966年调入国防科（工）委任助理员、参谋、教导大队大队长，后平调入西藏军区工作，历任日喀则军分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林芝军分区副司令员，1996年退休。
　　我的名字“戎生”是父亲起的，意思是在战争中出生的孩子。我出生的地方是山东观城（今属莘县）夏沟村，当时是1941年1月，父亲正带着冀中的一支部队在山东打日本鬼子和顽固派。
　　因为日寇实施“三光政策”，当地村子里几乎没有人了。母亲生产时，父亲恰好赶到，他就和警卫员一起接生了我。他们手边什么衣物也没有，警卫员在院子里东翻西找，最后找到一张狗皮，就这样把我包裹起来。接下来父亲继续去打仗，母亲抱着我，和警卫员一起去追赶部队，一家人刚团聚就又分开了。
　　在之后20多年中，短暂相聚、长久分离成了我家的常態。抗战胜利后，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从华北平原一路向南、向西，打过长江，进军西南，最终和平解放了西藏，并扎根高原搞建设。我们一家人天各一方，父母舍弃了小家庭的天伦之乐，却将一种更加崇高的精神信仰传给了下一代。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回忆往事，意义非凡。

“解放西藏是大局问题，不是小家问题”

　　父亲早年在湘南地区发动农民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之后，他跟随部队转战各地，参加了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父亲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抗大工作。1938年冬赴冀中军区从事政治工作。
　　母亲李光明也是1933年入伍的老红军。她和我的父亲在延安相识、结婚，生了我大哥。父亲离开延安时，母亲正怀着孕，等我大哥一出生，娘俩就去冀中找我父亲，走了好几个月，后来又跟着部队到了山东。因为生活环境太艰苦，我大哥在山东不幸夭折了，还不到1岁。所以我出生后，母亲就特别爱惜。行军途中带着孩子是非常不方便的，很多家庭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老乡。我也先后被送出去三次，都因为母亲舍不得，又要了回来。
　　1942年，日本鬼子在太行山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了，父亲也受了伤。第二年，他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还参加了“七大”。抗战胜利后，他又赴冀中纵队任政治部主任。

　　1947年，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反攻，父亲打算到长江以南敌后开展工作，组织上同意了。这时我已经有了一弟一妹，母亲又怀孕了，无法跟着部队走，父亲就派警卫员把我们送回了河北解放区。不久母亲生下了我的小弟弟，但她马上要去党校学习，实在带不了4个孩子，只好把我小弟和妹妹送给了当地老乡，我和二弟则住在父亲警卫员的农村老家里。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母亲把我和二弟送到北京上学。这时父亲是二野第十八军政委，他和张国华军长率部参加渡江战役一路南下，走了8个省、8000多里路，一直打到成都解放，确定在川南驻防。
　　在向川南进军的途中，十八军接到二野紧急电报，要求父亲和张军长立即赶赴重庆开会。到了重庆，刘伯承司令员与他们谈话，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经确定，进军西藏的任务由十八军承担。张军长和我父亲马上表态：“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会议中途，邓小平也来了。他谈到了进军西藏的意义以及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宗教、民族关系等方面。邓小平说，对于解放西藏，中央定的政策是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政治重于军事、给养重于战斗。
　　大的原则、方向都已确定，接下来就是传达、动员和执行。对十八军来讲，仗本来都打完了，基层官兵都在考虑是否在川南安家。不少人想留在成都，还有很多山东籍、河北籍的官兵想回老家去，结果突然得到命令要进军西藏，大家的思想有了波动，有人甚至说出“进藏等于送葬”的怪话。
　　针对这种情况，军党委召开了动员大会。父亲表态说：“我作为军政治委员，不仅自己要去西藏，还要把我的爱人、也是我的战友李光明同志一起带去，至于孩子，我是不会把他们接到川南安家的。”
　　不仅父亲，所有的军党委领导都是这个态度，坚决服从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在反复进行思想工作的过程中，领导班子起到了表率作用，干部们以身作则，很快稳定了军心。
　　通过动员，基层官兵也认识到，解放西藏是大局问题，不是小家问题，革命军人必须冲在前面。等到部队出发前，十八军召开誓师大会时，动员场面变得热火朝天，官兵们已经是迫不及待出发的状态了。

搬走布达拉宫前的“粪山”

　　思想问题解决了，但在执行层面还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刘伯承司令员说过，就自然条件而言，进军西藏堪称第二次长征。

　　进藏路上，解放军翻雪山、过冰河，面临高原缺氧、粮食不足、燃料奇缺等问题，还承担着修路、修机场的任务，某些方面甚至比第一次长征时还要艰苦。
　　从昌都到拉萨约1150公里，部队经过56天的艰难行军，横穿了广阔的藏东北草原，翻过了19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蹚过了数十条寒冷刺骨的冰川河流，终于在1951年10月26日到达拉萨，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其间的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布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了，但接下来的任务更艰巨。首先要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屯垦戍边、寓兵于民”的教导，父亲率部队在拉萨西郊开垦荒地，自力更生，官兵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始了新西藏的生产建设。1952年西藏军区成立后，部队又创建了八一农场。
　　当时拉萨的流动人口增加，每年的朝圣人群、往来的马帮商旅、各地官员、土司头人及其随从很多，但整个拉萨却没有一个公共厕所，街头随处可见人畜粪便。就连布达拉宫前面也有一座“粪山”，据说是从唐朝就有了，附近人畜的粪便都堆积在那里，千百年来从没打扫过。
　　于是，部队在开荒的同时，也投入了一場轰轰烈烈的“背粪运动”：起床号一响，大家先到布达拉宫前，背上一柳条筐的粪，然后走一个小时的路，到新开垦的荒地把粪倒下作为肥料，再回到营房洗脸吃早饭。
　　就这样，布达拉宫前面的“粪山”被一点点搬走了，接下来部队又搬运拉萨市区各处的陈年粪堆，甚至去许多大户人家的茅厕掏粪……不到一个月，拉萨大街小巷的粪便全部被部队掏光、背走。拉萨河畔新开垦的土地因为有了250多万斤肥料而变成沃野。布达拉宫前面曾经是“粪山”的地方，后来修建成拉萨人民广场，现在又扩建成了布达拉宫广场。

父亲的请求：骨灰埋在西藏

　　母亲进藏之前，没有时间去看望留在河北农村的两个弟妹，只看了看在北京的我和二弟。二弟当时5岁，从生下来就是母亲带着，特别依恋她。那时他感觉妈妈要走了，一直拽着、抱着她不撒手，晚上睡觉也这样。直到一天早晨醒来，发现妈妈已经走了。二弟受到很大刺激，大哭大闹，不停地找妈妈，相当长时间都没有恢复过来，后来的学习生活都受到一些影响。
　　母亲走后，有两三年时间音信皆无，我们不知道父母在哪里。我和二弟住在学校集体宿舍，吃饭在集体食堂，学校就是家，老师同学就是家人。留在农村的弟妹则是老乡抚养长大的，多年后才接到北京团聚。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天各一方地生活着。直到1952年，父亲部队的人到北京来开会，转交给我一封信，是父亲写的。信中问我们学习怎么样、弟妹在什么地方。我这才知道父母在西藏。但西藏在哪里、是什么样，我还是没有概念。
　　从1952年到1965年，父亲先后给我写了50封信，我珍藏至今。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封是1962年5月，父亲在得知我已经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后写来的。
　　他在信中写道：“（得知）3月31日党正式接受你为中共正式党员，表示同志的祝贺！”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开头，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这是父亲第一次用“同志”来称呼我。
　　我理解父亲这句话的内涵和分量。他看到党的组织又增加了年轻成员，输入了新鲜血液，又是自己的儿子，感到欣慰、感到高兴。
　　最近这些年，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称呼，先生、老板、总裁……但我始终认为，“同志”才是最崇高、最亲切的称呼。一声同志，代表着我们都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在那封信里，父亲也指出了我很多缺点和不足，希望我不断改进。他还隐约提到中印边境存在打仗的可能，虽然他身体不好，但“精神很旺盛，准备百岁出征！”这封信我经常拿出来反复阅读，受益匪浅。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打完以后，父亲病倒了，回北京治疗，但他心里一直想再回西藏工作。然而因为身体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966年11月，父亲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主持工作）。
　　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之际，父亲和老战友们一起应邀回到西藏参加庆典，看望老同志和藏族同胞，也再次回到了他投入大量心血的八一农场。由于返回成都后不幸患重病，父亲没有再回北京，而是一直生活在成都，直到1985年去世。他临终前有两个请求：一是把骨灰送回西藏，二是把剩下的一点积蓄全部交党费。

我和西藏的“不了情”

　　1985年12月，我第一次进藏，是给父亲选墓地，最后就选在了八一农场。骨灰安放仪式上，干部群众一共去了500多人，很多人流着泪回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我深受触动，回来后就向组织上提出平调到西藏工作，继承父辈的遗志。1986年，上级批准了我的请求，安排我去了日喀则军分区。
　　上世纪80年代，西藏地区的条件还是非常艰苦。日喀则的风特别大，有时能达到12级以上，屋顶都被吹跑了，而且房子本身也很简陋，既透风又漏雨，冬天极其寒冷。在边防一线的乃堆拉哨所，战士们在自己住的山洞门口写了一副对联：夏住水帘洞，冬住水晶宫;横批是“乐在其中”。
　　当时各方面物资都非常短缺。晚上想看书，只能点蜡烛;洗澡就是简单擦一擦;没有电视，只能听听收音机，报纸都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前的。
　　边防线上的战士更艰苦，很多哨所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生活非常寂寞，只能白天看云看山，晚上看星星月亮。可想而知，父亲他们刚到西藏时，条件肯定更加艰苦。
　　我在西藏工作了6年，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在高原工作，调回了北京，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退休后，我一有机会就要到西藏看看、走走，发现最近几年的变化非常快。
　　去年，我和家人从成都自驾到昌都，再到拉萨。出发前，我还跟孩子讲可能遇到不好走的情况，孩子说爸爸对西藏还是老印象，现在整个川藏线都是柏油马路了。
　　果然是这样，就连到西藏的高铁也快要通车了。当我回到日喀则军分区时，特意去看了原来住过的老房子，跟旁边的新建筑一比，真是巨大的变化。
　　还有部队的发展。现在边防军人的待遇提高了，每个单兵的装备都非常好，防雨又防寒，通信工具也很先进。当地老百姓穿得漂漂亮亮的，晚上在霓虹灯下跳广场舞，跟北京老百姓的生活没什么区别。一路上我不断感慨，我们国家确实强盛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从诞生开始，我们党就立志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让穷苦人有饭吃、有地种，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那时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富人不管你死活，只有共产党才替穷人着想，是真正为人民打天下的，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复兴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谭戎生
　　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1941年出生，籍贯湖南耒阳，大校军衔。1960年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学习，1966年调入国防科（工）委任助理员、参谋、教导大队大队长，后平调入西藏军区工作，历任日喀则军分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林芝军分区副司令员，199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