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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我在《乡村传播的范式、内容与方向》一文中讲述了杆秤的故事,认为诸多淹没和隐藏在时间深处的物件,借助媒介考古的方法,有望重新被发现,以及重新阐释其价值。原本乡村中存在的大量物件以及主题(大多是仪式性的)都很难纳入乡村传播学的分析框架之中,但媒介考古学的兴起为其提供了新的范式和研究合法性,为乡村传播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打开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