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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他是第一位带队冲击世界杯的国家队主教练
1999年年底，梁天导演了一部贺岁片，剧中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请问你对今天的失败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负我应该负的责任！”“你是否已考虑过下课问题？”“我是国家干部，这个问题由组织决定！”
这段电影对白，并非来自编剧的创作，而是此前两年国足著名的“兵败金州”无缘世界杯之后，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足主帅戚务生和记者之间的问答。这句话，不仅一夜之间成为各大报纸的标题，而且被牢牢嵌入了中国足球的历史。
戚务生带领的中国国家队在1997年兵败，并最终没有获得世界杯的出线资格。虽然这次兵败与以往任何的一届国家队兵败没有任何不同，但是，他们的失败却是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毕竟，这一届国家队的实力是最强的，当时也正是国内的甲A联赛最为红火的时候。
许多年过去了，有人放下了，有人仍然放不下。戚务生，有人评价为“近20年来最成功和最让人尊敬的国家队教练”，也有人评价其“最窝囊”。
戚务生的失败，还被当成是一件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足球在职业化后居然落得如此下场，让大家意识到：这绝不可能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从此，声讨足协、呼吁体改的声音逐渐响亮，大家不再把气撒在某个人头上，逐渐开始理性地看待一切。
“史上最强国家队”主教练
离开国家队主帅的岗位，至今已经有10多年。戚务生作为足球中人，偶尔的发声，还经常成为新闻标题。
卡马乔下课，戚务生也被询问了看法。当然，伴随中国足球一路走向衰败，有关土帅和洋帅的种种争论从未停歇。只是随着卡马乔下课，这一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长时间以来，许多圈内人士都对土帅遭受的不公平表示了痛心。戚务生回忆：“现在中方教练在国字号里头能拿多少钱？不要说当年，我那会儿是2000元一个月。拉德那时候是国奥队的顾问，他是3000美金一个月。他问我一个月多少工资，我告诉他2000，他说我骗他。”
除了薪资待遇上的巨大差距，土帅一般还会比洋帅承受更多行政压力。李铁曾说：“执教环境肯定不一样，完全就不在一个平台上，中国人还是比较认可外国教练。”金志扬也发过牢骚：“我们在中国人当主教练的时候，不管媒体、各类人物，还是各类领导，都可以给他提意见，或者干预他，甚至批评他。可是外国人来了呢？我们就得客气一点。”
在多位国内名帅手下踢过球的郝海东，对土帅的窘境颇有感触，“讲实话，在那种环境底下，一个国产教练太难了，因为说了不算。”曲波也直言，“我认为中国教练和国外教练在中国执教，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教练身后无形的手太多。”
如今戚务生已经69岁，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但他对自己的国足主帅经历仍不感到愉快。他说：“那段熬下来，用我的话说，打死我再不会干这个工作。我刚下来的时候，他们还问我再有机会干不干，我说我要想活命绝对不干了，真是有点摧残人。”
1997年，戚务生任主帅的国足“兵败金州”，戚务生从国家队主帅位置上退下来后大病了一场，期间他连续吃了八服中药才将身体给调整过来，这也让他赌咒发誓再也不碰和国足有关的东西，但最终，他没能逃过自己的心魔。“我还强迫过自己再也不关心国足的消息，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但偶尔走在路上听到有人谈起国足，我总是忍不住会多站一会儿。”
1994年4月17日，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大幕正式拉开。当时的许多人认为，职业联赛似乎意味着中国足球的新生。但与联赛的方兴未艾所不相称的是，国家队的成绩却始终没能令人欢欣鼓舞。
伴随着中国队冲击第15届世界杯预选赛失利，国人对洋帅执教产生质疑，戚务生临危受命，担当起中国国家队第19任主教练。随后，亚运会亚军、商业比赛连挫欧美劲旅，“戚家军”的称呼不胫而走。当时，国家队被称为“史上最强国家队”。
在戚务生看来，那个时代，是中国足球最红火的时代，“光是足球记者就有4000多人啊，当时的报纸，如果没有足球，根本就卖不出去，就连航空报，头版也一样是足球！再看看现在，足球记者有多少，有当时的一半吗？”
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
当时，媒体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为“大戚”，“大戚”与“大器”谐音，不过，他最终没能借到这个“吉言”。 1997年，成为戚务生永远的残念！“金州惨案”后，戚务生因为一句“我是国家干部，我下不下课国家说了算”，被媒体和球迷围攻。
“这就是命。”戚务生后来说，至今，自己经常都会想起当初球迷们希冀的眼神以及记者口中亲切的“大戚”，“是我让他们失望了。”
但是，当时作为“最强国家队”的主教练，戚务生所承受的压力，其“无与伦比”的程度，外人也没谁能够体会。征战十强赛时，戚务生总是外表冷峻。可以理解，他带领的国家队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所以比常人更敏感，更善于忍耐和掩饰。
曾经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国家队与大多数媒体采取不合作政策，甚至可以说是与新闻界隔绝。尤其是北京西山集训时，国家队就弥漫着神经质的紧张气氛。对记者采访极端限制和逃避，戚务生用冷漠的外壳把自己和中国队包裹得严丝合缝。
十强赛中国队首场2：4负于伊朗队后，国家队驻地乱成一锅粥，上千球迷试图冲进宾馆，许多球迷打着赤膊，“戚务生下台”、“足协解散”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97年11月13日凌晨，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十强赛小组赛全部结束了，中国队积11分，比小组第二名伊朗队少1分，丧失了附加赛的资格。
许多熟悉的人知道，戚务生其人很倔强，也就是说从不会卖乖，得便宜时不卖乖，触霉头时一样不卖乖。对于已经成为名言的“我是国家干部……”这句话，多年后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说了一句错误的话。因为，此话一出，次日许多报纸的头版标题就已经定了，批评之声如惊涛骇浪。这句话，戚务生把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靶心。 回想起自己的那句被载入中国足球外传的“名言”，戚务生后来说：“当时我也是急了，记者的提问比较激烈，我的回答也很激烈。”
但戚务生的态度让球迷无法接受：中国队都让你带成这个样子，你就不能说句对不起吗？其实，当时国家队教练班子极端庞大，并无人负责。盲从于舆论的压力调整队伍，在十强赛开始后，中国队就像失控的飞机一样，一头扎向死亡之海。
多年后，开始有人说戚务生是一个英雄。尽管没有好的结果，但他起码算是一个硬汉。十强赛失利后，他遭遇的是千夫所指，而谴责的唾液似雨倾盆，但戚务生依然腰板挺直。其实，这才是真实的“大戚”。
这一阵骂，是戚务生大半生来遭到的最大一次打击。此后几年间，戚务生的许多朋友都发现，他很少对媒体谈起足球，而十强赛话题更是成了他的“绝对禁区”。是的，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
的确，戚务生是败军之将，但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当今中国少有谁比他挨过的骂更多。各种“骂”尽管都能说出些道理，但冷静下来分析，大多的骂虽点名道姓“戚务生”，但“公仇”却是中国足球。那时，人们已经把中国足球抽象成了“戚务生”，骂他其实是骂中国足球……但公平吗？显然，凭他一个人，既救不了中国足球，也害不了中国足球。
时光荏苒，今天又有许多人评价，认为近20年来最成功和最让人尊敬的国家队教练，其实是戚务生。他在任期间，国家队阵容稳定，打法成形，技术和力量的结合最好，队内球员个个都有特点。那时国家队的比赛很值得一看的，尽管成绩并不突出，却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此外，戚务生为人稳重，颇有长者风范，和队员关系融洽。
“国家队主教练是磨人活儿”
熟悉戚务生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几乎离不开烟和酒。戚务生还有另个嗜好，喜欢吃竹虫。戚务生在家时，偶尔会来一盘竹虫，然后自斟自饮。
戚务生从小功课很好，但因为喜欢踢球，作业经常是到临睡觉，才趴在被窝里写。但一到考试，成绩又很突出。16岁那年，大连要成立一个专业的少年队，实际是把选出的青少年过渡一两年就送进青年队和成人队干专业。戚务生面临了人生第一个大的选择，那就是继续读书，还是踢球。那时，家里希望他能继续学习，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但戚务生最后选择了踢球。两年后，他就开始代表辽宁工人队参加全国的甲级比赛。4年后，进了省队。1965年，21岁的戚务生进入国家队。
“文革”结束后，1976年，戚务生挂靴，不再踢球。这一年，他有了孩子。后来，戚务生去非洲的索马里援外当教练，开始了他的教练生涯。
很多人评价他，戚务生更愿意去做，不喜欢多说。还有就是直，不会掩饰，不愿意逢迎。他喜欢的是真人和真事。他有时很固执，但从不违心，恨透了虚假。
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一位带队冲击世界杯的国家队主教练，戚务生受关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那个“如坐针毡”的地方，他也经历了外人无法体会的压力。
今天的戚务生，没有丝毫发福的迹象，腰杆很直，身材好过他的很多弟子。其实，从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后，过大的压力让戚务生的身体健康也出了问题，他吃了八服中药，气色才好了起来。
结束了国家队的执教生涯后，戚务生受邀去了武汉 ，后来又转战云南。从国家队到俱乐部，他突然发现，工作变得很轻松。不用再想很多事，因为只要对老板一个人负责就够了。
2000年 ，正在云南执教的戚务生被问到是否愿意再回国家队执教，他的回答是“我还想多活几年”。如今，同样的问题，还是同样的答案，“国家队主教练是个磨人的活儿”。
戚务生赋闲在家时，有人给他出主意，希望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但他不愿意写，“说实话，肯定要得罪人；不说实话，那更没有什么写的必要了。”
今天，除了自己锻炼身体，戚务生的另一重要任务便是照看孙女和孙子。戚务生每次领着孙子到院里踢球，都会引来邻居们的一阵议论声，“戚指导，这真是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啊！”
下课之后，戚务生总结自己1997年十强赛，曾经这样说过，我为中国足球已经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当我下课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一种解脱。
责任编辑 李菡丹
1999年年底，梁天导演了一部贺岁片，剧中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请问你对今天的失败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负我应该负的责任！”“你是否已考虑过下课问题？”“我是国家干部，这个问题由组织决定！”
这段电影对白，并非来自编剧的创作，而是此前两年国足著名的“兵败金州”无缘世界杯之后，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足主帅戚务生和记者之间的问答。这句话，不仅一夜之间成为各大报纸的标题，而且被牢牢嵌入了中国足球的历史。
戚务生带领的中国国家队在1997年兵败，并最终没有获得世界杯的出线资格。虽然这次兵败与以往任何的一届国家队兵败没有任何不同，但是，他们的失败却是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毕竟，这一届国家队的实力是最强的，当时也正是国内的甲A联赛最为红火的时候。
许多年过去了，有人放下了，有人仍然放不下。戚务生，有人评价为“近20年来最成功和最让人尊敬的国家队教练”，也有人评价其“最窝囊”。
戚务生的失败，还被当成是一件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足球在职业化后居然落得如此下场，让大家意识到：这绝不可能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从此，声讨足协、呼吁体改的声音逐渐响亮，大家不再把气撒在某个人头上，逐渐开始理性地看待一切。
“史上最强国家队”主教练
离开国家队主帅的岗位，至今已经有10多年。戚务生作为足球中人，偶尔的发声，还经常成为新闻标题。
卡马乔下课，戚务生也被询问了看法。当然，伴随中国足球一路走向衰败，有关土帅和洋帅的种种争论从未停歇。只是随着卡马乔下课，这一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长时间以来，许多圈内人士都对土帅遭受的不公平表示了痛心。戚务生回忆：“现在中方教练在国字号里头能拿多少钱？不要说当年，我那会儿是2000元一个月。拉德那时候是国奥队的顾问，他是3000美金一个月。他问我一个月多少工资，我告诉他2000，他说我骗他。”
除了薪资待遇上的巨大差距，土帅一般还会比洋帅承受更多行政压力。李铁曾说：“执教环境肯定不一样，完全就不在一个平台上，中国人还是比较认可外国教练。”金志扬也发过牢骚：“我们在中国人当主教练的时候，不管媒体、各类人物，还是各类领导，都可以给他提意见，或者干预他，甚至批评他。可是外国人来了呢？我们就得客气一点。”
在多位国内名帅手下踢过球的郝海东，对土帅的窘境颇有感触，“讲实话，在那种环境底下，一个国产教练太难了，因为说了不算。”曲波也直言，“我认为中国教练和国外教练在中国执教，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教练身后无形的手太多。”
如今戚务生已经69岁，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但他对自己的国足主帅经历仍不感到愉快。他说：“那段熬下来，用我的话说，打死我再不会干这个工作。我刚下来的时候，他们还问我再有机会干不干，我说我要想活命绝对不干了，真是有点摧残人。”
1997年，戚务生任主帅的国足“兵败金州”，戚务生从国家队主帅位置上退下来后大病了一场，期间他连续吃了八服中药才将身体给调整过来，这也让他赌咒发誓再也不碰和国足有关的东西，但最终，他没能逃过自己的心魔。“我还强迫过自己再也不关心国足的消息，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但偶尔走在路上听到有人谈起国足，我总是忍不住会多站一会儿。”
1994年4月17日，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大幕正式拉开。当时的许多人认为，职业联赛似乎意味着中国足球的新生。但与联赛的方兴未艾所不相称的是，国家队的成绩却始终没能令人欢欣鼓舞。
伴随着中国队冲击第15届世界杯预选赛失利，国人对洋帅执教产生质疑，戚务生临危受命，担当起中国国家队第19任主教练。随后，亚运会亚军、商业比赛连挫欧美劲旅，“戚家军”的称呼不胫而走。当时，国家队被称为“史上最强国家队”。
在戚务生看来，那个时代，是中国足球最红火的时代，“光是足球记者就有4000多人啊，当时的报纸，如果没有足球，根本就卖不出去，就连航空报，头版也一样是足球！再看看现在，足球记者有多少，有当时的一半吗？”
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
当时，媒体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为“大戚”，“大戚”与“大器”谐音，不过，他最终没能借到这个“吉言”。 1997年，成为戚务生永远的残念！“金州惨案”后，戚务生因为一句“我是国家干部，我下不下课国家说了算”，被媒体和球迷围攻。
“这就是命。”戚务生后来说，至今，自己经常都会想起当初球迷们希冀的眼神以及记者口中亲切的“大戚”，“是我让他们失望了。”
但是，当时作为“最强国家队”的主教练，戚务生所承受的压力，其“无与伦比”的程度，外人也没谁能够体会。征战十强赛时，戚务生总是外表冷峻。可以理解，他带领的国家队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所以比常人更敏感，更善于忍耐和掩饰。
曾经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国家队与大多数媒体采取不合作政策，甚至可以说是与新闻界隔绝。尤其是北京西山集训时，国家队就弥漫着神经质的紧张气氛。对记者采访极端限制和逃避，戚务生用冷漠的外壳把自己和中国队包裹得严丝合缝。
十强赛中国队首场2：4负于伊朗队后，国家队驻地乱成一锅粥，上千球迷试图冲进宾馆，许多球迷打着赤膊，“戚务生下台”、“足协解散”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97年11月13日凌晨，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十强赛小组赛全部结束了，中国队积11分，比小组第二名伊朗队少1分，丧失了附加赛的资格。
许多熟悉的人知道，戚务生其人很倔强，也就是说从不会卖乖，得便宜时不卖乖，触霉头时一样不卖乖。对于已经成为名言的“我是国家干部……”这句话，多年后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说了一句错误的话。因为，此话一出，次日许多报纸的头版标题就已经定了，批评之声如惊涛骇浪。这句话，戚务生把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靶心。 回想起自己的那句被载入中国足球外传的“名言”，戚务生后来说：“当时我也是急了，记者的提问比较激烈，我的回答也很激烈。”
但戚务生的态度让球迷无法接受：中国队都让你带成这个样子，你就不能说句对不起吗？其实，当时国家队教练班子极端庞大，并无人负责。盲从于舆论的压力调整队伍，在十强赛开始后，中国队就像失控的飞机一样，一头扎向死亡之海。
多年后，开始有人说戚务生是一个英雄。尽管没有好的结果，但他起码算是一个硬汉。十强赛失利后，他遭遇的是千夫所指，而谴责的唾液似雨倾盆，但戚务生依然腰板挺直。其实，这才是真实的“大戚”。
这一阵骂，是戚务生大半生来遭到的最大一次打击。此后几年间，戚务生的许多朋友都发现，他很少对媒体谈起足球，而十强赛话题更是成了他的“绝对禁区”。是的，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
的确，戚务生是败军之将，但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当今中国少有谁比他挨过的骂更多。各种“骂”尽管都能说出些道理，但冷静下来分析，大多的骂虽点名道姓“戚务生”，但“公仇”却是中国足球。那时，人们已经把中国足球抽象成了“戚务生”，骂他其实是骂中国足球……但公平吗？显然，凭他一个人，既救不了中国足球，也害不了中国足球。
时光荏苒，今天又有许多人评价，认为近20年来最成功和最让人尊敬的国家队教练，其实是戚务生。他在任期间，国家队阵容稳定，打法成形，技术和力量的结合最好，队内球员个个都有特点。那时国家队的比赛很值得一看的，尽管成绩并不突出，却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此外，戚务生为人稳重，颇有长者风范，和队员关系融洽。
“国家队主教练是磨人活儿”
熟悉戚务生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几乎离不开烟和酒。戚务生还有另个嗜好，喜欢吃竹虫。戚务生在家时，偶尔会来一盘竹虫，然后自斟自饮。
戚务生从小功课很好，但因为喜欢踢球，作业经常是到临睡觉，才趴在被窝里写。但一到考试，成绩又很突出。16岁那年，大连要成立一个专业的少年队，实际是把选出的青少年过渡一两年就送进青年队和成人队干专业。戚务生面临了人生第一个大的选择，那就是继续读书，还是踢球。那时，家里希望他能继续学习，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但戚务生最后选择了踢球。两年后，他就开始代表辽宁工人队参加全国的甲级比赛。4年后，进了省队。1965年，21岁的戚务生进入国家队。
“文革”结束后，1976年，戚务生挂靴，不再踢球。这一年，他有了孩子。后来，戚务生去非洲的索马里援外当教练，开始了他的教练生涯。
很多人评价他，戚务生更愿意去做，不喜欢多说。还有就是直，不会掩饰，不愿意逢迎。他喜欢的是真人和真事。他有时很固执，但从不违心，恨透了虚假。
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一位带队冲击世界杯的国家队主教练，戚务生受关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那个“如坐针毡”的地方，他也经历了外人无法体会的压力。
今天的戚务生，没有丝毫发福的迹象，腰杆很直，身材好过他的很多弟子。其实，从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后，过大的压力让戚务生的身体健康也出了问题，他吃了八服中药，气色才好了起来。
结束了国家队的执教生涯后，戚务生受邀去了武汉 ，后来又转战云南。从国家队到俱乐部，他突然发现，工作变得很轻松。不用再想很多事，因为只要对老板一个人负责就够了。
2000年 ，正在云南执教的戚务生被问到是否愿意再回国家队执教，他的回答是“我还想多活几年”。如今，同样的问题，还是同样的答案，“国家队主教练是个磨人的活儿”。
戚务生赋闲在家时，有人给他出主意，希望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但他不愿意写，“说实话，肯定要得罪人；不说实话，那更没有什么写的必要了。”
今天，除了自己锻炼身体，戚务生的另一重要任务便是照看孙女和孙子。戚务生每次领着孙子到院里踢球，都会引来邻居们的一阵议论声，“戚指导，这真是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啊！”
下课之后，戚务生总结自己1997年十强赛，曾经这样说过，我为中国足球已经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当我下课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一种解脱。
责任编辑 李菡丹