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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已经出来，7%的GDP增速，难能可贵。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稳增长仍是宏观调控的头号任务。而在“三驾马车”中，扩大有效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
稳增长首先需要稳投资
稳增长的关键切入点是要稳投资，稳投资对稳定增长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较快，2008年—2010年对GDP的贡献超过一半，之后投资对GDP拉动作用依然显著，均在40%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投资增速的基本态势不容乐观。2015年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3713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仅为11.4%。在消费和出口没有明显回暖的情况下，投资这驾“马车”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分类别看，制造业投资79663亿元，增长9.7%，增速较为缓慢;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95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仅为4.6%，与近几年相比较，房地产投资下滑亦十分明显;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为40601亿元，同比增长19.1%，较2014年的平均水平亦有所回落。
考虑到中国的消费之于经济增长始终是个慢变量，其变化较为平稳，未来消费市场将基本保持平稳，并对经济增长继续发挥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外需，短期内我国外贸形势严峻，不再具备高速增长的内外条件，难以指望净出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走出当前的困境。因此，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目前唯有依靠投资。
一说到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联想到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所造成的直至今天我们仍深受其苦的产能过剩，而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其实，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笔者发现，我们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可能存在严重的误判。中国经济可能不像一般研究指出的那样过度依赖投资，实际上并不存在投资过度问题。
理由有四：一是中国资本存量相对较低。据对不包括土地和存货的生产性资本存量的测算，2012年约为29万亿元，人均资本存量仅为2.14万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资本积累阶段，未来仍有较大投资空间。二是中国仍拥有相对较高的储蓄率。2005年之后，国民储蓄率维持在50%以上，同时伴随着更高的投资增长。国内储蓄中，企业和政府储蓄比重较高。企业、政府高储蓄的持续释放造成了如今的高投资率。三是增加投资能带动技术进步。对后发国家来说，投资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最重要方式。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加速发展，必然要购置大量先进技术设备，在新资本品使用过程中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升。四是增加投资能拉动消费增长。经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刺激消费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尤其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消費尚未与投资脱钩，只有先行加大投资，才能拉动居民消费。在形成自我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循环之前，必要的投资将直接扩大消费空间，带动经济升温。
当前我国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未来经济增长还需较高的投资率来维持，这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考虑：一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城市化发展较快的阶段，要求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对外需依赖程度的下降，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只有维持较高水平才能使经济保持较高增速;三是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中国较高的储蓄率要求较高的投资率来支撑;四是高投资率可为消费的长期持续增长夯实基础。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在短期内消费结构还难以明显升级的情况下，稳投资仍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
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
扩大投资是否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关键取决于投资的方向，扩大有效投资将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如果我们投资的重点是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环境保护、产业升级等国家结构调整、民生长期欠账的领域，那么，就不但不会引起新的产能过剩，反而有助于化解现有产业的产能过剩，还能提高经济的竞争力。
当前，政府稳增长的主要着力点还是基建领域，特别是那些连接稳增长、调结构与惠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投资，在加快推出信息电网油气网络、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等七大类重大工程包的基础上，又积极筹划推出了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4类新的工程包。在选择这些重大工程包项目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有利于调结构、补短板，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三是符合“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要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四是具备一定工作基础，通过加大工作力度能够尽快推进。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力量之一是城镇化，城镇化及其所带来的消费扩张和基础设施改善的潜力和空间巨大。2013年中国名义的城镇化率只有53.37%，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49.5%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约30个百分点。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有研究指出，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学和就业，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还能增加农民收入，刺激消费增长，增强经济的发展后劲。另一方面，城镇化还将带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发展。伴随着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基础设施从规模上看已经处于世界领先，但从密度与人均水平来看仍然处于世界落后水平，这表明未来中国基础设施发展和升级的空间仍然巨大，这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率在不断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在可预期的将来，中国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超过GDP的13%。因此，城镇化将是未来扩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扩大有效投资的具体领域来看，应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资，不断努力扩大有效供给，积极培育有效需求，以防止投资继续大幅滑坡。
首先，加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解决长期以来城市功能不完善、不到位所造成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问题，弥补历史欠账。着重改善城市地下管网、给排水、城市道路、停车场以及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基础设施，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养老康复方面的投资，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出行难、停车难、养老难、买房难等突出问题。
其次，加大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河道及大气污染、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加快建设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允许一定规模以上的城市建设集中供暖设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发展，加大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核电、生物能源及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发展的支持;抓紧完善节能环保产品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
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不再回头。从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仍然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展望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新常态蕴含着新的动力，在有效投资的强有力支撑下，经济将逐渐见底企稳，最终实现有质量、无水分、可持续的温和复苏，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健康增长，让老百姓感觉更加真实和更多实惠的经济增长。
稳增长首先需要稳投资
稳增长的关键切入点是要稳投资，稳投资对稳定增长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较快，2008年—2010年对GDP的贡献超过一半，之后投资对GDP拉动作用依然显著，均在40%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投资增速的基本态势不容乐观。2015年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3713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仅为11.4%。在消费和出口没有明显回暖的情况下，投资这驾“马车”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分类别看，制造业投资79663亿元，增长9.7%，增速较为缓慢;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95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仅为4.6%，与近几年相比较，房地产投资下滑亦十分明显;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为40601亿元，同比增长19.1%，较2014年的平均水平亦有所回落。
考虑到中国的消费之于经济增长始终是个慢变量，其变化较为平稳，未来消费市场将基本保持平稳，并对经济增长继续发挥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外需，短期内我国外贸形势严峻，不再具备高速增长的内外条件，难以指望净出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走出当前的困境。因此，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目前唯有依靠投资。
一说到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联想到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所造成的直至今天我们仍深受其苦的产能过剩，而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其实，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笔者发现，我们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可能存在严重的误判。中国经济可能不像一般研究指出的那样过度依赖投资，实际上并不存在投资过度问题。
理由有四：一是中国资本存量相对较低。据对不包括土地和存货的生产性资本存量的测算，2012年约为29万亿元，人均资本存量仅为2.14万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资本积累阶段，未来仍有较大投资空间。二是中国仍拥有相对较高的储蓄率。2005年之后，国民储蓄率维持在50%以上，同时伴随着更高的投资增长。国内储蓄中，企业和政府储蓄比重较高。企业、政府高储蓄的持续释放造成了如今的高投资率。三是增加投资能带动技术进步。对后发国家来说，投资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最重要方式。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加速发展，必然要购置大量先进技术设备，在新资本品使用过程中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升。四是增加投资能拉动消费增长。经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刺激消费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尤其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消費尚未与投资脱钩，只有先行加大投资，才能拉动居民消费。在形成自我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循环之前，必要的投资将直接扩大消费空间，带动经济升温。
当前我国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未来经济增长还需较高的投资率来维持，这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考虑：一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城市化发展较快的阶段，要求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对外需依赖程度的下降，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只有维持较高水平才能使经济保持较高增速;三是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中国较高的储蓄率要求较高的投资率来支撑;四是高投资率可为消费的长期持续增长夯实基础。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在短期内消费结构还难以明显升级的情况下，稳投资仍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
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
扩大投资是否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关键取决于投资的方向，扩大有效投资将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如果我们投资的重点是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环境保护、产业升级等国家结构调整、民生长期欠账的领域，那么，就不但不会引起新的产能过剩，反而有助于化解现有产业的产能过剩，还能提高经济的竞争力。
当前，政府稳增长的主要着力点还是基建领域，特别是那些连接稳增长、调结构与惠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投资，在加快推出信息电网油气网络、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等七大类重大工程包的基础上，又积极筹划推出了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4类新的工程包。在选择这些重大工程包项目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有利于调结构、补短板，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三是符合“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要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四是具备一定工作基础，通过加大工作力度能够尽快推进。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力量之一是城镇化，城镇化及其所带来的消费扩张和基础设施改善的潜力和空间巨大。2013年中国名义的城镇化率只有53.37%，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49.5%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约30个百分点。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有研究指出，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学和就业，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还能增加农民收入，刺激消费增长，增强经济的发展后劲。另一方面，城镇化还将带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发展。伴随着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基础设施从规模上看已经处于世界领先，但从密度与人均水平来看仍然处于世界落后水平，这表明未来中国基础设施发展和升级的空间仍然巨大，这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率在不断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在可预期的将来，中国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超过GDP的13%。因此，城镇化将是未来扩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扩大有效投资的具体领域来看，应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资，不断努力扩大有效供给，积极培育有效需求，以防止投资继续大幅滑坡。
首先，加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解决长期以来城市功能不完善、不到位所造成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问题，弥补历史欠账。着重改善城市地下管网、给排水、城市道路、停车场以及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基础设施，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养老康复方面的投资，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出行难、停车难、养老难、买房难等突出问题。
其次，加大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河道及大气污染、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加快建设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允许一定规模以上的城市建设集中供暖设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发展，加大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核电、生物能源及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发展的支持;抓紧完善节能环保产品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
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不再回头。从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仍然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展望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新常态蕴含着新的动力，在有效投资的强有力支撑下，经济将逐渐见底企稳，最终实现有质量、无水分、可持续的温和复苏，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健康增长，让老百姓感觉更加真实和更多实惠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