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不等于杞人忧天，亦非悲观绝望，而是一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开拓的哲学智慧，它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类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及其关系中各种危机现象的本质认识、价值诉求。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忧国忧民，锐意进取，建功立业，今天它同样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范仲淹生活在内忧外患、昏暗腐败的北宋王朝，自幼丧父，寄人篱下，家境贫寒，划粥断齑，深感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至理，他常言：“士当先天下而后个人”，“慨然有志于天下”。踏入仕途后，宦海沉浮，屡遭贬谪的范仲淹始终坚持其在朝则以“至诚许国”，受贬则“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处世之道。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具有十分丰富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它统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学、儒学、道学和佛学等。他极为重视易学，特别是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思想，将之视为其忧患意识和新政主张的重要理论根据。据典籍记载，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周易》。他自己的诗作也提及其“忘忧曾扣《易》”。《周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居安夷以思危乱者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儒学也具有丰富的忧患意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同样，无论是道家之学，抑或是道教之学，都成了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范仲淹引证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富，我无事而民自朴。”范仲淹护持寺庙，参拜菩萨，交游高僧，挥毫作序，已将佛禅忧乐圆融，荣辱不惊，悟在当下，无修之修，明心见性的人文精神完全融入到自己的忧患意识之中。他说：“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内容丰富，至少蕴藏着这样五个层面：一是担当精神。忧国忧民的范仲淹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而天赋褊心，遇事辄发，故居其外则寡悔，处于内则多咎。”二是进取精神。范仲淹一生坎坷，面对失敗，他“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坚信“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三是超前精神。范仲淹临终《遗表》云：“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四是整体精神。范仲淹无论身处顺境，抑或逆境，都“心忧天下”：“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五是人文精神。范仲淹认为：“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至于扣诸子，猎群史，所以观异同，质成败，非求道于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